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蔓延，各地要求自律在家，有时间了解一些现在甚嚣尘上的
芳芳日记，再记起1991年读过的《鸿》，在两者之间你会找到一些既视感。
一．为什么你的脸上满是忧伤？
一九六六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余”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八十平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已出，想不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
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业队。记得乍听这消息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何家有六个儿女，其中两个在新疆，另外三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
邻居做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工作。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我后来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
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地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地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两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
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
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
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
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它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二．一个人失去了尊严怎么办？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我们房子旁边的墙根下盖了一间平房。房子十分狭小简陋，冬天极寒夏天极热，许叔叔和许婶婶就搬进了那里。他们没有孩子，房子勉强可住。每天上午，许叔叔便拖着一辆垃圾车，摇着一只铜铃，开始在宿舍扫地和收集垃圾。他和许婶婶负责着我们整个宿舍的清洁卫生。印象中许叔叔的蓝外套已经发白了，上面打着些补丁。他常常面无表情，很少与人讲话，更不曾见他笑过，仿佛他只知道做事，其他一切都再与他无关。
然而我知道，曾经很英武很洒脱也很热情的许叔叔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工程师。比起我父亲这些人，他要年轻得多。正是因为年轻，青春洋溢，置身于一个老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便很容易地成为火热运动中的激进分子。隐约听说许叔叔似乎还做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目，只是，人们都说他站错了队。
在那样一个年代，何为对何为错，我们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但是许叔叔却因了这个缘故，被人从舒适的办公室中赶了出来，成为宿舍大院里每天垂眉低头缄默不语的清洁工。他的旧日同事或天天与他擦肩而过，或提着垃圾桶去他的身边倒一桶垃圾。虽然彼此间都不说什么，没有白眼也没有讽刺，但对于许叔叔来说，那仍然是无比难堪的场景，是根本没有自尊的时刻。一个人这样活着，需要怎样坚强的意志才能撑得下去呢？屈辱地活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比许叔叔脆弱或者说比许叔叔更自尊的是他的亲哥哥许伯伯。许伯伯也是工程师，他的资格自然比许叔叔更老一些，他的地位也要高于许叔叔很多。许伯伯一家在我们宿舍非常受人尊敬，因为许妈妈是一个待人格外亲切的老师，还因为他们家所有的小孩全都是大学生。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并不多见。许伯伯和许叔叔两兄弟同住一个宿舍区，当许叔叔每天拖着垃圾车沉重地从许伯伯家门口走过时，许伯伯心里将会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伤痛，还是无奈？这一点只有许伯伯自己知道。
