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生命中的密码 刘海鸥
踏入城市
爸爸小学毕业后，他父亲刘荫远捎信来，让他到南京上中学。那年，爸爸还不到十四岁，第一次离家远行。
出发的那天早上，天蒙蒙亮，娘就把他叫醒了，送他出门。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很静，只有秋蟋蟀“蛐，蛐”地叫，好像是为他送行。蟋蟀的叫声与离情相伴，在空旷的街上更觉凄凉。爸爸说，以后的日子里，一听到蟋蟀叫，就想起那个寒秋的清晨，娘泪眼相送的情景。
刘荫远托他的好朋友陈海仙把爸爸护送到南京。外面的世界让这个乡间的孩子立时眼界大开。爸爸第一次见到火车，在火车上第一次见到山，也第一次看到和体验了混乱和野蛮。那时北伐军刚在南京建都，社会秩序尚未恢复。火车上都是大兵，也不知道这些兵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上火车时拥挤不堪，陈海仙被大兵又推又打，也顾不了那么许多，死扯着爸爸拚了命才爬上火车。
到了南京要渡江，先到浦口下车，再坐渡船过长江到下关，住了一夜。从下关到南京城有小火车运载乘客。一九五三年父母带我去南京，已改为火车坐轮渡过江，一节一节被拉上轮船，中间有漫长的等待过程。
刘荫远和三太太住在南京衙缺巷。刘荫远多数时间在外面，家中一切由三太太料理。爸爸的弟弟和妹妹长菁和长兰早就在这里上小学，讲了满口南京话。长兰还是个小丫头，以小主人的身份，用南京话煞有介事地教训刚从乡下来的土小子：“不要抱着肩膀在街上走路，不文明！”
长兰是家里的宠儿，三太太如亲娘一般呵护，刘荫远更是宠爱有加，半夜吃点心还要把她叫醒分一块吃。爸爸一到南京，刘荫远第一件事就给他和长菁立规矩：“你们必须爱护妹妹，如果你们和她打架，我不问情由，就治你们两个的罪。”两个哥哥怕了长兰几分，给她取名“丫头王”。好在长兰并不以丫头王自恃，她和“北京哥”（爸爸乳名）很快就玩到了一起。爸爸嘴不甜，又不爱说话，很是不讨三太太的喜欢，可是深得三太太宠爱的长兰却与爸爸相处最好。哥哥们犯了错误，她出面在大人跟前为他们打掩护。哥哥们需要钱花，她依仗刘荫远之宠，帮助他们要钱。有时三个人联合起来和大人捣乱，因为有了长兰，大人们也就格外宽容。
爸爸考取了南京安徽中学，校长叫姚文采，安徽徽州人。陶行知是名誉校长，常去学校演说。他讲话通俗幽默，教导大家：“知道了就要行动”。这句话爸爸一直记得很真切，后来逐渐悟出这简单的话语中包含着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获得真知的道理。陶先生写诗题词也是很白话的，他给爸爸他们班题字：“起来了”。装在镜框里挂在讲台上方。他还在南京郊区办了一个晓庄师范学校，教育方法很先进，师范生都穿草鞋，下地劳动，站立吃饭。外校的学生对他们羡慕不已。
爸爸一上学就蒙了头脑，学校的老师都用南京话讲课，简直一个字都听不懂。国文先生竟然比小小的临涣镇还要传统和保守，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还愤愤地说：“如今都称同志，什么同志，我一听就肉麻！”上课时老先生摇头晃脑吐出南京味的之乎者也，十分滑稽。国文课没有教科书，只是发一些油印的文言文材料，一气到底没有逗句。爸爸在小学学的都是白话文，不懂文言，不会断句，又听不明白教员在讲些什么，只好下课后求大点的学生帮他断句。第一次写作文时，爸爸写的是类似散文诗的白话文，有段落和标点符号。那位国文老冬烘气坏了，把作文本扔回去说：“你怎么能给自己圈点？”（过去的先生判卷子时给学生点开句子，好句子画圈）后来终于换了一个懂白话文的老师，爸爸的作文才受到赏识，得到连串圆圈。这个老师也教他们古文，爸爸印象最深的是袁枚的《祭妹文》，文情并茂地述说妹妹在婆家的遭遇。老师用白话给他们讲解，也十分动人。爸爸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句“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由此他对古文逐渐产生兴趣。
初识俄语
