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读到一篇短篇小说《路》，忘记是哪位作者写的了，小说内容大致如下：
解放前，有一个穷苦的人家，生了很多孩子，生活非常艰辛。这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家里实在无法养活他，于是就把孩子通过当时的中介卖掉了。很快，当地有一个地主家里招聘奶妈和佣人，于是这家妇人带着自己的大儿子去应聘了，地主让妇人做奶妈给他儿子喂奶，让她大儿子做杂活。当妇人从特殊的胎记发现这个地主的孩子就是自己卖掉的儿子时，感到十分欣慰，没想到自己的孩子到了一个富人家里，也算他有福气，并告诉她的大儿子：“这个孩子其实是你亲弟弟”，她大儿子也非常高兴。于是母子俩对这个孩子（也即地主的养子）非常周到，打心眼里倍加爱护。小时候地主的养子对她们母子就同母亲和兄长一样的依赖，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其乐融融。然而当地主的养子长大一些时，就没有小时候那样的随和，而越来越是少爷的样子，行为举止上渐行渐远。三个人的关系不再融洽，跟她们母子距离越来越大，没有那种对母亲和兄长的感觉了。终于有一天，母亲受不了地主养子的少爷行为，母亲劝导依然对地主养子抱有幻想的大儿子：“他不再是你的弟弟，你们今后将走不同的路”，带着他毅然去投奔革命去了。
当时读完小说，不能自拔：明明是母亲家境困难，地主家不但帮着解决了儿子抚养问题，还帮着解决了母子俩的工作问题，当自己的亲生小儿子长大一点，因为行为举止或思想的原因，而最后含恨离开儿子。当年对这个故事唏嘘不已，也产生很多遐想：到了解放后，斗地主时，这位母亲和哥哥会怎样斗这个地主儿子和地主弟弟？就算刚解放能看在亲情的份上，能忍住不去批斗，那到文革运动时，会不会能不大义灭亲？
感叹之余，也很欣慰我自己的母亲不会这样的，因为母亲对不是亲戚的富农都反对认真批斗。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全小学停课一起去参加批斗会，看到大人们把附近仅有的一个富农，挂上写着富农名字的牌子，戴上高帽子，押上台批斗。在工宣队带领下，大人们有气无力地跟着喊口号。而我们几个同学，声音响亮地跟着工宣队喊：“打倒富农XXX”，吓得在我们身旁的富农的女儿（也是我的同学），哇哇大哭。回家后，我就被我母亲骂了一顿：“跟着轻轻喊几声就行了，干什么要对人家黄喊六吆的（狂喊乱叫），人家过去凭本事吃饭，有什么不对的”。当时感觉母亲思想特别落后、思想觉悟不高。但过后看到每次批斗会完了之后，村民们都对富农客客气气，有人还帮富农把高帽子和批斗的牌子仔细地收拾整齐，以备下次再用。那时不知道大人们是在工宣队面前做样子，感觉非常扭曲，这些村民们界限不清，对这个富农怎么就没有深仇大恨？他们的阶级斗争觉悟真差。
在西安上大学时，一个中学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他在西安的亲戚，周末常去他们家串门。这家男主人是一个资深的企业动力设备高级工程师，他很羡慕我们当时改革开放后的学习环境，劝我在学校抽空多看些书，尤其是人物传记和哲学等书，要学会客观地看世界，不要人云亦云。他说他上大学时刚好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也是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到文革运动中，参加到某一造反派系。当时有很多造反派系，每个派系都有一个五花八门的名字（就和现在的微信公众号一样）。大家都在找批判对象，以至于那些“坏分子”都不够用了，很多坏分子一天能被不同的派系轮流批斗好几回，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也被扒的没有新意了。老是批评那些相同的坏分子也不新鲜了，以至产生批斗疲劳感，有些派系就互相之间指责和批斗。各个派系都有排他性，虽然都是拥护毛主席，但每个派系都认为他们的派系是最热爱毛主席的，是最正确的，他们中人人都成为了道德的守护者。有一次来了一辆卡车，车上的人说某个地点的有一个派系的造反派开始反对毛主席，于是他们这个派系的人都义愤填膺，不由分说就跳上车被拉到一个地方，下车后，果然看到一群造反派等在那里，双方一见面就武斗起来。很多人被打成重伤，他运气好落在一个他认识的人手里，才避免受重伤。他认识的人问他：“有人告诉我们，有一个造反派组织开始反对毛主席，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他这才知道，这纯粹是被人造谣、挑唆、误导。当时这样恶搞的事情很多，所以他就对武斗不感兴趣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不参见任何一派，结果就成了各派的批判对象，说他是“白专道路”。到后来就连原先的朋友也参加对他的批判，因为如果他朋友不批判他，被扒出或揭发出来就有可能连他朋友也要被列入批判对象。一旦被列入批判对象，那些陈年烂谷子的事情就会被放大和扭曲地扒出来或揭发出来批斗。
我同他回忆此前上小学时，不仅是我母亲，我们那里的乡亲对不是亲戚的富农，都反对真批斗，只是在工宣队面前走过场。他们很难接受新生事物，他们之间回忆过去时都用民国那年那月，而不是阳历某年某月，好像还活在旧社会。他说：“那是因为你们那里处在边远地带，工宣队宣传次数较少，意识形态没有受到影响，精神上没有被绑架，人们还保持着淳朴的善良”。