文革对于许伯伯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有一天，许伯伯也被关了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毕竟还小，并不知道为什么关他，记得的只是那时有很多人都是关在办公楼的地下室。那地方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人在其中，与囚犯无二，自由与尊严都一起被人剥夺。许伯伯自然也在其间。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许伯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了反抗。一时间宿舍里遍传许伯伯畏罪自杀的消息。说许伯伯被关前就把刀片放在帽子里，带了进去，然后割脉自杀。许伯伯割的是哪个部位，我吓得连问也没敢问。所幸许伯伯并没有因此而丧生，他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机关医院。经过抢救，他活了过来。对于许妈妈和儿女们，这自是件天大的幸事，但对于决意去死的许伯伯自己呢？很难说是不是好事了。
有一天，我从医院门口过，偶然地看到了那里贴着许妈妈率儿女们写的感谢信，感谢党感谢领导感谢医院救了许伯伯，看时心里竟有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那张贴在墙上的红纸感谢信便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许多年后，我又一次从那医院门口过，脑子里还浮出感谢信的样子。突然间，我就想，不知道当时的许伯伯是不是也怀有这样的感谢，不知道许妈妈写这份感谢信时心里又是怀着怎样的伤痛和酸楚。
我父亲说，一个人最怕被剥夺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身份甚至连家庭都不是，而是他的尊严，把这个丧失掉了，他活着的意义又有什么呢？我并不认为我父亲这话说得多么对，但我却记住了它，同时也记住了许叔叔没有表情的面孔和贴在医院门口那张大红色的感谢信。
三．善良一生难道就会真有善报？
花伯伯家同我家是世交。这个交情一直得追溯到我母亲上中学的时候。花伯伯的妻子静湘阿姨是我母亲二姐的同学。当我母亲去九江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时，母亲的二姐便将我母亲托付给了静湘阿姨。这大约是六十年前的事情。自此后，我母亲同静湘阿姨的友谊一直延续着，直到母亲去世。因为静湘阿姨的缘故，多少年来，花家对于我家来说，就如同一门亲戚。
在我见过的人中，再也没有比花伯伯脾气更好的了。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见他生过气。他哪怕跟最不讲道理的人或最顽劣的小孩说话也都是笑意满面，轻言细语。尤其对小孩，不论哪家的，在花伯伯眼里，都是自己的孩子，他在他们中间，脸上总会由衷地露出欢喜之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来。记得六十年代末，花伯伯带我上街，我难得一次出门，出去了便满街乱窜，花伯伯便跟在我后面在人群里跑来跑去，不阻止我也不批评我，仿佛随了我的意也是他最大的乐趣。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当时甚至想到要是大人都像花伯伯这样多好呵。花伯伯对小孩的热爱，不分任何等级，也没有任何止境。或许是因为花伯伯是天主教徒的缘故。
花伯伯曾经在日本学医，回国后就当了医生。抗战期间，我父母在昆明时，花家也在那里，花伯伯开了一家诊所。常常有些穷苦的病人看病没钱，花伯伯便不收费。这且不说，他还经常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让病人拿去买药。我母亲常说，花伯伯这个人心肠最好了。
我家和花家有着不解的缘分。我父母离开昆明后，几经周折，搬到了南京，而花家竟也在南京；然后，我父亲又因工作调动到武汉，此时的花家也在我家之前先迁来了武汉。两家大人坐在一起时，就常常奇怪，说是职业又不相同，事先也没约好，怎么一走就走到了一起，竟一连走了三座城市，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在武汉几十年中，花家几乎是我家唯一可以走动的亲戚。
但在一九五七年，善良的好脾气的花伯伯竟被打成了右派，从此花家便生活在阴影之中。花伯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似是因为花伯伯喜欢写一些普及卫生常识的小文章。如果说这一类的小文章也能对国家造成伤害，真正是让当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却因了它们断送了自己的一生：他再也没有当医生的资格了。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了“改造”。“改造”这两个字，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言难尽的内涵。在这支庞大的“改造”大军里，花伯伯同大家一样，只能低头认罪，唯命是从。
六十年代末，花伯伯被安排在医院里负责挂号。虽然这样的事不应该由花伯伯这样的人来做，但被“改造”过的花伯伯竟也没有半句怨言。他带着他永远的笑容和谦和，很敬业很认真地做这份简单得不必有任何医学知识即可以做的工作，认真得让你觉得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天真呢？等到七十年代，花伯伯终于等来了平反的一天，但他却已经老了。而且很快就得了病。所有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比方房子，都因了这“老”而不再有他的一份。老而病弱的花伯伯在床上躺了七年，一家人就始终住在两间很小很小的房子里，用着公共的厨房和厕所，很痛苦也很无奈。
