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ne教授的愤怒与烦恼
中秋联欢晚会后,我抽空来到马普基金会的办公室,找到外事处的Harrison处长。我很小心地问他:“我可以申请叫我的夫人也来德国吗?”Harrison似乎早就等着我这句话了,呵呵一笑说:“当然可以,没有问题。我给你写一封办理签证用的邀请信就是了。”刚提笔写了几句,又回过头来问我:“你孩子呢?要一起来吗?”我疑惑地问:“可以吗?”他肯定地点点头:“为什么不可以?”
Harrison很快写好了邀请信,把信纸折好,放在信封里交给我:“就凭这个邀请信,在北京的德国大使馆办理签证没有问题。赶快去办吧。你夫人来后,每个月有六百马克的补助。儿子来后每个月有五十马克补助。”我拿着信,高兴地跳起来。立即寄给小樊。希望她能尽快把手续办好。
才过了两天,我跟Ahne教授正在看细胞,他突然看着我说:“嘿嘿,你要把夫人和孩子带到德国来?”我惊讶地望着他,心里想:他这么快就知道了,看来他跟马普联系很密切啊。我点点头。Ahne教授高兴地说:“好啊,希望她们能尽快到来。需要我帮什么忙吗?”我看着他:“不知道,我没有自己办理过签证。”他想了一下说:“唔,我知道了。对了,按照国际合作的安排,我下周会去中国十多天,到你们实验室去看看,指导那里的研究。需要我带什么东西给你家里吗?”我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说:“好啊,给我家里带点东西吧。”
于是,我回到屋里,准备了一盘磁带,对着话筒就说了起来。我介绍了这里的生活、工作和城市的情况。以及想跟小樊和江苏淮说的话……,把磁带的两面都录得满满的。再上街跟江苏淮买了一个会自动转弯和翻跟头的小汽车。把这些东西一起交给Ahne教授,托他带给我家。
几天后,Ahne教授就去中国了。两周后,当他返回慕尼黑,立刻回到了实验室,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来。我听说他回来了,高高兴兴地跑过去,想听听带来了什么好消息。不料我一进门,Ahne教授就递给我一本书:“你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口气是那样严肃。我这才发现他黑着脸,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拿过书一看,是一本亚洲淡水养鱼学术讨论会的摘要汇编。原来十月十一至十五日,在北京举行了亚洲淡水养鱼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行的水产养殖方面的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三十多位学者参加。其中三分之二是国内学者,宣读了八十多篇论文和二十多篇墙报,当然水生所也一定有报告了。我不知道他想叫我看什么,就看着他:“怎么啦?”他指了指书上的一篇文章:“你看看吧!这是你们写的草鱼出血病的论文。”我仔细一看,啊,是陈燕新老师宣读的关于草鱼出血病的论文《草鱼出血病的病原及灭活疫苗的研究》。Ahne教授看来是生气了。他敲打着那本书,大声说:“你不是在这里做了那么多次试验吗?用了那么多细胞,采用了各种方法,虽然在电镜下确实看到了病毒,但都没有看到CPE(细胞病变)。怎么这里又说有CPE?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这才仔细地读了一遍陈老师的文章。上面赫然写道:“病毒接种到细胞后,在二十五度左右出现出现CPE,三天CPE能完全,滴度达十的六到八次方……。”Ahne教授大发雷霆。他一定是非常烦恼:“在这里你还在辛辛苦苦地寻找CPE,而在那里什么都有了,那还做什么国际合作呢?”
看到这我感到有点哭笑不得。在武汉谁也没有见过细胞病变是什么样子,看到一点不正常就认为是CPE,实际上并不是。但发表文章时大家都觉得没有CPE不像是篇完整的文章。所以刚开始大家都说自己“看到了CPE”。但,我应当怎么对Ahne教授解释呢?
刚开始,我试图把我和他们分开。我小心地对他说:“这个问题我还不是很清楚,让我写信去问问,看是怎么回事。”不料Ahne教授一听更生气了,跳起来指着文章的前面说:“你不知道?看看,这里文章作者中有你的名字啊!”我一看,上面在作者一行里明明用英文写着:陈燕新、高汉姣、江育林和王迎喜。我心里一惊:坏了。他根本不明白中国的国情。他们写文章把我带上,这是看得起我,根本就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连看都没有给我看啊!我摇摇头:“我没有见过这篇文章,他们事先没有给我看过。”无论我怎么解释,Ahne教授怎么也无法相信我事先没有见过这篇文章。我这才感到事情有点麻烦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立刻给潘老师写了一封信,并事先贴上足够的邮票。先通过外交邮袋送往北京,再从北京用航空信寄往武汉。告诉他这一情况,希望他能提出解决的办法。在此期间,我尽可能地向Ahne教授解释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水生所缺乏必要的技术,分不清细胞不正常和细胞病变的区别,得到一些错误的结论。另一方面,国内有一些单位在相互竞争,在争夺有关草鱼出血病的成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研究工作做得不是太谨慎,都只是想尽快发表文章,仅此而已。经过几天的解释,Ahne教授似乎明白了什么,但还是没有想通。他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外交邮袋确实是快!不到一周,潘老师发来电报:刘健康所长不日将来慕尼黑参加国际会议,可安排他跟Ahne教授见面。啊,所长要来这里,太好了!我松了一口气。赶快把这个信息转告Ahne教授。他点点头,没有做声。看来他也希望有个能相互沟通的渠道。
几天后,徐颖跑过来找我:“小江,刘所长来了,你知道吗?”我连忙说:“听说了,但不知道住哪里,日程安排怎样啊。我正想找他呢。”徐颖说:“我知道。所里告诉我了。明天我们一起去见刘所长,好吗?”
第二天,我和徐颖到酒店找到刘所长。我向他汇报了前不久发生的事情,感到很头疼。刘所长听我说完,想了想说:“小江,不要着急,来之前老潘跟我讲过这事。事情还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还没有到国际合作破裂的的地步。这样吧!”他翻了翻日历牌。指着上面的日期继续说:“我这两个时间有空。你问问Ahne 教授,能否选个时间来跟我见面。我去跟他好好谈谈。”我这才舒了一口气。
刘健康所长和Ahne教授谈了两个多小时。谈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反正后来刘所长对我和徐颖说起这事时,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没事了,我跟Ahne教授谈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不要担心这事了。”而Ahne教授也似乎明白了:这只是在学术上的一些问题,和中德双方的合作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再和我讨论这个事。
但是不久以后,Ahen教授又找到我:“江,我想了一下,你还是回中国一趟比较好。到实验室跟他们好好讨论讨论,看看这个病毒究竟有没有CPE。你准备一下吧,我给你准备机票。好吗?”我一下子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