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以创新为目标，你搞造型艺术吧，那个仰韶文化，陶器的样子够新的，你做一个我看看，你能超过它吗？六千年前的东西，你来一个试试看，没什么人能超过的。所以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

——黄永玉

一、我的念书过程：留了五次级

我是小学毕业，在我的家乡，一个非常非常边远的、非常野蛮的山里面长大的。在那里念过小学，小学毕业。当然在我的前辈里面有非常杰出的人了，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熊希龄的老先生，他是我们的街坊，这位先生后来就当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内阁总理。那么后面当然还有沈从文先生了。

黄永玉与沈从文

我们那里的小学校基本上是读古书为主，不是私塾，是新学校里面古书读得比较多的一个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省长叫何健，这个何健就提倡读经、读古文。所以小时候我们就受这种教育受得比较多，同时也受到蔡元培式的那种教育。

在那样的环境里新的老师教新的东西，旧学的老师就教我们旧学。那个时候有的人说学旧学不好，四五岁、五六岁孩子让他学古文，背得出来一点都不理解。 到了现在我才感觉到，不理解不要紧，利用小时候记忆力很强的时候把这个书记住了，我们到了二十岁，到了三十岁，再来反刍吧 ，慢慢地回味，得益匪浅。所以有一个老先生，就是日本索尼厂的老板对我说过这个话，他说他现在写的几部书就谈儿童教育。 他是主张三岁让孩子学微积分，他说完全可以。 他说我们人用不着慢慢地等到十几、二十岁再来学这些高深学问。我就回顾了我自己那些过去的学习过程，我也感觉到小时候读点古文、学点诗词做法，那么到了二十岁、三十岁再来消化还是很好的，因为到了二十岁、三十岁你没有机会背这些古书了。

（后来）一个远房的叔叔把我带到福建厦门一个集美学校去念书。厦门集美学校那个学校30年代恐怕在全国来讲，设备师资都是最好的了。那个时候生活也比较苦，比较艰难，那个亲戚也帮不了很大的忙。仅仅是说不要学费呀，给点饭费，那个叔叔津贴我的饭费，没有钱买肥皂，买袜子也没有钱。所以一领到教科书以后我马上就卖掉了，把书卖掉了。上课就没书了，然后就到图书馆去。那个图书馆非常大，有六层楼，什么书都有，我也看不懂。那么挑懂的看，慢慢、慢慢地也看懂了。

图书馆里的管理员呢，恰好是我的婶婶，我的远房的一个婶婶。那个婶婶很凶，看了我进去，尽借些不三不四的怪书，她简直太奇怪了，看我念书也念得不好，英文呀等于零，理化等于零，老是零分，老是零分。所以有时候就不借给我，意思是书没有读好，你看这么多书干什么？

在那个时候就在那里奋斗吧！经常去看书，有时图书馆关了门了，我就关在里面了，走不了，中午饭也吃不了啦。下午再开门我再出去，基本上我的教育是在图书馆里面的。所以在前两年我回到福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有的当研究院的院长，有的当大大夫，有的当将军，有的当这个那个，很多。到了厦门，他们有二百多人请我吃饭，有个好大好大的地方请我吃饭。人家都奇怪，你怎么这么多同学、这么多同班呢？人家同班有几十个才二十个，你怎么有二百个同学呢？我说：“我留级留了五次，五五二十五，就两百五了。”

12岁时远离凤凰来到集美学校的黄永玉

一些女同学现在都是大大夫，大医院的院长什么的，很老实的。“哎呀！你还说得出来，这么难为情的事情不要说出来了。”我说：“这有什么要紧的？留级算什么。”基本上是在图书馆。读了不到两年又打架，把人家打坏了，打坏了嘛，我不能开除的，因为我是在战区。日本人把交通弄断了，我不能回去，而且我没有地方可以回去，所以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

我说：“不要留了，我走了吧！”我就走了，后来到了个做瓷器很有名的师范学校，那个地方叫德化。读了两个月的师范学校，那是不要钱的，人家打架我帮忙。我知道坏了，所以我就躲到瓷器工厂，到瓷器工厂做小工。做了一年多不到两年的小工，在那里嘛，慢慢地变成一个名人了，因为我会画画，画老虎什么的啦。那个老板也很当回事，把那个盘子都装在橱窗里面让人家看。在那个地方俨然成家了，我还怀疑他可能想把他的女儿嫁给我，后来我就离开了。