一九三一年爸爸初中毕业，考上了北平大学附中。长菁也考上了北平的中学。全家人都到了北平，住在三叔刘逸南家中。三叔家先是住西城区的背荫胡同，后来又搬到西城区的后泥窪。长兰后来也考上北平南长街的第一女中——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女校。上高中时张瑞芳（电影演员）和浦卓琳（后为邓小平夫人）都是她的同班同学。她和张瑞芳在考高中那天相遇，聊起天来，谈到了演戏，两个人都特有兴趣。张瑞芳拿出准考证，指着上面的照片给长兰看，说：“这就是我演戏的照片。”从此她们成 为好朋友，张瑞芳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后泥漥找长兰玩。爸爸也和她很熟悉。
平大附中大门
平大附中刚成立不久，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着令北平大学筹办的。校址设在府右街运料门内中南海公园之一部份，即现在中南海西门里边，怀仁堂的旁边。北平最好的中学当属师大附中、汇文中学。爸爸的数学不好，没有考取这些学校。连平大高中也没有正式录取他，后来学校又给他发通知说拟成立俄文班，如果想学俄语可以前来报名。
平大高中开俄文班是有原因的：本来北平有一个俄文商学院，培养对俄贸易人材。学俄文的学生受苏联影响，思想都很进步，学院里共产党分子很活跃，南京政府害怕了，下令取缔该学院。学校师生得到消息立即搞起“护校运动”。后来还是政府让了步，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保留商学院的一部分成立一个商学系，该系与北平大学的法学院合并成为法商学院，仍然保留俄语课程，所以它的附属高中就有一个班学俄文，将来可以进入北平大学。
当时一般中国人对苏联的了解甚少，学俄文有什么用处更是不甚明了。报考俄文班的人并不多。爸爸对俄文也是毫无所知，但是有几点他是知道的：国民党奉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中华民国和苏联保持着不错的外交关系；红色苏维埃的书籍公开摆在书店的橱窗里；国民党军队里有苏军顾问；国民党的要人中也有到苏联工作考察或把子女送到苏联留学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就在苏联；爸爸的父亲也曾去过苏联学习。
爸爸和三叔商量上不上俄文班，三叔十分赞成，说：“应该上，俄国是个大国，学俄语总是能派上用场的。”
平大附中是唯一开设俄文课程的中学。在那个年代，俄语的教学条件很差，师资极其有限，没有课本，老师现编现教。不但参考资料和课外读物少得可怜，甚至中国连一本俄汉字典都没有，只能借用日本出版的《露和字典》阅读俄文。但是爸爸一开始学习就对俄文产生了兴趣，求学心切。有一次，他在街头碰到一个白俄，便用俄语问候了他一句，这个白俄马上伸手要钱，爸爸掏出几块钱给他，和他搭上了腔，用意是借此机会跟他练习一下俄语会话。谁知这是一个酒鬼，拿了钱迫不及待地钻进小酒馆喝伏特加，不再露面。
本来学俄文只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没有什么目的性，爸爸也没想到，他竟与俄语打了一辈子交道。
先生们
平大高中的教学是一流的。建校时教育部指示：“北平大学各院校所设预科及高中班应由北平大学详细规划合办一完美之附属高中。”北平大学的校长是沈尹默，他希望把平大高中办成北平最好的中学。学校以一百多元的月薪聘请教员，比一般中学高出一倍。学校所选聘的教员多来自清华北大，十分出色。
平大附中的特殊之处还在于把大学的选修课制度搬来了。除了正式课程外，学生可选修英、德、法、日、俄为第二外语。爸爸的第二外语是英语。其他的选修课有音乐（钢琴组、提琴组）、美术（油画组、国画组）， 还有逻辑等课程。爸爸选了逻辑及美术课。美术教员金乃先，让他们捏胶泥瓶子，瓶上还有壁虎。
金老师还组织过他们听徐悲鸿先生的讲座。那次是一九三四年徐悲鸿从欧洲到苏联后回国，在中山公园西侧的逸文中学讲旅欧见闻，有几十人参加。徐悲鸿介绍了苏联的院士和有名的画家，讲得很生动。他对苏联的印象特别好，多是溢美之词。他认为这个国家可以用年高德劭来形容。讲座结束后爸爸想请徐悲鸿签字，可是没带纸，就拆开一个烟盒，徐悲鸿在背面用铅笔签了名。回到家爸爸把这张烟盒纸很精心地夹在三叔的《徐霞客游记》书中，可惜抗战时弄丢了。
金乃先很幸运，“七七事变”前她买彩票中了头彩，得大洋两千元。她拿了彩金去巴黎留学，就再也没有消息。
