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饥儿饿殍 刘海鸥
先说两句，文学城的新闻栏目中多年来多次对大饥荒（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否饿死人的问题进行争论，每次我看到这样的消息就以下列的事实证明饿死人的事实，但是每次我的评论都被删除，从未面世。我发现只要谈理论，爱怎么争就怎么争，就是不能让事实说话，以后我再也不参与这样的争论了。今天看到又有帖子讨论这个问题，我又忍不住要说话。我把我写的刘家百年史《半壁家园》中有关的一节发表如下，希望这次大家能看到。
“老天”的报复
一九五八年各地上报中央的农业估产量超过一万亿斤。毛泽东乐得合不上嘴，发愁“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又令中央领导和科学院召开会议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
仅仅一年的时间，一枕黄粱梦醒。梦呓言犹在耳，中国已经遭到了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残酷报复——为时三年的“大饥荒”。悲惨的是，报复被强加在了无辜的老百姓头上，而替罪羊是老天爷和苏修，全国人民被告知“老天爷闹了三年自然灾害，让全国人民没吃没喝，而苏修则乘人之危，撤资撤专家”。事实上那三年全国大多数地区前所未有地风调雨顺。苏联是在一九六零年的七月撤走的专家，而一九五九年中国已经开始了大饥荒。
连北京也不例外，一九五九年的北京突然间副食供应就紧张起来了。我们开始感到吃不饱饭。学校号召全体同学要和国家一起同舟共济，粉碎苏修的阴谋。具体的行动就是自报减少定量。同学们同仇敌忾，纷纷响应。我们对斤两没有概念，只是端起碗就吃饭而已。自减多少斤的都有，有个要求进步的同学竟自报把定量减到十二斤，也就是平均每天吃四两粮食。最后由政府规定，一刀切，按照年龄划分。我们的定量都由以前的三十一斤减到二十七斤。
因为没有足够的副食，少了这几斤粮食，更显出了饥饿。那时候，妈妈下放农村，爸爸也经常不在家，我们几个孩子在妈妈的机关食堂吃饭。每天定量是九两，像猴子算栗子一样，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地盘算早午晚各吃几两粮食，总是不够吃。有时爸爸妈妈不得不从自己的口粮里分出一些补充我们的不足。一天妈妈突然从农村回来，脸色蜡黄，因为营养不良“浮肿”已经很严重了，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大坑。那阵浮肿病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病症。这个病无药可救，唯一的方子是加强营养，可是除了一个月每人半斤肉（到了一九六零年连肉也供应不上了），二粮油，哪儿有营养可补充？医生给开了一个星期的病假，之后妈妈浮肿未消又回到农村。
妈妈浮肿回家休息
有几个饥儿饿殍
我是想不到的，我们的“苦日子”已经是非常幸福，非常奢侈的了。真正受苦受难的是广大的中国农民。一九五八年“公共食堂”的吃喝无度和大炼钢铁荒废农田，导致一九五九年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粮荒。但是公粮一颗都不能少交，你不是报亩产万斤吗？那就得按万斤的比例上缴公粮。粮食从哪来？从农民的口粮中抢。且不说分不到口粮，连来年的种子粮都存不下来。老百姓没活路了，先是吃野菜，然后是树皮、草根，最后都吃光了，人们开始死亡或者吃人。
爸爸的家乡安徽濉溪县临涣集和整个安徽省一样是大饥荒的重灾区。那年，天灾人祸如两座大山压向了家乡人的头顶。对此，临涣区志仅用六十多个字作了高度的概括：
二月，“五风”严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六月至九月中旬，百日无雨，灾害严重。十月下旬，全区开展群众性的整风运动。十二月，教育战线开展反“右倾”斗争，又伤害了一些同志。（注：五风为“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
临涣集的刘姓家人只有爸爸的堂兄和堂妹两家人，在那两年基本上死光了。饥饿死亡的消息被封锁了很久。当爸爸听说老家的状况时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了。爸爸跌足击掌地叹息：“唉，我当时不知道老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要知道，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他们寄一些粮票的。”
