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若舊夢哭永烈
——王亞法
昨晚微信圈的朋友傳來消息，説葉永烈走了，我頓覺有些突兀，記得他是一九四零年出生的，比我大七歲，還年輕啊。隨即我給他夫人楊惠芬老師掛電話，電話是一位女學生接的，説楊老師悲慟過渡在休息，我不便打擾，只請轉告“節哀順變”，便惆悵掛斷。
我和永烈兄相識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進少兒出版社工作，社領導安排我幫戴山同志籌辦《少年科學》雜誌，聯繫有關部門，走訪老作者，記得刊名的書法，是我持了社裡的介紹信，請上海畫院周慧君和錢茂生兩位書法家寫的。他倆各寫一條，選用時因嫌周慧君的字太娟秀，就選用錢茂生的。
經過一年多的奔波，《少年科學》終於出版了，因為戴山當過“上海出版系統造反隊司令”屬三種人，不能當領導，科長由江南造船廠工人出身的黃廷元擔任，總編是張伯文，我當科學幻想和科學小品方面的編輯。
《少年科學》創刊號的第一篇“科學小說”是由葉永烈寫的“石油蛋白”。我們在討論刊物專欄時，考慮到用“科幻小說”這個名字，可能會有資產階級浪漫之嫌，所以欄目名用的是“科學小說”。
葉永烈的“石油蛋白”，是文革後發表的第一篇科幻小說，此稿發表後，曾經受到一位極左者上綱上線的攻擊，誣説有政治背景和陰謀。在這場爭論中，我挺身而出，據理力爭，寫下了《棒喝可以休矣！》一文為他辯護。以致他在二零一二年，為我《半空堂記遊》一書寫的前言中還提及：
“亞法為人正直、熱情、快人快語。由兩件事，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一是我的《石油蛋白》成了十年浩劫中唯一公開發表的中國科幻小說，居然有某位‘左公’懷疑這篇科幻小說有什麽特殊的政治背景。亞法得知後，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在1982年7月5日寫下《棒喝，可以休矣——陳述一些歷史事實》，依據自己的親歷的《石油蛋白》發表經過，用事實予以痛斥……”
那時《十萬個為什麽》叢書也開始編新版，葉永烈在學生時代就是該書舊版的作者，聽說編新版，他經常用自行車載來一大摞一大摞的稿件，發黃的稿紙，粗獷的字跡，數量頗為驚人，以致新版的《十萬個為什麼》有相當的篇章都是葉永烈的文章。原來他在十年動亂中，沒有誤入歧途，浪費才華。編輯部的好幾位同仁都忙著為他編稿。大家驚歎他的勤奮和明智，傾佩他的遠見和冷靜。
一九七八年六月，中國科協在上海浦江飯店召開“全國科普創作座談會”，我作為年輕的科幻作家被邀參加，同時參加的有鄭文光、蕭建亨、童恩正、劉興詩……我們八人聚在一起，由葉永烈執筆，寫了一首長詩，登在六月一日《文匯報》的頭版。
可歎的是，當年參加會議的科幻作家，除劉興詩和我之外，其餘的都過世了。
記得會議結束前的一天晚上，高士其前輩在上海大廈的住所接見了我們。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和簡毅一起把《小靈通漫遊未來》的樣書送往他家中，簡毅是該書的封面設計美編，他為此得了全國裝幀一等獎。
那時葉永烈住在漕溪北路500弄，一條破陋巷子裡，房子很小，進門是一張檯子，檯子後就是床。我倆把書搬進屋裡，楊老師熱情地從床底下搬出西瓜招待我們，臨走，還塞給我們一大把大白兔奶糖……
我之所以至今還記得他漕溪北路500弄的地址，是因為那時候《少年科學》的稿費和樣書都是我寄的。