离开后到了一个战地服务团，要走很远的路到海边，在泉州。战地服务团没有要人家参加的，这个消息传错了，然后勉强又等一段时间，后来知道我还会画点画，会做点事情，也就不用考试就让我进去了。到了那里生活很好了，因为剧本上可以教育我们，在文学上可以培养我们。都是些大师们的剧本，曹禺、老舍这些人的剧本。

后来我们剧团要解散。在我们剧团到处演出的时候，我认识了一家人，这家人姓陈，陈先生是瞿秋白的学生，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的夫人呢是上海美专毕业的。我在剧团的时候常常到他家里借书，他有很多很多书，从重庆、桂林、上海当年带回来的很多好书，到了剧团解散以后，这个陈先生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可爱的。“你不要到别处去吧！大伙都走了，你就住在我们家，我给你零用钱，你就看书，在我们家吃饭。”他自费办了一个剧团。他写剧本，写本地戏，叫莆仙戏，写现代戏。他养了个剧团，让那些演员们演他的戏。

“你呢，在这里帮我画画海报就可以了。”在他那里看书吃饭，一起玩。后来我到另外的地方教中学去了，到处教中学，到处投稿，反正就是这样。过年了就回到他家里，除夕一定赶到他家里，他家里有红的梅花开得很好的。要是哪一年没有回去的话，他就写信说：“花都开了，饭都等着你，以为晩上那顿饭一定赶得来，你看没有赶回来，你看花都开了。”我这一生碰到很多这样的好人，不但是他对我好，而且培养了我的感情，拿这么大方的感情对待我，这一点对我一生来讲作用是很大的。也可以这么说，从十几岁到现在我都是在感情的灌溉底下成长起来、壮大起来的，或者是到了今天的老年，都是在朋友的感情浸润之下生活下来的。

以后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剧团、在报馆、在教学这样一些单位工作。自已培养自己，一直到我从香港回到北京，那是1953年。1953年开始向中央美术学院拿工资拿到现在。我整个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二、我的学画过程：曾对弘一法师说“你的字写得不太好”

那么画是怎么画起来的呢？画先是刻木刻。曾经在泉州流浪的时候碰到过弘一法师，那时候我才十六岁，那以后的人就说我是受到弘一法师的影响教育什么的，完全没有这个事情，因为中间不到二十几天，见了他然后到他逝世。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懂得世界上有个弘一法师，也不知道弘一法师。但是看到他的房间里有写给丰子恺的信，有给丰子恺写的字什么的，夏丏尊呢，还有很多老先生。

我说：“你还认得他？”

他说：“那丰子恺是我的学生嘛。”

“你吹牛！”我说，“丰子恺是很伟大的，丰子恺怎么会是你的学生呢？”

我说：“你还会写字？”

“是呀！你看写得怎么样？”

“写得不太好。”

“为什么不好？”

“没有力量。”

过了几天，看他给这么多人写字，就说：“给我写一张吧！”

“你不是说写得不太好吗？”

我说：“现在看看有点好了。”

弘一法师《心经》

十六岁，那时才十六虚岁。后来他逝世了，逝世的时候我去看了他。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但是中间有很多的老先生对我很是有影响。 基本上美术界的少，文学界的多。 当时在上海二十岁，有位先生叫许天虹，不晓得各位知道不知道，翻译《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的。许天虹、唐弢、臧克家、楼适夷这些老先生，好成什么样子的了。那时我很放肆嘛，二十几岁刚刚出头，生活这么困难。我刻了一张木刻，后来刻了两张，后来刻了三张拿去给他们，他们先给稿费然后给我推销，送给杂志、报纸去推销。先垫钱，知道这个孩子生活很苦的。后来碰到夏衍先生、徐悲鸿先生。我到美术学院的时候，徐悲鸿先看我的画，然后再见我的面，第一句话也是这样：“哎呀！你怎么这么小！”那时候不到三十岁，二十八岁吧！这么多年了都是这些老先生给予这种照顾关心，自己也有信心。大概有一个特点就是只会刻刻画画写点东西，刻刻木刻，什么事都没干过，而且穷得挺硬朗。