到了第二年，英语变成必修课，爸爸的俄语班每周也要上四节。教员是林素珊——焦菊隐的老婆。她打扮得非常漂亮，很神气，英文又好，看上去很娇贵，很有外国派头。有时候林素珊请假，焦菊隐就来代课（当时他在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李石曾任董事长，焦菊隐任校长，林素珊任副校长。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学艺）。焦菊隐给他们选了英译版的《高尔基给美国文化人的一封信》，爸爸学得很有兴趣，还试着把它翻译出来。焦菊隐是少爷脾气，傲慢，对人很粗暴。考高中时，焦菊隐监考口试，在门口维持秩序，一个学生被拥来挤去，挤到门口。他抓住这个学生厉声道：“你要闯进去吗？可恶！取消你的考试资格！”可怜的学生就这样失去了上这个学校的机会。一次焦菊隐替林素珊代课，进教室后学生起立致敬，有一个外班学生来旁听，没有站起来。焦菊隐质问：“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回答：“我是旁听的。”焦菊隐说：“我讲课不允许旁听，出去！”硬是把他轰了出去。
五十年代，一次爸爸在迺滋府牙医朱砚农那里看牙，见焦菊隐也在候诊，便上前和他打了个招呼。焦菊隐弄清了过去的学生刘长菘即现在的刘辽逸后，说读过《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翻译得很好。一九五九年我家保姆阿巧到焦菊隐家干活，每个周末回到我家给她留的屋子休息，说起新东家，怨言多多，就不在此赘述了。说起这些事我总是奇怪，那阵北京究竟有多大，怎么人们总能有这样那样的牵连。
后来英语老师又换了高涛，腿跛，撑拐。他是个进步人士，曾翻译过屠格涅夫的小说，还写过一篇小说《新生代》，反映“一二九”运动。他给学生选的教材都是英译本的苏俄短篇小说，先念后翻译。爸爸很喜欢这样的教学，学起来特别用心。他的翻译作业经常得到高涛的夸赞。爸爸后来喜爱俄国文学，从事俄文翻译工作，首先是受到了这位先生的影响。爸爸大学毕业在新疆伊宁工作两年后，坐汽车回关内，经过迪化（乌鲁木齐）时停了几天，听说高涛在一所学校教书，就去拜访，正巧在街上碰到了他。高涛本想请爸爸去他的学校坐坐，可是一听说爸爸在国民党军委会工作，怕有政治嫌疑，不敢再邀请，只是站在路边聊聊。当时新疆的政局是：盛世才为了独霸新疆，以亲苏的面孔出现，不允许国民党进疆把持政权。很多左翼人士比如茅盾等人都投奔他那儿。高涛是盛世才的东北老乡，兼任盛的英文秘书，不敢轻易与国民党沾边。爸爸离开新疆的第二年盛世才就变了，转而投靠国民党，翻脸镇压左翼人士。国民党给他封了一个农业部长。高涛也跟着去了重庆，正式当了他的秘书，盛世才去世后他去了美国。
国文教员叫张希之，讲文学史。讲了几年，从诗经开始教，到毕业时连魏晋还没有讲到。三叔说，这个先生实在是误人子弟。张希之喜欢做官，后来在国民党三青团中任职，抗战时到重庆当了国民党官员，不再教书。爸爸到重庆时在街上见到他一次，没有理他。后来他到了台湾，还参加了竞选国大代表。尽管如此，爸爸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喜好，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作家中，他最喜欢鲁迅的文章和他的译作。鲁迅主张输入外国文学，改造国民社会，促进中国革命。鲁迅还认为借鉴外国文艺，才能发展中国新文艺。这些真知灼见对爸爸后来走上翻译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影片开始进入中国。北平电影院也放映苏联影片如《生路》、《无国游民》等。电影院坐满了有进步思想的学生。爸爸一个苏联电影也不放过。遗憾的是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的《复仇艳遇》只在上海放映。爸爸很欣赏普希金的这本篇幅不大、但写得很精彩的中篇。几年后他终于翻译了这部作品。
爸爸对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的著作兴趣越来越浓。后来在他的一生中，所翻译的大体上是这三位作家的著作。
爸爸也喜欢写作，高一年级时写了一篇作文《在车中》，描述的是长兰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件事：从南京到北平的火车上查到一个当兵的没买票，列车长要把他赶下去，他就站在车座上演说起来。他说：“我们参加北伐军，为国民革命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现在革命胜利了，就把我们轰走。我们甚至连坐车回家的钱都没有……”当兵的说得激昂慷慨，车上的人拍手叫好。爸爸把这一段事写下来，虽然没有亲历，却凭想象把当时火车上的气氛和列车夜间行走的背景描写得很生动，教员画了很多圈点，令爸爸对写作的兴趣大增。
