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牙和切肠：在国外看病的经历
出国前，我们都仔细检查身体，有什么病尽量治好。我的痔疮也赶在出国前几天搞定，还带来各种药片，就是怕在国外生病。据说在那里看病很贵。尽管办了医疗保险，总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尽量不要进医院为好。
然而，有些事是由不得自己的。七月初，我的一颗智齿剧烈地痛起来。痛得我头都要裂开了，实在难以忍受。但我实在不想上医院，怎么办呢？突然我想到有个姓赵的牙科医生在德国进修，可以找他试一试啊。
周五上午，我捂着腮帮子，皱着眉头到医院去找赵医生。他正在那里上班。看到我来了，就笑着跟我打招呼：“你怎么了？”我告诉他我的牙痛。赵医生仔细检查了我的牙齿后对我说：“你的那颗牙齿已经烂空了，只剩下一个薄薄的空壳，没法再补了，只能拔掉。”这是我第一次拔牙。我心里非常害怕，但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拔掉吧。痛吗？”他摇摇头：“打了麻药，痛倒不会痛。不过你这颗牙齿由于烂空了，四周非常薄。我不能肯定能一下子把它拔下来。如果能，就是一秒钟的时间。但如果一夹就碎了，根还留在牙床里，就只好一点点给你挖出来了。”天哪，我不由得害怕地问：“会碎吗？”赵医生无可奈何地说：“我也不能肯定，但确实有这个可能啊！”
我坐在牙医的手术椅子上，看着赵医生，咬咬牙说：“拔吧。”随即闭上眼睛。赵医生熟练地给我打了麻药，消了毒。他用一把大钳子夹住了那颗烂牙齿，对我说：“我要拔了啊。”只听见“叭”的一声，赵医生叫了一声“哎呀！”，把大钳子从我嘴里退出来。只见上面有几个牙齿的碎片，牙根没有拔出来。接下来，就是赵医生用凿子、钉锤等工具在我的嘴巴里“叮叮当当”的取牙根，仿佛我的嘴巴就是一个车间。我只有躺在那里，尽量张大嘴巴，任他在那里作业。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好在不痛。
等把牙根取干净，我全身都已经汗湿。赵医生给了我一包消炎药，对我说：“好好休息吧，应当一天后就可以恢复了。”
这时我的头已经是昏昏沉沉的了。我拿着药，回到家里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觉得舒服多了。吃了药又继续睡觉，直到中午被饿醒。喝了一点牛奶后，我发现拔了牙齿的地方似乎塞了一团棉花，就用力吐了出来。我对着镜子仔细看看那里留下的窟窿。不由得苦笑起来：“这个智齿三十岁才长出来，不到四十岁就拔掉了。真没用啊！”
这次拔牙就这样顺利的过去了。但一个月后的肚子疼就没有那么幸运。
八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实验室上班，突然感到腹部一阵疼痛。到了下午，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开始满头大汗。我对技术员说：“我肚子痛，没法上班了，我先回家了。啊！”
等我忍着痛回到家里，立刻就躺在床上。希望休息一会能缓解过来，就迷迷糊糊地睡了。等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天黑了下来。但疼痛一点也没有减轻。我不由得紧张起来：“会不会是在农村的肚子痛又发作了？”在武汉期间，就发作过两次，医生当时就告诉我：你这是急性阑尾炎转为慢性的了，迟早要动手术的。我想，恐怕这次是躲不过了！
我忍着疼痛，慢慢坐了起来，下楼敲了房东的门。门开了，Mimi看到是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你怎么啦？”我说：“我肚子非常痛，要找救护车！”Mimi吓了一跳，赶快端来电话，并告诉我：在德国，所有的紧急电话，不论是火警、匪警还是病人急救，统一都用“123”这个号码。由接电话的人根据情况分门别类地通知有关部门处理。嗯，这倒是挺方便的，又好记。
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人口齿非常清晰而简单地问：“你有什么事情？”我告诉她：“我肚子痛得厉害，恐怕很严重。”“你的地址是……？”等我说了以后，她告诉我：“请你在家里等着，我们马上就来。”真的是简单明确不罗嗦。
我回到房间，找出护照和马普给我的医疗保险单，还有钱包。刚做完这些，不到十分钟，远处就传来救护车的尖叫声。好快呀！接着，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来到我的房间，我把护照和保险单交给他们。这些人二话不说就把我抬上了救护车，车马上呼啸着开走了。在路上，医生们给我测量了血压、脉搏和体温，并拿着步话机哇啦哇啦地说着什么。估计是在跟医院联系。
一到医院，另外一批医护人员早已再那里等候。我被抬进一个空房间，他们就离开了。一刹那，四周变得空空荡荡，十分安静。我躺在房间的中央，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心里开始紧张起来。
一阵窃窃私语的说话声从门口传来。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去，门口站满了穿白大褂的人，但没有一个人进来，而是在那里议论：“呀，这是个中国人！” “是啊，他会说德语吗？”“英语也行啊。”“……”。我心里感到好笑，但肚子太痛，一点也笑不出来。