爸爸并非事后说说而已。一九五九年尚未入冬时，只有一个人向爸爸求助——他的娘家舅余文忠。他从老家来信说家里没有吃的，一家老小快活不下去了，能不能给一些全国粮票。爸爸立刻想办法弄到三十斤全国粮票寄去。余文忠后来还跟爸爸要过粮票，爸爸勒紧腰带又寄了几次，但是除了第一次，以后根本收不到，全被邮局扣下私分了。在家家都有人饿死的年月，舅老爷用这三十斤粮票买了豌豆，每天开水泡上一小把，省吃俭用，一家子人竟勉强活了过来。人的生命力真是强啊，一个人要饿死时，几颗豆子就可延续生命。我们家一个从陕西农村来的保姆每次都要把煮完牛奶的锅，倒一点水涮涮喝掉，并且总要补充说：“困难时期，这一点刷锅水水，可以救活一个婴儿。”余文忠一家一直对这三十斤粮票的“救命之恩”感恩戴德。我回乡间时，住在余家，余文忠舅老爷已经过世，舅奶奶还健在，还是一再地跟我提，这三十斤全国粮票救活了他们一家人啊。
爸爸以为余文忠家挨饿只是个案，没有想到那时老家已经是饿殍遍野了，更想不到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他的同学朋友都已经命丧黄泉。再强的生命力还是因缺了那点涮锅水、那几颗豆子而化为黄土。
爸爸的堂兄，我的长蔚大伯就是那年死的。一九五七年爸爸曾帮他弄了一个书摊，“困难时期”就来了，谁还有心思去看闲书？长蔚伯最终还是因为贫困和饥饿死去了。我回乡访亲时听乡人说，刘长蔚是被烧死的。刘长蔚孤身一人生活，已经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唯一能进肚子的，是老烟叶子的那团烟气，不对，连烟叶子也没有，不过是随便抓点什么荒草树叶抽来填充肚子。在半睡半醒半死半活的挣扎中，抽烟的火星落在了铺衬上，逐渐燃起大火。人早已饿得不能动弹，没有力气逃逸，活活烧死了。
长蔚的妹妹我的长荟姑也是那时死的。关于长荟姑，我要多写几句，是替那死去的冤魂写，也是替爸爸写。爸爸详细地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希望我记录下来，以告后人。
长荟比爸爸小两岁，小时候是爸爸的好玩伴。因为又生的是女孩，家里嫌太俗了，取小名“小俗”。小俗是个漂亮女子，嫁给了海孜的赵敬安，生了一儿两女。其中一个女儿过继给了丈夫的哥哥赵达。赵达早年去了延安，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先后任蚌埠市委书记、安徽省委组织部长。这个女孩生活在赵达身边，比她的弟妹要幸福得多。有一段时间赵达在北京工作，把她也带到北京上小学，就住在我家。我们叫她娜莎，是爸爸给她取的名字。娜莎秀丽，文静，腼腆，有如乡间早春的二月兰般淡雅。“娜莎”这个苏联名字和她一点也不相配。后来她随赵达回到安徽在合肥安了家，当了小学老师直至退休。
相比之下，小俗其他两个孩子的童年生活不仅谈不上幸福，而且只能用“悲惨”二字来形容——小俗夫妻两人在一九五九年的冬天双双饿死。两个幼年失怙的孩子，像飘落在荒野的草籽，风雨飘摇中侥幸活了下来。
爸爸十几年后才得知堂妹一家人的详情。那是一九七三年，爸爸离开干校时回了一趟老家，托人告诉小俗的女儿，她舅舅来了。小俗女儿马上挽着一篮馒头和一包粗点心来看望爸爸。一提起她的父母痛哭不止。她说，那时候粮食全都交了公，队干部还上家来搜，一粒粮食都不给留下。一家人实在饿坏了，娘跪在麦穰垛边用筛子把全部麦穰重新筛过，希望找到遗落的麦粒。一天下来，只筛出半茶杯。全都给了儿女吃。没有了粮食，就吃树皮草根。但凡能进口的东西，爹娘一点一滴全给了孩子。到了一九五九年的冬天，连树皮草根也找不到了。村子里天天死人，人死了用破席子一卷扔在路边，人们已经饿得没力气去挖坑埋人了。只有狗吃死人吃得肥嘟嘟的。那干嘛不杀狗吃呢，甭说杀了，谁有劲儿抓狗啊。
小俗和丈夫赵敬安已经几天没有进食，全身浮肿，皮肤发亮。再呆下去必死无疑，赵敬安决定携全家外出逃荒。他自己先偷偷地潜出村子探路。说偷偷，是因为政府有令，农民不许出外逃荒，他只能趁月黑风高夤夜出逃。饿，没力气，从海孜到县城走了两天。好不容易走到了火车站，才发现自己和其他大批难民已经被带着武器的解放军包围。难民们被枪支押解到北关，强行驱散。赵敬安只好回家，这回程几十里，肚子里不要说一粒粮食，甚至连一丝树叶草根都没有，勉强走了二十里地，再也走不动了，就爬行。爬了十多里，力量已尽，半道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死时才四十岁多一点。在家等候的小俗也没有熬过那个冬天。
