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与《今天》
节选
1978年芒克（左）与北岛创办《今天》杂志时的合影。
北岛在他写的一本书里有篇文章提到过老毛去世这一天的事，那天他正好来我家里，他说严力当时也在我家。他还说道我妈临去医院上班时对我们说今天会有重大新闻，让我们注意收听广播。果然这新闻太重大了，让人听到后感觉头皮发麻。一个亿万人高呼着万岁的人，一个让人不相信他会死的人，不，应该说是神，他怎么也会不再活着了呢？
我们三个人先是面无表情地相互对视，接着鬼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居然都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我们真的笑了，也不知为什么会笑？这或许是当人猛地得知一件令人震惊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都会不自觉地笑？都会自然或者不自然的笑？也不是这样吧，就在这一时间整个中国大陆都沉浸在悲痛中，到处都是泪水，四面八方都是哭声。不管是真的悲痛还是被一下子给吓着了，反正人们的表情就是泪流满面。当然也有不由自主笑的，比如我们，就当我们的笑也是哭吧，哭也是笑，笑也是哭。
诗人芒克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听到这个消息我忽然特别想喝酒，我从家里找出一瓶红星二锅头，倒满三杯，我们三个人每人一杯默默地喝着，我们无话，不知说什么，我们的心情很是复杂。就算是我们送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路走好吧！但有一点我们虽然不说心里也都明白，那就是另一个时代将要来临了。在毛泽东去世不久，又一件大事发生了，以他老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啦！真是没了毛的时代变化快。
这一年临近年末的时候，我父亲被下放到干校七年后终于回到了北京的家中。他的归来虽使家人高兴，可却让我产生了不再想住在家里的念头。一是我都二十六岁了还没有工作，整天让他看着心烦。二是我父亲是个老知识分子，他规矩多，脾气又大，还容不得你跟他说理。再加上我也被遗传的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所以免不了我一顶嘴我父亲就生气发火，这就难为了我妈。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从没见过我妈和我爸红过脸，这下可好，我妈为了我都跟我爸吵上架啦！
幸好这时候大院儿里来招工的了，主要是来招这些从农村插队回到北京的待业青年。我都没考虑就报了名，很快便有一位招工的头头来家访。这人有四十多岁，是北京造纸一厂的一位工会领导，他介绍了半天他们厂里的情况，我都没心思听，我只问你们厂里有住的宿舍没有？看来他对我还挺感兴趣，便答应我说，这次厂里招工三百多人，只有四个国家正式工人的名额，其他全是合同工。如果我愿意去，就给我一个正式名额。另外厂里有职工宿舍，你家离工厂比较远，可以帮我解决。我见他答应的挺痛快就同意去了，几天之后我便进了东直门外的北京造纸一厂当上工人。
进厂后我先被分在供销科，报了到就把我用汽车送到大兴县去了。那里有个收购和储存造纸原料的基地，其实就是个大草料场，有十几垛堆得整整齐齐像三层楼房一样高的大草垛，排成几排。草料场离城里很远我只能住在那里。看守这些草垛的除了我还有三个都快退休的老工人，是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老头儿。我在这里一待就待了有半年，这段时间倒也悠闲，只管管农民工，收收稻草麦草，出库进库的记个帐。
左：《今天》第一期。右：今天文学研究会资料之一。
谁料想有一天农民工在干活时，因电路出了问题引起一场大火，那火那叫一个大，离几十米远都觉得脸被烤得快熟了。由于那天又刮大风，只瞬间功夫几个草垛都被引着了火。我们根本无法去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漫天滚滚的浓烟中大火在尽情地燃烧！
这大火把附近的劳改农场都惊动了，警察和当兵的押着成百上千的劳改犯前来救火。这群以年轻人居多的犯人还真是奋不顾身，那些称为管教的警察发话了，谁表现的好就减刑！救火车终于呼啸着赶到了，一排有十几辆，所有的水枪一起喷，这场大火还是从天亮一直烧到天黑，救火的人个个已精疲力尽。
由于我在这次救火中表现得不错，其实只是我比那几个老头儿跑得快些，第一个到达去救火，我被调回了厂里，进了城哈哈。从这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厂领导便安排我这个车间干干那个车间干干，我也不懂他们啥意思，是想让我熟悉造纸的过程，培养我成为一名懂行的造纸工人？还是因为各车间的主任都嫌我不听话？反正我在哪里干都没超过三个月，不过倒确实让我懂得了纸是怎么造出来的。
