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越战老兵朋友
刘海鸥（铿锵猪）
戴维和他的战友们，站立者左三为戴维。
我要我妈妈
我们恨透了美军，每次听到美军被杀，我们喝酒庆祝。我们等待着美军输掉这场战争。
从“新春攻势”以后世界的政治的潮流就转向了反对美国和他的盟友。约翰逊总统一直告诉大家我们正在赢得战争，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而战场上的士兵知道，这是谎言。我们的澳洲士兵从大量来自家乡的信件、明信片以及澳洲电台的广播中得知，在澳洲国内反战的情绪很高，有很多反战示威游行，以年轻人、大学生为主体。
在美国，也有同样的示威游行集会，有一些还遭到暴力镇压。你知道有两张关于越南战争最有名的照片吧，一张是南越警官阮隆上尉在未经任何审判的情况下，在大街上突然拨出手枪顶着一名越共的脑袋打死了他。还有一张是一个小女孩光着身子在哭喊逃跑，身上着着火，后面是燃烧的村庄。这两幅照片在美国发表后，引起了美国五万人参加的反战游行，并迫使越南战争提前五个月结束。阮隆被免职，可是后来竟移民到美国开了一家比萨饼店。
我认识一个非常高层的美国军官，我不能说他的名字，他现在是个国会议员。他告诉我，这场战争将在华盛顿的街上失败，而不是在越南的街上。他的话最后被证明是对的，在美国的人为了战争失去了他们的肚子（海鸥注，意思是经济吃紧）。
我们还知道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打算使用核武器，但是又怕中国和苏联做出强烈反应。
美国正走向失败，因此以更大的压力完成这场战争。他们在越南投放更多的炸弹，比二战的总数加起来还要多。每天直升飞机在头上飞过好像愤怒的蚊子。轰炸机在高空飞行你根本看不见，可是雨点似的炸弹把这个美丽的国家和人民炸得面目全非。我们这些澳洲人不明白越共怎么能坚持和强大的美国作战。
地面上，他们对待亚洲人也是更加残酷。每天都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让人恶心的事情。我曾经亲眼见过他们审讯一个越共，被抓到的北越的军人表现得非常无畏，绝对不吐露半个字。当他们问他为什么美越双方实力如此悬殊，他们还要反对美国。那个越共通过翻译回答：“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我们不怕死。”后来我听说美国人把他从直升飞机上扔下致死。美军经常用这种极其残忍的方法对付俘虏。他们把北越俘虏带到直升飞机上审问他们，如果他们不开口，就把他们从飞机上推下去。美国人管这个叫“Sky Diving”。这是最残酷和罪恶的刑罚。
美军对俘虏实行酷刑是常见的，更可悲的是南越的秘密警察对他们的北越兄弟也同样残酷。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刑罚是用一块手巾蒙住战俘的脸，一点点地往上浇水，直到受刑者慢慢地窒息而死。还有一个方法是在他们的生殖器上接通电线，我听说施刑时可以闻到生殖器烧焦的味道。
中国人派了32万军人参加越战，也死去了一万多个士兵。我曾听说某天有五百中国人骑车带着子弹到越南，美国事先已经得到了消息。凌晨美国的直升飞机向他们俯冲，杀死了所有的人。早上七点钟直升机降落，射死受伤的中国人，还把他们的自行车都带走了。
“战争就是绞肉机”。这是谁说的，记不住了。我相信自己迟早有一天被卷入绞肉机，这是报应。
这一天来了。我奉命带着小队出去捡树叶，做化学分析。长官告诉我们，要去的地方十分安全，没有炸弹。我们坐着APC（装甲车）去的。APC十分坚固，子弹打不透，但是它也有赫利斯特的脚后跟——底板很薄。
我们一共有六个人。APC开过一个土丘，突然听到巨大的爆炸声。耳朵里被震得嗡嗡响。我们的装甲车轧上了不知道是越共的地雷还是美军的炸弹，反正是轧上了，底板炸坏。车停了。司机问，有没有人受伤？大家互相看看，没有人受伤。这时一个士兵突然指着我的裤子喊道：“你受伤了。”我说：“没有哇，我怎么没感到。”“血！血！”他喊道。我低头一看，鲜血顺着裤腿流了一地。屁股开始疼了，我的臀部受伤了。
