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三会议上的争论

八六三会议上的争论

 

一九八七年开始的八六三计划，启动了培育优质高产抗逆品种鱼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分三个部分：快速生长品种、抗寒品种和抗病品种鱼的研究。我参加的是关于抗出血病草鱼的抗病品种研究，同时参加这个课题的还有浙江淡水所、病毒所等单位。由于这个课题经费很多，大家都想往里面挤。不久，杭州大学也挤进来了。负责的是杭州大学的副校长，该校生物所的毛教授。

到八七年底，杭州大学和浙江淡水所就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草鱼出血病存在一种小RNA病毒病原》，宣称从患出血病的草鱼内脏里又发现一种新的病毒，是一种很小的球形颗粒，并宣称做感染试验也能导致草鱼生病。因此认为：这是草鱼出血病的又一种病原。

我仔细阅读了他们的文章，发现这是一个不懂病毒的外行人得出的完全错误的结论。文章里违背了确定病原的起码原则——柯克定律。就用简单的提纯蛋白质的生化手段来“发现”一个病毒，试验数据漏洞百出，显然是个对病毒学完全不懂的人写的文章。但文章上签的，是杭州大学副校长毛教授的大名！

八八年九月，八六三专家委员会发出通知。年底要召开年会，检查一年来的进展。其中生物技术领域定于十二月七号到十四号在北京召开。我想到，这个所谓新发现的小颗粒病毒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澄清，连抗什么病毒都是一笔糊涂账，那该如何搞抗草鱼出血病的草鱼品种？那不是胡说八道吗？于是，我提交了一份准备在会上发言的摘要《对"草鱼出血病存在一种小RNA病毒病原" 的不同意见》，对那篇文章进行了全盘否定。水生所二室的老师看到我提交的论文摘要，不置可否，嘿嘿地笑着说：“那可是杭州大学副校长写的啊！”

十二月六号，大家都来到北京报到。在酒店的走廊里我遇到了杭州大学的毛教授，我们彼此很礼貌地打了个招呼。他看到我只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就嘻嘻地笑着说：“小江啊，你那篇文章写得不对啊。”我也笑着对他说：“明天会上再说吧。”

第二天下午，毛教授先报告了他的研究情况，讲完后请大家提问。专家组的人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明确的说：“当然有，但我不能以提问的方式来说吧。我已经提交了论文摘要，应当以正式发言的形式来表达我的反对意见。”专家组商量了一下，点点头，同意了我的意见。

于是，我站上讲台，结合大量的幻灯片，开始发表我的观点：

1. 在健康的草鱼体内，用他们的提纯方法，同样能看到大量那种小颗粒。

2. 这种颗粒，和已知的核糖体颗粒从形态，生化特性以及核酸特性上看，都是一模一样的，看不出任何区别。而且用提纯核糖体的方法来做，也能看到这种小颗粒。

3. 用生化方法收集到的东西用来做感染试验，里面不可避免地会混有大量的草鱼呼肠孤病毒，因此能引起鱼生病很正常。不能以此证明这个小颗粒就是草鱼的病原。

最后，我的结论是：这些所谓的新病毒只不过是一些核糖体而已！

我的报告掀起了轩然大波。毛教授气得跳起来，但我出示的大量幻灯片和数据他完全无法反驳。事实非常清楚：他发表的是篇完全错误的文章。我不过是讲了真话，仅此而已。

会议当时就这样不欢而散。这是一次小人物向大人物的宣战，几乎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用没有人支持他的观点来表示支持我的观点。

事后，水生所的老师们说，要带着我去毛教授的房间向他道歉。据说他会后在房间里大发脾气，宣称不干了。我问：“道歉的理由是什么？”老师们想了半天:“那就说态度不够好，对他不够礼貌吧。”我看着他们说：“这个理由还行。如果要我承认说错了而去道歉，那我肯定是不会去的。”于是，他们带着我到了毛教授的房间，向他道歉，表示对他不够尊重云云。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滑稽之处就在于：在这个堂堂的国家项目进展的讨论会上，不是根据“对”和“错”来判断，而是根据利害关系来处理。要是这样，科学研究怎么能够朝正确的方向进展？要是造原子弹时，有人做了一个错误的结论，难道可以因为这个结论是某个大人物做出来的而不去加以反对和纠正吗？

这场争论无疑在很多人心里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十年后，有一次我遇见了当时专家委员会的副组长，兰州兽医所的所长谢庆阁先生，他仍然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嘿嘿地笑了笑说：“其实，当时没有一个人认为你说得不对。问题是在中国，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像你这样做！”

难道，我这样做错了吗？我不应该把真相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