那么以后在美术学院工作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一直到现在了。五十三年，1953年到现在。那么在座的有几位我的老学生呢，到西安也碰到一大堆老学生，真是显得老了，头发都白了，脸上皱纹比我还多，这么老了，当年呢，也是一起生活过的。那个书教的时间很短，间隙过程中间有一点高兴，有一点痛快，大部分时间很痛苦的。先生同学生之间隔了一层很厚的墙。

有次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出来的时候就在什么宾馆吧，挺远的，什么宾馆不知道。侯宝林没有车他就搭我的车，我们两个人就开着个车子回去，十几年前了。在路上他就问我：“你最近还上课吗？”我说：“哪能来上课？不上课了，我说学生呢，我们把他喂大了，吃我的奶喂大了，他咬我的奶头，把我的奶头都咬掉了，不用上课了。”侯宝林一声不响，等到多少秒钟吧，车子不停地开吧，他说：“怪不得现在都用奶瓶了。”这就是生活，是吧！不要泄气，人嘛，总是这样的。但是毕竟我们等到今天的日子了，不容易。

三、谈谈艺术的问题：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

有人问毕加索说：“你的画我怎么看不懂啊！”

毕加索问他：“你听过鸟叫吗？”

那个人说：“听过，好听呀！”

“你懂吗？”

这个说明什么呢？艺术是有层次的。层次是什么呢？是懂到不懂。有的画是画给画家看的，有的画是画给懂画的人看的，真是这样的。因为懂不是最高的标准，懂还有很多层次，很多讲究。因为我这个人不是正式学院毕业出来受过很好教育的人。说我就是打野食吧！见到什么捡到什么就吃的那种人，不是像经过严格训练、很好的老师教育培养出来的。所以我的胃口就比较好，也不大容易害病，吃什么都不会害病，也不会胃痛。因为没有教育嘛，所以什么东西只要是好的，我都容易接纳。说艺术这个东西我想大概是这样。

黄永玉，《猫头鹰》

很多年前不是讲什么创新呢，讲这个东西，有次开会我就问黄胄：“什么叫创新你懂不懂？”

黄胄说：“我也不太清楚。”

后来我问华君武：“你懂不懂什么叫创新？你是领导。”

他说：“我讲了这话，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懂。”

比如说原来有个好的东西，只所谓创新就是不要过去那个东西，自己建立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创新。那就包括摧毁那个旧东西了。我们那个家乡有个城市叫怀化，现在是个交通枢纽，大城市了。来了一帮青年，画油画、画国画、画抽象画的，画得很好，在北京开了一个展览会，相当好了，它不是普通的好了。但是到了前言呢，在美术馆前言上写：我们这一群年轻人要摧毁那个旧的艺术，建立个什么新的东西，怎么怎么，势不两立。过了几天这帮人到我家里来了，我说：

“你们这帮乡下人嘛，你画画得好可以画得更好，再画得更好嘛！你为什么要摧毁人家呢？人家又同你不认识，那个东西你摧毁它干什么，你又摧不毁。你画你的画，画一辈子的画吧！你还多了个任务，多了个还要摧毁别人的任务，你哪里有空呢？哪里有力气？你自已努力都来不及，比如说你要摧毁我，我就要抵抗你了。”

开玩笑，他们也笑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替天行道”举起大旗干点啥，我说你把你的画画好吧。我说一个人穷一生之力如果把画画好已经不容易了。你还摧毁别人，你哪里有空啊？沈从文先生也讲过一句话嘛，他说：“一辈子写小说的人写得好没什么了不起，应该的嘛，一辈子从事小说创作写得好有什么奇怪的，写不好就奇怪了。你一辈子写小说，写得不好就太奇怪了！”

画画也是这样，就是画画，恐怕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在香港的时候年轻的画家找我谈这个问题，想弄名、弄钱弄这些东西，北京、中国也是这样：想出名，往上爬、钻门路、跑政治路线，另外就拼命地弄钱。我说你拼命弄钱的时候，拼命往上爬的时候，就影响你画画了，你的画也画不好，花很多心思在别的上面嘛，怎么能画好呢？还有你想弄钱了，为了钱画画你钱也弄不多， 你认真去画画，不想这些事情。你这么长年累月下去，钱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真是这样。 这样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不见效的这句话，你长期考虑考虑你就知道这是真话了。

