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值千金
抗战之前，国民党宣传部门负责人， CC派的重要人物张道藩在南京办了一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一天，学校的工作人员殷杨被捕，因为他是潜伏的共产党。张道藩出于对青年、对人才的爱护，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地位，从当时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手中将殷杨保释出来，然后派自己的亲信部下唐绍华将殷杨送到安全的地方。
1949年，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获胜，国民党失败退出大陆。张道藩被中共列为“第二批内战战犯”之一，随着国民政府一起逃亡去了台湾。故事的两个主角，戏剧学校的同事唐绍华和殷杨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故事。
当年送殷杨逃走的唐绍华没有来得及逃离大陆，在上海被作为国民党特务逮捕。根据当时中共的政策，像唐这样被作为小特务逮捕的（其实他只是个拍电影的文化人），起码要劳改十年二十年，被杀的可能都有。关在监狱里的唐绍华，彷徨不安地等待命运的判决。
有一天，狱吏提出唐绍华，告诉他上海公安局长杨帆要见他。唐很奇怪，他这个案子需要公安局长亲自审问吗？待到了办公室一看，坐在面前的公安局长杨帆，就是他当年送走的殷杨。已经是胜利者、掌握生杀大权的杨帆完全没有把唐绍华当成犯人，而是当成了一位老友。他首先问候“道公好吗？” “道公”是对张道藩的尊称。从这一称呼就可以看出，对当年的恩人、现在已名列“战犯” 的张道藩，杨帆还保持着的尊敬和关怀。
然后，杨帆问唐绍华自己有什么打算。唐说他希望去北京发展。这当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表明唐对共产党还缺乏了解。在中共统治之下，唐背着特务之名，和国民党CC派、和“战犯”张道藩有割不断的关系，哪里还会有机会发展他所希望从事的电影事业？能够保命就已经是万幸了。杨帆当然知道唐的想法非常危险，就说了一番话，“你不是在拍电影方面有兴趣有才能吗？何不带着你的影片到香港去发展、为人民赚些外汇？国家需要外汇。”这就暗示唐赶快逃走。唐心领神会，马上表示愿意去香港。这样，唐走出监狱，手持上海公安局发的通行证合法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台湾。
三位主角后来的命运真令人感慨万千。
杨帆的命运众所周知。他1955年被作为内奸逮捕，坐牢二十多年，精神崩溃，双目失明，受尽迫害，直到1983年才彻底平反。所幸还得享高寿，1998以八十七岁高龄逝世。
张道藩到台湾后，受到蒋氏父子重用，从1952年起任立法院长，一做就是十年。居官虽高，却清廉自守，一介不取，热心发展文化事业。1968年去世，身后留下《文集》、《画集》（张年轻时曾在英法学绘画）各一部。
唐绍华呢？因杨帆义释得以逃脱牢笼，一展戏剧长材。在港、台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他一生创作舞台剧五十余种，电影剧作七十余种，执导电影五十多部。除此之外，着有《电影艺术入门》等二十余种书。他还担任过台湾影业公司副总经理，中英文版《观光》月刊社社长，政工干校、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是港台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他的一切成就，离开了杨帆的义举都无从谈起。
张道藩、唐绍华和杨帆，毫无疑问各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忠实党员。但是，他们都没有因对党的忠诚而泯灭人性、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面对着生灵涂炭、尸山血海，你死我活的国共斗争，在对党的忠诚和情义之间，三位主角都选择了情义。这对张道藩、唐绍华来说，还不难做到，因为国民党从未要求过它的党员要在一切问题上都无情无义，不许有丝毫的人情味。放走杨帆，无论是张道藩还是唐绍华，都不会有人身危险。
杨帆就不同了。中共的意识形态一直要求对敌人要无情，要残酷，对敌立场不允许丝毫动摇；要将对党、党的政策、纪律、领袖的忠诚永远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这些要六亲不认。杨帆完全了解他所做的是违反了党的纪律，而且在此之前他在新四军工作的时期，就已经因内奸嫌疑而被审查、受过迫害。放走恩人将承担巨大风险。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情义、良知、道德的考虑超过了对党的忠诚。从这一行为看来，后来他受到迫害，势所必然。
故事的三位主角都值得我们尊敬。杨帆在承担巨大风险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则更具有牺牲精神，更加崇高。张道藩的义举引出了杨帆的义举；杨帆的义举给唐绍华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唐绍华的创作又使得终身从事文化发展工作的张道藩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绩。人世间的因果链真令人感到玄妙神奇，意味深长，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摘自《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