黑暗王国中的杀戮
——有关文革中几场大屠杀的史料辑录
潘文鸣
前言
记得，文革期间经常看到红卫兵小报或油印传单上，这里镇压造反派，那里发生惨案，什么青海西宁的屠夫赵永夫指挥开枪屠杀造反派……还有人们私下交谈中，谈到内蒙用酷刑深挖“内人党”，四川武斗死伤很多人，云南开枪开炮镇压回民的“暴动”……这些小道消息很多，当时震惊也好，恐怖也好，由于不是自己亲自经历，过段时间，也就慢慢淡忘了。
1966年底回北京，亲自听妹妹讲，北京的红卫兵如何用皮带和棍棒打死一些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每天都有板车拉着被打死的人从胡同出来，板车上的死人盖着白布，殷红的血水点点滴滴从板车上往下滴……这些情景引起的震惊和恐怖非常强烈，而且始终难忘。
21世纪初期，在一本名叫《不与水合作》的电子版书稿中（朱建国著，199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有一章为“审视何清涟”，由于何女士的专著《现代化的陷阱》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我便认真阅读这一章，突然看到何清涟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68年的时候，湖南省邵阳发生了一件大规模杀人事件，在资江河上游（我们家在资江河的下游），把那些地富反坏右的五种人吧，全家杀光，尸体就抛到河里或者就地处理，许多尸体每天从邵阳市的资江河漂下来，当时邵阳市人倾城出动，都去观看这些尸体 。那些尸体惨不忍睹，有的女尸被挖去乳房，挖去阴户；有的一家大小尸体用一根铁丝这么穿过去，扔到河里……”看到这里，我感到心惊肉跳！没想到，文革初期不仅北京有残害无辜的暴行，湖南还有这样的大规模血腥屠杀！
来到多伦多以后，通过互联网，陆续接触到一些记述文革期间发生惨案和大屠杀的文章和书籍，心想：我的文革经历与成千上万文革期间无辜被害者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文革中那些惨遭杀害的人，他们的遭遇更应该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文革真相。于是，我便开始留意网上提供的一些记录文革期间发生大屠杀的调查报告和回忆文章，并断断续续做了一些搜集工作。
到目前为止，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知道除了最早严家其和高皋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89年被禁）以外，由海外文革研究者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出版社2002年），书中收集了1966～1976文革期间发生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内蒙古的“内人党”大血案、广西422剿杀、青海223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北京大兴县惨案、云南沙甸事件共七宗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遗憾的是，笔者始终没有读到该书）。另外，大陆作家郑义记录广西大屠杀的《红色纪念碑》（华视文化公司出版，1993）；谭合成的长篇调查报告《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启之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深挖”运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还有遇罗文写的《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以及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册，1998），和广州“吊劳改犯事件”等读到）。此外，网上还提到有广东的“潮汕地区大屠杀”“阳江大屠杀”“海南大剿杀”等等大的屠杀事件……显然，文革期间在全国各地还有许多不为世人所知的血腥屠杀事件。
文革中全国各地发生的这些杀戮，生动地反应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和野蛮，深刻揭示出中共统治的残暴，理应如实记录在案，作为历史保存。但历来取得政权的专制统治者，都是用谎言和欺骗来维护他们的统治，所以，大陆官方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暴行严密封锁，自己不讲，也不准别人讲，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让后人忘记这些血写的历史。但这些骇人听闻的惨案既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纸岂能包住火？一些有正义感和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民族的未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危险，千方百计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告诉世人。我们已经看到，正因为有新华社记者杨继绳深入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写出《墓碑》一书，详细记录了毛泽东时代大饥荒饿死人的惨状和死亡人数，才使大陆大饥荒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同样，湖南报告文学作家谭合成花了20多年的功夫，写出《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一书，作家郑义冒着生命危险，写出了记录广西大屠杀的《红色纪念碑》，张连和先生的《五进马村劝停杀》，以及遇罗文深入现场调查写出的《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此外，花费多年精力搜集整理文革史料的宋永毅等人，这些记录历史真相的人，是我们时代的文化英雄，他们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
正是在这些当代有良知的文人学者的精神感召下，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文革中所发生的这些惨案真相，笔者选取自己接触的一些有关文革大屠杀的史料，做些整理和编辑加工，然后辑录成文，通过《大中报》转述给广大读者。
一、北京南郊大兴县的屠杀事件
辑录者按： 据网文报道，在北京市8月刮起的“红色恐怖”风暴以后，北京市内红卫兵的野蛮和残暴行为，很快对北京郊区产生影响，昌平和大兴两县的农村，一些农村干部也趁机拿“黑五类”及其家属开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群体性大屠杀，其中昌平县屠杀人数比大兴县多，只是昌平杀人分散，报导不多，而大兴县屠杀比较集中，影响大，因而文字报道比昌平多。
关于大兴县的屠杀情况，最早是1986年9月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提供的数字，即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年纪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而比较详细一些记述北京南郊大兴县的屠杀事件的文字材料，主要有张连和的《五进马村劝停杀》和遇罗文的《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两篇。