数学常换教员，教得也不怎样。有个教员在课上说笑话，说人的体型可以用“甲申由齐”这几个字代替。形体最差的是“齐”字型，写不紧凑，一写就散。下一堂课，他又在黑板上画一个女人的小脚，说山东老太太就是这样。无聊得很。爸爸的数学本来就不好，结果更不怎么样了。
因为多数教员好，爸爸的同学们多出成就。一九九七年爸爸讲述时尚在世的有任继愈（北京图书馆馆长）、陈若聪、李鲸石（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吴敬业（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的总工程师）、郁新民（郁风的弟弟，在美国，计算机专家）、吴宏骞（加拿大，水利专家），还有一个尹姓同学在台湾文学界颇有名望，还有杨德增也在台北。至今在世者已是凤毛麟角。
高中同学录
生命中的密码
就在爸爸上高中的第十八天，中国东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一天，日军武力侵占了东北三省。
“九一八”成为令中国蒙羞的国耻日。日军的侵略给全国人民以极大震动。北平历来是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值此国家危亡时刻，北平大学革命气氛更是热烈。九月二十日平大俄文法商学院的学生自治会首先向政府致电：
国破家亡之时，正吾人同仇敌忾之际，深望当轴诸公，立息内争，一致对外，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当此誓做政府后盾。
九月二十八日，北平二十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十一月间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涌向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爸爸也和大学生一起参加了请愿队伍，登车南下，最终被南京政府强行遣返。他们的行动虽然没有达到初衷，却带动了全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潮。
平大附中继承了其前身的传统，在北平算是最激进的学校之一。学生中有多种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如左联、反帝同盟、社会科学联盟、世界语联盟。有一次反帝同盟开群众大会，许多学生被逮捕。爸爸有两个同学也被抓了。一个是周玉藻，后来获救，国民党没把他怎么着，文革时却被打得死去活来。还有一个姓张的东北学生，他哥哥从东北老家赶来带了钱贿赂，提前释放了。学校还开除了七八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女生葛林，她是爸爸和长兰的好朋友。后来她转到了在外交部街的大同中学，很早就加入了青年团和共产党。
葛林后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任。爸爸和她一直保持联系，尤其退休以后来往频繁，议论国事，传阅被禁止出版的好文好书。学校中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个学生地下党员孙益，后来改名宋子成，是北京经济学院副院长。他的两个女儿和四妹一起在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插队，至今她们仍然保持着友谊。
