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荆门
九零年夏天，荆门漳河水库虹鳟渔场的刘场长听说我在研究虹鳟鱼病，就来水生所找我，希望我能做他们的渔场顾问，抽空去讲讲课，指导一下防病工作。他希望这次我能先去看看。
去荆门？我的心不由得“砰砰”地跳起来。我算了一下，自七四年底从荆门回来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五年没有回去了，真想回去看看啊！我立刻答应了。考虑到我对寄生虫病不熟悉，把小冯也带上一起去。
场长很热情地欢迎我们，还派专车来接。那时武汉到宜昌的高速公路还没有全线贯通，但到潜江段已经基本通车，而从沙洋到荆门的公路修得也很不错，所以去荆门比以前要快多了。
漳河水库是湖北最大的一个灌溉型水库，一九六六年建成。水坝高六十六米，也算是很高的了。库容二十多亿立方，能满足周围几个县几百万亩水田的农田用水。而且修建了几条大干渠，能把水送到各地。不论是大坝还是干渠，都很壮观。而虹鳟渔场，就在其主坝即观音寺大坝脚下。
荆门漳河水库的虹鳟渔场
渔场是八九年才建成并开始养殖的。渔场结构比较合理，比山西朔县的渔场好多了。水是从水库二十米以下的地方引来的，一年四季水温都比较恒定。每个鱼池的给排水都是独立的。我觉得很不错，就告诉他们，只要你们不把病毒和细菌从外面引进来，这里养鱼应当不会有什么病发生的。随后，我给他们讲了有关IPN病毒病的一些常识，教他们如何避免引进的鱼卵带有病毒。
闲谈中，他们得知我是曾下放到荆门的知青，觉得又亲近了一些。我向他们打听原来荆门电管所的赖平等人，他们吃惊地问：“你认识他们？他们和水利局关系很密切啊，我们相互都认识。赖平现在当荆门供电局的副局长了。”听说我曾在电管所“工作”过，连忙跟赖平打电话联系，然后高兴地说：“好啊，赖局长叫我们把你送到他家去。”
下午，车从水库出发去荆门，现在已经叫荆门市了。我在崎岖的山路上昏昏欲睡。等我醒来时，突然车外远处看到一些小屋，我不禁楞住了：远远的看去怎么那样熟悉，那不是掇刀的农科所吗？是小妹最后住过几年的地方。我问司机：“这里是掇刀吗？”司机惊讶地看着我：“是啊，你对这里也很熟？”我没有回答，默默地看着那里。直到慢慢地看不见了，才转过头来。
到了荆门，赖平早在供电局门口迎接了。他带我去见了原外线班的小伙伴们。班长李德贵当了正局长，小汪因工伤不能爬电线杆了，在当工会主席……。反正大小都是个头了。这么多年没有见面，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
晚上，赖平问我：“你有什么安排吗？想去哪里看看？”我立刻说：“想回队里看看，不知道现在去那里的交通是否方便？”赖平笑了起来:“我猜你就是想去队里。这样吧，明天我给你派辆车，司机听你指挥，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行不？”我当然高兴了，解嘲地说：“还是当领导厉害，能派车出来给我用啊。”赖平脸红了：“见笑了。在这个小地方，搞别的不行，这点权力还是有的。”
晚上，我带着小冯在马路上散步。荆门市已经完全没有原来的模样了，原来一根冰棍还没吃完就能从这头走到那头的小县城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面积扩大了几十倍，并且市中心向北移了很远。我们边走边聊，看到有个大院子门口挂着“荆门市文化局”的牌子，我突然想起了夏玲玲……。我对小冯说：“我们进去试试看，我有个老同学可能在这里。”
我问门卫：“请问你认识一个叫夏玲玲的女同志吗？”那人看看我：“她是我们文化局的局长。”我吃惊地说：“啊！当局长啦？她住哪里？”门卫顺手一指：“喏，就在那栋房子的五楼。”我连忙跑过去，站在那栋楼下面高喊起来：“夏玲玲！”四周立刻有不少脑袋从各自的窗户里伸出来张望。小冯“扑哧”一声笑出来：“你大概是唯一不喊她夏局长的人吧？别人一定很奇怪，是哪个敢这样直呼局长大名。”我拍拍脑袋说：“呃，我忘记这码事了。”
一会，五楼窗户有人伸出头来问：“谁呀？”我回答：“我，猜得出来吗？”那人犹豫了一会说：“好熟悉啊，记不得了。你是哪个呀？”我说：“江育林。”她楞了一下，突然大声叫了起来:“江育林，你来了？等等我！”一眨眼，她就从五楼跑了下来，拉着我的手，在路灯下看了又看：“真的是你，一点也没有变！”
夏玲玲拉着我的手不放，一直把我带到她家。她给我介绍她的爱人，一个憨厚的高个子，是吊车司机。还有她的孩子……。看来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夏玲玲说：“今天太晚，就不留你多坐了。这样，明天来吃晚饭。我把二附中的同学尽量找来，大家聚一聚。好不好？”我点点头。
她把我们一直送出了大院。在路上，夏玲玲看着我说：“我爱人对我很好，我们现在都很好。”我知道她想说什么，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说：“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高兴！”她站在院子的大门口，一直看着我们走远。