人相食
爸爸说到这里，哽咽得说不下去。停了一会儿，爸爸长叹：“唉……那个时候一个省委组织部长都无法挽救其弟弟和弟妹的生命。”又说：“封建社会和国民党时代遇上天灾人祸，政府还要放粮赈灾。实在不行，老百姓还可以携家带小，逃荒谋生。但是那些年不仅有粮不赈，还圈起灾民，不许逃难。县里其实是有粮食的，可上级明令仓粮用来备战，不许开仓，违者法办。”爸爸说：“余子铮就能证明此事。”余子铮（余文涛）是爸爸的另一个娘家舅舅，当时他在河南省公安厅二处当处长。他告诉爸爸，一九六零年他去河南永城县公干，对大批饿死人的事情十分震惊。县委书记告诉他，其实粮食是有的，每个县都有粮仓贮满粮食，但是上面有死令：绝对不准动用。
当然不光是河南省有存粮，全国各省都一样，要不然，那些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公粮都交到哪里去了？据说全国总共有几百亿斤藏粮。绝大多数“好干部”，坚决执行“上面”的命令，死守藏粮。只有极少数人逆流而动，安徽就有一个——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恺帆。他得知自己的老家无为县饿死人最多，便回乡调查情况，痛骂县委书记：“你把人还给我。”他下令解散了几千个食堂并开仓赈粮。这个“事件”惊动了中央，毛泽东亲自作了批语：
印发各级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毛泽东：《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的批语》
解救老百姓被说成是投机，是分裂党，是反动。人性的缺失从这时起愈演愈烈。一贯极“左”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得到尚方宝剑，立即将张恺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强行关押后送去煤矿劳动。
此后，安徽省更是饿殍遍野，成为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大饥饿后期曾希圣见死人太多，不得不采取了在部分地区实行联产责任制的办法，但是为时已晚，几百万生命已经无法挽回。对于曾希圣，皖人皆曰可杀。大饥饿结束后，安徽百姓中广为流传说，毛泽东因为痛心安徽死人，挥泪斩马谡，下令枪毙曾希圣。可惜这只是老百姓一厢情愿的故事。毛泽东的愤怒是因为联产责任制的实行又退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而对曾希圣的处罚也不过是换了个地方换了个平行职位而已。改革开放以后，曾某竟因为当时联产责任制的权宜之计歪打正着，变成了反对错误路线的英雄人物。
那几年全中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单单是皖北就饿死二百多万。光是临涣这个小小的集镇，就少了近一半人口！根据区志上的官方统计：一九五七年临涣集人口为9674户，64534人，到了一九六零年骤减至3472户，人口仅仅剩下34246人。统计表上减少的人口，除了少数胜利逃亡和自然死亡的人外，多数是死于这场饥荒。
但是大饥荒后全国人口统计的数字被周某人下令销毁了。几十年如一日地瞒过了活着的人，瞒过了一代又一代。
爸爸的外老爷家（即他母亲的余姓娘家）也同样躲不过厄难。余家本是人丁兴旺的大家族。生活富足时期修桥筑路，临涣城外浍水河上的的桥子就为余家所筑，后来经济发展，余桥子不胜其负，政府在边上另筑一混凝土大桥仍叫“余大桥”。就是这样的家庭在大饥饿时期，年青的老的弱的小的饿死了十七八口。爸爸的三个舅舅余文汉、余文藻、余文杰及其老婆饿死了，他的大姨饿死了，他的表弟余运良夫妻、余运民和余运乐的老婆也都饿死了……按照我余运海表叔的话说，就像机关枪扫射一样，“突突突”一片一片地倒下了（见附录一，我四妹刘源的《嫁祸天灾》）。