我在造纸厂唯一待的时间长的地方就是一间单身工人宿舍，这一点厂领导答应过我并做到了。要知道能在厂里拥有一间宿舍实在是不易，工厂里工人多，有许多年工龄的人都排不上号呢。
从一九七六年底进厂到一九七八年底离厂，我当工人的历史也就两年。因为在一九七八年下半年我就和北岛等朋友筹办《今天》文学杂志了，这段经历我会在后面写到。我离开了工人队伍，我今生注定是与当一个好工人无缘了。
《今天》杂志
在我进工厂的这两年时间里，也是我们这些写诗和画画的朋友疏远的一段时间。赵振开或许在一门心思地写诗，否则他怎么会在一九七八年拿出他的油印诗集《陌生的海滩》？多多是不是结婚了？我和严力有一次去他家碰见一女子，再去多多就把我俩拒之门外。彭刚是没了踪影，他再来找我已经是一九七九年我们正忙着办《今天》杂志的时候，这事我在后面再说。而严力此间也结交了一个画画的叫李爽的女子，这李爽还是我带给他认识的，但我也记不得我是怎么跟这个女人认识的？只记得她想见一下画画的彭刚，我就介绍她去了彭刚的家，至于后来她跟彭刚有没有来往我是一概不知了。
我和严力彼此是太了解不过了，我们那时谁交过什么女孩儿相互都知道。我曾问过严力初次见到李爽时的感觉，他一脸不屑地说，这不就是个乡下妞嘛！没想到隔了些日子我在大街上遇到他们，两个人正挽着胳膊亲密地走着呢！
还有一事就是我们一同去秋游香山。那天有严力和李爽，还有杜琳和杜鹏姊弟俩人，另外一个长得白胖的画画的小夥子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这杜琳是个跳舞的女孩儿，我是通过陆焕兴和申丽玲俩口子在他们家跳舞认识的。陆焕兴是初创《今天》文学杂志的编委之一，我后面会再说起。这之后杜琳便时常去造纸厂找我，因她家在三里屯一带离我们厂不远。她总是骑着一辆小巧的凤头牌自行车，这种外国牌子的自行车在当时不是一般家庭能有的，家里都有一些海外关系。再加上她的穿戴也和大多数的女孩儿不一样，所以每当她到厂里来找我都会引起众工友诧异的目光。而我那时经常穿着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我和她一起骑车到外面转悠免不了会招来各种眼神。
接着说我们一同去香山的事吧，我们是乘着长途公交车去的。在香山我们玩得挺开心，可在回来乘车的路上就出事了。我一上车就见杜鹏已跟一夥儿年轻人打起来了，那夥儿人全是男的有五六个。我也没法儿问为什么只能动手就打，真是一场混战！更有绝的是那个开车的司机，他就当车上没发生啥事似的，只顾一路狂开他的车。车边走边晃，我们是边晃边打，打了有一站地。突然对方有个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夥子冲我喊道，别打啦！别打了！哥们儿，我认得你！大家都住了手，我看着那家伙也觉得面熟。他说他们是住在西单和西四那一带的，曾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跟我打过交道。就这么的架是不打了，虽说双方都受了点伤，但算是朋友了，也不再计较。人家还要请我们去吃一顿，被我们谢绝了。
在这场战斗中，杜鹏算是最惨，他在车厢中间，被围着打。我是从前门上去的，背后没对方的人，可以放心地打。那个白胖的男孩不会打架，他手里当时拎着个画箱子，但知道往人身上砸！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严力，他是最后一个从后门上的车，占据很好的位置，可他却目睹着整个打架的过程，就是不动手！事后我们问他怎么不上手啊？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有你们动手就够了。我们大家顿时哑口无言。
杨炼（左一）与顾城（左二）、北岛（右一）等人合影，1985年于北京。
一九七八年的下半年，尤其到了九月分之后，北京城每天聚集人最多也是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长安街西单路口的东北角了。那里原先有一道长长的灰色砖墙，有一人多高，大墙的后面是一处北京公共汽车的大停车场。这道砖墙从西单路口一直延伸到电报大楼，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需要用些时间。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冤枉迫害致死的人太多，什么冤假错案更比比皆是。从全国各地来北京上访伸冤和要求平反的人不约而同地每天都聚集在西单的这道墙下，他们用大小字报写下各种被迫害的事件、经历和诉求，又用五花八门的纸张和字迹贴满了这道墙上。人们都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连中央政府都这么宣布，那些有冤的人都趁着这时机来到北京，毕竟北京是中国各个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地。