车子已经发动不起来，幸好我们有无线电通讯设备，报告了美军基地，美国人说马上就派直升飞机来。我们等着飞机，我逐渐地感到虚弱，我开始要睡去。一个士兵说：“别睡，别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再坚持一下，Mediwag（医疗直升机）就要来了。”我觉得实在太困，一次次闭上眼睛，他们拍打我的脸，强迫我睁开眼睛。终于听到了直升飞机的声音，我合上了眼。我最后的记忆是他们把我放到担架上，一个军医在我屁股上放了一大块棉花。
我醒来时，一个美军护士在看着我。我问：“我在哪儿？”
护士说：“你现在在美军医院，你是安全的。”
我试图坐起来。
她说：“你别动，你的伤非常重。医生从你的伤口处取出很多弹片。你非常幸运，弹片没有击中你的肛门，否则你必死无疑。现在没有问题了。”
医生来查房。
他说：“戴维，你是个幸运的人。”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可以回家了。”
我哭了。
医生说：“你应该高兴，你为什么哭？”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我非常想我妈妈，我非常想回家。我哭着说：“妈妈，我要我妈妈……”
美国的护士不错，一个护士对我说：“你受伤了，但是不能给人看你的伤口，除了你的妻子。”
我说：“当然，我只给我的妻子一个人看。”
护士说：“可是我们都看见了。我们医院共有七个护士，都看见了你的屁股。”
这个可爱的尤物，我根本不在乎她是否看见我的屁股。我逗她，装作悲伤的样子用澳洲土话说：“I came here yesterday。（本意是“我昨天到这儿来的”。澳洲的土音听起来好象说I came here is to die我到这是来送死的）”
美国护士不懂我的玩笑，认真地说：“你到这来不是来送死的。”
是的，我活过来了，还能回家了，这比什么都好。
我是Baby killer（婴儿屠夫）
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伤口一直在流血，因为感染，又动了一次手术。
形势对美国越来越不利。我们天天听无线电，越共已经逼近西贡，越共已经开始攻击西贡，最后越共像闪电般占领了西贡，美国人没有机会反击，像兔子一样飞跑。人们不知道怎么办，只是奔跑。在美国使馆，直升机停在房顶上，人挂在飞机上，没法起飞。
医院决定把我送回澳洲。从医院出来，我上了直升飞机，飞机上都是伤员。直升机把我们带到港口，那里有一艘轮船。
我在西贡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是越南北方的国旗在美国使馆的上空飘扬。越共以胜利者的姿态，不再向美国人或共和军射击，他们只是朝天鸣枪，庆祝胜利，看着敌人抱头鼠窜。美国士兵们抢着上轮船，越南人也往船上跑，一片混乱。为了能容载更多的人，美军竟把直升飞机从船上推到大海里。
在船上，我感到了安全，就要到家了，我从来也没这么放松过，从来也没这么疲倦过，我一直在睡觉。护士把我推醒，告诉我美国打败了，撤军了，越南赢了。我知道越南必赢，他们是正义一方，上帝对他们微笑。“感谢上帝！”我说，又闭上眼睛睡去。
我们在达尔文下船，坐上飞机飞回悉尼，到家了！
上帝让我回家，虽然他要我付出一些代价，但我感谢他，毕竟他让我活着回到了澳洲。澳洲的医院又给我做了详细的检查和治疗。我的伤口在肛门上方，有两条，一条长六英寸，另一条四英寸，像一枝树杈。我的身上留下了永远没法消除的伤疤，我的精神上的伤疤更是永远无法治愈。
我们回来前长官告诉我们，澳洲人反对越战的情绪非常高涨。下了飞机后，不要穿军服。我很奇怪，我非常喜欢我的军服，穿着它，我感到骄傲，毕竟我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过。我们只好穿着衬衫、短裤下飞机。更让我失望的是，机场上除了家属没有人欢迎我们，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我知道过去澳洲参加的所有的战争战士回来时都受到盛大的欢迎仪式，人们排着队，手捧鲜花，欢呼着，扔过去飞吻。
澳洲政府试图让澳洲人接纳参加越战的澳洲士兵，让我们穿上军服在市中心举行一次盛大的游行。我们都很兴奋，我们终于有机会告诉人们，我们为国家尽了责任。
我把军服洗干净，熨平整。戴上授予我们的军功章和纪念章。一大清早，一千多精神焕发的军人小伙子集中在海德公园，准备出发。