爸爸从小一起玩的好朋友根元也饿死了。一九七三年爸爸回乡去看望他，才知道他早已饿死。另外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学同学一家都死光了，当时他老婆已经饿死，两个儿子也饿得奄奄一息，见隔壁邻居徐老师——孩子们的小学老师——家还冒着炊烟，他顾不上脸面，拖着孩子前去乞讨。徐老师家的锅里煮着水草，两个孩子求老师给点水草吃。徐老师说：“我家也有大人小孩，这点水草还不够我们吃，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回去吧。”然后把他们推出门去。不久，王姓父子三人全都饿死了。徐老师一家活了下来。徐老师也是爸爸的小学同学，他和爸爸一直有联系，一九五七年曾带全家到北京住在我家。爸爸每次回乡都要与他共话当年。谈到王姓同学一家的死，徐老师心里始终内疚。爸爸很理解，徐老师不应该承担见死不救的责任，在那个时候，人只剩下求生的本能了，确确实实是“你死我活”的严峻问题，谁不想活下来呢？要责备的不是这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
更有甚者，由于饥饿，安徽还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长蔚大伯的二儿子玉海一九六零年办完他父亲的丧事经北京看望爸爸，见到我就说：“像你这么胖的人，一到乡下就会被宰了吃掉。”我以为他是说笑话嘲笑我的身材，他说：“不是骗你，咱们乡下吃人都吃红了眼。”话说得一本正经，表情很是沉痛。
堂哥说：“像你这么胖的，回老家立刻就被人宰了吃。“
一九七三年四妹去临涣集插队，人们似乎还没有从大饥荒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常听见人们谈论困难时期人吃人的事，还指给她看，谁家吃过人，谁家的孩子被人吃掉了。四妹说，吃过人的那些人眼睛是红的，村上的人都不愿和他们来往，很孤立。而小孩被人吃掉的那家人，两口子到现在还没有从那场噩梦中挣扎出来（见附录二，刘源的《暴戾恣睢》）。
一九七九年爸爸参加了第四届全国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安徽省作协主席陈登科在会上作报告说，困难时期他在皖北，上面派他调查非正常死亡情况。他接到很多告状信，都是反映当地人吃人的事情。
关于吃人，临涣区志上有过记载：
一五零九年（正德四年）夏大旱，又蝗虫灾，民饥，自相残杀，以充饥腹。一六四一年（明崇祯十四年）春大饥，人相食，道绝行人。
都是三四百年前的事了。而发生在五十年前这几百万人的死亡和相食，在我老家的区志上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零年，春灾情严重，加上“五风”侵害，人员外流，造成人民非正常死亡。
历史就这样一句话带过去了。
刘少奇在大饥荒时代对毛泽东说：“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史书上有吗？没有，说这话的人却被整死了。
下面是两篇我妹妹刘源写的博文：
附录一、嫁祸天灾 （取自刘源博客）
我安徽老家两个表叔来济南看我。两位表叔是我爸爸亲舅舅的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在2001年过世了。大表叔（余运海）81岁了，二表叔（余运乐）76岁了。大表叔五几年就扎根黑龙江桦南林场；二表叔一直在老家当地的面粉厂工作，退休后家居濉溪县。
表叔说起“困难时期”饿死人，历数我奶奶余姓家族死了十好几口人。说起那时每天死的人啊就像用机关枪扫射，一片一片地倒下。
二表叔在面粉厂工作稍有“便利条件”，曾带回家30斤麦麸子给饥饿的家人填肚子。不想才吃了一顿其余的就被上面搜刮走了。有的人家饿红了眼，吃小孩，把小孩藏在被子里每天吃一点，然后再把被子掖好，生怕别人发现抢走。死掉的人裸露遍野，没人有力气将他们掩埋，粮站站长许愿——谁埋，给谁两捧红芋（地瓜）干儿，马上就有人渴求地瓜干儿出力了……惨绝人寰的历史，我就不愿让表叔再讲下去了。我情知是放卫星虚报浮夸，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大行极左之道的故，就打岔问表叔，饿死人的那几年，到底有没有老天爷的事儿，表叔说人治！丰收得很，风调雨顺得很！
我问亩产按常规应该是多少斤，答顶多150斤。而卫星价是几千斤上万斤！
我突然也像被饿倒，没有一点力气骂街了。
大表叔在黑龙江，二表叔在面粉厂，得以活命。二表叔是见证人。活证人越来越少了，这段历史可以大言不惭地被无耻的文字编篡下去。
附录二、暴戾恣睢（节选自刘源回忆在老家插队生活之《活过的》）
1958年始，安徽、河南、山东、四川、广西……全国“受灾的”的百姓开始蘸着自己的血泪，涂抹了一幅惊骇中国历史的血腥画面；以痛失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把“在全国扔原子弹”的暴君们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时，放卫星浮夸吹破天，粮食指标定得比天高，到处虚报亩产几千斤。上边不调查研究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按照这个数目收粮。这无疑要把百姓推向死亡。这就好比一个已濒临死亡的人却还要从他身体里抽走大量的血液……