当时在大兴县政府工作的张连和写的《五进马村劝停杀——文革大兴县屠杀侧记》一文，比较具体介绍了大兴县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进行大屠杀现场情况。从该文提供的情况来看，组织策划和指挥马村大屠杀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恩元，根据他被抓以后的交代，他是在 “五一六通知”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以后，看到形势不对，自己有可能成为文革运动挨整的对象，在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以后，他抓住机会，采取转移斗争大方向和先下手为强的策略，组织和实施了马村的大屠杀。张连和写的《五进马村劝停杀》一文，笔者没有看到原文，现在通过其它文革史料的引述，把张文中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1966年8月31日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振元叫醒，说东方红公社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立刻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县委办公室王海泉、共青团曹雪芳以及县委监委张瑞昆、派出所长梁通、县武装部刘克一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
9月1日凌晨1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们各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锨、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县委王书记说，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在王书记的厉声硬语中，那些民兵经过请示，才放我们进了村。
在我们站在刑场旁边儿观看他们施威的时候，王书记单独在北屋内与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李恩元以及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等人谈判，要求他们马上停止杀人活动。后来，王书记又把我和刘克一叫进屋内，进一步宣传《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内容，指出随便杀人犯法等，进行说服教育。李恩元他们说，我们已经骑虎难下，停杀是不可能的！他们每人一把杀猪刀子，磨得贼亮，说到激烈处，李恩元猛把刀子拍在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说‘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在李恩元往桌子上拍刀子的时候，刘克一一个箭步窜到王书记身边护住，如果发生火并，实在不知道谁死谁活。我虽然也站起来了，但心里也在剧烈地扑腾，生怕刚到而立之年就命赴黄泉。
原来，他们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四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
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5间厢房3间。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据说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审问者个个横眉冷对，耀武扬威，他们手持木棒、铁棍和钉着钉子的三角皮带，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着喝斥声雨点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长得非常漂亮，被反绑双手跪在70多岁的奶奶身边儿，非常害怕地看着持棍者，生怕灾难落到自己身上。
这时，一个手持铁棍的年轻男子来到小孩儿身边，厉声问：“你们家的变天帐藏在哪儿了？”小孩儿哆里哆嗦地说：“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说着扬起铁棍向小孩儿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听‘扑’的一声，小孩儿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立即断裂，鲜血如同水壶往外斟水一样，哗哗地往地上流……接着，又逼他奶奶交代。两个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妇女拉进刑场院内，一脚把她踢跪在地上，这时，来了手持剪子的年轻妇女，把这位跪在地上的中年妇女的头发剪掉，接着审，她不言语，被两皮带打躺在地……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小推车上的人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他们要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交出“准备反攻倒算”的枪支，因受刑不过，小伙子说在家内东屋顶棚内。于是，派出两个人随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顶棚里没有，又指房山、影壁、院墙，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说在自家坟地内。于是，又带他去坟地，当他们走到街上一个水井旁时，小伙子冷不防一窜跳入井内。他们说小伙子是自绝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绳子拴牢大四齿续到井里往外捞……
他们从8月27日夜，陆续将人抓入狱中关起来，至9月3日，马村共杀害34人，经五次劝说，有108人获得释放。在长达一周的时间，虽然每天都送点吃的，但也食不饱肚。在放人的那天，我们来到监禁儿童的地方，有人将秋茄包子放在孩子们的面前时，个个争抢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泪。
据网上一些文章介绍，马村大屠杀的组织和指挥者是李恩元，此人是大兴县东方红公社马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什么当时竟然如此无法无天？当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他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中说：“调查后知道，村子里的支部书记为了避免群众起来斗争他，就反过来提出斗地富，群众一起来，就打死人了……”然而，这个组织指挥随便杀人的罪犯李恩元，关了不久便被无罪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