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伴随我走过青少年的大师们——新圣女公墓的追思
刘海鸥
曾经，他们的身影在中国大地上徜徉，我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前进和彷徨。
如今，他们静静地躺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我来到这里寻找他们的灵魂。
我首先要向他致敬的是马卡连柯——我少年时期最崇拜的教育家和作家。在他的墓碑上一个少年抬头仰望着他尊敬的导师，也许他就是高尔基教养院的一个学童。马卡连柯关于高尔基教养院的《教育诗》我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对流浪儿童和少年罪犯自尊心的爱护和尊重；他把一盘散沙的群体变成一个坚强集体的能力，让我彻底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有两三年的时间我立誓长大了要当一个像他那样的教育家。为了寻找马卡连柯式的教员，寻找谢苗、札托罗夫式的学童（他们由少年罪犯变成正直的苏维埃公民，是《教育诗》中写得最成功的主人公），寻找高尔基劳动教养院式的集体，我高中专门报考了住宿学校。遗憾，我当然不可能找到，那时一个新的“思想武器”——阶级分析——把人们的关系搞得混乱不堪。我放弃了当教育家的理想，但是马卡连柯永远是我少年时期的一座丰碑。
2016年我回到中国，看见再版的《教育诗》，立即买了带回澳洲，放在我的身边。
不像绝大多数墓地是逝者的雕像， 契诃夫的墓碑是一座白色的石头，上有一块黑色方形浮雕，记载着他的生卒年月，简洁如同他的行文风格。石碑上有黑色的尖顶，如同一座房子，我想起了他的《带阁楼的小房子》。旅游团中我的小学同学徐棻在墓碑前献上一束鲜花。
初一语文课上学了《凡卡》，老师让我们做一篇作文《凡卡后来怎样了》，我编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得了五分，从此契诃夫走进了我的视野。我注意到家里的书架上有一排契诃夫小说集，白底棕色的书皮，翻译者汝龙先生赠送的。随便抽一本，便打发了一天的时间。徐棻也常来借阅，然后我们争相恐后地发表感想，妹妹现在还记得：“那时候你和徐棻开口闭口就是契诃夫。”我喜欢契诃夫，他对小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听听：“她走路的时候，脑袋和脖子向前探着，仿佛她的精神总是冲在前面，而肉体总是落在后面。” （大意如此，记不住是哪篇写的了）多么生动。契诃夫的小说启发了我观察人和生活的热情，我有一个小本，专门用文字速写周围的人和事。语文老师们都喜欢我的作文，但是批评说句子有点“欧化”。
我姐姐文革后考上了俄国文学的研究生，研究方向就是契诃夫。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要去谒拜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也许他称不上大文学家，但是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新中国青年的影响巨大。小学毕业时老师在我的留言簿上写些的就是他那段脍炙人口的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为此我看了这本书，很惭愧，其它内容记住的不多，却难忘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为他们在铁路上的邂逅和分道扬镳感到惋惜。《钢铁》给我真正的影响在于我随后去看了保尔多次提到的小说《牛虻》，才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如此打动人心书籍。我把牛虻的诗抄在日记本上：“不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永远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我喜欢这种生活态度。
一个西方古典文学宝库的大门从此在我眼前打开。
在饱受革命英雄主义和斗争哲学淫浸的青春年代，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另一本书《暴风雨所诞生的》中一段豪言壮语曾深深地激励着我：“当我们举起军刀，骑着骏马，冲向敌人的阵地……”我太喜欢这段话了，我把它抄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带着它豪情万丈地奔赴各地武斗“战场”，千方百计寻找途径去越南打仗，在新疆差点儿送掉性命。记录着我的冒险生活的日记把母亲吓坏了，她把它撕成碎片，扔进抽水马桶冲走。日记没有了，我也记不得那段话完整的内容了，但是一个头戴尖顶帽的红军战士高举军刀冲往敌阵的英雄形象在我的头脑里永远存留。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前，我看到了那顶红军帽和军刀。
法杰耶夫墓碑的下方是一群青年男女的雕像，我们的团友（都是七十左右的人）异口同声地说：“《青年近卫军》。”在五六十年代这本书感动了无数中国青年。书中一个细节我牢记至今：被德军关押的青年近卫军们在面临即将死亡的时刻，有人唱起了民歌《苏丽珂》——“为了寻找爱人的坟墓， 天涯海角我都走遍。 但我只有伤心地哭泣， 我亲爱的你在哪里？”随后汇成大家的歌声和哭泣。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对俄罗斯祖国深深的热爱，对生命无限的眷恋。看到这儿，我流泪了。《苏丽珂》也是我心爱的歌，以后很多年，唱起这首歌我都会潸然泪下。