九十年代初回國，永烈兄嫂多次請我去徐家匯附近的“和記”吃飯，某次在桌上他跟我提起，有一家電訊公司，請他在同意書上簽名，用“小靈通”作為手機品牌的冠名權，他同意了。我問他們給你專利費沒有？他說沒有。我說生意人不該欺負讀書人，他們應該付你專利費的，他哈哈一笑説，別人也這樣給我講，並不介意。
一九七九年由於李政道的提議，安徽大學設立了少年大學生班，老社長陳伯吹親自帶隊，由戴山和我陪同，邀請葉永烈等四人前去採訪。
在安徽大學，葉永烈帶我去見他北大的老同學溫元凱先生。
《安徽日報》知道葉永烈來了，向他約稿，因第二天一早要見報。半夜報社派摩托車來招待所催稿，只見他躲在房間裡，用複寫紙夾在兩張稿紙中間，一式兩份，奮筆疾書，倚馬可待，出筆之神，令人驚嘆。
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掌權，那是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政治環境最寬鬆的年代，有關方面知道葉永烈居住困難，掌管科技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親自批條給上海房地局交辦，按理說有這樣級別的批示，永烈可以挑選好的地段，但是他只在原住址附近，選了一套兩房一廳的公房。
房間小，藏書多，那時他的兩個兒子葉丹和葉舟也大了。他把陽臺封死做書房，兩個孩子同住一間房，住所依然很逼仄。新居的裝修得非常簡單，至今留給我記憶最深的，是貼在書櫥上，方毅贈他的一條題詞，字幅不大，是用硬筆寫的。
搬進新居後，我在他家中吃過一次晚飯，那時他母親也在，飯菜是老太太做的，大碗盛菜，非常樸素，老太太母儀風範，非常和藹。
晚飯後，孩子回房做功課，到了七點鐘，他喊：“出來看晚間新聞。”孩子們非常順從，一聲不響出來，看完新聞後，他又喊：“回去做功課。”孩子又乖乖地一聲不響，回房間去了。
雖然我和永烈很熟，但很難用文字描繪他的表情，他舉止莊重，不苟言笑，但不苟中，又帶著幾分誠懇的微笑，微笑中又蘊藏着熱情和睿智，似乎和他的稟賦一樣，學理科出身，又有出色的文科天才，我凡胎肉眼，說不清。
有一次我和楊老師談到對孩子的育，她説：“一個家庭有個嚴父非常要緊，如果家中父親沒有權威，孩子很難成材，我做老師，這樣的家庭我見了很多。”
他們的兩個孩子，葉丹和葉舟都非常優秀，一個由美國GEC公司派駐在台北，一個也在美國的大公司擔任重要職務。
說到永烈的成就，少不了楊老師的功績。
前些年我去他天鑰橋路的新居，的客廳裡掛著兩條書法掛軸，一條是陳伯達的墨跡，他指著另一條説，這是楊老師父親的墨寶，老人家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的……
一番寒暄後，他倆陪我參觀了“沉思齋”書房，永烈指著書櫥里排放整齊的文件夾説：“這些都是這些年我倆去世界各地採訪的錄音資料和照片，是她幫我編號整理的……”語句中透露出無限深沉的愛和感激。
楊老師高興地指著寫字檯上的電腦和打印機説：“亞法，現在永烈的文房四寶改朝換代了。”
他倆陪我去樓上，到用游泳池改建的書房裡。永烈取出一本四角翻閲得卷起的《巴頓傳》説：“葉丹小時候把這本書看得滾瓜爛熟。他到美國GEC公司求職時，總裁面試，問他，你知道我們美國有個巴頓將軍嗎？小丹把巴頓將軍的故事背了一遍，高興得總裁當場拍板，並派他做亞洲部門的總經理，常駐台灣。”
離開他家時，楊老師指著桌子邊的幾瓶酒説：“朋友送來的，永烈不喝酒，亞法你拿去喝了！”我看見其中還有茅台，自然就卻之不恭了。