我最后一次见到花伯伯时，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那是在我一次出差的前夕。正是那天，我离开后几分钟，花伯伯便离世而去。当我出差回来再去花家时，便只看到了花伯伯的一份遗嘱。遗嘱上写着要把自己的尸体给医院留作解剖用，还写着他的丧葬费和抚恤金不必发了，请用那些钱买些糖果给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吃。读着那份遗嘱，我心里有些难过，也有些茫然，我想像花伯伯这样的人，他对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怀着怎样的一副慈悲情怀呢？为什么生活对他那样恶，他却永远以善来回敬生活？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我曾经对这句话深怀敬意。然而，当我看到了花伯伯的善良一生却又坎坷一生的经历，便觉得生活给我们的感受和书本给我们的道理，相距十分遥远，甚至想，人一生总是善良是不是就对了？
方方的准考证
四．人格的力量无法抗拒
我父亲所在单位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叫“长办”。父亲常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办公室，它下面的职工有好几千人。“长办”是专门治理长江的。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以及长江上许多水电站，都是他们设计的。“长办”的主任叫林一山。他是个级别很高的领导，我们小时候听说在湖北只有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可以同他一比。而且还听说周总理和毛主席都特别欣赏他。一度传言毛主席曾表示不想干主席，想要跟他一起去修三峡。这当然是大领导对属下的一句玩笑话，可林一山却因了这样一些趣事，在整个“长办”都颇有传奇色彩。
文化革命开始后，林一山受到冲击是自然的。记得那时我们宿舍院子里的红墙上到处都用墨汁写着“打倒〇一三！”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经我小哥指点，方恍然：〇一三就是林一山。小哥还告诉我说，林一山有一只手受过伤，大字报说是他因当叛徒而受伤的。这个信息令我吃了一惊，于是想到爸爸竟在一个当过叛徒的领导底下做事，真是有着万分的委屈。那时我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有强烈的爱憎感，但却不懂得对与错。
“长办”有一个俱乐部叫长江俱乐部，绿色琉璃瓦屋顶，乳黄色的外墙，很漂亮很典雅，是我们很喜欢去的地方。“长办”所有的庆典都在那里举行，理所当然，“文革”中所有批判大会也都在那里召开。一九六六年的一天，长江俱乐部开会批判林一山。虽然林一山是叛徒的说法流传很广，但他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始终有一种神秘感，我们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欲望很是强烈。于是我和几个同伴决定去看这场批判会。
长江俱乐部的看门人因我们是职工的孩子故而对我们并不严加看管。我们很轻易地混在大人堆里看开会。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种会议自然毫无趣味，而且林一山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位子上，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他。我们盼来盼去，才好容易盼到了休场。大人们纷然出去透气，林一山却仍然坐在那里。
我们跑到他的跟前，看见他正在一个小本上记录着什么。他的手果然是受过伤的。我挤上前去问：“你的手是当叛徒时受伤的吗？”林山抬起头，严肃地说：“不是，我是跟日本人打仗时受的伤。”我说：“你骗人。”林一山说：“我从来都不骗人！”我没来得及问后面的话，便被其他孩子挤到了一边。
回家后，我告诉父亲。父亲感叹万千，说林一山这个人是个硬骨头，他不像别的领导人那样为权宜之计从头到尾都认错。他始终很强硬，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从不承认他在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父亲过去并不喜欢林一山这个人，可在文革中他却对林一山的傲骨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因为像林一山那样不管你怎么批我斗我都坚持自己观点的做派，是父亲这类软弱的知识分子们想做而不敢的。
后来我们就听说林一山被关进了大楼的地下室——那个阴暗潮湿不见天日的地方。再后来我们又听说被囚的林一山竟找看守讨得一些沙子，然后利用遗弃在地下室的水泥和那里面长流不断的阴水，捧一捧地筑起了一条小小的挡水坝。这件事是怎么传出来的，我并不清楚，但它足以让所有听说过的人都产生万分的感动：为一个人不垮的意志感动，为一个人不屈的精神感动，为一个人永不放弃的追求感动，更为一个人永远挺立的人格感动。
