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普和慕尼黑大学水生所
第二天，陈应华早早就上班去了，把我留在房间里。我自己做了早饭，一边吃一边看着电视。我选了好多台，几乎就没有发现有说英语的电视。我不禁有点发愁：只安排我去学习四个月的德语，能学成个什么水平？可以看电视吗？如果不能，岂不是变成聋子和瞎子了？
Ahne教授很晚才过来，他可能是想让我多休息一会吧。这里处于市中心，所以他没有开车，带着我边走边聊。在我们第一次过马路时，他就很认真地告诉我：“江，到这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这里有专门给步行人用的交通灯。千万注意：无论路上有没有车，只要是红灯，你就一定要等着，直到变成绿灯才能过马路！”可能他在武汉看到马路上没有灯，行人都是趁着没车时乱七八糟地冲过马路，所以才特别告诫我。我这才注意到，在马路上有给汽车用的红绿灯，在人行道上还有专门给行人用的红绿灯。直到十几年后，中国才逐渐开始使用这种专门给行人过马路用的红绿灯。不过，闯红灯的人仍然大有人在。
我们来到马普基金会所在的大楼。那是一栋雪白的老房子。Ahne教授带着我走到电梯门口。门一开，走出来一个很精神，也很帅的男子。他一见到我，就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用清晰的中国话说：“您好，江育林先生，欢迎你来到慕尼黑！”我一下楞住了。看到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对我说中文，我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就跟他握了握手，用英语回答：“早上好！”他笑了笑，接着用中文说：“我叫哈里逊（Harrison），是马普外事处的处长。”我惊讶地说：“你的中文真好！”他呵呵地笑了起来：“我在中国呆了好几年，还专门在中国的大学里学过中文。”我打趣地说：“嗯，我还以为你只会说那几句问候的话，不敢对你多讲中文。那我可以跟你说中国话啦？”他点点头：“没关系，你说什么我都能听懂。”
哈里逊带着我们走进电梯。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他突然问我：“不是说要你先去波恩吗？怎么没有去啊？”我一下子警惕起来，反问他：“谁告诉你说我要去波恩？”他看看我，没有吭声。这时电梯门开了，他带着我们走了出来。
在他的办公室里，哈里逊叫我填了一些必要的表格。他告诉我：“你是我们邀请来做国际合作的访问学者，马普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是二千四百马克。不过在四个月的学德语期间，由于已经帮我交了住宿费和学费，就没有这么多了，一个月只发给六百马克。”我担心地问：“够不够用？”他笑了：“不用担心，你每月吃只要一百马克就够了。这六百马克足够你用的。”他还告诉我，每个月另外还需要扣除七十九马克给我办理医疗保险。“这个是必须办理的。”他说：“这里的医疗费非常贵。万一你生病了，没有办保险的话会把你的钱用光还不够。所以要求每个来的人必须要办医疗保险。”他希望我能先到银行去开个账户，并告诉他帐号，将来发给我的钱会按月自动打到我的存折里。此外，马普还给每个人办理了财产保险。如果我的东西被偷，被抢，或者被烧掉了，就可以得到最多五十万马克的赔偿。我一听摇摇头：“我的东西哪有那么值钱。五千马克足够了。”哈里逊一听，“扑哧”一声笑了：“我知道。但是来这里的人哪个国家的都有啊。他们不这么看呀。”
办完手续，Ahne教授带着我去吃午饭。我们来到一个饭店，每人点了半只烤鸡和几片面包，还有一杯可乐。我拿着叉子，觉得不太顺手。就抬头看着坐在对面的Ahne教授怎么吃。我很惊讶地看着他居然能那样熟练地使用刀叉。只见他把那半只烤鸡翻来覆去几下，就把上面的鸡肉剔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几根骨头。我不好意思地问他：“我该怎么吃它？”Ahne教授抬头看看我说：“你可以用刀，还有叉，用手拿着吃也可以。”我还是努力尝试着不用手，只用餐刀和叉子把鸡肉从骨头缝里挖出来。唉，吃得真累！
吃完午饭，准备去实验室了。他带着我在街上慢慢地逛。在路上，我们看到一个大楼，上面写着《INVESTMENT COMPANY（投资公司）》。他指着那个招牌问：“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我点点头：“知道。”他很感兴趣地看着我：“那你说说？”我想了想说：“就是，你现在放一个马克进去，等几年后能变成一百马克出来……。”没等我说完，Ahne教授就哈哈大笑起来：“呵呵，是这个意思。”我环顾四周，看到街上有好多银行，而且都是不同的名称。八十年代初，在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银行就是存钱和取钱的地方。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其它的用途，就很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你们需要那么多不同的银行啊？”Ahne教授看了看我，摇摇头，做了个鬼脸：“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你们国家将来也一定会有很多银行的。”