黄永玉，《大吉图》

画画嘛，总有一个问题嘛，一个是自己快乐，画得得意，自己快乐，周围的朋友高兴。太高兴了，还有点钱。为了钱而钱，挣不到钱，那个因为你画得不好嘛，所以这个事情同别的事情一样。有的人说我今天不画这种写实的明天画抽象画了。抽象画画得这么容易，说画就画的？哪里这么简单呢？也要学，也得从头学起，必须从头学起，应非常严格、非常认真地学习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想到这个画的历史、画的发展。说创新，你今天不创新明天就创了？我以前就讲过个例子，我说那是比较闭塞的时候，我们某一个人从国外通过一种渠道得到一本外国的画册，把门关起来，画、画、画，一个月、两个月拿去给周围的朋友看，有啥意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是创新呀！这可不得了了，大家都有了外国的书，说：“唉！你学它的，再这个就也没有什么新的好讲的了。”

我从来不以创新为目标，你搞造型艺术吧，那个仰韶文化，陶器的样子够新的，你做一个我看看，你能超过它吗？六千年前的东西，你来一个试试看，没什么人能超过的。所以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我老是在想这一类的问题，一种艺术的新的形式的出现，不是你想干就干的事情的。比如说工业革命以后，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的力量扩大了，钢铁出现了，这个蒸汽动力各个方面出现了，电出现了，水泥出现了。于是呢，大城市出现了，高楼大厦出现了，那垂直的线越来越多，高得不能想象。横线、垂直线、光、各种弧线、公路的弧线，人的美感起了变化，那么人家看到画信服了，相信了，真有这么一回事。因为他们生存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信服了，就不像开始的时候嘛！但是长期的闭塞、关在鸽子笼里头的生活，他们要求解放，他们要求精神上的解放，出现幻想，出现一些东西。不能满足这些方格子、垂直线弧线了，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画派，巴黎画派那一批人，都是这么一下子、一下子出现的。毕加索这些立体派的出现，都是因为前面的原因才有了眼前的结果。都是因为以前的原因产生以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出现的，并不是说事情都是一下子出现的。

所以创新呢，某个时代的人有提供一点点表现上的功能就了不得了，很了不得。还有，一个人呢，永远只是代表一个人，没有“老子天下第一”的了，不可能的。尤其是硬求别人自己上来更不可能了。我也说过，艺术活动同别的一样，像踢足球一样，我们一辈子画几张好画，一辈子踢进几个好球、漂亮球。在什么地方进了几个球，像贝利一样进了一千个球根本是不容易了。踢球好了不要踢人，你朝着人家腿去踢，那就伤了人了。一个人进球别人就受伤也是犯规的。艺术活动往往像文化活动的一个环节，大家合起来使这个时代灿烂，而不是一个人灿烂的，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独钓寒江雪”，那个时代过去了，一本小说，几首诗，几本书大家不停地学，不停地学，倒过来都会背了，有什么用呢，整个时代的灿烂，汉唐这么一个灿烂。

黄永玉

艺术呢，我现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的看法了，就是主题这个东西。那个历史画，或者有一定的情节的画，那么你没有主题不去认真研究它，你怎么画出来？当然需要对主题进行研究，对人物的刻画，认真去分析、去收集材料。我讲一般的画，讲我自己画画。包括看书，包括接触文化， 我都是从感觉出发，我不是从主题出发。

在画画里面我就讲首先是那个感觉。我有次在美术学院听报告，天气很热，里头坐满了人，我就在门口坐在那个台阶旁边的一个石凳子上。里面讲什么我也不注意听，反正是过了这个时间大家回家就是了。我眼睛看着那个门，那个门是用绿漆漆的，绿漆漆的那个斑斑驳驳的颜色，已经不是绿了，绿灰，里面还有很多层次。我起来就回家了。回家我画了一张荷花，拿感觉画了一张荷花。 谁是主题你说，荷花是主题吗？是那点感觉是主题，我借那个荷花把它表现出来而已。

