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前后
研究所里的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回国前的一些准备了。
听说我在德国的工作要结束了。在美国的几个同学都来信，希望我能去美国。叔叔也来信问我，能否来美国看看？看到这些信，我有点犹豫了。如果我直接回国，再想出来到处走走看看是很困难的。这倒是个机会。可以吗？
对这个问题，我犹豫了很久。虽然从理论上说，我可以到美国看看，然后从那里返回中国。但在那个年代，凡是到美国去的人，无论是读书还是做实验，只要能够留下来，就几乎没有回来的。我知道去美国意味着什么！但我确实没有做好留在美国的足够思想准备。这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如果我去美国，即便只是去看看，那我带回去的大量细胞和病毒都将因无法保持那么久的时间而不得不丢掉。回去后将很难开展工作。而且，如果我带着小樊和江苏淮在美国留下来，我该怎么度过后面的几十年？
元月初，我抽空去了一趟驻慕尼黑的美国领事馆。我试着填了我和小樊的两张签证申请表，然后从窗口递了进去。工作人员看了看小樊的护照，说：“你孩子也要一起去吗？那还需要再填一张表。”说着递出来一张表叫我填写。
我拿着表又一次犹豫起来。去美国究竟值还是不值？记得在武大毕业前夕，我曾经跟同学们笑言：“如果情况不允许我为中国人民服务，我就会考虑为世界人民服务。”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谁都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当然，如果我现在的处境还像在农村那样，我肯定会考虑走出去。然而现在国内形势越来越宽松，还没有不让我为中国人民服务啊，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呢？我不懂政治，也没有查过辞海。但在我心里，一直以来把“国家”和“祖国”这两个概念是分得很清楚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国家”是指一个政权或者说一架机器，而“祖国”则是指的那里的土地和人民。不管我对国家是什么看法，对祖国的看法是不会变的。我做出最后的决定：既然祖国没有说不要我，为什么要急着去为世界人民服务呢？那就留在中国吧。
我把填好的申请表塞进口袋，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美国领事馆。我又一次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就这样吧。这辈子就为中国人民服务了！
在准备回国的过程中，最费脑筋的就是给亲戚们带东西了。这就象走钢丝一样要搞好平衡。我正在和小樊商量这事时，爸爸来信了：“……你现在是飞黄腾达了，不要忘记家里的其他人，记得回来时给他们也带些东西……。”看来他们把这事看得挺重的。我如果不能把这事摆平，回去后恐怕会有很多麻烦！我想了想，觉得有些话还是先说清楚比较好。于是给爸爸回了封信：“……飞黄腾达说不上，但东西多少还是要带些回来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和小樊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因此对我们这个家庭而言，小樊家和你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必须同等地看待两边的每一个人……。”我猜想爸爸看了这封信一定不会高兴，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潘老师也来信了：“……小江，我想知道你对鱼病室的今后发展有什么看法？……”这确实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鱼病室长期以来研究范围仅限于四大家鱼，特别是草鱼。这和我们室的名称是不太相称的。我很快给潘老师答复：“……我们在四大家鱼，特别是在草鱼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我们不能在草鱼这一棵树上吊死。要搞多种鱼的病害，特别是病毒病的防控。要建立各种检测方法，这是细菌性和病毒性的鱼病诊断走向科学化的重要一步……。”回国后我才知道，鱼病室开始向特种水产病害研究的方向发展了。我的这个观点和鱼病室的方向是不谋而合的。
最后，我们开始清理行李。这时，我才发现两年里我们买了好多东西啊！一个月前，小陈两口子已经回国了。他们定了一个集装箱，可以通过陆路火车运到北京。我们当时就已经托他们带走了两箱东西，把地毯、吸尘器等一些又大又重的东西先带走。但剩下的东西仍然很多。我压缩了再压缩，还是结结实实地装了五个箱子，还有几个背包。我看看江苏淮的一大堆玩具，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跟江苏淮商量：“江苏淮啊，爸爸实在是没有办法帮你拿玩具了。这样吧，你背一个大背包，你把想带回去的东西装到背包里。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好吗？”江苏淮听说必须自己带走玩具。他拿起这个看看，又拿起那个看看。显然，像小火车和小吊车之类的大玩具是不可能带走的。他想来想去，只装了所有的LEGO积木和一些小动物。但即便这样，也塞了满满一背包。