从海德公园出来，上了乔治大街，我们遇到了前所没有的尴尬情形。有看游行的人，可他们只是安静地坐着、不拍手、不扬旗、不欢呼。沉默，沉默，沉默……。我们静静地走着，我宁可这是走向地狱之门！忽然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扬起脸看着我，我想她是要亲吻我了，我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弯下腰，接受她的亲吻。她的嘴凑近我的耳边，对着我的耳朵一字一句地说：“You are baby killer（你是杀害儿童的刽子手）！”然后一口唾沫吐在我的军服上，就跑开了。我怔住了。剩下的时间，我像一个鬼，一个游魂，只是机械地走路。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完成游行的，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家的。
回到家，我脱下军服在后院烧掉了。
多少年来，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那句话：“你是baby killer”。如果那个对我吐唾沫的女孩再跟我说半分钟的话，那么我会告诉她，我在越南没有杀过儿童和妇女。
我是baby killer。我自己没有杀过，但是美国人杀了，而我们是和美国人站在一起的。
我的脑子里我的眼前都是儿童们的尸体——
一个小男孩，他也就四五岁，头上中弹。士兵抱起他，问我，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能怎么办？把他埋了吧。士兵说，他的父母呢？他是属于谁的？天知道他属于谁。我说，他属于上帝。我们挖了一个坟墓，把他安葬了。树林里多了一个小小的坟堆，插了一根树枝为标记。里面埋葬着一个穿着白衣黑裤的漂亮的小男孩。
还有被烧死的女孩子，被化学药品毒死的女孩子，被美国士兵强奸致死的女孩子……，最后，我最不敢面对的，那天夜里我们在一个农家打死的孩子们……
我是一个baby killer，这个称号从精神上扼杀了我。
我的生活整个颠覆
烧掉军服后，我的灵魂也被焚烧。我的生活整个颠覆。我除了喝酒，不知道还做些什么。
任何事情都让我想起越南。我们公司的人说货还没到，我就想起要打仗了，子弹还没到，运送武器的直升飞机还没到。那时候我们让美军运送物资，如果货没到，我们就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把你们的美国士兵扣在这里做人质。
圣诞节快到了，看到街上熙熙攘攘买圣诞礼物的人，我就想起那年圣诞节前上百个年轻的澳洲士兵坐上卡车，开着玩笑去万屯（Vantun）。一个美国军官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说，太悲伤了，他们有一些人的妈妈在圣诞节时收到的礼物是澳洲政府的一封信，他们不能庆祝圣诞节了。
妻子说要吃越南餐。越南餐馆的女招待让我想起西贡的吧女，想起越南街头的女子，更多的是想起美林。
孩子们和我说话，我回答不了，我没法面对她们，每次看到她们柔嫩的面庞我就想到战火燃烧下的越南儿童。
我不再与妻子做爱，那样我会想到永远不能再见面的美林。
当我听到直升飞机在悉尼上空经过的声音，甚至民用飞机飞过的声音，我就想起美国的轰炸机。我恐怖，我必须捂住耳朵。那时候每天不论白天黑夜，美国的jet（喷气式飞机）在头上呼啸，炸弹不停地落下，没有休止，我们没法休息，没法睡觉。如果没听到飞机的轰炸声，我们就开始庆幸，战斗终于结束了。可是不到五分钟，飞机又过来了，带着铺天盖地的炸弹。
我怕黑夜，一闭上眼睛，眼前总是死尸，年轻的士兵躺在尸袋里；越南男人女人儿童头上胸口的弹孔，我的年轻的澳洲朋友躺在地上，没有了头颅。夜里我一次次在梦中惊叫，哭喊，从梦中惊醒，吓得一身冷汗。每天早上，妻子告诉我，昨夜你在梦中惊叫。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觉得恶心。美军在越南投放的化学药品沉积在我的血液里，让我恶心。
唯一止住痛苦的方法是醉酒和寻找刺激冒险的事情去干。我变得爱打架。专找强大的去挑衅，希望他们把我打死。我喝得醉醺醺的，在凌晨三四点钟到英王十字区（悉尼红灯区）找酒鬼们打架，要不然就是去瑞德分（土著人聚集区）打土著人。但是人们并不想和我打架，他们知道我挑衅的原因，他们把我当作精神病人看待。
