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车间当设备班班长
从长沙回来后，我被调到二车间的设备班当班长，在武重那边上班。设备班的任务是专门生产一些买不到的自制设备。我们从长沙带回来大量的设备资料，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做，非常忙碌。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看书。特别是到了设备班，觉得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每天中饭后也不管其他人在那里打牌聊天，或者睡午觉，就抓紧时间看看书。基本上和其他人没什么交流，搞得有些人在背后说我：“这个人怎么象个苕（武汉话，就是傻瓜），一天到晚只会看书。”
二车间原来是街道上办的滨湖机械厂。虽说是街办，但小小工厂里面藏龙卧虎，有不少人才，只不过大多屁股不太干净而已。如有哈军工的肄业大学生，也有做手表多年的老师傅，还有走南闯北的老江湖，当然也有江湖上的混混。另外。车间还聘请了几个从武汉重型机床厂退休后的老师傅，据说是八级钳工。年轻人则和一车间一样，都是病退回城或者像我一样，属于父母多子女身边无人被招工回来的。这里的团支部倒是活动不少，经常组织大家学习和游玩，搞得挺有生气。那个时候刚出了毛选第五卷。团支部经常组织我们一起学习毛选。是不是真学到什么不知道，不过能经常和大家一起说说话，讨论一些问题，交流看法，倒是很有意思的。
在这些年轻人中，刘松年慢慢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小刘跟我一样，也是“多子女身边无人”那批一起招工进厂的知青。所以实际上一进厂就相互认识了。不过他在中北路的二车间上班，而我在徐家棚的一车间上班，平时见面很少，当然也没有什么接触。我到了二车间后，他也在设备班上班，天天在一起。进厂一年多来，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勤奋并且好学的人之一，我们之间的话自然就多了。
刘松年的家在华中农业大学。由于离厂很远，他就带着行李搬到司门口三车间，在顶层的阁楼上搭了一个临时铺盖方便上班，也有很多时间可以看书。他经常跟我在一起，谈论自己看了书后的感想或者看法，这时我总是静静地听。其实，小刘比我小六、七岁，跟我的弟弟江小林一样大。但有很多地方跟我相似：做事吃得了苦，吃得了亏，对事情很认真，对人很真诚，也很诚恳。他跟我最大的区别或许是：我考虑事情从来只从“是”和“非”来判断和处理，从来不考虑是否会得罪人，因此自我感觉总是比较好。而刘松年显然比我要谨慎得多，在考虑如何处理问题时，常常把别人的看法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因此，他从没有像我那样，有时候会像狼一样的凶猛。看得出来，他的思想负担比我要重，自我感觉也不是很好。在社会经验方面，我感觉他要比我行。真的，这可不是年龄能决定的啊！就这样，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长沙培训时来过的徐师傅也在二车间设备班，就坐在桌子对面。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师傅。我有机会真正领教了他的手艺：刨床刨出来的平面，徐师傅拿过来看看，嫌刨得不够平，自己要动手修整修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用千分表仔细检查，经过徐师傅手以后，那个平面确实就是比原来好多了！这绝对不是吹牛皮能吹出来的。哪像我们，一锉刀下去，总是两头低中间高。要做到他这个水平谈何容易！没有几十年的磨练，不可能有这样的功夫。而且徐师傅并不保守，很愿意教年轻人一些机械制造的窍门，特别喜欢我这样喜欢动脑筋的年轻人。我们很快就成了“忘年交”。我把平时学到的知识都一点一滴地记在笔记本里，到我离开工厂上大学时，已经记了一大本。
二车间可能比一车间晚成立吧，刚来时除了老师傅，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板凳。一天，突然有人叫：“凳子来了，去领板凳啊！”大家一窝蜂地跑了出去。我没理睬这事，站在那里继续加工零件。徐师傅看我没动，奇怪地问：“你不去拿凳子？”我头也不抬地说：“要什么凳子，这里比在农村插秧割谷舒服多了。”徐师傅嘿嘿地笑起来。我看着他问：“不对吗？农村干活比这累多了，也没凳子坐，不是一样过日子？”徐师傅点点头：“是啊，是啊，不同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最不耐烦分东西这种事了，巴不得大家领完了我去拿最后一个。即便后来我到了水生所，当了室主任，别人为了得到一张好点的桌子，一台新点的电扇，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哭哭啼啼地来我这里告状，我却丝毫不感兴趣。是不是和别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在长沙看到的加工手表主甲板（也就是机芯）的那台自动铣床做出来。好在形状复杂的凸轮已经做好了，做自动铣床就简单多了。但是由于精度要求很高，所以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画好结构图和总装图，交给跟我一起进厂的小王。叫他画出零件图来，然后分给各台机器进行车钳刨铣加工，再拿回来组装。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根据程序，小王画好的图纸要先给我看看，没有问题签个字就可以拿去加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发现他把图纸直接拿去加工了。我问小王：“这图纸我还没签字，怎么就拿去加工了？”小王满不在乎地说：“没有问题，我给武重的师傅看过的，他们已经签了字。”说着把图纸递给我看。上面果然有武重吴师傅的签字。我仔细核对以后，发现有两张图纸确实有点问题，立刻紧张起来。我赶快通知车间的调度：“图纸没有我的签字，不得加工！”