过了一会，听到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地说：“我先来试试。”于是，我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白帽子的男子走到我的面前。我静静地看着他，等待他发问。
他看着我，犹豫了一会，用尽量简单的英语，慢慢地说：“你今天…有水排出来吗？”我不禁笑了起来：这是什么话？于是就问他：“你这是想问呕吐还是腹泻？”那人一下子高兴地叫了起来：“啊，他什么都知道！”于是，几个医生轮流地过来，问我各种问题，并进行各种检查。我也告诉了他们十几年前在农村发生的事情。很快，会诊结束。他们安慰我说：“好了，没有问题了，你好好休息吧。”我的心放了下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等我再次醒过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医生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很和蔼地对我说：“江，我们诊断你是患了阑尾炎，必须尽快动手术。有家属来签字吗？”我摇摇头：“就我一个人在德国。”医生很惊讶地问：“你的夫人呢？”在他们眼里，只有短期出差才会一个人走，长期在外的人没把家属带在身边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中国，出国是公家交给你的任务，要把家属也带去才是不可思议的。我告诉他们：“夫人和孩子都还在中国，我自己来签字吧。”
签完字后，医生又问我：“是否需要找一个牧师给你做做祈祷？”我说：“不用。”医生突然想起来什么，做了个鬼脸：“抱歉，中国好像不是信上帝，好像是信菩萨，对吗？”我不由得笑了起来：“我也不信菩萨。”医生很奇怪地问我：“那，你信什么？”我看着他：“是不是你跟我做手术？如果是，那我当然信你啦。”医生一听，哈哈大笑起来。点点头：“好，好！”
护士过来跟我换了病号服，把我挪到担架车上，往手术室方向推过去。担架车经过长长的走廊，还通过了一个墙洞上的传送带。我像是个机器零件一样，被送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里，大家都在忙碌地做准备工作。一个医生过来给我打了一针，我则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忙碌。一会，那个医生走过来看看我，惊讶地拍拍我的脸：“你还没有睡？”我摇摇头。但不一会，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已经到了傍晚。我把手伸到腹部，摸到肚子上有一大块纱布。啊，一定是手术已经做完了。一点也没感觉到痛啊。
手术第二天，我感到饥肠辘辘。中饭时间到了，护工给同病房的每个人都端来了一盘食物，但没有我的，说是医生讲过不能吃东西。我知道，在中国，手术后通常要等到有屁放出来，确认肠道没有被梗阻才能进食。我告诉他们：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也放屁了。但他们完全不理睬我，我看着医院的护工端着一盘盘的美食送到每个病人的床前，感到愤怒极了。医生给我端来一杯红茶，小心地说：“你可以喝茶，但还不能吃饭。”我把头扭到一边：“我不喝茶，我要吃饭！”那个医生很抱歉地告诉我：“负责管你的医生说你今天不能进食，所以根本就没有准备你的午饭。”“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在德国，住院病人的饮食是属于治疗方案的一部分。每天每个人吃什么，吃多少，都有非常具体的安排，就跟吃药一样的严格。在我住的房间里有四个病人，每个人吃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也都是算在治疗费用里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办了保险，那吃饭也能在里面一起报销。
听到这些，我泄气了。既然医生说我今天不能进食，看来我只能饿到明天了。等着吧。
在德国的医院里，医生、护士和护工是有等级的。但在病人那里，他们都是召之即来的服务员。我只要按下床头的电铃，护工不在，护士一定会到。如果护士不在，医生也一定会来。即便我说“我想下床到走廊里走走”这样只需要护士或护工来做的要求，如果他们不在，医生也会非常客气地把我扶下来，然后带着我在走廊里散步。
手术后第三天终于到了。我早早地坐在床上，等待早餐的到来。今天的早餐有牛奶，面包和鸡蛋。看来对我的饮食没有做什么限制。由于饿了两天，我一眨眼就吃完了。我按下电铃，对跑过来的护工说：“我还想吃一份早餐。行吗？”护工跑出去，一会，又端来一盘早餐给我，啊，吃得真饱！
上午的查房开始了。当医生走到我面前时，为了表现我已经恢复，我得意地对医生说：“我今天饿极了，吃了两份早餐。”可能是我的德语不好，把动词的时态用错了。只见医生两眼直直地看了我一会，就走了出去。不一会，端了一盘早餐进来递给我：“江，吃吧！”我尴尬极了，只好笑着对他说：“抱歉，我的意思是说，早上我已经吃了两份早餐。这第三份我实在吃不下了。”