有一天在陈大娘家玩儿，老人家给我讲了那时的光景……
“虚报每亩产量几千斤，你想咋可能哩，每亩连土加起来也不够几千斤呀。人家给上边报上去了，就得按这个数目交粮，地里收不上来，上边就窜到农民家里，见粮食就抢，充数交上去，一口粮都不给留啊。本来闹灾收成就少，这一抢吃啥？几天几天没吃没喝的。庄里的树都没了皮，草都拔光了，牛马没草吃跟人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呀。红芋秧子那可是最好的吃食儿啊，早抢没了。天天死人那，人人都饿得没力气挖坑埋人啊，死了人用破席子一卷扔在路边，那时候就狗不死呀，吃死人吃的肥嘟嘟的。说人杀狗吃呗，可谁有劲儿抓狗杀狗啊。”
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粮食，是万物中的主宰。
主宰万物的粮食没了，万物就不复存在。人没饭吃就要饿死，没有了人，万物就要遭灭顶之灾……领导同志：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不想？不懂？
人啊，生就就是被蹂躏、摧残、毁灭，像是一堆堆蚂蚁被碾碎在皮靴下……
北戴河会议还要求钢铁要比58年翻近两三倍……
“让全民大炼钢铁，农村的劳力都炼钢铁去了，地里的庄稼都没人收。上边来人把灶台上的铁锅都拔了去，沾点铁边儿的东西都拿走了，没锅没粮的日子你说怎么过活？把人饿得头都耷拉着，连打招呼的力气都没有了，见了面只能无力地点点头，房子坏了没人有力气修理，到处都是房倒屋塌啊……”
陈大娘深深地陷入了对过去悲惨世道的回忆中。我头一次听说在新中国、在莺歌燕舞的大跃进年代居然会有这么惨烈的事件。显然，那段最不能在记忆中出现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幕又触动了已被重度痛伤过的老人脆弱的心。
我脑袋里一片黑沉像灌了铅，血管全部曲张开来，鲜红的血在极度愤怒恐惧的情况下会变黑的，黑了的血在血管里从哽咽到恸哭，流速一定是很缓慢了，不再是以二十秒的速度绕全身一周。
我两眼呆直地盯着大娘被激怒后抖动的嘴唇，不由自主微微晃动的头，红红的眼圈。大娘的叙说把我带进临涣哀鸿饿殍遍野，处处断壁残垣“千村毙命路遗尸，万户消失鬼无声”的悲惨年代里。
我的心紧缩与悲伤，这是连鬼都悲痛得不出声响的真实的、惨无人道的人间悲剧。
“稍微胖点的小孩都吃光了。从你住的地方往北去路西，xxx就吃过小孩，还有那个住小学东头的老x家，她家的小孩就是那时候被人吃了……”大娘继续为我勾勒出一幅幅让人颤栗的画面……
这两家人我都见过。吃过人的xxx四十来岁，人高马大，红光满面，两眼炯炯有神。记得他经常站在自家院里或门口，插着腰虎视眈眈的，那架势好似当年窥视捕食目标。他家尽管和大家一样吃得很糟糕，但是几个小孩却不同于其他孩子，他们个个虎虎有生气，红扑扑的圆脸，身板结实得像小黑铁塔。我当时猜想，人类吃食物很全面，人肉的营养合成应该是多方位的，不亚于牛猪羊鸡，所以xxx会长的高大勇猛，所以他的后代遗传因子里有人肉的养分当然也就长得壮……
而那家小孩被人吃掉的老x家，两口子四十多岁了，男的终日不言不语，木然出进于自己的破屋漏院，女的满脸皱纹像六十开外的人，头发枯黄没光泽，脸色儿也是黄涩黄涩的，她那幽忧的眼神、风风火火的疾走和飘动的稀疏的枯发，好像还似当年在漫山遍野、在河边滩涂奔波呼号寻找自己的爱子……
听完大娘的讲述，我精神被压抑了好多时日。1958年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是冬天滑冰，夏天游泳，吃喝不愁的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时代。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坐在堆满丰盛菜肴的饭桌旁，两眼呆呆地盯着天花板突然想到了死，人死了再也不能吃喝玩乐，觉得非常恐惧。而就在我吃着山珍海味恐惧尚遥不可及的死的时候，我家乡的乡亲们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乡亲们饿着肚子真实地悲惨地死去了。
节自刘海鸥的刘家百年历史《半壁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