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袭卷了全国。我们学校的教学秩序，早在去年“文革”初期就已瘫痪。如今，各班各年级的同学经过串联回来后，重新组织了各类造反组织。为了争夺学校的领导权，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 组织分裂成两大派。一派以“红五类”家庭出身的“红卫兵”为主，成立了“红卫兵大队部”，简称“红大”；一派以“黑五类”出身的狗崽子为主，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团”，简称“敢死团”。两派组织你死我活地革命/闹将起来。
我，一个正处在青春期，进取心极强，且敏感、活泼、好动的人，理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这类组织。可我，因为父亲的原因，加上我私自篡改了家庭成分，如果参加造饭，被政治审查出来，暴露了“狗崽子”身份，岂不罪该万死？！所以，我只得成天待在家里，做了个“逍遥派。
可是，待在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自从父亲处了问题后，家庭出身贫寒，一惯工作积极，在小学校教书的母亲也受到牵连，脾气变的非常暴躁，几乎和父亲天天吵架，经常在饭桌上，大骂父亲是个脓包、窝囊废，嫁给他倒了八辈子的楣，，，，，！而父亲，只是大声叹气，三口两口吃完饭，一走了之。对我们几个子女，母亲也从没给过好脸色，特别是对我，一点事不对劲，抬手就打，出口就骂，成了她的出气筒。每到这种时候，我的胃都会疼，只能忍着泪，放下饭碗，悄悄地躲到卧室里哭。母亲看到我这样，也就停止了怒骂。但隔不了三、五天，这种风波又会在家里上演一次。
因此，在家里，我每天非常小心，不敢惹母亲生气。一旦闲了，赶紧跑出去，不是和二、三好友爬山、打球、游泳，就是一些“灰色”同学逛街，反正尽量待在外面给自己找点乐趣。
这样的日子时间长了，实在无聊。一天和几个“灰”同学回学校逛荡，得知“敢死团”正在“招兵买马”，且不问家庭出身，欣喜之下，我渴望总想干点什么的心“蠢蠢欲动”了，赶紧报了名，成了名“敢死团”的小喽啰。
在“敢死团”里，我们这帮小喽啰“革命”热情非常高，不但主动、积极地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还在学生宿舍搞到个床位，参加晚上的活动。可是，团里的大头头们还是嫌我们年纪小，根本不带我们去外面“造反”，偶尔让我们跟出去，也只让我们在背后举举拳头、喊喊口号，我们的“革命”热情根本发挥不出来。
一天，团里一个头头看我们几个小喽啰实在闲的无聊，就吩咐我们去卖“工学战报”。
“工学战报”是“敢死团”自己编辑、油印，类似广告的报纸，三分钱一份。我们这些人虽然从来没有卖过报纸，但在电影里见过，而且，好不容易有了份“革命”工作，岂不高兴？我们毫不犹豫地领了报纸上了街。
谁知，这卖报的工作看起来不难，实际上，还真不容易。
“卖报！卖报！‘工学战报’!” 一出校门，我们就学着电影里的报童，手扬报纸，顺着市区的主要街道边走边喊，可是，直到天色很晚，也没卖了多少。最后，我们干脆不卖，学着电影里地下党的样子，把报纸像散传单一样，撒完了事。
天气越来越热，社会上两派“文攻武卫闹的越来越厉害。“敢死团” 和“红大”也早各自占领了学校的“科学馆”和 “教师办公大楼”，把大喇叭架在楼顶上，成天相互叫骂。眼看形势越来越紧张，“敢死团”的头头们便要求大家集体住到“科学馆”里，我也凑热闹搬了进去。
“科学馆”是我们学校的实验大楼，文革中被“敢死团”占领。自从“文攻武卫”以来，戒备更加森严。整座大楼上上下下的门窗全部被封死，只在中间的大门边留道口子进出。“敢死团”成员集体住进去后，那个口子即就被砖头封死，只打开了二楼的一扇窗户进出。记得搬家那天，我刚走进“科学馆”大门，就被吓的半死。只见昏暗的灯光下，一具真人人体骨骼晃晃悠悠地吊在上方，冰凉的膝盖骨差点撞着我的脸。我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走在两边堆满了课桌椅，中间只留条窄窄的过道时，又差点被过道上凌散的砖头棍棒绊个踉跄。惊慌未定的我，当晚在二楼化学实验室宽大的试验桌上，颤颤惊惊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分到上下两层的架子床，我睡上铺。
几天后，传闻“红大”要来攻打我们。一天夜里，“敢死团”的头头和一些大团员们便瞒着我们这些小喽啰，悄悄撤离了“科学馆”，在不远的一栋大楼里驻扎下，准备作拼死的抵抗。我们这些小喽啰非常害怕。也知道靠我们这些人和馆里那些砖头、木棒，加上和那具骨骼，“科学馆”根本守不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全体团员撤离回家。
当天半夜，“科学馆”四周静悄悄。我们这些小喽啰们轮流翻出二楼那扇后窗，再从二米多高窗下的雨搭跳下地面。轮到我时，一不小心，我一脚绊在后窗沿上，往前一扑。幸亏我人小、身子轻，且本能地伸手向上，拽住了横在头顶上的高压线，与此同时，一位身后的男同学及时地抓住了我的衣领。我这才没有摔下去，作了“文革”的牺牲品。
从此以后，我这个“狗崽女”彻底成了“逍遥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