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的显著位置，摆放着钟与瓶，本文借以为题。不过，先说事，再破题。
豕鼠交替，家乡江城，时疫肆虐。病毒不仅对人的生理健康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也对人的心理情感带来难以回避的冲击。
突如其来的灾难，猝不及防，使得当局在紧急应对时，从基层到省市，乃至国家层面，均失误再三。对此，人们议论纷纷，并通过社交媒介，各抒己见。以往的亲朋好友、甚至家庭成员，因为看法不一，观点相左，或者互怼，或者反目。一时间，相互拉黑者有之，退群退圈者亦有之。
很无奈，我也陷入舆情风暴之中。
我比较传统，信奉一些老话，比如“儿不嫌母丑”。中国是我的祖国，尽管我在那里，而今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但我依然对那块土地有感情，总是希望祖国好。在感情上，我难以接受张口闭口就说中国的坏话。中国有没有问题？有，而且很多！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是善意地进行批评，而不是苦大仇深似地张口谩骂，甚至妖魔化。此次当局在应对疫情时，进退失据，贻误时机，在一定程度上对病毒的扩散负有责任。但以此全盘否定当局(哪怕是迟来)的战疫布局，无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行动，无视无数白衣人的逆行壮举，无视江城儿女封城隔离的自我牺牲，的确让人难以理解！更有甚者，那些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自由言论”，什么杀人的政权，邪恶的政策，愚蠢的制度…… ，一夜之间，舆情汹涌，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所有这些，却又是为何？
历史上，中国当局是犯过很多错，甚至犯过罪，正如早期新大陆的移民也屠杀过土著，——这些都是黑暗的历史。由于中国当局过往的政策，我们当中有些人，或其家人和亲朋好友，也许受过伤害，有过不公正的遭遇，从而产生怨恨。我理解也尊重这些人的感受。另一方面，世界上还未有过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的母亲也不是完美的。母亲也许骂过我们，伤害过我们，可母亲还哺育过我们。母亲毕竟是母亲，当儿女的怎能对母亲恶语相向？何况，我们的母亲也并非冥顽不化，近四十年来，中国在进步，在改革，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世人有目共睹。社会的进步总要有一个过程，国民素质的提高也需要一两代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耐心一点，为什么对自已的祖国如此苛求？
另一个我难以接受的观点，就是借此次时疫，来指责当局的维稳政策。关于维稳，我有过这样的议论：“殊不知，就像空气免费而不知其贵；承平日久，也会不屑于社会之稳定。”言下之意，维护社会之稳定，乃明智之举，国之重策。
中华民族经历过太多的动乱。每次动乱，都以无数平民的流血，来赢取“城头变换大王旗”。可是那些“新王”们，在登城之后，就立即忘了之前的所谓“使命”，继而重演过去“旧王”们的剧本。最典型、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西晋的“八王之乱”。八个宗室亲王，都打着振世救民的旗号，相互攻讦，轮番掌权。以致各路烽火，此起彼伏，兵戎所向，十室九空；中原焦土，黎民涂炭，历时十五年之久。乱军掳妇孺以资军粮，“两脚羊”、“乞活军”的惨烈呼号，遗音犹在。读史每当至此，不由人不掩卷长叹。
一部二十四史，写尽了“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阿房之火，夷狄之祸；山河破碎，举国逃亡。凡浩刧若此者，一而再，再而三。“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当友兰先生避倭寇于滇，撰写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时，又值民国南渡，其例四矣。
一回回的朝代更迭，一次次的警钟长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珍惜社会之稳定？维稳何错之有？乱局谁受其利？维稳本身不是愚蛮，而愚蛮可能源自某些具体操作，也许误在某人某事。由此而闹，因此而暴，人云亦云，一哄而上者，是否也该听一听友兰先生的忠告？
周末在自家后院，拾掇花草，一边忙碌，一边寻思。思来想去，突然感到十分庆幸，庆幸自己的生活，安宁平和；庆幸自己和家人，远离瘟疫，远离暴乱，远离战争。日子静好，这是我的生活执念。所以，我在家里高悬着“安泰和顺”四个字；在家里的显著位置，摆放着鸣钟和立瓶，好让自己常聆钟声，常念瓶安。
愿祖国安泰和顺，愿世人终生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