临走前两天，我们再次去房东老太太动手术的那个医院。Maria太太刚动完手术，还在昏迷不醒。护士也不让我们在病房里呆太长时间。无奈，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去。
三月十九日上午，因为Maria太太同意等我们走后把这套房子租给一对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拿走了一套钥匙，办理了交接手续。吃完中饭，我们最后检查了一遍房子，把剩下的一套钥匙丢在桌子上，拖着所有的行李慢慢朝地铁站走去，准备去中央火车站乘火车前往法兰克福，再从那里坐飞机回国。
到了火车站，陈应华两口子和Ahne教授的夫人早就等在火车旁。我们匆匆地把行李搬上火车，和大家告别，火车就开动了。看着慕尼黑逐渐远去，这才突然感到，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两年多的生活，自己对慕尼黑已经产生了感情！慕尼黑大学、伊莎河、英国公园、奥林匹克公园，玛利亚广场、大皇宫……，还有那些可爱的朋友：Ahne教授、技术员Thomsen、Simet太太、Maria太太、传教士一家子、钟神父……，后来我在梦中还经常见到他们。虽然此时我渴望着尽快回到中国，回到武汉，但真的走了，还确实是有些依依不舍。
到了法兰克福。小黄早已在车站等候多时。虽然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但他看到我们从火车上拎下来那么多箱子，依然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呀，这么多行李！这能够上飞机吗？不会要你们交很多超重费吧？那可付不起啊！”我早就听陈应华说过，可能是为了鼓励中国学生学成归来，也可能是鼓励中国人乘坐中国民航，凡是坐中国民航回国的中国人行李都没有限额。我笑着说：“没关系，中国民航对中国人网开一面，不限制重量。”小黄羡慕地说：“有这种好事？真好啊！”
第二天吃早饭时，小黄建议说：“你们可以抓紧时间去海德堡看看。坐火车一个小时就到了。那是很美丽的一个小城市。”于是，我们吃完饭赶快就出发了。
海德堡（Heidelberg）离法兰克福不到一百公里，而且有很多趟火车经过那里，交通非常方便。海德堡是著名的文化古城。二战时，德国很多城市都在空袭中被严重破坏，面目全非。唯独海德堡几乎没有遭到轰炸。据说美军的好多高级将领都是海德堡大学毕业的，不愿意轰炸这个地方。所以很幸运地逃过一劫。
我们在那里参观了老城堡，圣灵教堂等地方，玩了一整天。这是我们在德国游览的最后一个城市。
三月二十一号一早，小黄夫妇就跟我们一起去了机场。小车的后备箱里塞满了我们的行李。小黄担心地问：“你确定中国民航对托运行李没有限额吗？”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我只是听其他人告诉我的啊，我也没有确认过。”他这一问，我的心里也开始打鼓了：万一有限制该怎么办啊。国际航班的超重行李费可不是一般的贵呀。小黄安慰我说：“不要紧。万一不行，你把行李留在我这里。我从海运给你寄过去，那就便宜多了。”
到了机场，我们一眼就看到远处《中国民航》的标记，那就是我们办理登机手续的地方了。过去一看，是两个德国的女工作人员在那里值班。我们开始把行李一件件地放上电子秤，才放了第二个箱子，工作人员就摆摆手：“行了，重量已经超过了。”我大吃一惊，这还没有一半呀，那剩下的怎么办？我的头上不禁开始冒汗，小黄也着急了。他试探地问他们：“我听说中国民航对中国大陆的乘客是不限制行李重量的，是这样吗？”那人摇摇头说：“我们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小黄赶快说：“那麻烦你去问问他们，好吗？”于是，其中一个女的就拿起话筒跟里面中国民航的工作人员联系起来。只听见她跟对方说：“这里有个中国家庭的行李超重了，能接受吗？”后来又问了一句：“可以接受多少？”一会，她放下电话，对我们笑着说：“是的，对你们没有限额，那就全部放上来吧。”小黄高兴地跳了起来。我的心也落下来了。好险哪！
办理完手续。小黄和黄太太依依不舍地拉着我们的手。昨天在他们家里，小黄夫妇就送给我们一个台湾玉的首饰，我们则送给他们在第二次回国时买的软木雕给他们留念。由于当时台湾还没有解除戒严令，大陆也不够开放，我们都不敢直接相互联系，也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地址和联系方式。回国后，我们之间就很难再有什么往来了。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只有在这里照相留念了。
在机场和小黄夫妇告别
当然，我们之间在讨论一些政治观点时，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血浓于水”的关系。在照相时，我看到有架台湾的民航飞机从后面滑过，就笑着说：“嘿嘿，我看到飞机尾巴后面的国民党旗帜就感到头皮发麻！”小黄也笑起来：“一样的，我们看到你们的五星红旗也是一样的感觉。什么时候大家都没有这种感觉就好了！”就这样，他们站在安检门外，看着我们，不停地挥手，一直到看不见我们为止。
