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写的《我的继母》，看到李锐再婚前提到对女方的两个条件是漂亮和要会英文，想起我家的老邻居在给儿子选媳妇时的条件之一也是要会英文。现在懂英文的女孩只要有大学文凭的触手可及，然而在70年代，那真是凤毛麟角，尤其是20岁左右的女孩，也就是50年代出生的女孩会英文的那实在是非常难觅的。
为什么我家邻居高妈妈要找个懂英文的女孩做儿媳呢？这要追溯到高妈妈的才女身份。高妈妈是我童年记忆中所认识的最有才华和优雅知性的女人。我不清楚为何与高家做邻居，因为我父母和她先生陈伯伯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那时的宿舍都是以单位划分的。60年代初期父母结婚后就搬到此楼与陈家做隔壁邻居，陈伯伯当时在国家测绘总局做总工程师, 文革中被打倒，下放到干校，所以我对陈伯伯印象不深，只记得他高大威武，不苟言笑。陈伯伯是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系，34年去英国德国留学，39年博士学成回国与高妈妈结婚。高妈妈是1917年生人，1933年考取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据说在清华是校花，曾被大名鼎鼎的外文系教授吴宓苦苦追求（钱钟书先生是吴宓的得意门生）。37年清华毕业后先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后去香港和陈伯伯完婚。自我记事起，我就经常逗留她家，那时她和她母亲，我称之高奶奶，及两个儿子，大哥哥（明明）和二哥哥（安安）一起生活。文革期间，两个哥哥中学毕业，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在家，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高奶奶矮矮胖胖的，白皙的脸庞总是笑盈盈的。高妈妈清高淡雅，自来卷的短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一尘不染。我那时小，也不懂的好看难看，但是就是感觉高妈妈亲切，虽然她不怎么搭理别的邻居。因为高妈妈没有女儿的缘故吧，我总觉得她非常喜欢我，任何时候我想去她家玩，似乎都抬腿就敲门，没有丝毫顾忌。母亲告诉我，怀我的时候正是自然灾害，出生时又是早产儿不足月非常瘦小，在暖房里待了一个月才出医院。高奶奶见我这么孱弱，怕是养不活，所以通过关系，在我半岁的时候送进当时高知幼儿园，香山慈幼院，解放后最后一个私立学校（1967年被政府收编）。我在那里是全托，只有周六才能回家。记得小时候我每每抱怨妈妈偏心眼，偏袒哥哥时，妈妈就说“你进的全托幼儿园是我一个月的全部工资啊！”。因为妈妈和高妈妈进的是同一个中学，贝满女中，虽然高妈妈女中毕业时我妈妈才出生，但是我猜测这也许是两家走的比较近的原因吧， 因为我发现她家似乎只有我一个客人。每次我去敲门的时候，有时高妈妈，有时高奶奶，都是轻轻地把门开一个小缝，露出戴着金丝眼镜的恐惧眼神，但是只要一看见是我，立即显出慈祥的目光，把我揽入怀中。我只被允许在她家客厅玩，她家是三居室，两个睡房在我进去的时候永远都是关着的。我们住的楼房是当时苏联专家帮助建造的，和国宾馆仅一墙之隔。非常结实宽敞，有个房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壁橱，记得文革时表哥表姐从外地到北京串联时都住在我家，打地铺，我最小就睡在壁橱里。
我在小学期间是很疯的，天天在外面跳皮筋，打乒乓球，或者骑自行车和同学去公园滑冰游泳，那时家住玉渊潭附近，经常骑车去八一湖，紫竹院玩。因为妈妈经常出差，所以我比其他同学有自行车的机会多。当妈妈在家，骑车上班时，如果赶上有同学呼朋唤友的要骑车去西单王府井的，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去敲高妈妈的门，问能不能借她的车骑。印象中高妈妈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任何事，只有一次例外我被高妈妈“请”出过家门。70年代除了高妈妈家，左邻右舍没有一家有电视机的。但是没有人被邀请去她家看过电视，连我父母之内，除我一人之外。但是我也不是天天去她家看电视，因为父母不希望我经常去打扰她们，只同意我在周末时去看一次电视。有一天晚上我去敲门，很久都没有人开门，正当我犹豫着是否离开时，门轻轻地开了一条缝，里面黑乎乎，高妈妈说她有点不舒服，想早点睡觉。我那时肯定不懂事，丝毫没有听出人家的婉拒，依然高兴地说今晚有个新电影（不记得是什么了）。高妈妈无奈地打开房门让我进去，客厅里一人没有，高奶奶可能已经回睡房入寝。高妈妈打开电视机，我兴奋地坐在小板凳上盯着电视，全然无视高妈妈的心情。然而最终高妈妈没等电影演完，就和我说回家吧我想休息了。我当时心里一定不开心，但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姑娘，默默地起身离开了高家。高妈妈知道我不高兴，送我出门的时候把我妈妈叫了出来，和妈妈嘀咕了几句就关上了门。妈妈事后和我说，高奶奶病了想看外孙，但是两个哥哥在乡下不让回北京，高妈妈很想他们。妈妈还嘱咐我近期不要去打扰她们，高妈妈可能要出远门。