柯切托夫。他的《茹尔宾一家人》写于斯大林去世前，书中热情地讴歌斯大林时代工人阶级的风貌，我喜欢他们的阳光和向上，在我心目中，伟大的苏联和苏联人民就是这样，而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六十年代中期，柯切托夫的另一本书《叶尔绍夫兄弟》在中国出版了。这本书写于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已经遭到清算，但是书中仍旧回响着对斯大林时代的赞颂，柯切托夫始终都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正值中国高调反对“苏修”，我遮遮掩掩地阅读了这本书，我不能声张，尽管书的内容并不“修”。上面的对骂抵挡不住我和许多年轻人对这本书的喜爱，不是因为其中的政治因素（也可能我们那一代人还多少有些斯大林时代的惯性），而是其中的艺术魅力，小资式的抒情、纯洁的爱情、跌宕的人物命运……
我陷入了矛盾之中，我感觉我对苏联的认识正在被撕裂成对立的两个部分。
这本书在我家转瞬即逝，连同他的《州委书记》《你到底要什么》都不知道哪里去了。九十年代四妹的一个插队朋友跟我说：“刘元（我妹妹）在我们公社可是个名人哪，她带了一箱子书去，传遍了全公社插队生之手。”原来都被她“偷”走了。后来书呢？全都散落在莫力达瓦旗的各个角落，一本也没有了，被文化饥渴的孩子们当精神食粮吃掉了。
爱伦堡的墓地也在墓园，但是我没有找到，甚至在中文网上也找不到他墓地的图片，但是关于他我一定要写几笔，因为它是我认知里程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学会了“分辨修正主义”。60年代初父亲带回来一套灰皮的“内部参考书”《人，岁月，生活》（凡被认为宣扬修正主义思潮的书都只能“内部参考”，印数不得超过900册），告诉我们不必看，因为“你们看不懂”。我看了，也确实没兴趣，我还远远没有到看回忆录的年龄，但是我明确了一点：这本书就是修正主义的范本。不要取笑我，那时候我是百分之万千地相信党的话。
1967年8月31日爱伦堡逝世，9月12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报道爱伦堡逝世的消息，标题是这样写的：“苏修集团和爱伦堡都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老牌修正主义文人大叛徒爱伦堡病死，勃列日涅夫之流如丧考妣”。
大师远去，剩下的是粗鄙和低俗。
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人，岁月，生活》（两卷本），送了我一套，这回我要认真地阅读了。
公墓中还有很多有名的俄罗斯作家，果戈里、阿·托尔斯泰、波列伏依、马雅可夫斯基……本来想一一写写他们以表达我的敬意，但是说多了会有“晒书单”之嫌，在此，我默默地向他们致敬。
在一块朴素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前我停住脚，用在俄罗斯这些天琢磨出来的字母读音拼出了列维坦的名字。我想起了家里那两套苏联出版的画页，一是特列甲阔夫美术馆的，一是俄罗斯博物馆的。从小我就喜欢一张张地翻阅，从哪里我认识了列维坦。凝视着他的画，“田野静悄悄，周围没有声响，只有忧郁的歌声，在远处荡漾……”的旋律在耳边轻轻地响起，淡淡的悲伤潜入了我的心中。这位天才的美术家仅仅活了40岁。他的《超越永恒的宁静》（又名《墓地上空》）似乎是他人生的写照：无边的天地之中，人生是如此短促。
阅读苏俄文学作品，书中的景色描述便以列维坦油画中的色彩和风景在我脑中出现，生动而真切，似乎能触摸到俄罗斯大地的灵魂。我曾偷偷从画册中拿出一张列维坦的画——《白桦林》，装在镜框里，挂在我宿舍的床头。
近些年我开始画油画，我特别喜欢画桦树林，我没见过桦树，但是画了一张又一张。一定是列维坦，他给了我灵感。
在俄罗斯，我终于见到了曾出现在列维坦画面中的白桦树林，见到了曾出现在画中的弯弯流水和旷野上的小路，我心里在呼喊我爱你们！
（我画的蓝色桦树林）
一进公墓我就在想这里有邦达尔丘克的墓吗？在我们那个时代他是中国人民最喜爱的苏联演员。少年时看过一部电影《没有说完的故事》，我认识了饰演男主人公的邦达尔丘克，印象深刻，之后我看了所有由他主演的译制片，把他作为心中的偶像，不是因为他的相貌，而是演技。他的表演是深入角色的内心而后的自然流露，难怪他32岁时就获得了人民演员的称号。最打动我的是他导演和主演的《一个人的遭遇》，没有英雄主义的辉煌，却闪现着人道主义的温馨。这使我迷惘了很久——这是不是就是修正主义？在我的记忆里报纸上对这部电影及肖洛霍夫的原小说曾有过大篇幅的批判，我不得不把“人性人道”这些词汇深深藏在我的心中。
一九七八年，和外部世界隔断联系十几年后，中国的门户半掩半开，西方及苏联电影终于回到中国，不过是以“内参片”的名目对少数人开放。我有幸看到了内参片《战争与和平》。我欣喜地看到主人公之一彼尔竟是邦达尔丘克演的，而且他还是这部巨作的导演。久违了，邦达尔丘克！
吉洪诺夫。说到电影《战争与和平》，另一个主人公安德烈公爵是吉洪诺夫演的。安德烈是《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我最喜爱的人物，听说影片放映后，人们对他饰演的安德烈多有批评，以至让他心情忧郁。其实一百个人看《战争与和平》就有一百个安德烈，而他的安德烈正合我心中的形象。早在十二三岁时吉洪诺夫就是我最“心仪”的演员，当初看他的《海军少尉巴宁》简直被他英俊的相貌迷倒了。他的墓地也在新圣女公墓。