我们来到一个很宽阔的大街，两边还有喷水池和雕像。他用手往四周一划：“这里就是慕尼黑大学了。”慕尼黑大学？我四下看了看，没有看到围墙，也没有看到写有《慕尼黑大学》的大门，或者大牌子，更没有看到守门人。我看看Ahne教授：“这些房子都是属于慕尼黑大学的吗？”他摇摇头说：“喏，这一栋，那一栋，还有那边几栋才是。”哦，原来外国的大学没有用围墙围起来，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啊！
走下大街，再转过弯，我们就到了一个灰色的四层楼房。Ahne教授把我带到二楼的右边，那就是他的实验室了。里面有几个房间，连走廊上也放着培养箱和冰箱，显得有些拥挤。
Ahne教授把我带进实验室，拍了拍手，喊了几句。实验室里走出来三个人。一个个子很高的男子，一个很高但很苗条的女士，还有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孩。他们看到我都很高兴地过来跟我打招呼：“你好，你是从中国来的吗？欢迎，欢迎！”Ahne教授高兴地对我说：“等你从Murnau学完德语回来后，就和他们一起上班啦！”他指着那个高高个子的女士说：“这是我的技术员。”又指着另外两个人说：“他们两个是我的学生，正在读博士。”他抱歉地对我说：“我有点事，你先跟他们聊聊吧。”
我看着他们，笑着做自我介绍：“我叫江育林，在中科院水生所鱼病室工作。”可能那个“江”的发音对他们不是很容易。他们一个个口里念着：“江，江，江……。”我连忙把我名字的拼音写在纸上给他们看。并告诉他们：“我先要去歌德学院学习四个月的德语，然后才能来实验室和你们一起工作。”高个子男士打着哈哈说：“啊呀，等你再来这里就是夏天啦。”我看着他们问道：“该怎么称呼你们？”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自己的名字。这外国人的名字真的不好记呀！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哎呀，抱歉。你们有三个人，我记不住。能把你们的名字写给我看看吗？”于是，大家嘻嘻哈哈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递给我。我在那个技术员的名字上做了一个记号，剩下两个学生是一男一女就好区分了。我把那个纸片揣进了自己的西服口袋里。
一会，Ahne教授过来了。他带我到一个大冰柜，把我那天给他的试验材料指给我看：“这是你带来的样品。先放这里吧，等你回来再说。江，你今天没什么事了，可以回去了。明天你休息一天，可以到处走走，买点东西。后天一早我过来接你去Murnau，好吗？”接着，他关心地问：“你朋友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近。我送你回去吧？”我笑了：“不用。我自己走回去。还可以熟悉一下四周的情况。”Ahne教授笑着点点头：“我想也是，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在回去的路上，我慢慢地走，到处看。发现每隔不远就有一个通往地下的进口。上面写着“U”或者“S”。我猜那一定是地铁了。但不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也不敢贸然下去。嘿嘿，等陈应华回来教教我再说吧。
晚上，陈应华拿出各种钞票和硬币，教我认识德国的钱币：马克和芬妮。他打趣地说：“一定要记住它们。如果有票子躺在路上没人要，起码你还认识它，可以把它给捡起来啊。”我问他，什么是“U”和“S”。他想了一会，说：“其实都是地铁啊。好像U是指南北方向的，S是指东西方向的。这样好区别些吧？慕尼黑城市不大，地铁好多啊，有十几条。所以到处都是地铁站和地铁口。”
我突然想起实验室看到的三个人，就掏出放在西服里的纸片，请陈应华教我读那几个人的名字。他告诉我：那个技术员叫Thomsen。另外两个博士生，男的叫Kolmaya，女的叫Halder。他教了我几遍，纠正我的发音。很快，我就把这三个人的名字牢牢地记住了。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街上乱逛，想熟悉一下慕尼黑这个城市。在路上我看到一个邮局，就走了进去。里面安安静静的，架子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明信片和贺卡。有些贺卡做得非常精致。你把它一打开，里面就有灯光在闪烁，还有音乐在演奏。在那个年代，中国的贺卡都是简单的一个硬纸片，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我突然想到，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江苏淮的生日了。买个贺卡吧，寄到中国恐怕没有半个月是到不了的。等他们收到时，也差不多该过生日了。于是我挑选了一个能亮彩灯并带有音乐的儿童贺卡。在上面写了几句话，就寄了出去。也算是报个平安吧。
后来，我走进一个很大的超市，里面什么都有。我在里面到处看，并仔细研究那些价格标牌和花花绿绿的货物，试图明白上面写的什么。我最后的结论是：还行。看来要在这里生活，语言方面的障碍不是很大。牌子上面的数字肯定是价格了，至于是马克还是芬妮，基本上可以根据货物的价值估计得出来。货架上的东西基本上都能认出是什么。我来到食品部分，同样的一些小颗粒，小园圈，有的上面画了狗或猫的图像，而且是集中放在一处，而另外一些没有。我立刻明白，这些是给宠物吃的，那边的是给人吃的。嘿嘿，看到这些，我放心了。
二十七号一早，Ahne教授就把他的车开过来了。他帮我把箱子等物都装上车。看着我：“还有什么吗？”看到我摇摇头，就把手一挥：“出发吧！去Murn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