黄永玉，《荷花》

现在为什么在社会上常常感觉到画的画一样呢？你用什么方式来画，细的也好，粗的也好，什么也好，属于现代派也好，或者古典派也好，怎么一个样？就是给那个题目卡住了。比如我现在画这个花，花是主题，这个可把我们害了。大家都用学校课堂作业的方法把它画出来，个个一样。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今天处理的时候仅仅看它形体是它的主题，明天我们说同样的一个花我们画它的质感，另外一个主题是画它的调子，用这种方式或者画它的纵深关系，画它的动感、画它的虚实，拿这个做主题，就千变万化。或者说我只用一种颜色黑白颜色画各种色彩。

我对摄影家讲过，你把彩色片拍得有单色效果，黑白片拍成彩色片效果。我说你不要让那个主题限制了你。画风景也是这样，一坐下来对着风景开始画，忙这个那个，然后笔法、色彩就上去了，一下子全出来了。你想一想嘛，我准备怎么处理它，我这一仗怎么打法。纵深关系是运动还是对比，还是怎么怎么样。哪怕是下着雨，那个街上雨水、潮湿是主题，不是那个街是主题。那么你原来的本领就能使出来了。永远不能停在课堂作业上，至于主题画你也可以这样考虑嘛。历史画，你除了把这个事情原始材料表达出来外，你可以赋予它艺术上的处理嘛。这样你的作品就灿烂了，就多种多样了。尤其是你能表现你的修养，你有多少修养你都能够使出来。

像傅抱石的画就把抽象同具体协调得非常合适。傅抱石画一张画，先画大山水，恐怕现在没有的，我是在解放前看见的。一丈多高的大中堂，呼噜哗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是。它里头夹了这么小的一棵大树，夹在某一个地方。把泉水稍微引一引，大树底下有一个更小的房子，还有特别小的两个人，再回头看看乱七八糟的是山水是雾什么什么的。把抽象和具体协调得合适，层次关系协调好，这是傅抱石的功劳。就这么一点功劳就推进他了，有了这么一点功劳，这是我认为的。很微妙的关系，他在宣纸上把它表达出来，过去没这样的。

我在米兰一个美术学院看到一张达•芬奇的画，就这么一张头像，我有机会这么近地去看他，我可真佩服他了。他把那个女孩子的皮肤的透明感，扎一针就流血的那种感觉画出来了。眼圈下睫毛从上眼帘到眼珠，眼薄膜上再下来到下眼帘有个影子，你仔细看看，感觉那个影子一般看很正常，看不出什么，那个影子都出来了。周围这么大一张东西，你能画得这么精确这么妙。除了你画细以外，更多有更深的悟性，去理解它，体会到它你才能画得出来。体会到了还不算，还有这个手艺画出来。所以，这个画家从任何角度都可以得到自信，都可以得到勇气。

四、讲讲读书：我读书是故意不认真的

讲读书是讲画家的读书，这个画家的读书是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的画家的读书。我就是一个代表了，也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爱看一些杂书的人。

我这一辈子，如果说用功，画画倒不是很用功了，画画嘛，顶多说勤劳就是了，使尽力气就是了。真的用功是读书。不是用功，是有兴趣，有极浓厚的兴趣，从小就喜欢看书。大概我这人没有堕落的话可能因为读书，因为那个旧社会是这么复杂，逃难的时候我背着几十斤书放在包包里逃，日本人在后面追，实在跑不动，马上就要追到了，一本本地也不敢看，把那个书往后扔，一本一本地扔，还是背着书跑。养成看书的习惯，每天都要读书，每天都要看。

黄永玉，《读书破万卷》

但是看书呢，如果不是念书的人，读书有一个特点，一个方法，就是不要太深的研究，就像陶渊明讲的“不求甚解”。不要太求甚解，太求甚解，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并不是研究一种东西。看书是一种快乐，然后才是知识，才是本钱。所以一般来讲我看很多书，看得很快。看完就算了，记住书里面有哪些很精彩的感觉在里头，记住它。书当然不借给人家，借给人家就找不到了。把它放到那里，如果以后碰到什么事了，把那个书从那个地方找出来就是了。