飞机起飞了，滑过跑道，冲向天空，把我们带回中国。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我满载而归。不仅仅是箱子里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留在心里的研究技术和能力，德国人的精神，以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印象。这是比物质更宝贵的财富。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江苏淮兴奋地在飞机上跑来跑去。空姐们很喜欢他，把他带到楼上参观。江苏淮则画了一架大飞机送给这些阿姨们。不过在飞机身上写上了“Lufthansa（汉莎航空）”的字样。空姐们莫名其妙：“为什么要写Lufthansa？”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他天天照着德国明信片上的飞机画画，恐怕以为这些字也是飞机的一部分吧。”
终于到了北京。机场上到处挤满了人群，和两年前去德国时完全不同。出海关时，值班的官员看到我们一家三口都回来了，似乎感到有点意外。可能当时携家带口出去的多，回来的很少吧？一个年轻的女官员高兴地对江苏淮说：“小朋友，欢迎你回到中国！”江苏淮茫然地看着她，嘴里咕噜了一句：“Vielen Dank！”
……
走出机场，我们的行李太多，没有哪个出租车愿意带我们。直到所有的客人都走光了。剩下一辆没有找到乘客的出租车司机这才叹了一口气，过来说：“哎，我来带你们吧！”
在北京的那几天里，我们等着买回武汉的火车票。剩下的时间就是忙着托运行李，到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那时候，因公出国的人员每三个月可以有指标购买一个进口的电视机、洗衣机、录像机、冰箱之类的“大件”，和一个缝纫机、吸尘器之类的“小件”，因私出国的则每年可以买一件。这些就是我们能给亲戚朋友买东西的关键。在空闲的时候，也带着江苏淮到长城和动物园等地方看了看。在北京呆了才不到一周，小樊穿的浅色呢子大衣就变黑了。原来在慕尼黑穿了几个月都是干干净净的啊！江苏淮也感到很不开心：“怎么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他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感到很有点烦。
终于买到火车票了。上车那天，我们拖着大箱子，随着人群走向通往北京站的地铁。地铁里到处是人，但没有自动扶梯，也没有电梯，只有供人们爬上爬下的楼梯。江苏淮费力地拖着行李车，上面是他自己带的玩具。我和小樊各自拖着沉重的箱子，谁也没有能力去帮助江苏淮。
进了北京站，小樊提醒我：“是不是该买几包香烟给来接我们的司机啊？”真糟糕，我这个不抽烟的人忘记从德国带几包烟回来了。水生所的司机们，如果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他们，他们可能会有脸色看的。我赶快在那商店里买了几包最贵的烟。
开始进站台了。仍然是长长的楼梯，没有电梯和自动扶梯，无尽的人流拎着大包小包从上面艰难地走下去。我们提着沉重的箱子，累得满头大汗。江苏淮拖的行李车的轮子被拖掉了，幸好旁边有个旅客拉了他一把，算是拖到了车厢门口，我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火车到了武昌。李正秋带着一个水生所的司机已经在那里等着接我们。累坏了的我松了一口气。开车后，我递给司机两包香烟，很抱歉地说：“对不起啊，我不抽烟，忘记从德国买烟回来了，这是在北京买的。”司机看了烟一眼，把头扭过去，朝车窗外吐了一口痰。一句话也没有说，连谢谢都不说一句。
到家前，李正秋告诉我：虽然我去年已经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房子。但由于有个老革命没有搬家，所以影响了一连串的住户不能搬家，因此我还得继续住在新大楼里。
到家了。还是在新大楼，还是得挤在三楼那间破旧的小房间里。这两年看惯了大窗户，回来后感觉是那么暗，那么脏，感觉到处都是乱哄哄的。我把细胞、病毒和带来的其它各种试剂送去实验室。李正秋告诉我：那个接我的司机因为没有得到进口香烟，在司机班正大发脾气，骂得非常难听。我感到不解：他们出车不是所里派的工作吗？室里不是给了钱他们吗？难道不给烟，甚至仅仅不给好烟就该挨骂吗？这是什么世道？
回国头几天，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各样跟在德国格格不入的情况。面对着完全不同的环境，还有将要面对的各种人群，我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我不禁开始怀疑起我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
我回国的决定是对的吗？
（第七部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