学校设有党义课，就像我们现在的政治课，不同的是那时倒有些“百家争鸣”的自由，什么主义都讲，有时还会聘请思想左翼的教员给学生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爸爸从此对社会科学理论发生了兴趣，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懂得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在高一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左翼作家联合会”。“左联”的活动是地下的，很有戏剧性，一次他和本校的两三个同学去开小组会，他们得到通知，地点在某个胡同的学生公寓，胡同口有一个电线杆子，下面有一颗煤球，进胡同前要注意看，若煤球是踩碎的就表示安全，如果是整个的，就是有情况，不要进去。开会的内容是分析进步学生的情况。上面还派来一个领导参加。所谓领导，有些是学生，比爸爸他们稍大一点，有些是职业革命家，生活上很困难，开完会，把手一伸：“凑两毛钱，我要吃晚饭。”于是大家纷纷掏钱。
一九三二年，爸爸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介绍人叫显楚。入团那天，青年团的干部带着他到了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不像隔壁的中央公园（中山公园），没有亭台楼阁，山石水榭，只有百年松树遮天蔽日，十分清静。他们来到一棵大松树下，在树上挂了一张硬纸壳，上书“列宁”二字。先是团的书记讲加入青年团的意义，然后爸爸对着硬纸壳宣誓表决心。
爸爸的同学中最好的朋友叫韩仲铨，两个人无话不谈。爸爸经常住在他家，读书，辩论，谈革命道理。韩仲铨是青年团员、左联成员。他对爸爸参加革命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韩仲铨后来考上辅仁大学。尽管与爸爸不同校，两个人照样经常来往。韩已经加入了地下党， “一二九”时筹划和领导了辅仁大学的学生运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共河南省委派韩仲铨和他的女友苏明到郑县（即后来的郑州）重建党组织。十月中共郑县委员会成立，韩仲铨任县委书记，苏明为组织委员。在郑县他们经济拮据，生活非常艰苦，只好找各地的民先组织帮助维持生计。在恶劣的条件下，韩的肺病复发，回到北京养病，不久就病死了。
爸爸好友，革命家韩仲铨
一九三五年爸爸考进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他的数学还是不行，是找人冒名代考的。每提此事，妈妈就不满地说：“哼，这样的事还好意思和孩子说。”）。一年级时叫三院，校址在府右街李阁老胡同，现在的力学胡同。前身是俄语专修学校，瞿秋白的俄语就是在那里学的。二年级取消了三院，合并到一院，在宣武门内的国会街（民国期间国会会址是现在的新华社所在地）。
就在这一年，日本人明目张胆地采取了进一步侵吞中国的举动。他们在华北扶植由殷汝耕为主席的傀儡政权，即所谓的冀察务委员会，作为占领整个华北的跳板。此举激怒了爱国学生，北京的大中学生联合会于十二月九日发动了一次抗日救国行动。
这天清晨，一场大规模的请愿游行在北京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进城后在西四一带集结，然后向南行进，到了西单，爸爸随法商学院的队伍汇入了游行的洪流。再往前走，长菁也和他就读的中国大学参加了进来。一路上队伍不断扩大，北大的学生也从沙滩赶来汇合。中学生也不甘示弱，与大学生并肩而行。学生们高喊“打倒冀东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涌向新华门。到了新华门，学生的请愿遭到拒绝，就开始了示威游行。东西长安街上有军警堵截，队伍向北绕行，经北海、沙滩到了东四西大街，再南拐向王府井走。游行规模宏大，打头的队伍已经到了王府井南大街，中间才走到八面槽，后尾还没有出南池子。前面的游行队伍在王府井遭到了军警的镇压。当时驻守北平的是十九路军宋哲元的部队，宋哲元对学生的态度并不十分严厉，镇压学生的是国民党的宪兵队，他们用水龙头喷水，用警棍殴打，冲散了游行队伍。后面的学生一看前面的形势，纷纷钻到旁边的胡同里躲起来。警察一走，队伍又很快聚集起来，但是最终到天安门集会的目的没有达到。
“一二九”以后全市学生罢课，一部分人组织了南下宣传队，各地的学生纷纷响应，举行示威游行并成立救亡组织。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爸爸始终站在第一线，当年的十二月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党支部书记。经爸爸的手发展了不少党员，他回忆发展新党员的情景：书记、介绍人、被发展人三个人到中山公园装作游园，坐在五色土的地上似乎在聊天，就把发展会完成了。我们小时候爸爸最喜欢带我们去中山公园，是不是和这一段记忆有关系呢？
