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去山西看鱼病
四月，我再次去山西渔场做试验。我把ELISA试剂盒又做了一些改进，希望能更实用于现场检测，便于将来推广应用。于平今年准备去美国读博士，天天在那里练习TOFEL，已经没心思做实验了。寄生虫组的小冯刚好也要去那里做虹鳟寄生虫病的研究，正好一起走，同时也可顺便给我帮帮手，做个伴。
那段时期的大学生，不管是本科毕业，还是硕士，甚至包括博士，都是分到单位后过不了几天，就开始到处联系出国。通常是先考TOFEL或者GRE，拿到一定的分数后，就到处发求学申请。然后等着，看哪一所大学能看上你，给你奖学金，就可以出国了。学生们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有的几乎连名字都没有叫熟就消失了。据说在上海生化所，有的实验室的年轻人已经走得精光，连做事的人都找不到了。唉！
这次出差，我们是轻车熟路，没有叫山西水产研究所的人带路，自己就直接找到了渔场。
由于有了去年的经验，试验做得很顺利，也没有花很多时间。我和小冯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在聊天。他没有把我当做室主任，我更没有把自己当作什么官。所以几乎是无话不谈。
当然，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六四事件”。事情快过去一年了，世界和中国都发生很多变化。去年底，罗马尼亚的共产党书记齐奥赛斯库被枪毙。十一月九日，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合并被提上议事日程。年底，东德的Oderling教授在圣诞节很高兴地给我寄来明信片“One Germany, One China!”罗马尼亚也打开了通往西德的边境……。似乎除了苏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发生变化。只不过中国的事情发生得最早，而政府最稳定。这跟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有关系吗？我问小冯：“这六四事件不开枪能解决吗？如果是你当头，你会怎么处理？”小冯想了想：“这报纸上报道国外的游行示威不是多得很吗？不是都没有开枪？”我不以为然：“这中国跟外国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他问我。我不由得愣住了。一边思索一边说：“当官的不一样啊。如果是搞资本主义那套，上面有问题群众可以说，可以反对。如果是搞封建主义那套，你反对那叫犯上，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老百姓也不一样啊，资本主义国家，屁大个事情就会闹起来。而中国的老百姓总是忍受，一旦忍受不了，多半就要你死我活了。你说中国现在像谁？”小冯听了也笑起来。他反问我：“要是你当头，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一时倒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很犹豫地说：“当然，我会尽量想办法不开枪，这个没有问题。但能不能解决问题，我没有把握。”
我们讨论很多的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鱼病了。小冯问我：“王老师叫我们搞开发，要做新药。这新药要怎么做啊？”我问他：“你先告诉我，什么叫新药？”小冯吞吞吐吐起来：“这个，这个好像不好定义啊。”我笑了笑：“你看啊，我们是搞鱼病的，也就是用药的。我们没有化学实验室，也没有合成新药的水平，当然这指的是世界上原来没有的药。我们如果是想做这种新药，那是天方夜谭！我们能做的，只是在看鱼病的基础上，把几种不同的药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配伍，使药效达到更好，或者说更适合治疗鱼病，那就算是新药了。说穿了，我们能做的，就是拿一些配方出来，制成混合物，仅此而已。”
小冯又问：“那这样的话，那不就是把几种常用药搞排列组合就能出新配方了？”我摇摇头：“哪里那么容易。这需要思考，需要分析，如果全靠碰运气的话，那一方面效果不会很好，另外也不太会有广泛的实用性。”
我说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湖北鄂城有很多渔民养殖能生产淡水珍珠的三角帆蚌，很多人都因此致富。然而近年来病很多，一下子就能死一大片。虽然查到了细菌，但用什么药效果都不理想。因此大家都猜测是否有病毒，或者环境不好引起。后来渔民找到我这里来，我拿了两种药配合起来，叫他们回去试试看。不料一周后，那些渔民成群结队地跑来找我，说我配的药效果奇好，用后一、两天蚌就不死了。
小冯听得津津有味地问：“你是怎么搞的啊？”我笑了笑说：“我分析了一下。如果是环境因素，为什么相同或者相邻的池塘有的生病，有的不生病？既然有细菌，但用抗菌素又没有效果，当然可能有其它原因引起，但也可能是药没有起作用啊。我在呋喃唑酮里面加入万分之一的莨菪碱。试着能否刺激蚌，或者增加对药的吸收能力。我也没有把握呀，只能试一试。没想到效果这样好。”小冯点点头说：“明白了，看来动脑筋和不动脑筋大不一样。”
呵呵，难得有机会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好好深思和讨论一下啊！
很快，我们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试验做完了，然后跟上次一样从北京回武汉。上午，我们一到北京站，就去买回武汉的车票。但最早的也是下午五点的车。现在才刚十点，还有六、七个小时啊。我们只好走出火车站，到外面逛逛。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快一年了，但是北京街上的气氛仍然紧张。路上仍然能看到解放军战士在街上板着脸巡逻，让人不愿意在街上多停留。今年九月就要举行亚运会了。听说“六四事件”时丢失的几千枝枪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怎能叫人不担心，不着急呢？真奇怪，士兵手里的枪怎么会丢了？而且丢了那么多？还有小道消息说，被打死学生的家属要跟当兵的拼命，半夜会出来袭击士兵。可能这就是巡逻的士兵这样紧张的原因吧？我们担心自己拖着装满实验器材的箱子在街上走来走去，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又回到了北京站
来首都看一看的欲望完全没有了。我们只想着：赶快回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