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作者：周国平
不敢相信，周国平已经七十五岁了。
在1980年代，周国平大概算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之一了，他那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是1980年代大学生争相传阅的名作，几被奉为经典。到了1990年代，他和妻子雨儿缠绵悱恻的爱情，他在失去女儿后的泣血之作《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又让多少读者潸然泪下。
而如今，当年捧读周国平的那些文艺青年，都已迈入中年，周国平也老了。
最近，周国平回首时代风潮，细说人情冷暖的私家回忆录《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精装新版面市。他说：
本文节选自《岁月与性情》，记述了周国平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与同班同学郭世英的交往经历。1968年，年仅26岁的郭世英不堪刑讯逼供自杀身亡，他与在前一年同样选择自杀的弟弟郭民英，成为父亲郭沫若晚年最大的哀痛。
以下为正文：
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车从上海出发开往北京。车厢里拥挤闷热，列车又开开停停，使得人们很不耐烦，经常有人唉声叹气。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个少年始终很平静，一张未脱稚气的脸，面容有些消瘦，脸色有些苍白，戴着一副650度的眼镜。正是在这个少年身上藏着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码。我不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但却意识到这次远行是一个转折点，童年岁月已经永远留在我的身后。
1960年代北京街头
到达学校后，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领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学系的宿舍在38楼，我的寝室是120室。四张双层床，四张简陋的书桌，住八个人，挤得满满的。到校当天，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这没有什么。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一个接一个发言。郭世英也发言了。
郭世英
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
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人中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郭世英
他的外表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郭沫若于立群与他们的孩子们
当时，全国大专院校哲学公共课的统一教材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它同时也是我们哲学系的主要教材。区别只在于，我们必须在这本书上花费多得多的时间，除了书上的内容外，还得听取教员搜集来的对它们的烦琐的诠释。学习哲学的唯一目的和全部价值仅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反动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很显然，由这个途径不但不能走进哲学中去，而且不能对哲学是什么获得一个概念。
北大虽然开了西方哲学史课程，但是一则教科书贯彻阶级观点，内容简单片面，二则课程没有学完，因参加四清而中止了。不过，我还是读了几本原著，有休谟、马赫、罗素等，并且边读边记录我的理解和思考。
1961年，郭世英（右二）与父亲郭沫若、母亲于立群及兄弟姐妹
当时有少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翻译过来，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世英常常带到学校里来。我也蹭读了几本，记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椅子》。爱伦堡也是世英喜欢的作家，由于被视为修正主义者，其后期作品也是内部发行的，世英当时已读了《人 . 岁月 . 生活》。在同一时段，世英还迷上了尼采，经常对我谈起，不过我在他的案头只看见一本萧赣译的《札拉斯图拉如是说》，因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没有读下去。
1963年内部发行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有一回，他拿给我一本内部资料，上面有萨特的文章，建议我读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义。大约是受孙经武的影响，在尼采之后，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我曾向他借这本书，他没有答应，笑着说：“你也想读？早一点了吧！”通过自己阅读，也通过世英的谈论，我对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有了零星模糊的了解。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已经很不容易，那些东西都被判为反动，一般学生根本接触不到，如果没有世英，我也接触不到。
我是抱着做学问的理想进北大的，进来后发现，北大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迎接我的是教条的课程和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不过，在世英影响下，我的初衷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学问不是第一位的，生活本身高于学问，做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比做一个学问家更有意义。
世英经常说，生活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充实。这句话也成了我的座右铭。他自身就是我的一个榜样，虽然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一个走入了歧途的人，但我相信他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活得真实。他本是一个孩子般赤诚的人，只因对于精神事物过于执著，才常常陷入痛苦之中。我心想，我宁愿像他那样痛苦，也不愿像别人那样满足，因为他的痛苦其实是充实，别人的满足其实是空虚。
周国平与郭世英
有天午睡时，我听见他在窗外叫我，便翻窗出去。他旁边站着张鹤慈，他们想去喝酒，但没有钱了，向我借钱，还要用一下我的学生证去旧书店卖书。他们三人经常去饭店喝酒，在半醉中写作。
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另类。他们的行为，一半是对现实的反叛，一半是对西方艺术家的模仿，我估计主要是在模仿《人 · 岁月 · 生活》所描写的洛东达酒吧里的榜样。使我越来越担心的是，世英的情绪这样放任下去，与现行制度的冲突日趋激烈，不知会走向一个怎样悲惨的结局。
郭世英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化革命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1966年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在哲学系全部课程所学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悟性走上后来的路，不过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
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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