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一九三六年二月共产党领导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个抗日救国组织，叫“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民先”一成立爸爸又成为其中最早一员。
“民先”一直活动到抗战时期。武汉方面觉得它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适于团结更多的民众参加抗日，决定取消该组织，成立更广泛的抗日团体——青年救国会。
“九一八”和“一二九”这两次学生请愿游行活动在爸爸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九十年代末的一天，爸爸似乎觉得来日无多，把我和姐姐叫去，告诉我们他的几张存款单放在什么地方，以备哪一天他突然离开人世。他说所有存款单的密码都是918129。我问：“怎么选了这么一个复杂难记的号码？”爸爸说：“不难记，你只要记得历史上‘九一八’和‘一二九’救亡运动就行了。”我当时有些不理解，为什么爸爸念念不忘这两个时间，那么多年过去了，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日子呢？直到爸爸去世后，整理他的材料，了解了他的一生，我才知道为这几个数字爸爸曾经燃烧了多少青春热血，才知道这几个数字在他的生命中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一二九”以后，爸爸被派到华北中学组建“民先”。他们请进步教授给学生演说，组织歌咏队唱抗战歌曲，像《义勇军进行曲》、《救亡歌》、《开路先锋》。夏天还组织了在周家花园（现在的樱桃沟一带）的露营活动，有一二百人参加。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训练行军爬山，学习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们还发动同学们去看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崔嵬和张瑞芳演的，很快这个活报剧传遍了全国各地。
大学时期的爸爸
文化革命后，这一代热血青年都到了退休年龄，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与退休相区别的新概念“离休”，以参加“革命”年代早晚为划分二者的界限。参加“民先”组织也算是参加革命，即使入党的时间很晚，参加革命的年代也可以从加入“民先”开始算起，于是“民先”成了一大政治资本。一九八七年左右爸爸的一个大学同学的夫人给写信来请他证明她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参加了“民先”。爸爸记不住她是否参加过，但还是给她写了。她非常高兴，有了这样的证明，第一，可以享有老革命的政治待遇。第二，革命史越长，经济待遇相应地越高。爸爸的证明是很有效的，他当时既是地下党的书记又是“民先”队干部。发展了很多党员和“民先”队员，多少，他都记不清了。他的另一个同学在外交部工作，官职为副处级，曾在四十年代脱党，临死前终于恢复了党员的身份。他死后，家人还要请爸爸证明他入党之前就已经加入了“民先”，说如此有利于子女的工作。爸爸也为他出具了证明，令其身份一下升至“老革命”。他的孩子也受益匪浅，从插队农村调到外交部工作。
然而，爸爸对自己的历史定论比较糊涂，也不去计较。他本人的“革命历史”很长时期只是从一九四六年参加东江游击纵队算起（不是一九三五年就入党了吗？后来他和共产党失去联系，之前的革命史就都不算了），直到九十年代才想起这件事情很奇怪，竟又写信去问他给做过证明的同学夫人，反过来请她证明自己在一九三六年已经是“民先”队员。
一笔糊涂账。
节自家史《半壁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