以后，父亲去世了，我也离开了“长办”的宿舍大院。可每当我想起少年往事时，总会想起在长江俱乐部的我站在第一排座位前质问林一山的情景，想起林一山认真的对答。虽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林一山，但他的精神他的人格却一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悄然地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和我的生活。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是一本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的家庭自传，讲述了中国三个女性的故事。《鸿》于1991年首次出版，其中包含了她祖母和母亲的传记，最后是她自己的自传。该书获得了两个奖项：1992年NCR图书奖和1993年英国年度图书。该书已被翻译成37种语言，销量超过1300万册。 这本书首先是张戎外祖母杨玉芳的传记。两岁时，她被裹脚。因家庭较贫穷,她的父亲策划将她嫁给大军阀薛之珩来获得地位——这在当时能很大程度上提高生活质量。在结婚时,将军已经有一个妻子和许多妾。这个年轻女孩独自留在一个有仆人的富裕家庭 ,整整六年没有再次看到她的“丈夫”。她周围的环境奢华,但实际上她生活得很紧张——她担心仆人和将军的妻子会向将军报告，造谣生事。她可以经过允许回到她父母的家中,但从未被允许在家中过夜。
在六年没有见面之后,将军对她进行了简短的夫妻访问，在此时,作者张戎的外祖母受孕了。将军没有很长时间待在那里，他甚至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但他将女儿命名为宝琴。在孩子的婴儿时期，张的外祖母不断要求将她带到将军的主家庭，直到将军得了重病，她才不再请求。张的祖母别无选择,只能遵守。在她访问家庭时,将军已奄奄一息。将军没有男性继承人，她的孩子（当时尚未出生）对家庭来说非常重要。她意识到将军的妻子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因此当将军去世时，她和孩子一起逃到了她父母的家里，向她丈夫的家人撒谎说孩子已经死了。在将军的遗言中，他意外地宣布外祖母将在二十四岁时自由。最后，她嫁给了一位年纪较大的医生夏瑞堂，她和她的女儿，张的母亲在满洲里的锦州建了一个家。她不再是一个妾,而是真正的爱妻。
这本书接下来写到张的母亲（薛宝琴/夏德鸿）的故事，他在十五岁时开始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红军工作。 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她为党提供的工作使她晋升。她遇到了将成为张的父亲（王愚/守宇）的高级军官。他们很快就结婚了，但共产党的指令要求他们不能在一起度过很长时间。 最后，这对夫妇被转移到张的父亲的家乡宜宾。 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跋涉。 张的母亲因为她的等级而徒步行走，而她的父亲乘坐吉普车。 他不知道张的母亲当时怀孕了。抵达南京后，张的母亲进行了艰苦的军事训练。长途的跋涉和艰苦的训练使她流产。张的父亲发誓再也不会疏忽妻子。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生下了张戎和另外四个孩子。这本书接下来转移到了张自己的故事上。
当张少年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然她不参加一些残酷的行为，但她还是乐意地加入了红卫兵。随着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加强，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张的父亲温和但公开地批评了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因而成为了红卫兵的目标。张的父母被打为走资派，并在批斗大会上被批斗、遭受酷刑。张回忆说，她的父亲身体和精神都在恶化，直到最终死亡。她父亲的待遇促使张以前对毛泽东的疑虑全部露出。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张被农民送到农村接受教育和思想改革，这是一种艰难，严酷而毫无意义的经历。在文化大革命将要结束时，张回到家中并努力争取上大学。她成功后不久，毛泽东就去世了。虽然整个国家都在哀悼中感到震惊，张写道：“人们已经表演了这么久，他们把它与他们的真实感受混为一谈。我想知道有多少眼泪是真的。”张说她对毛泽东的死感到兴奋。
在大学，张学习英语。 在毕业并担任助理讲师后，她获得了在英国学习的奖学金并离开了她的新家。 今天她仍然住在英国，偶尔访问中国大陆，在中国当局允许的情况下看望她的家人和朋友。
《鸿》被翻译成37种语言，售出超过1300万册, 获得J·G·巴拉德等作家的称赞。虽然它也被翻译成中文，但它在中国被禁止发售，但此书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发售。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