我在西安上学时，正是国家刚开始改革开放，我们的意识形态还处在被束缚在以前中小学教育的境界里，认为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晚期。有一次我们班组织去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看到一群老美也在参观兵马俑。我当时对学英语口语很感兴趣，就找机会上前练习口语。一个随行的翻译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台湾人，看到我带着校徽，就好奇地走到我跟前来和我聊天，问我所学的专业，最后问我想不想出国到美国去，他说美国简直就是天堂，硅谷是科技的皇宫，说我所学的半导体专业在那里会大有作为。我当时的思想还停留在世界其他国家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对美国都是负面印像，心想这个人肯定是台湾特务，于是就警惕地离开了，留下那个台湾人愣愣地站在原地，目送着我扬长而去。
“路”本来是指人马舟车等行走的途径，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需求需要走不同的路。后来人们衍生了各种“路”：人生道路，解决问题的方法，行为和价值观念，发展道路，等等。
还有一条路叫“回乡的路”。
古代，不要说出国很难回乡，就是在国内外出做事，也是很难回乡，常常是快退休时，才落叶归根。这才有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古时候，乡书难寄，通讯不畅，所以在回乡的路上，心潮澎拜，甚至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回到故乡后，故乡的田园、山川通常变化不大，往往物是人非：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即使到了近代，鲁迅也是外出做事20多年后才回乡探亲。以前出国的人很难回故乡探亲，基本是客死他乡。故乡对他们来说只是挂牵、思念和依恋，故乡的田园或山川，只能梦中相见。由于以前交通不方便，回乡的路称得上水远山长，回乡的路上，吃的苦称得上历尽风霜。
20多年前，出国的人还是小众，对很多人来说，回故乡探亲是受经济条件和时间以及签证的限制。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探亲是出国3年之后的事，故乡的变化很大，有一种“物非人非”的感觉。早期回国探亲，我会准备大包、小包很多礼品。慢慢往后，就有一种把“石头往山上背”的感觉，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中国制造的。
现在出国的人很多了，经济和签证都不是问题了，所以现在出国的人常常回乡探亲，从美国回中国的机票和从美国西部到东部的价格差不多。由于交通工具的便利，要不是时差和看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都感觉不到是国际旅行。国内回乡也更方便，有些甚至直接开车回乡。慢慢地，人们已经体会不到水远山长的回乡的路了。
虽然说中西方的制度不同，中西方也平和的合作发展将近40年了。制度的不同带来的是文化的不同，这其实就和吃饭一样，众口难调，自己感觉良好是最重要的。大多数的国人宁愿牺牲一点自由来换取安全和物质的发展，很多国人并没有感觉不自由，现阶段很多国人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自由，很多人对物质上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非常满意。
在没有微信之前，人们的沟通不是很畅通，沟通效率不高。回乡探亲时，大多匆匆忙忙。和亲朋好友、同学等，还没有谈几句，就又得动身离开，每次都无法深谈。这样反而是没有隔阂，大家都客客气气、保持着美好的回忆。
几年前，微信刚开始普及时，同学群里，刚开始大家对于不同的观点，还能互相谅解，国内同学对于国外少数同学的不能苟同和不能接受的观点，就以：“久居茅房，不闻其臭”而自嘲。分别多年再由微信联系在一起，大家感觉：“交流的距离从来没有那么近过，而观点的距离也从来没有感觉那么远过”。好像这么多年没有在一起，同学们尽长出不同的观点来了。直到有一天，实在仍受不了，不同观点的同学就杠上了。
历史如果重演，一定以滑稽的形式再现。这个不分国界、危及全人类的新冠病毒本可以能促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休戚与共，以及众生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可以能促进合作而不是进一步分裂。然而一场新冠疫情和片面的宣传报道，让人们产生信息的严重不对称，造成很多人盲人摸象，混沌不清，很难了解真实的世界。由此便产生了很多出于各种自己的目的自媒体或媒体，更加片面的宣传报道和各种谩骂，让人们形成很多不同的观点和莫名的仇恨。谩骂和仇恨外国人倒也没有什么大的伤害，反正外国人也不在乎各种谩骂和仇恨，但有些国人仇恨他们认为不合他们胃口的同胞，利用网络工具专门打击一切被他们认为不合他们胃口的人，有些人身攻击的手段和历史上的大字报如出一撤。各种阴谋论造成人心惶惶。少数人已经是精神上的恐怖份子，他们在精神上绑架民众，让人们形成不同的路线斗争，造成人群的价值观念的撕裂、政治撕裂和意识形态的撕裂。
突然间，很多家族群里、同学群里、朋友群里，出现很多价值观不同，意见相左，常常争论得不可开交，人们的隔阂越来越大，让许多人惊愕得无所适从。曾经以为非常了解的人，变得那么生疏，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了，有些人彼此的隔阂已经如鸿沟一般了。