画画人的知识不是专门知识，他要面铺得很广的知识。有的事情你需要认真地去学习一下，比如说植物学、动物学。有的牵扯到规律问题，岩石学、地质学你要研究一下，因为画石头、画动物、画花呀，要认真学。有的东西你看过就算了。历史什么的看看就是了，历史年代、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有趣的人物、几个大战争、大政治变化记住。其他专门记那些有趣的事情、生动的事情，把面尽量铺广。然后就养成习惯了，发生兴趣了。那就不得开交了，研究之后从那里头得到很多快乐，画画有时候就能用上它。比如说在处理人物上、画面上那个情致、格调，你就可以多方面的就不至于那么单一了，这个明显看出不是老师教出来的了，是书教出来的。这个尤其对我们没有机会进正式学校的朋友来讲的，我这个可能是有用的了。其是给我们很大的自信，我们如果能够有幸碰到一个聪明的人，我们同他谈一次话就感到非常地快乐。书本本都是聪明的，读一本就碰到一个聪明的，读一万本碰到一万个聪明人，你说你多合算。

有时候我说，旧诗我会作的，平仄、押韵我都会。就是读的书太少，有系统地读的书太少，用不上，作诗也没有什么典，没有意思了，用同样的典也没有意思了。每次兴趣一来，旧诗作完了还挺费心的。作完了一看看不好，还不如作白话诗好呢，所以白话诗写一点东西，杂文呢，这个比较好。看别人的旧诗也是一样的。口味也很刁的，自己作起来就不很容易，也感觉到旧诗要作得好也不容易。我看看包括那些非常有学问的先生们，哎呀！缺乏人味都是书，看起来挺难懂的，光见学问不见人性。

黄永玉

所以，我自己读书我是故意不认真的，读得快乐就行了，不一定记住很多很多的事。有可能人家说大脑贮藏有限，容量有限了。我很善于摆脱的。从生理学上讲，大脑皮层有一种抑制功能，产生抵消规律。什么可以得到，比如我们学习过，我们天天学的理论，其实早都知道了，在小组会上大家都互相监督，不能不学。那个地方同样的个问题，事情也就安静下来了，没有学但也不急躁，那就是有一种抵消的规律。看的东西看得太多，同样的东西重复得太多了，它自己会给你抵消掉，它有选择性的，但可以不必去理它了。好像装着在认真地学，学着在抵消，这种例子你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得见的。啰嗦的人同你讲话老是不停地讲也不放你走，听吧，脑子就等于没有听，一样的。所以创作一种在画上看的见解，一种别人没有说过最好是这样的见解，没有说过的见解。不是画法上有什么创新，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有的在画法上有创新，搞那些东西，兜了一大圈，结果还得回来，还得老老实实地去画画。大概在见解或者什么地方有种发现，人家看见就高兴了，感觉到能够欣赏。

本文摘自

《黄永玉全集·文学篇·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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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96岁黄永玉送别爱妻张梅溪

黄永玉先生的太太张梅溪先生去世了，享年98岁。黄先生为妻子写了讣告，这个时代，能够得夫如此送妻最后一程，令人感佩。讣告文字是沉郁的，带着克制的哀伤，真心希望黄先生节哀，《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我们还期盼着继续看下去。

“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黄永玉曾为张梅溪写下这么一句津津乐道的情诗。

张梅溪，1927年出生于广东新会，1942年到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工作，认识黄永玉并和他结婚，从此“只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今天湘声君带您重温这段爱情佳话。

湘西流浪小伙打动将军之女

1942 年，19 岁的黄永玉到了江西信丰。他去那里的目的本来是躲避战乱，没想到却得到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恋爱。

初相识，张梅溪是将军之女，相貌出众、气质不凡，从小在家庭熏陶下，她受到良好教育，酷爱文学艺术，而当时十八九岁的黄永玉是刻木刻的流浪小伙。当时许多人都在追求张梅溪，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赢得芳心，黄永玉选择定点吹奏小号，向她展开了攻势。终于两人成为了情侣。

黄太太是很美很美的，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照片，就惊为天人，明眸善睐，连卧蚕都那么可爱。

