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改变了人们的观念（8）
“安倍经济学”VS.“安倍的口罩”
（Abenomics vs.Abenomask）
日本终于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了。许多人认为这是“迟到的爱”、“雨后送伞”，好在雨还没有住，可衣已湿透了才送伞来，也可遮挡一下风寒。
日本全国48个自治体（都道府县）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套路：有人说慢了一拍，有人说始终会这样做的，有人讲也有这么一天，也有人说到了现在才抓紧急事态措施，已经时至晚也，更有新泻县的知事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爱媛县知事认为政府的号令是“朝令暮改，让人疑惑”……。别看蕞尔小国绝对不会有“高度一致”、“完全拥护”、“紧密团结在（执政）党周围”那种唱高调、高唱赞歌的局面，从来没有绝对的统一。
日本的每个“自治体”（省、市、县）的“父母官”们都知道有“大公有私”这个道理。这里的“私”当然不是一人一己之“私”，而是为了自己所在地区的黎民百姓谋福利、较之全国其它地方不同之“私”。全日本完全赞成政府的知事反而不多，但法律规定也必须“参照”政府号令，依法执行。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让人想起“国民政府”时代的地方割据。各省的“主席”各为其政。
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又让人联想起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面红旗舞后的年代，自然灾害造成了中国的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最突出的是四川省。经历过“长征”的江西临川人李井泉是极少数在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内都任过职的将领。战后担任第一任四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在他的任内的大饥荒期间内，他紧跟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不遗余力，尤其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紧跟毛批判彭德怀。后他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有权力的领导，人称“西南王”。
在浮夸风中，他总是不甘人后，于1959年宣布在四川取消粮票，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在大饥荒时期，在四川粮食储备极少的情况下对于中共中央派给四川的粮食征购任务全力完成，为保障中共中央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给，导致了本省因缺粮而造成大量民众因饥荒死亡。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的附录上写有的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减是一千万人。（人口不迁徙的情况下，人口减少必然是死亡的人数超过出生的人数。人口减少1000万，可见死亡人数不止1000万（虽然这里面不一定都是饿死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李被爆出欺瞒中央的丑闻，但是毛、周等都对其上调粮食救急表示赞赏，终在大会上派到四川组了解情况的邓的保护下安然无恙，未被追究责任。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毛泽东的私人秘书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这种观念无论哪朝哪代都不是为官之道所取的。
新冠肆虐日益严酷之下，安倍决定给每个家庭发放两个口罩的消息一发出全日本一片冷气弥漫：曾几何时对外大张旗鼓地宣传的“安倍经济学”，精准施策“三支箭”，然而“大限来临”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濑户际）却以“两个口罩”敷衍了事？
朝野一片哗然，内外各种讥讽之下，各政党便参照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每个成年公民一次性补助金的方法:每户30万日元。然而条件苛刻，要证明是因为疫情影响而收入减低的家庭。收入界限以及减低的幅度如何确定，如何确定，在日本是拖拖拉拉，说是最快可能到5月初连休之前发放。就像在马前拿出胡萝卜让马跑一样，不只要道“马年”还是“牛月”？这岂不是在明显实地拖延为协助紧急事态宣言的国民的补贴。在民众的不满声中一些政党感觉到了舆论压力，所以宣布了每人10万日元补贴（约6500人民币），不论收入所得多少一律平等支付。
可见在日本无论“中央”多大的权力，号令要求一致，各地方政府都必须做出本适应地方特点的精准施政方略，否则一味“紧跟”、盲目“响应”，完全附随，受苦受难的还是那个地方的人民，会得到当地人民的“反揆”的。
所谓“大公无私”到了极端就是“大公极私”，是为了一小撮人的“私”而舍弃广大人民利益的“公”。在日本任何知事，助役（副知事）如有李井泉式人物，必定会立马下马的，因为这样的“眼睛朝上”的被选民唾弃！
在日本人们喜欢吃“平目鱼”（Hirame），又叫“比目鱼”，而在日本职场将那些唯上司之命是从，谄上欺下的人物称为“比目人间”，“平目上司”（比目鱼和鲽鱼的两眼都向上长，前者偏左，后者偏右）。“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说他最讨厌的就是“平目人间”。
唯马首是瞻、对上面的政策唯唯诺诺，不顾民情地对上司紧跟效忠，拿人民的性命当儿戏的任何官吏就是比目鱼似的人，他们最终结果都是悲惨、悲戚、悲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