“忆得旧时携手处，如今水远山长”。
这种意识形态的撕裂，并不是我们华人特有，国外也有。我们公司原来有一个设备顾问，是个德国人，3年前在他79岁时，我们正忙着新上一个与他有关的设备项目，有一天他来问我，他哥哥让他回德国他们的家乡柏林探亲，要求见最后一面，他说其实他和他哥哥年轻时感情并不好，要是我们项目紧张，他就没有必要回去了。我赶紧劝他回德国探亲，我们可以电子邮件联系，工作不会影响太多，兄弟俩年轻时的隔阂，无非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多大的纷争，经过时间的冲洗，最后都不是事了。他幽幽地回答说：“要是生活琐事就好了，但可惜不是普通的生活琐事，而是政治问题”。我当时纳闷得无语，心想：兄弟俩还有什么政治问题。一年后在他80岁生日聚会上，他的儿孙们把他们家史和盘托出时，才明白他当年是从苏联控制的东德以难民的身份逃出来而改变了生活的路线，当年他的哥哥和他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他显得没有那么爱国，逃到了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度（美国）生活去了。之后兄弟俩书信里经常交锋，他觉得他自己一直没有变，是他哥哥经历着不同的宣传而变了，骂他背叛了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能感觉到他哥哥那么骂他，其实他哥哥自己内心也很不快乐，骂人只是一种发泄。他发现苏联控制东德以后，东德人和东德以外的真实世界越来越脱节，根本无法同他们沟通。常年的心情忧郁和养家糊口的劳累，50多岁他就得了咽喉癌，辛亏在斯坦福医院得到治疗，之后放下和东德人的争论，保持心情舒畅，才使得身体一直比较健康。
当这个德国人回乡探亲回来后，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比他想象得好得多了，本来只准备呆2周，由于心情很好，后来延长到4周。每天和他哥哥一起散步至少1小时，一直以来的髋关节疼痛也好了。他感觉原东德的人们价值观点也变了，两德合并后，西德人对原东德帮助很多，东德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家乡柏林还保留许多二战时毁坏的建筑用以警示人们法西斯暴行的后果，他也把他的体会梳理了一下分享给我：“德国法西斯暴行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血淋淋的尸体，是一场如同宗教狂徒的暴力运动，和你们中国的义和团暴民运动差不多。这些宗教狂徒共有的一些基本共性是：不讲逻辑，一切从信仰立场出发，自以为是，只认为他们自己是道德的唯一守护者，强烈的排他性，往往形成多个派系，无缘无故地恨一些人，很容易导致社会冲突。我以前没有体会到媒体的力量，那场纳帕大火发生在我家旁边，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毁坏，但媒体非常夸大、不实和博眼球、哗众取宠的标题党行为，让我再也难相信媒体了”。
在他81岁时，我们公司坚持让他退休了。他有些不舍地说：“我喜欢工作，经历过意识形态摧残的人，工作对他们简直就是享受，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才叫痛苦”。
鲁迅在他《故乡》一文中，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受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劳苦大众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缚，造成人性扭曲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历史、人生、人心，这种千百年来几乎不变地重复循环，鲁迅不愿把这些当做是历史的必然，也不愿人们屈服于这种循环，而是希望人们能勇敢地正视它，并且发起社会改革。《故乡》文章的最后，鲁迅带着母亲离开故乡时，把改革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希望留给了下一代：“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新冠病毒造成全世界的灾难，然而灾难自有它的价值，它终归会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冷静地思考内心的真实需求。只有在文明与诚信上的基础上，才能可持续发展，路才能长久。新冠疫情让人们没事就呆在家里，我的母校交大校园的樱花道路上，撒满了飘落下来的樱花，如同厚厚一层粉红的雪，没有人去踩踏。我在西安上学多年，也曾在4月8日校庆期间回母校，但从来没有看到我们交大的樱花道像今年这么漂亮。“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并不是指人马舟车等行走的途径，而是“希望之路”。随着喧嚣过后，信息不断地沟通和社会的变革，当越来越多的人自我反省、追求真理的时候，那条互相理解、众生一体、和平共处的希望之路，在时代的变迁、在云开雾散之后，就像我们交大的樱花道路一样，春暖花开、鸟语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