后来看张朗朗的《大雅宝旧事》，发现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

第一次见到黄妈妈真不觉得她像中国人，至少不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她穿着一条杏黄色的布拉吉，肩膀上似乎只挂着两根带子，裙子上面横七竖八地抹了些不规则的咖啡道子。五十年代的北京就没见有人这么穿过，甚至没人见过这种花样的裙子。她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巴，显得相当清爽，跟着旋律摇来摆去，拉一个酒红色的手风琴。北京哪儿见过这个景致？纯粹和外国电影差不离了。

沙贝他们家的王大娘后来说，这黄太太哪儿哪儿都漂亮，就是她这胳膊、腿儿也忒细了。她哪儿知道人家香港人，觉着越瘦越美。香港人那会儿也不知道，老北京的一美是“胖丫头”。

他们的恋情遭到了张梅溪父亲的反对，家人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能跟一个“流浪汉”结婚。为此，张梅溪偷偷从家里跑了出来，与黄永玉在小旅馆里举行了一个简单却很有意思的婚礼。

多年后，黄永玉说起追求起张梅溪的事，仍掩饰不住一脸的得意。

张梅溪人生中最大的决定，便是嫁给黄永玉：

我没到二十岁，在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做艺术工作的时候，当年的女朋友，我这个人没什么女朋友，只有这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黄永玉

十八岁的梅溪出身军官家庭，追求者不少，为什么选那个穷得叮当响的穷小子？她显然无法预知将来，用世俗的眼光看，当时的黄永玉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张小姐的追求者中，最为显眼的是一位真·白马王子，这位青年长得帅，知道张小姐喜欢马，便牵着马带张小姐去郊游。黄永玉叫苦不迭，别说白马，自己连自行车一个轮子都没有。这让我想起当年吕恩老师讲的一则逸闻，赵丹追求秦怡的时候，见秦怡家门口停着豪车，便知是来接她的公子哥儿，于是带着哭腔对吕恩说：“看呀，有车来接她了呀！”

他们的第一面都是有些哭笑不得的，平时大大咧咧的黄永玉紧张得老半天才蹦出来一句话来：“我有一百斤粮票，你要吗？”（这种表白有点类似现在的“你愿意埋在我家祖坟吗？”）

吕恩说，你在这里着急，为什么不用实际行动打动她？你不努力，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这句话便是黄永玉的最佳注脚。黄永玉的招数，是赵丹在《天涯歌女》里用过的——他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每天等张梅溪来上班，远远的就开始吹小号，“冀得自我士气之鼓舞”。

我有一把法国号，老远看到她我便吹号，像是欢迎她似的，看见她慢慢走来，她也老远便看见我，知道我在这里——黄永玉，CCTV访问

小号水平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显然，吹号的少年打动了少女的心扉。那时候的爱情，像是旧时摊子上做出来的棉花糖，一丝丝卷出来，轻盈如一朵云，初看不出甜，须得入口，才觉出蜜一般，立刻化了，入你的心里。一日，黄永玉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去见梅溪，梅溪说，去理发吧。黄永玉一摸口袋，只有八毛钱，要么去理发，可是自己还想要买一块木刻板。

为难踟躇之间，少女笑盈盈地说，两样都做吧，你去理发，我送你木刻板。

理完发出来，梅溪捧着木刻板等着黄永玉，很多年之后，黄永玉还记得这个画面，他说：“这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觉得他这个人一辈子都很勤劳，我有时不想他搞这么多——张梅溪，CCTV访问

消息传到梅溪家人那里，家人联合反对，不允许她和黄永玉见面，他们甚至用了恐吓，告诉梅溪如果接受了黄永玉的爱，未来的日子便是“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

黄永玉感到很沮丧，一个人去了赣西。不久，他接到了电话，是梅溪打来的——她从家里跑出来，卖了金链子，坐了拉货的黄运车，来赣州找他。

少年多么惊喜啊，当晚就借了朋友的自行车骑行60公里，“八千里路云和月”，少年的心里满是爱意。离赣州还剩10公里路时，天太黑没办法骑车，他找了个鸡毛店住下来，夜里没有被子，就把散落的鸡毛盖在身上。