二零零七年五月，永烈夫婦來澳洲做講座，在悉尼時，我陪他倆參觀景點，看到他倆並肩攜手，一路細語的時候，我暗暗羨慕和祝福他倆執子之手，與子皆老的幸福晚景，同時腦子裡浮出一道公式：（1+1）=∞；（1-1）=0。一對志趣相投的夫妻共同奮鬥，絕對可以建立一番大事業，而一個夫妻志趣相悖的家庭，一定是一事無成。
我一九八八年出國後，知道葉永烈改寫文物傳記了。他作品噴薄，碩果累累。但盛名之下，謗也隨之，我回國和個別所謂的作家朋友聊天時，他們滿臉不屑，有的甚至以正統文學自居，揶揄他的作品文學性不強，沒有創作性，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生動的比喻和形容……我只用一句話回答。若干年後，或許你們的作品統統將被掃入垃圾，甚至被後代嘲笑，而葉永烈的科幻小說和紀實作品將還會有人翻閲，他的《小靈通漫遊未來》曾經印刷三百萬冊，影響過一代小讀者，這就是明證。
葉永烈留下作品可用浩瀚二字形容，且不說他採訪陳伯達、胡喬木等老一代共產黨人留下了文字和錄音，也不說他的《四人幫興亡》、《江青傳》……更不說他影響一代人的科幻故事，光説他頂著極左思潮，敢於採訪傅雷家屬、馬思聰家屬，介紹梁實秋等一系列作品，對後世的影響，將是功德無量的。
老友孫樹棻先生，曾經跟我談起過上述問題，他很贊同我的觀點，他說：“我在作協開會時，跟這些盡磨嘴皮子的人爭論過，千説萬說，葉永烈的勤奮是你們遠所不及的，他寫的數千萬字，就是叫你們抄，你們都沒有這份苦功！”
在一個朝晉暮楚的社會里，知識分子的求生是不容易的，如魚飲水，冷煖自知，每個時代的冷煖，只有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知道。他知道我文筆鋒利，壯懷激烈，曾私下跟我說：“亞法，寫有些事情要述而不論，多記錄事實，少發表議論，議論留給後人，一旦喪失發表權就犯不着。”這是多麼委婉和機智的忠告呀！
我和永烈的最後的聯繫是，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我在上海發了個Email給他：“永烈兄：好久不見，諒必兄嫂都安好？我近日在上海，29日返澳。不知你在上海，還是在海南島避寒，如方便，約時來拜見你。”隨即，收到他的回覆：“謝謝，我因赴美勞累，目前住院，容日后見面，祝春節愈快！”接著又發來了一篇小文《不言當年勇》，文前加了句跋語：“摔了一跤，把我摔醒了，明白了老之將至。”
去年，我在微信上看到，永烈把藏書和采訪資料都捐給了上海圖書館，上圖做了個“葉永烈專藏”，欣慰的是，他多年的收藏的書籍和資料，終於有了一個安定的歸宿。
我和永烈兄相交四十餘年，要說的花絮很多，但隨著記憶的衰老，漸漸地朦朧了。他和我的通信至少有近百封，都是手寫的，可惜我出國時，都留在辦公室沒帶走，當廢紙處理了，現在想來殊為可惜，否則也可以歸入他的專藏中。
雖然在最后的Email通信中，我知道他住院，總以爲他只是從美國回來，旅途勞頓，休息一陣就會康復，他畢竟只比我年高七歲，人生八十小不算老。下次見面時，還想和他商量，共同出資，仿效陳伯吹老的“兒童文學園丁獎”，成立一個“科幻小說奬”，鼓勵和提攜寫科幻小說的後進。不料他遽然走了，而且走的時辰這麽不巧——瘟疫期間，而我被囚在悉尼家中，不能前往弔祭。
嗚呼哀哉，永烈兄，百般無奈，我只能在地球南端，遙望故國，你不沾酒，只能一酹咖啡，為你送行了！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七日於半空堂南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