杜纳耶夫斯基。很小我就在父亲的唱片中学会了“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古班河上风光好……”“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红梅花儿开在野外小河边……”这些苏联歌曲。六年级我得到了一本《外国名歌二百首》，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喜爱的那些苏联歌曲歌都是杜纳耶夫斯基的，从此他在我心中就是苏联歌曲的代名词。
在政治偏见和文化荒芜的年代，杜纳耶夫斯基的歌和其他苏俄歌曲对我们意味着太多太多。四妹在内蒙边境插队，“苏修”电台比中国电台清楚得多，插队的孩子们收听了大量的苏俄歌曲，他们记录下歌谱，翻译了歌词。每年他们回北京“猫冬”，一帮人聚集在我家放歌，冬天由于这些歌曲而温暖起来。一九七零年我去山西看望插队的三妹，傍晚知青点的朋友围坐在院子里，徐棻（她也在那儿插队）拿出珍藏的《外国名歌二百首》，有人拉起手风琴，大家拉开嗓子一支接一支地唱苏联歌曲。周围点上编成绳子的干艾蒿驱赶蚊子，弥漫的烟雾与村庄中的炊烟雾霭混合在一起，恍惚间，生出一种静谧田园的感觉。
我们的灵魂渴望着音乐的抚慰，但不是收音机里天天播送的歌曲。
在俄罗斯，我的脑子里总是盘旋着“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森林和田野……”的歌声，放眼俄罗斯大地，我知道了杜纳耶夫斯基为什么会创作出这样雄壮和抒情的歌曲。在船游伏尔加河时，我们团在联欢会上献唱的歌正是他的《红莓花儿开》。
在一个封闭的小亭子前，我们被告知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墓地。柴可夫斯基，我最喜爱的音乐大师之一。最早爱上他是因为《如歌的行板》，根据俄罗斯的民歌所创作。曲调有些忧伤，泣诉着俄罗斯人民的苦难。
一九七零年初我去广州看望亲戚，在沙面的街心花园，突然听到街上的大喇叭里播放着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乐曲，我一阵晕眩，跌坐在花坛边上，我简直怀疑这是中国吗？要知道那时一切外国的乐曲都被挡在了门外。我就这样坐着听着，不知身在何处，我对广州的大胆产生了几分敬意。
在我那些年的日记本中，有一张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油画图片——列宁斜坐在椅子上，手撑着头，陷入深思，这幅画叫《悲怆交响曲》，描绘列宁倾听柴可夫斯基音乐的入神状态。我珍藏着这张图片，因为它可以帮我抵挡“崇拜资产阶级音乐”的指责——列宁也听资产阶级的音乐；因为它给了我热爱柴可夫斯基的充分理由——列宁都被他的乐曲打动了。不过我没有受到过什么指责，因为那时不仅柴可夫斯基，所有的外国音乐大师都已从中国销声匿迹。
从俄罗斯回来，我在网上搜寻柴可夫斯基的公墓的图片，想找一个更清楚的，发现他的墓地实际上是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右侧季赫温墓地。那么新圣女公墓的这个又是谁的呢？仔细看碑文，上面的名字是尼古拉·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生于1838，卒于1911，而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生卒年月是1840到1893，全名叫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两个人的父称和姓氏都一样。再去查柴可夫斯基的传记，提到他病重期间，他的哥哥尼古拉赶来看望他，并请来牧师为他祷告。我想，这个墓碑上的尼古拉应该是彼得·柴可夫斯基的哥哥。
在大师灵魂的引导下，我又重温了我的青少年时期——随着时代的翻覆，人生观从建立到坍塌又到另一个人生观建立的过程（不包括成年时期的又坍塌又建立的反复）。我们曾在苏联文化的熏陶下长大，自从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开始，到中苏意识形态层次的斗争，到家里的苏俄书籍全被查抄，到中国与“苏修帝国主义”真刀真枪地开战，苏联在我身边渐行渐远，最后几乎不见踪影迹。但是这一天，在公墓，一切都回来了，我才知道苏联一直深藏在我的意识里，从来也没有消失过。
感想写至此，我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人我要向他致敬——我的父亲刘辽逸。他从四十年代初就致力于把苏俄文学介绍到中国的工作，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俄文翻译和编审工作直至退休。除了翻译《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战争与和平》等几十部著作外，他大量的工作是编审和校译，上述所提的大部分书籍，都曾经过他的手，特别是那些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俄国文学著作，比如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全集，都由他一字字对照俄文本校审和补译英文版删节的部分，异常繁琐，而他始终淡泊宁静，默默无闻做好他分内的事。正因为有了他的这些工作，才有了我以及无数中国人和这些大师们的交集。直到在新圣女公墓这一圈巡礼，我才意识到我父亲曾经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