车间的调度看到我检查过的图纸，上面都写着“江已审”的字样，不由得笑了起来：“小江啊，人家八级师傅检查签过字的图纸，你再来审查批准？”我想了想，反问他：“你说，如果这图纸出了问题，是该他负责还是该我负责？”调度肯定地说：“这是你做的设备，当然由你负责了。”我立刻说：“如果是我负责，我必须把关。谁说了也不算数。”调度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朝我看了又看：“理倒是这个理啊，但你好像跟别人想的都不一样。”我摸着脑袋看看调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装配一台机器时，首先要选定一个基准面，才能确定其它的位置尺寸，否则后面无法准确定位，误差会越来越大。开始装配自动铣床了，我发现小王把基准面搞错了。但奇怪的是，当我告诉他时，小王说不出任何理由，却依然死死地抱着原来的看法不放。我明显地感觉到，小王倒并不是认为他一定是对的，而是认为那是武重的吴师傅教他这样定的，而吴师傅此时正坐在旁边低着头一言不发。我大声地说：“我们要讲道理啊，你说说你的根据是什么？”小王张口结舌地说不出来。这时武重的另外一个游师傅听见我们在那里吵架，就过来问：“什么事情？”当他知道事情的缘由，仔细地看了看图纸，很直率地说：“是啊，小王把基准面定错了，小江说的才是对的。”这样才算过去了。
事后，同事小李找到我，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知道吗？那天吴师傅气得牙咬的格格响，要不是看到你是班长，恨不得一榔头打死你。”我大吃一惊：“就因为他是老师傅，错了也不能改？”小李笑笑：“这种事不要太认真了，反正做坏了又不要你賠。何苦去得罪人？”我摇摇头：“从小我爸爸就教我，只能服从真理。”小李摇摇头，叹了一口气。我这才真的感觉到，我的想法怎么好像总是和别人格格不入？
有些事情我确实是特别叫真。隔壁桌子的罗师傅就是属于社会上小混混的那种老工人，有点小本事，但实际摆的谱比做的要多得多，而且还时不时的在车间里兴风作浪闹事。看到大家都很尊敬徐师傅，就经常有意欺负他。一天下午，罗师傅又在那里不干不净地骂人，徐师傅低着头一声不吭。我实在看不过，就问他：“你把话说清楚，这是在骂谁？”他一脸蛮横地说：“不关你事，不想欠打就少管闲事！”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你再敢对我这样说一句，我砸烂你的脑袋！”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反应，停了两秒钟，大声叫道：“我就这样，你敢怎样？”我想也没想，抄起大扳手就朝他脑袋扔了过去，再顺手拿起锤子。罗师傅的脸顿时白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赶快把我们拉开。后来同事们问我：“你怎么那么大的胆子，敢跟他打架？”我说：“不知道，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想教训教训他。”不过罗师傅从那以后老实多了，再也不敢在我面前说些不三不四的怪话。看来耍流氓的还是怕不要命的。嘿嘿！
打倒四人帮有半年了，车间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打倒四人帮的文件。对四人帮，大家确实是非常痛恨。十年浩劫，我们整个国家被拖到苦难的深渊，它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每个人也吃够了苦头。实在是罪恶滔天！但在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高度。仅仅是在大量宣传四人帮把“照过去方针办”篡改成“按既定方针办”的阴谋罪行。按照华国锋的话说：六个字就改了三个。但意思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在讨论会上，大家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过去”的方针是不是“既定”的方针？我突然想起，在去年打倒四人帮之前，就传达过华国锋的什么讲话，讲过这方面的问题。我赶快找出工作笔记本来，果然上面有记录：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传达华国锋的讲话，里面提到的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而不是“照过去方针办”。我拿着记录本把这段话念给大家听，大家都呆住了。这可是在四人帮倒台前的记录，编不出来的啊！后来，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文件一定是假的，是冒充“华主席”的名义发的。嘿嘿，学习讨论会就这么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