一身鸡毛见到梅溪的时候，两个人笑了，哈哈哈哈。

笑着笑着，又哭了。

“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

“那要看是谁了。”

“那个人是我呢？”

“好。”

这是他的表白，这是她的回答。

他是她的初恋，她也是。

黄永玉曾在《音乐外行札记》中记录了他的爱情经历：“抗战最后的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去年，我在九龙曾福琴行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面对着我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什么？’如今，嘴不行了，刚安装假牙，加上老迈的年龄。且没有按期练习，看起来要吹一首从头到尾的曲子不会是三两天的事了。”

50年前，一把小号打动芳心，见证爱情；50年后，重新买小号吹给同一个女朋友听。岁月悄然过，哪怕齿落发白，只想博你一笑。

“洪荒时代互相寻找的星星”

1948年夫妻俩来到香港，那时黄永玉在画坛上还没有名气，整天干着木刻，爱情的滋润使黄永玉勤奋耕耘，他的艺术灵感也随之奔涌而出，他的木刻画在香港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争相购买。

他在上海闯荡，她便在香港教书。

他跟着张正宇到台湾，结果被误认为是共产党，差点被抓起来枪毙，跑到香港，她辞去在湾仔德明中学教书的工作，跟他一起住在偏僻的九华径。他们住在楼适夷一板之隔，他刻木刻画速写，她写点散文投稿，这样的日子，是想得到的清苦。

那时我们很贫穷，我们的家很小很小，但有一个窗，窗外面很多木瓜树，也可看到一口水井，当时他买了一幅窗帘回来，买了一幅很漂亮的窗帘回来，拍了一张很美丽的照片，他说，这是我们破落美丽的天堂——张梅溪

他接到表叔沈从文的信，决定从香港回北京，她默默收拾行李。1953年3月，28岁的黄永玉和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从香港来到北京，他成为中央美院最年轻的教授。一搬进大雅宝胡同，黄永玉和张梅溪就给全院的孩子们表演了手风琴合唱：

黄叔叔无论想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招儿，黄妈妈总是毫无保留地大力支持。这和我们院儿过去的规矩派头儿，全然不同，全不沾边 ——《大雅宝旧事》

这段日子里，黄永玉在张梅溪的悉心照料下，生活的安定，他创作的木刻《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

黄永玉与张梅溪的爱情滋养了一个文艺之家。黄永玉以及儿子黄黑蛮、女儿黄黑妮都爱作画，张梅溪喜欢著书。

黄黑妮曾在张梅溪的著书《林中小屋》的序言中提到了黄永玉和张梅溪共同度过的那段“特别时期”。

她写道，“我的妈妈张梅溪，人生得漂亮，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对人热情仗义。……大半个世纪以来，她洗衣做饭，骑着自行车招呼好几家亲友。特别是非常时期，她一直坚信爸爸是好人。没有她，爸爸也绝不会到这个份儿上。”

张梅溪是这本书的作者。

黄永玉与万曼两家人在葡萄藤下合影

梅溪的厨艺特别棒，“二流堂堂主”唐瑜曾经选出来“京城四大女名厨”，张梅溪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张光宇夫人汤素贞、戴浩夫人苏曼意和胡考夫人张敏玉）。

《二流堂纪事》里说，“二流堂分子”忽然灵光一现打算开饭馆，大家提议请张梅溪主厨，黄宗江“搜集了一堆餐单，以及日本的杯盘供参考；黄胄保证可以供应烟台海鲜；黄永玉则说房屋四壁的画他全包了；戴浩说可以取得郊区某大菜圃的新鲜蔬菜供应；掌勺的更有四位夫人可以当顾问。可以说万事俱备，不缺东风。”说得如此热闹，饭店终于还是没开成，夏衍说：“唐瑜开店，一定吃光亏光，你们别受他累。”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黄叔叔家炉子上的猪肘子炖白菜，是清炖，肘子完整，白菜是整颗的，竖着用刀切成四长条……现在知道这是广东做法，但在当时实在稀奇，我常常趴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煤火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内白色的浓汤和软软的肘子，馋得直流口水。不知过了多久，黄妈妈会给我们每人一条炖得烂烂的白菜，那个香！——李小可，文化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