接下去的几天，我就是呆在医院里休息。每天早上医生来查房，然后打上一小瓶吊针，一天的治疗就结束了。剩下的时间自己想办法打发。大家都喜欢坐在长长的阳台上晒太阳。
医院里把病人分为传染性和非传染性两类。非传染性的病人不但可以串门，而且还鼓励你到处走动。连吃饭都可以端着盘子到食堂里一起吃。还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可以借书看……。这样的集体生活对病人的康复是有利的。
在阳台上晒太阳时，我遇见几个德国的老头，才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如此之少，可以说是不可思议，让人大跌眼镜。
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听说我来自中国，很高兴地说自己年轻当兵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去过上海。“唔，那是靠海边的一个小镇。人不多，但挺漂亮的……”老头眯着眼睛，在那里愉快地回忆着。我惊讶地看着他。一战时上海已经很繁华、很热闹了啊。怎么也不会是一个人很少的小镇呀！估计他是被派到属于上海，但又离市区很远的一个港口站岗去了。以为那就是上海。
另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更离谱。他问我：“中国？在什么地方？”我费劲地给他比划了半天，他才似乎明白了：“啊，中国在日本旁边。”我生气了。他知道日本，不知道中国？“不对，日本在中国旁边。”老头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不是一样的吗？”我摇摇头：“中国和欧洲一样大，日本只是个小岛。如果中国比作一件衣服，日本就是一粒扣子。你只能说衣服上有颗扣子，能说扣子上有件衣服吗？”老头还是没有闹明白，咕噜咕噜地说着什么离开了。我失望地看着他的背影。
在这期间，技术员Thosmen和她丈夫一起来医院看望过我。我很惊讶地问：“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Thomsen太太笑着说：“我们看到你两天没有来上班，就到你住的地方找你。房东老太太告诉我们说你在这里住院了。” 我又问道：“你们见到Mimi了？”Thomsen太太摇了摇头，说：“不说Mimi了。”我不解地看着她，心里想，Mimi一定又在他们面前胡说八道什么了。
我们正在聊天，对面床的老头突然发话了。他问Thomsen太太：“你听得懂这个中国人说的什么吗？”Thomsen太太惊讶地说：“当然能听懂啦，怎么啦？”老头说：“怎么他说的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啊。”我们不由得都笑了起来。我才想起前两天他曾经试图和我说话，说了两句就不再说了，原来是听不懂我说的什么。“难道我的德语说得那样不好？”我奇怪地问。Thomsen太太安慰我：“哪里，他不是本地人，口音很重，所以听不懂你说的话。”虽然是这样说，我还是感到十分沮丧。
第五天，我实在呆着无聊，又担心我传的细胞。下午，我偷偷溜出医院，坐上去实验室的公共汽车。在车上，我发现大家都以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医院的衣服。好在是天天换洗，还算干净。唉，也不管那么多了。到了实验室，我担心细胞长得怎样，就坐在那里用显微镜看了起来。一会，技术员从无菌室出来，看到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你怎么能从医院跑出来了？”她立刻把Ahne教授叫过来看。Ahne教授很严肃地说：“你赶快回去，不能穿着医院的衣服在外面跑。当心警察把你当神经病抓起来。”我大吃一惊，赶快放下细胞，跑回了医院。不过对Ahne教授的话还是半信半疑：警察还管这事？
一周后，医生通知我可以出院了。我来到医院办公室，心里在想该怎么结帐啊，要付多少钱。办公室的人看了看出院通知单，在电脑上查了一下，叫我在单子上签个字。然后很礼貌地对我说：“江先生，你可以回家了。祝你健康！请记住：一周后上午九点请过来复查。”就这样出院了？我惊讶地看着这一切。说了一声“谢谢”就走出了医院。这手续真简单啊。
几天后，医院寄来一份账单。上面列了我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包括吃饭的费用一起大约一万二千多马克。附言上写到：“如果你看后没有什么疑问，麻烦请签字后寄到保险公司。地址如下……。”我寄出去后，一切手续就都办完了。
一周后，我如约来到医院。医生叫我躺下，然后用手在我的肚子上摸了几下，满意地说：“唔，很好，没有问题。你可以回去了。”再过了几天，医院又寄来一份账单。这是复诊的费用二百马克，上面同样有句附言：“如果你看后没有什么疑问，麻烦请签字后寄到……。”我一面把信发出去，一面想：这复诊费也太贵了点吧！摸了不到十秒钟的肚皮，就花了二百马克！幸亏是保险公司付账，否则真付不起啊。
出院后我一称重，整整轻了十三斤。那就是说，我出国半年，不仅把在歌德学院吃黄油长的四公斤肉放弃了，还多掉了五斤肉。李新新知道后不由得嘲笑我：“哪个像你那样出国后又拔牙又切肠的？别人出国都长胖了，你倒好，还瘦了几斤。怎么回事啊！”
是啊，我的运气怎么这样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