小冯问我：“这个夏局长是你们班上同学？”我摇摇头说：“不是，但比同班同学还亲。”他问：“你们谈过朋友？”我看着他又摇摇头：“没有。那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建立起来的友谊。”小冯年纪小，没有经历过文革。我跟他讲了夏玲玲的父母，下乡后的遭遇……。小冯静静地听，后来叹了一口气说：“怎么听你们讲这些，仿佛是在讲旧社会一样。”我苦笑了一下说：“我也没有亲身经历过旧社会，但看过有关旧社会的描述，我觉得文革比旧社会还要残酷!”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坐车向革集出发。到了革集附近，司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冯庙一队，更不知道该怎么走。我完全凭着记忆，寻找熟悉的标志物。但当年我们栽下的松树苗现在都已经长成了大树，把视野都挡住了。正焦急时，我突然看到岗子顶那所破烂的冯庙小学。高兴地叫起来：“就是它！顺着这条岗子往南走，到头就是永财的家了。”车一直开到不能走的地方，远远地已经能看到老队长的家。我和小冯跳下车，朝那里跑去。
门前的稻场上，一群人正在翻晒谷子。看到我们两个突然出现，一个个都楞住了。过了一会，队长的爱人家珍才惊叫了一声：“我的个天哪，这个江鸭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年纪大的人才围了过来，年轻人则站在远处看着我们。
队长赶集去了，南头的其他人还在。原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家宾也在那里，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唯一没变的是嘴里仍然咬着一根烟斗。他跟我说了几句，突然看着我问道：“小江啊，听说中央有些人还是想搞原来那一套，是吗？”我被问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家宾接着问：“你说，中国还会走回头路，不搞改革开放吗？”我想了想反问他：“你愿意吗？”他摇摇头说“不愿意！”我高兴地说：“那就不会走回头路了。我们知识分子说话没有用，只当是放屁。你们说话有用啊！”家宾咬着烟斗，低着头想了一下，点点头。
我跟大家才聊了几句，看看手表已快十一点。很遗憾地对家珍说：“这十几年的事情一下子也讲不完啊。今天没时间了，就是来跟你们打个招呼，我还想到其他人那里去看看。现在我是漳河水库虹鳟渔场的顾问了，今后还会有机会到荆门来的。下次再过来好好聊吧。”
随后，我从南头走到北头，跟刘桂兰、冯家齐、曹太和，还有四川人谈玉碧等一一打了个招呼，一晃就又过去一个多小时。我们匆匆忙忙地离开队里往回走。走到半路，看到老队长刘永财背着一大扇猪肉正往回家的路上赶，我们赶紧停下车来。永财看到我，吃惊地说：“刚才听人给我报信说你来了，怎么就又要走呢？你看我买了这么多肉，就是准备接你吃饭的啊。”我拍拍他的肩膀，笑着安慰他：“不要紧，我还会来的。等着吧，下次来队里多住几天。好不好？”
车开走了，小冯从后窗看着渐渐远去的队长，感叹道：“队里的人对你真好啊！”我点点头说:“是啊，越是偏远的农村，人越朴实、真诚，没有城里人那种虚伪。嘿嘿，我从农村回来十几年了，还是不习惯跟城里人打交道。”
傍晚，我们又来到夏玲玲家。已经有几个中学同学在那里了。夏玲玲遗憾地说：“还有几个人来不了。你们广播站的施乃环，还有你们班上的贾亮琴都是刚好有事情走不开。下次吧。”
在夏玲玲家中和二附中的老同学们在一起
开饭了，桌子上堆满了菜盘。夏玲玲拿起酒杯说：“今天很高兴又见到了老同学。干杯！”一口喝干后又加上一句：“今天我们只许谈现在，不许讲过去的事情。啊！”
大家都心领神会，点点头，举起酒杯：“好，来，干杯！”……。
在回招待所的路上，小冯叹了口气说：“这么多年了，过去的事情还没有淡忘吗？”我摇摇头：“我也想忘掉它，但做不到啊！还是经常做梦，梦见那时候的情景。这是在心里刻下的伤痕呀。”
人们常说：“时光是记忆的橡皮擦。”但为什么经历了文革和下乡的人过了那么多年还是经常被痛苦的记忆折磨？为什么还在极力避免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这只说明那段日子太残酷，太没有人性，在人的心里留下太难以忘记的伤痕。我也真心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再受这样的苦难。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如果把这段历史封存起来，不许提及，不让评论，甚至设为禁区，那这段历史就很可能会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