我的确有病，我觉得非常软弱，整天躺在床上，不能起床，不愿见人。我的思想不能集中，脑子里全是杂乱无章的片断。我失去了三个工作，因为我不能按时上班。我的妻子不能理解我，她嫌我夜里整夜喊叫，让我在另一个房间睡觉。我叫喊的声音一定很大，尽管我是单独睡，早上小女儿会问我：“爹地，昨天夜里你为什么哭喊？是大灰狼来了吗？”我不能告诉她实话，我编故事说：“因为我爱你，不想失去妈咪。”
军队不再关心我们的存在，没有人给我们心理辅导，没有人来帮助我们。
周围仿佛全是陌生人。我不相信任何人，和所有的人争吵以至大打出手。我的妻子不再认识我，孩子们也不敢接近我，我的兄弟姐妹拿我没办法，一个个再也不和我联系了。我的朋友们也都不想再见到我。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唯一可以说话的是一同返回的越战士兵。他们都经历过我所经历的，经历着我正在经历的。三姆是我的战友，他骑摩托车，我让他带我出去，随便到什么地方。我坐在他的后座上，让他加速，加速，再加速。我想让他杀死我。我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速度已经到180公里了。摩托车风驰电掣。不幸三姆是把开车的好手。我苟活着。
一天夜里，我在酒吧喝得很醉，回到家里，妻子刚洗完澡，赤裸着身子。我发怒：“你为什么光着身子？你和男人约会了？！”她说：“你不要胡闹，孩子在睡觉，别闹事。”我一巴掌扇过去，她捂着脸倒在地上，孩子们尖叫着哭喊。妻子立刻打电话叫了警察。来了一男一女警察，他们令我离开这个房子。
我说：“我是战士，我曾经为祖国而战，你们不能把我赶出我的家门。”
警察问我的妻子：“你想让他离开吗？”
妻子说：“是的。”
孩子们哭起来：“我要爸爸，爸爸别走！”
妻子说：“不行，他太危险，没有人知道他还能做出什么事来。”
警察抓着我的胳臂把我带出房子。我仍是醉得站不住。我对警察说：“我没地方去，上你们那儿吧。”
警察说：“我们不需要你，你随便去哪里，就是不能进这间房子，否则我们要把你抓进监牢。”
我说：“我能开车走吗？”
警察说：“其余的事情我们不管了。”他们走了。
我把车开到库克斯河边睡了四个小时，然后回家。所有的门窗都是锁着的。我敲了半个多小时，敲完门敲窗户。没有任何动静，我知道她们都在家，但就是不让我进门。
这一夜我很疲乏。我那时的工作是收垃圾，要一大早挨家挨户地倒掉人家的垃圾桶。早上我给老板打电话说：“我有病，不能上班。”老板说：“你永远都不用来上班了。我受够了你三天两头地请假。你被解雇了，来把你的工资拿走吧。”
七点钟我回到家里，问妻子，我可以把我的衣服拿走吗？妻子把两箱衣服拿出来，她已经给我装好了。看来她真的是绝了情。我所有的东西是两个箱子，一辆车，还有一百块钱。
我没工作，没有地方住，我不知道怎么办，就给军队打电话，说：“我无家可归了，能不能到兵营去住？”
他们说：“对不起，不可以，你已经不再是士兵了。”
我说：“我曾经是个士兵，在越南冒死打仗，你们能不能帮助我。”
他们说：“你可以到市中心的约克街，军队会给你一次性的250元失业津贴。不用还了。”
我领了那250元，现在我手里有350元了。我买了一张报纸，在庞赤堡找到了一个出租房，一周房租70元。我手头的钱可以住一个月。我搬进去了，这一个月，我只是吃饼干和咖啡，什么也没有。
我给妻子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她从来不接答。我往家打电话，女儿说：“爹哋，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妈咪说，如果爹哋打电话就挂上。”然后她就挂上了。我与妻子和女儿的联系全部割断了。
这一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孤独的一个月。一个月后，军事情报局的上司鲍勃——后来我的一生都在他的关照之下——给我打电话，说给我找了一个工作，工资很低，但是很容易干。上级已经跟雇主说明我的精神很疲弱，所以不能干太多的用脑子的工作。
我决定好好干。事情开始好转，至少我可以从那个龌龊的小房间里搬出来，租一间单元房住。
我和妻子离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