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领导内行”是为了行政之需要。在人才紧缺的年代中国很多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毕竟外行不懂行还能做到处处尊重内行。
“华而不实”的内行领导“真才实学”的内行则是一个企业由盛至衰的归属、是一个国家走向衰败的必然……。
在中国经常“抽调”某学教援出任县长、副市长、副省长再过渡到正职。
这种现象在日本是无法想象的，许多经济教援出任某首相的内阁成员也是起“参谋”、“企划”的作用。或者有自己自成一体的独特的理论系统可以被用在国济民生。如果要当知事、议员就必须经过激烈的竞选，否则是不可能上任的。
在泱泱大国却有诸多不同。
盛名过足，其实难副；高位之尊，何有福音？
例如，高福先生，男，生于1961年11月，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高福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病原微生物跨种间传播机制与分子免疫学，主要从事T细胞识别、流感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机制、禽流感等动物源性病原跨种间传播的机制研究等。他是1979年进入山西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兽医专业学习的。无论他有多大的贡献和杰出的理论，在日本也不可能有像高先生那样的行政职位的。
你看日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研究者哪里有那么多头衔，哪来那么权高位重的特殊？
2019年日本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吉野彰（Akira Yoshino），毕业于京都大学和大阪大学，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的开发者。到退休之前不过是“旭化成”公司的一个研究员而已，退休后的一个顾问。
当然后来是吉野研究室室长、名城大学教授、京都大学特命教授。包括后来获得紫绶褒章，都是成名后的荣誉褒奖。
朋友的某公司，本来某事业兴旺发达，由于社长一变，各部门安插上他的亲信，由夸夸其谈的一批人取代实干在一线的人。结果该公司表面上做大了，而实际上亏损一塌糊涂。业绩一蹶不振。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在中国站着茅坑不拉屎的高官、高管享受高位高薪高福的人物不计其数，他们发表的科技论文本来是属于集体的智慧却赫然以他们本人的名义发表。就像许多国家的运动员是私人团体培养的，而中国的运动员全由国家专业培养、定向培养。虽然得到金牌数量多并不与国家普通大众的体育发展成正比例。
少数精英获得的国际奖、发表的论文并不代表这个国家普通科学技术水平有多么高。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被重用是他本人的悲哀，更是用人者的无可推卸责任的失败，当然是被领导的人群的无奈……（略）
2020年2月12日晚，《长江日报》针对之前中国大陆网上热议的日本救援文宣“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发布了一篇评论。在该篇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的文章中，作者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与“武汉加油”对立起来，认为此时此景（武汉疫情期间），他更想听到“武汉加油”，而非“疲软无力”“铺陈排比”的诗词“风月同天”，更引用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的文字“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来表现武汉疫情场景，引发中国网民山呼海啸般的谴责。
在舆论压力之下，《长江日报》最后删除了已发表的文章。
2月12日当天，旗下“武汉汉网”以及《武汉晚报》还分别刊发了《“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和《流产10天后，武汉90后女护士重回一线》 的文章。一时间，这三篇文章备受舆论批评。在疫情爆发前，没见武汉媒体为民发声。而在疫情久战之时，这三篇文章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众矢之的。
《长江日报》于1949年5月23日创刊，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报名，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是武汉市委指导全市各项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阵地。
《长江日报》是中国中部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城市综合性党报，综合实力位列全国城市机关报第一方阵。
2018年3月，《长江日报》入选第三届全国“百强报纸”。
《长江日报》以“影响有影响的人”为办报追求，以“大城大报”为目标，着力打造一份负责任的正报、有格局的大报、重关怀的厚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新方法，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巩固主流舆论阵地，在新的传播生态下努力实现地方媒体的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探索机关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长江日报》坚持新闻立报，截至2017年共44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获奖人次134人次。2012年以来5年获奖达11件，其中一等奖3件，获奖数量和等次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前列。
石正丽研究团队针对新发传染病防控的重大需求，历经多年持续研究，以我国蝙蝠携带的SARS样冠状病毒等重要病毒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开展了我国蝙蝠携带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新病毒发现与鉴定、跨种传播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突破，获得多项原创成果。最重要贡献包括证实蝙蝠是SARS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为SARS的动物溯源提供多个重要证据；首次在我国蝙蝠体内检测到烈性病毒尼帕病毒和埃博拉病毒抗体；发现腺病毒、圆环病毒等遗传多样的新型蝙蝠病毒等，其中关于SARS病毒溯源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Science等顶级学术期刊上。研究开创了国内系统研究蝙蝠病毒的先河，对动物源新发病毒病原学、新病毒发现等研究方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研究团队也成为国际上蝙蝠病毒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实验室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