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没开始打，到南京条约，道光皇帝启用、依赖的一系列国家栋梁，从林则徐，邓廷桢，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牛鉴，耆英，没有一人不骗道光的，耆英在南极条约谈判过程中尤其骗得厉害，是因为这些人都是腐败至极，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一群卖国贼吗？可以说肯定不全是，往往也谈不上什么个人利益，林则徐有很多判断、决策上的失误，但人格政绩都很经得起敲打，琦善被历史诬陷成了卖国贼，也是在其力所能及的权限之内尽了力的，他们都不想骗，可大家都骗，是因为道光逼得大家除了骗他之外别无选择。
皇帝一个又一个地任用新人，是因为每一次丢城失地，总是惨败，臣子却想方设法掩盖，结果皇帝怎么也不明白，只能做出一个臣子不称职，不忠的结论，以为下一个新人就能扭转局面，结果下一个还是一样，皇帝却还是不明白，又是依旧走同一条路。
整个清朝连英国人说什么也搞不清楚，虽然翻译是个大问题（连今天的刘鹤（在中美贸易谈判时）都栽了），但没有人，尤其是道光没有，对解释不通，想不通的照会去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用的是天朝自己的思维、观念去解释，包括迷信，结果一切都糊里糊涂，出卖了一切遂不足为奇（条约上有“所有协议都有中英文版本，解释不清的，以英文版本为主”之说），这不仅仅是无知，而是整个体制不允许朝廷商讨、质询的机制，结果最后连道光皇帝都失去了控制权，一切都在于经事大臣在以尽早了事（而不是国家利益，甚至也不是个人、朝廷、皇上的利益）为目的下如何让英国人撤兵为主要目的，让自己脱离皇上给自己无法完成的使命，不至于丢了官位，或性命。
中国以往是国家专制，绝对皇权，皇帝是国家的主人，对国家（所有臣民）有生杀之权，有些朝代好些，如唐宋，有些朝代内阁有一定的势力，限制了皇权，至少提供了一个商讨的机制，有提问就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才能判断事态和策略是否合适，但清朝不是那些朝代。道光的时代，皇帝是绝对的，皇帝的决定，没有内阁，连个商议、参考的班子也没有，而且国家所有大事都得由一个人做主。当一个国家所有大事都由一 人做主，康熙乾隆也是不能胜任的，这是为什么康熙乾隆其实不是奠定了一个盛世，而是给清朝指向了一条死亡之路，而这死亡之路，也是中国整个国家陷入劫难的路。
绝对的皇权让道光这般平庸的君主自以为如其祖上那般英明，容不得半点异议，任用的，是绝对服从自己旨意的人，真正为社稷着想的人唯一能做的是一边奉承皇帝，一边做与圣意相违而自认为正确的事。清朝整个朝廷对世界和那个时代根本毫无认识，只知道天朝的绝对地位，像道光本人就更加无知了，还自以为了不起，结果一个无知而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给一群无知的奴才发下完全是与现实脱节的指令，一旦执行，那群无知臣子也知道行不通，可是不执行会怎样呢？皇帝可以几天变几次卦，一个人可以一步升天，也可以一步落地，在整个鸦片战争与英国谈判过程中，任何人除了道光是无权做出任何决定的，一切都得上奏，道光还不断发出谕旨，指定，也限制死大臣能在授权范围能采取尽量为本国争取更大利益的余地，面临这一选择，臣子除了公开欺骗君主，还有什么办法？连关天培都谎报战功，贩卖鸦片没有中国商人和各级官员的积极参与是无法实现的。
你可以说有节操的人可以选择回避，根本不参政，但这不会改变整个社会的运作，因为总有人会参政，只要有人参政，结局是一样的。
这种欺骗很多时候是公开的，大臣的奏折偶有经朝廷辩论，但并不一定在大臣之中传阅，所以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大臣和皇帝之间的欺骗，但鸦片战争之间当一个钦差大臣被革职，下一个钦差大臣在洞悉前任的策略之后，并不把前任的行为上报给皇帝，而是还会采用欺骗的对策。道光皇帝有时看奏折看到莫名其妙，也根本没有觉察其中奥妙的能力（康熙乾隆大概好些），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骗，这就是我们见到的整个清朝最后连到底出卖了什么国家利益也不知道的原因。
这种绝对权力还伴随着天朝绝对优越性和儒家理学与现实脱节的高度腐朽，那段历史是必然的，不那样才见鬼。对于权贵阶层来说，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们继续垄断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利益，即使大家在皇帝面前是奴才，在整个社会里却依旧是绝对利益的占有者，所以虽然英国海军船坚炮利是个共识，整个清朝毫无对策，上上下下根本无意寻求一个对策，因为一方面寄望于海岸炮台防守，一方面盲目相信清朝陆军远胜英国陆军，更重要的，是天朝有无尽的资源来安抚蛮夷（今天叫出卖国家利益）。
真是人人高谈社稷，却见不到人作为于社稷。
这种世界观发展到明清，中国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这种心态是如此僵化，整个社会上层即使面对被打得一塌糊涂的现实也宁愿相信空言，而不愿意接受事实，结果是不仅仅不肯承认中国打不过英国（至少是陆战），连商讨一个战役为什么失败的过程都没有，力主“剿”的官员，包括一些武官，往往无知加狂妄自大，根本对英军为什么打垮上一个炮台毫无兴趣，自己的计划也完全是处于个人想象力，连炮能不能打（如不能左右调整覆盖一定的区域）都不在乎，而战败后却又吓得屁滚尿流。
的确，如果说整个统治阶层在整个鸦片战争也与皇帝一样站在了自己私利的一方，那就是他们对思维策略与现实的脱节置若罔闻，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里讲及当时的务实者跟朝廷理学大家高谈大道理时，根本不是对手，大道理总是滔滔不绝压倒现实，连英军必败的道理都是现成的。
再从一个例子看看清朝如何面对时代的变迁。清朝并没有禁海，但却无力致力于水师的建立（这一康熙乾隆以降造成的弊病），为了维护皇权的绝对优势，就不允许民间有比水师更大的船只，这在兵器火器上也是如此，我最近见到一个关于自驾车的报道，中国5G和人工智能泡沫下的自驾车其实不仅仅跟不上美国的，而且进步难题重重，结果企业不是致力于如何克服自己的缺陷来建立应付千变万化的环境下的技术，而是与政府联合建立新的交通规则，限制交通的自由程度来弥补自身的不足，这种进步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进步。
当英军进攻中国时，为什么中国民众完全将之置为身外之事？仅仅归结于中国民族观念尚未形成是说不清的，因为以前就有抗击外夷入侵（宋朝和宋朝之后）的先例，关键的，是全社会都觉不到国家这么一个东西，国家是皇帝一人，皇帝除了能一高兴就杀了自己，把自己一切家产夺走之外，大家见不到国家所提供的一个社会运作的框架，因为皇权太大了。这样一来，哪有抗英的理由？
当一个体制和那个体制的统治者有自己一套完善的思维方式，他人与现实都不足以让他们从梦里惊醒过来，看来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也不会彻底变革。
时评
今天与当时相差之大，天渊之别，可却又是何其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