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接到电话，九十多岁的陈教授被送到医院去了。他在扶着那种支撑人走路的四轮车时折断臂膀，手术做得不错，可他在手术后却不让任何女性护理人员碰触自己。家里人都觉得莫名其妙，年迈的夫人玛丽不得不临时学习充当护士的角色。听到消息后我不禁莞尔，都什么年代了，还“男女授受不亲”呢。
陈教授是谁？这真是一个比较难说清的话题。他以前是苏黎世大学生物系的大教授和系主任，是生物学领域大名鼎鼎的名人。陈教授不仅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帮子博士弟子，学生们目前都是世界各大学的教授; 而且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和书籍，并在世界最高权威的学术杂志>上发有著作。陈教授的脚步遍及世界上很多国家，美国和德国的大学都争相邀请他担任客座教授。美国科学家Weber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说：“陈教授让瑞士的发展生物学发展到了最高峰”。其实只要一听名字你就知道陈教授是位中国人，但是他既不会说也听不懂中文，中国的户籍系统里也找不到他的名字。这么说来他应该是一条被遗忘的中国龙。
十几年前我因为博士合作项目来到苏黎世大学。系里上上下下从技术员到教授对我都非常的友好。他们告诉我，以前苏黎世大学生物系的大教授和系主任是中国人。这个消息让我非常的吃惊，我知道在以前的年代华人进入白人的主流社会有多么的艰难，而在世界一流大学里成为名教授更是难上加难。这位神秘的教授到底头上长着几个角呢？可惜老教授已经年迈退休，我无缘结识高人面目。
事情偏偏又那么巧，一年后我认识了先生安子。安子有天说要介绍我认识他的姑父，是位中国人。就这样我有幸结识了陈教授，苏黎世大学那位著名的生物学教授。
第一次见到陈教授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那时的陈教授不仅身体健康，头不晕眼不花而且精神矍铄，还时不时回到他以前的办公室里去转转, 去欣赏曾经的同僚们的新业绩，去见证、指导过去的学生后辈们的成长。见到我时他非常的激动，不过除了最简单的中文单词，他几乎完全听不懂我发音还比较标准的中文。我们改用德语交流，越聊彼此越吃惊。这个世界说起来很大，有时候又很小。我们不仅是中国的校友，在学术上专业相近，而且诺大的中国，我们的故乡却只相隔十几公里，都是喝着一条河水长大的湖南人。隔着近六十年的时差，隔着与祖国万里迢迢的距离，他是我离家二十年来遇到的最近的故乡人。虽然家乡话陈教授也只能听懂很少的一部分，我们仍然是真正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这一汪汪眼泪却引出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往事。
六十多年前还是国民党当政的时候，蒋介石政府希望以科技兴国，在全中国的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选才，最后挑选出五十名在不同领域里出类拔萃的科学家，把他们送到世界各国最好的大学和研究所进修。当时在北大任教的陈教授就这样被送到了苏黎世，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政宁教授的出国时间只晚了一年。
同样是出国，命运却是那样的天壤之别。陈教授来到瑞士不到两年中国就变了天，他还没来得及完成学业回去报效祖国，蒋介石就逃到了台湾，共产党领导人民成立了新中国。陈教授是一介书呆子，对于政治这种复杂的问题躲都来不及，更没有可能去深究政治的底里，只是私下里惶惶不可终日，如怕光的鼹鼠般把自己深深的藏在书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日子。偏偏祸不单行，陈教授的父亲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槛上重病去世，他一介书生有家不敢回，有丧不敢奔，只是将悲痛埋在心里，全力以赴做科研，连带着母语中文也随着父亲的离去一起埋葬。
有幸的是系里的大教授非常赏识这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不仅在学术上大力提拔他，而且经常邀请孤单的陈教授去自己家做客。大教授家里有位年轻的女大学生房客，那就是我先生的小姑玛丽。一来二去玛丽和陈教授碰撞出了火花，也算是应了“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谚了。玛丽非常的传统和贤惠，嫁给陈教授后息心操持家务，不仅“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改姓夫姓，为陈教授生育一儿一女，而且一人独揽家里的大活小活，全力支持丈夫做科研。陈教授后来做到系主任，世界闻名四处讲学，和家里的红袖添香是分不开的。让玛丽奇怪的是陈教授与同宗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往来，不仅如此，他也从来不和自己的孩子和太太谈论中国，甚至于从来没有和孩子们说过一句中文。不知在哪个运动中陈教授的母亲也重病去世。他一个人悄悄溜回中国去给母亲送葬，回到瑞士后却闭口不提短短的四天之行。没有人知道其中的任何枝节。不过在中国那个混乱的年代，人人都在经历着运动的洗礼，他那做为资产家遗孀的母亲的生活和中国一行估计不会给他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
文革刚结束，陈教授做为世界著名教授被母校北大列为第一批邀请回国讲学的对象。接到邀请函陈教授很高兴，可也诚惶诚恐非常不安。结婚多年，玛丽第一次有机会接触中国，当然兴冲冲的不肯放弃这次机会，还特地跑到瑞士使馆为他办理了一个新护照，然后陪着颤微微的陈教授前往中国。学术交流很成功，可是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分钟起他们身边就多了一个如影随形的“向导”和“保镖”，不仅严密控制他们的行程动向，也严密监视和他们接触的人们。他们只好匆匆结束访问，也没有去陈教授故乡父母亲的坟上添上一杯新土，就又匆匆地回到了瑞士。
尽管后来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步伐日益强大，陈教授却已经逐渐苍老，加上家里已没有了亲人，纵有思乡情却也不再重返故园。我慢慢地给陈教授讲述过中国的变化，告诉他中国政府其实一直努力在寻找他们这些遗落在海外的优秀学子，可惜因为他对政治的不敏感和胆小害怕错过了机会，只留下终身的惆怅和遗憾。
站在陈教授的病床前，他消瘦的身躯完全淹没在被单中。苍老的他已经不再能够分辨出谁是谁，却开始不停的回忆生活是多么的美好，说来说去重复的都是“桃花仑”三个字。家里人都满腹狐疑，只有我知道那就是他的故乡，湖南益阳的繁华路段，一个山好水好、人多情的地方。别看陈教授乡音已改母语已忘，生活习惯也全部西化，可留在他血液中的那份故土情却怎么都抹不掉。这一生，陈教授离开故土六十多年，两次回国加起来还不到一周时间，这些又怎解得了思乡之痛？那至亲亲人生离死别、阴阳隔离的哀痛又何处诉说？那叶落不能归根的伤痛又怎是反复重复几个字就能解决了的遗憾？和我相识时无法控制的哽咽、这一把辛酸泪，又有谁能真正了解其中味？还有那操练了几十年的母语被埋葬和遗忘，和所有同胞的交往被切断，又有谁能明白这是怎样的一种自制、诀别和绝望呢？这一切，做为外人的我只能任由自己的思绪四散飞扬，却不能够给出任何解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