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中国网络中，流传着一个故事：据野史记载，在中亚古国花剌子模，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此事的真假如何且不论，如果我们将这个故事抽象：报好消息的有奖励，报坏消息的被惩罚，则可将其称为花剌子模舆论管控模式。古今中外，以此模式治国的并不少见。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当年强盛无比的秦朝扫平六国之后，之所以不到20年就覆灭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迷信舆论管控的作用。而两个著名的历史典故，就与之有关：一是“焚书坑儒”，二是“指鹿为马”。非官方意识形态的书籍，一律焚烧，妄议朝政者，一律坑杀。到了最后，当指鹿为马时，竟无人敢说是鹿，可见秦朝统治者消除异议的手段和舆论导向的能力何其了得。然而正是这种治国理念上的误入歧途，导致信息的自我屏蔽，对“天下苦秦久矣”的民心舆情毫无察觉。以封天下之口始，而以蒙蔽自己终。愚民者自愚，坑人者最后自坑。
谈及这一段历史，唐代诗人章碣有七绝《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焚书坑儒的灰烬尚未冷却，天下就已经大乱了。而那两个造反的人刘邦和项羽，竟然都不是舆论防控的对象读书人。
回顾中共历史，在采用引蛇出洞的“阳谋”一网打尽发表批评言论的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之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他指的是那些被打倒的右派，实际数字是55万。之后不久，党内彭德怀等人也被打倒了。随着体制内外的敢言者先后都被打倒，于是天天听到的都是好消息，公共食堂，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的荒诞剧出现了，连著名科学家都在附和好消息。如钱学森就曾几次对亩产万斤作“科学论证”。此时已无人再敢说真话报告坏消息。下面的实情无从上达，错误得不到纠正，而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被刘少奇称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大饥荒。
人之本性，喜欢听好消息，不喜欢听坏消息。
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是否天天听到好消息，就真的能改变事实本身，导致天天有好事发生？显然，消息的筛选如何，舆论的导向如何，并不会改变事实本身。鹿毕竟不会因被指为马，就真的是马，庄稼不会因为天天放高产卫星，就真的会亩产万斤。像这次新冠疫情，并不会因为人们认为它是负能量的，隐而不报，或报而不发，或惩戒了预警者，那病毒就会顾全维稳大局，销声匿迹，不再爆发。
当然，这不是说，舆论控制一点作用都没有。舆论管控在鼓动人心、安民维稳等方面确实有一时的效果。上世纪30年代，有德国人认为，一种非事实的陈述只要重复千遍，就可以成为真理。这可以说是舆论管控万能论的一种极端表述。
对于某些永远无法证实和证伪的事情，你可以通过洗脑，而使人们相信某一种陈述，甚至为之疯狂。如宗教信仰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那种被宗教洗脑而视死如归的人肉炸弹。而对于某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验证的事情，你可以通过鼓吹而使人们在验证之前对之深信不疑。如那些关于某种社会理想的美好宣传，往往需要通过几代人的时间，才能验证真伪。而在此之前，通过洗脑宣传，确实可以忽悠无数人为之奋斗献身。
林肯曾经有一句名言：你可以一时忽悠所有人,也可以永远忽悠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忽悠所有人。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林肯的话实际上道出了舆论控制和宣传洗脑的限度。它有一时的、局部的效果，但从全局来看，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有一种验证机制的存在。除了少数永远无法验证的事情外，对于大多数事情而言，任何偏离事实的陈述，无论是关于太平无事的告示，美好景愿的许诺，英明神武的神话，都会最后因事实呈现的不同而被证伪。
而当从一个消息来源发出的东西，一再被事实证伪时，则人们对这一消息来源的信任度就会自动递减，直至趋零，甚至变成负数。这就是那个 “狼来了”的儿童寓言所揭示的道理。
就物理常识而已，正能量和负能量是平衡的，就长期的概率而言，客观世界中的好事和坏事，社会中的肯定和否定的意见，大约是各占一半。一个社会就像一台机器，有好消息表示运行正常，有坏消息表示出了状况，需要及时作出调整。
靠一种国家的力量，以大规模删帖的方式，消除那占一半的负面消息，这其实是一种现代版的“焚书”，以国家财力雇佣和津贴无数的“信息员”，作所谓的“舆论导向”，将事实A导向非事实的B，这与扭曲事实的指鹿为马并无实质不同。
这样治国，从长期来看，其实是误人误己、自欺欺人。这种人为地对那一半的坏消息加以屏蔽或以舆论导向的方式加以扭曲，等于是自我蒙蔽，自我忽悠。在这种信息失真的情况下，无论再聪明的人，据此而做出的决策，因信息来源不全，考量意见不周而出现失误，便在所难免。
为了满足既能天天能听到好消息的心理期待，又能避免自我蒙蔽的弊端。历史上有过一些改良版的花剌子模模式。如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中国当代的以内参、政研室，加上后来的网络舆情监测等构成的内部信息管道。
遗憾的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类升级版模式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我们在当代所看到的，它既未能阻止上世纪50年代末大饥荒的发生，也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阻止此次新冠大瘟疫的爆发。还有，在关于香港的民意舆情，台湾政局的走向，中美贸易战美方的动向等的一再误判，都暴露了这一模式的问题。为什么会事与愿违？其原因就在于，当基本的价值导向仍然是鼓励报好消息，而讨厌报坏消息，则即便有内部管道，也不大可能有人会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仍然无法避免消息上的偏好性筛选和建议上的投其所好忽悠。
因此，不应将舆论的某种程度的开放看成纯粹只是利人不利己，利民不利官，它应当被看成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代政治伦理和决策理性化的一个基本要求。
退一步说，即便不谈当代政治伦理和公众知情权，不谈尊重事实和实事求是，而只谈执政利益，古今历史经验和理想分析都表明，对舆论管控的过于迷信，将短期工具长期化，将之当成治本之策，将难以避免因信息失真、内部忽悠，而导致决策失误，最终损害执政者自身长远利益。
焚书坑儒的秦朝不到20年就覆灭了，自称在焚书坑儒上“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后被迫当众检讨，退居二线，有了大权旁落之忧，直到文革才翻盘，以及此次新冠疫情爆发后所引起的当局的政治焦虑和危机感，提出“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就是最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