记得那之后的一个下午，我和楼里的小朋友在外面跳皮筋。突然我想上厕所，可是小朋友不让我走，说是跳完了这圈才能回家。我只好憋着，忍着。远远地看见一个漂亮的阿姨走近我家的门栋，还和我打了一个招呼，我知道是高妈妈的亲戚，来看高奶奶的。 她进了门栋就大叫一声（那种惊恐的嘶叫我至今都不能忘怀），外面坐在台阶上闲聊的邻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赶紧进去。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的。我当时心里很怕，但是不敢进去，只是和小朋友们紧张的盯着我家门栋。后来楼上的一个阿姨和我说高奶奶下楼取信，摔了一跤，头撞在楼梯上，血流了一地，不省人事。因为当时楼内没有人，所以没人发现直到高奶奶的亲戚走了进去。我跟在那个阿姨身后，进了门栋，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一大滩血，吓得我赶紧冲到外面，死活不肯再踏进那个门。爸妈陪着高家的亲戚处理了高奶奶的后事，回到家中已经很晚了。我家保姆四川婆婆说一晚上也没见到我，我也没回家吃晚饭，不知去哪里了。爸爸赶紧到外面找我，喊我，那年代找孩子的时候，就是家长在楼下大喊孩子的名字。我听到爸爸的喊声，颤颤惊惊地跟着爸爸回到了家。那一晚我一夜无眠，因为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坚持回家上厕所，我肯定是第一个看见高奶奶躺在血泊中的人，那将是多么悲惨的一幕啊！我会看到一个死人，一滩血，多么恐怖啊！我没完没了地这么害怕地想着，但是有时又想如果我早点看到，是不是奶奶还能救活呢，如此又深深地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回家上厕所。
高奶奶去世后，陈伯伯落实政策回到北京，高家的两个哥哥也相继从农村回到了北京，家里很是热闹，我就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地敲门玩耍。大哥哥那时已是该找女朋友的年龄，于是高妈妈托妈妈给大哥哥找对象，条件之一是要懂英文。这就让我想起了每次在她家玩时，如果他们不想让我听到什么话，家人彼此就用英语交谈。我小时候也接触过英文，那就是和父母哥哥玩桥牌。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娱乐，家里经济条件稍微好点的就是让孩子学点乐器。我想学钢琴，可是父母买不起，只好学了手风琴，哥哥学小提琴。周末父母教我们打桥牌，必须用英文叫牌，知道什么heart，spade，one，two，。。。总之大哥哥的女朋友千挑万选终于找到了，一个普通工人家的女孩子，但是在中学教英文。说是普通，真的是和高妈妈家不是一路人，连我这个小孩子都觉得不合适。大哥哥长的细细高高的，很安静，说话轻声轻气，很温柔不像个男子。但是这个英文老师却是相反，圆头圆脑，胖乎乎的，一说话大嗓门，笑起来整个楼层都能听见。人很热情活泼，见到我也能和我聊聊学校的事情，左右邻居都爱打招呼，不像高妈妈，矜持冷淡，和人说话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知道大哥哥是否真心愿意，但是妈妈说张老师虽然气质不佳，但是心肠好，会说话，会笼络婆婆。高妈妈虽然觉得两家文化差异太大，但是那个年代人家没有瞧不起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而且她也符合条件，会英文。但是妈妈后来说中学老师的英文只是“long life chairman mao”之类的，当然绝对没有让高妈妈听到吧。
76年粉碎四人帮后，陈伯伯一家就搬到三里河一带高级知识分子的小楼里去了，离我家有一段路。我赴美国前去拜访了高妈妈和陈伯伯，可能已是大姑娘了，或许是好多年没见面，再或者是高妈妈恢复了从前阔太太的身份，不再像以前那般慈眉目善的，总之觉得很是生分，没有那种无拘无束的亲热。一别30多年，没有他们的下落，也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我这个丑兮兮粘人的邻居小丫头。在网上看到二哥哥写的高妈妈回忆录，不知是哪年写的，依然健在。如果现在还活着，应该是百岁老人啦！祝高妈妈长命百岁！
第一张照片高妈妈和我二姨妈长得很像，第三张照片和我妈妈很像，这也许是当年他们走的近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