北京的市民和很多的年轻人也到这里凑热闹，他们除了看看大字报和小字报什么的，也常能在这里听到一些情绪激动的人面对着人群在激昂地演讲。这道西单墙是越来越喧闹了，已自发形成了一处公众聚会和宣泄的场所。再后来这西单墙干脆就被大家称为“民主墙”啦！
有传闻说“民主墙”这称号还是出自邓小平的嘴，他那时正在重返中共最高权力的路上，有一次外国记者采访他提到西单墙的情况，他老人家张口就这么说了。不管这是真是假吧，反正“民主墙”这名字算是叫开了。进入十月分的时候，赵振开已把筹办文学杂志最初的编委人员找齐了，他告知我这些人要在一起碰个面开个会，一是相互之间有不熟悉的，二是商讨一下办刊的宗旨和给刊物起名。
芒克与友人1979年摄于76号《今天》编辑部小屋前。
第一次全体编委碰面会是在张鹏志家。说实话我至今都不太了解这个人，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他初次给我的印象肯定是个书没少读的知识分子，戴着眼镜，岁数只会比我大。另一个与张鹏志同样我不太了解的人叫孙俊世，他外表倒不怎像知识分子，但似乎学问很深，说话谈吐言辞犀利。另外三个编委是黄锐，刘羽和陆焕兴。当天在场的好像还有陈佳明，他跟振开和我都是朋友，但正式组成编委会没有他。
张鹏志的家在鼓楼和钟楼西侧的那条小街上，我们是晚上在他家里开会商量办刊物的事，所以走到那条小街上透过夜色可看见钟鼓楼巨大和模糊的身影，这两座高大的古老建筑沉默地凝视着我们，使人能够感觉到历史的苍凉。那天也没有月亮，小街两旁都是低矮破旧的院落，听不到什么人的动静，更没有任何动物的声响。那时养狗什么的是绝对禁止的。我们脚步轻轻地走进张鹏志家那个小杂院里，院内住了几户人家不清楚。我们这几个人坐在他住的那间不大的房间里开始严肃地商讨起办文学刊物的事，大家都尽量压低声音。
《今天》杂志内的摄影和木刻作品。
没人反对，都愿意参与此事，编辑部就算成立了。一共七个编委，没有主编和副主编，只是每个人各有分工。最后便是要给这本文学杂志起个名字，赵振开提议每个人说出一个自己喜欢的刊名，如谁的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这本杂志的名字就是它了。我想不起每个人都给刊物起了什么名，有点儿印象的好像振开说出个“百花山”，这是他一首诗的名字，大家沉默。而我的脑海里当时忽然闪现出“今天”二字，我认为也唯有“今天”能够说明我们所办的刊物和作品的当代性，以及我们作品的新鲜和永不过时。当我说出来之后，大家没人不赞同，《今天》文学杂志的名字便由此而诞生啦！
接下来我们就商量每个人要做的具体事情，计划必须在年底前让第一期《今天》问世。我们需要准备做的事情很多，如征集作品稿件，因我们要办的是综合性文学杂志，内容包括诗、小说、文学评论、外国文艺理论翻译和插图等。诗歌问题不大，我们的手头现有不少。小说缺少，需要找人去写。还有文学评论和翻译，都需要人去写。插图还好说，我们周边画画的人很多。另外再有更不好办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找到油印机，那时的个人是不能拥有这种东西的，油印机只有一些机关单位里有。还有纸张和油墨，这些大家可以分头去文具店买。至于刻蜡纸什么的这都不算事，人手都不缺。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力，各显其能吧！但愿我们能顺利的让第一期《今天》破土而出，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保密！谁也不要事先声张出去。
某民间刊物油印和刻蜡版场景。
离开张鹏志家那个小院子，夜色漆黑。只有钟鼓那两座像巨人似的古老建筑在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寂静，一切都那么寂静，如此寂静的北京城却不知我们已热血沸腾。
那天夜里，我是和振开一路而行，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路真的是改变了我们俩人的命运。因为我们要面对新的开始，所以相互给对方起了笔名。我称他为北岛，是因他生长在北京，在他的诗集《陌生的海滩》里写的有关岛屿的诗令我印象深刻，再有也象徵着他独立的品格。他给我取名芒克，是因为他们都叫我的外号猴子，这近似英文的译音。我们俩个人都重新命了名，也从此就这么叫了下去，一直被人叫了将近四十年。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这两个名字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不同的命运。
本文选自《往事与〈今天〉》，芒克／著，INK印刻出版公司，201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