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收到网友（weisbase@gmail.com）发来的电子邮件。我非常感谢该网友的再次来信，并征得他的同意，再次公开答复如下：
网友：戎先生，你好,感谢逐条回复我的评论。
从你的字里行间我可以感受到改变这么大一个国家，哪怕是一点点，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程之一。
答：我完全同意。21世纪中国的改革，将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网友：我不太认同你说的 “若想让最高决策者想通，我们知识界一定要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 因此我所说所写的从来就不指望最高决策者能想通，我能体会到在这样一个国家当最高决策者真不容易，搞不好掉脑袋不说，还可能被灭族，哪像美英澳加这些所谓的领导人，搞不好下台拿着退休金做政府的LOBBIER或者私人公司的独立董事，还比在职时优越。如果有一天上帝和主席说，搞砸了不要紧，我保证你平安到达加拿大和你老婆孩子团聚，住在温哥华ENGLISH BAY旁边的一个多层洋房，过着衣食无忧又无人打扰的生活，我相信最高决策者会想通的。可惜的是，尽管我相信加拿大的法院可以给他的国民某些豁免（比如，往往证人作证时法院可以给CERTIFICATE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在国际间，不存在这样的组织。
答：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最高决策者所知道的知识界提供的方案，全是西方式的宪政民主那一套；他们之所以没有采纳，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套方案行不通，会导致天下大乱。现在他们已经没有掉脑袋的风险了，最多是进秦城监狱而已。中国一方面习惯了几千年的王朝统治，另一方面也深知其弊端。正因为此，才不断有仁人志士想改革它，只是他们（包括现任的最高领导）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之所以当初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只是因为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历史上高度中央集权的模式最接近，最相似。当然，这不能苛求前人。如果说前人（包括知识分子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是因为历史的局限，那么，如果我们知识界现在还不断重复前人的错误，责任就在我们自己了。
网友：个人而言，我偏好实践，我不相信图书馆或者实验室里能产生什么可行的方案。邓公说了，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是这样。我也是偶尔一两年回国看看，和国内客户聊聊国内的情况，对国内的了解相当有限。因此当你回答“在行政型国家中，这样做至少会导致强烈的本位主义” 、 “采取完全的联邦制，行政型的国家容易导致分裂或地方本位主义”等，我无法做评论，因为我没有实践，不知道可不可行。
答：1、我也“不相信图书馆或者实验室里能产生什么可行的方案。”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对我国的基层情况不了解，容易纸上谈兵。而我在基层待了几十年，又亲身经历了数次基层的改革实践，因此才得出结论：中央集权行不通、宪政民主也行不通，应该走“两权共享”的新路。2、作为政治领导人，确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作为我们知识分子，则有责任告诉他们石头在哪里。3、我们可以参照历史：近似地说，周朝的分封制就相当于联邦制，结果就是分裂。汉代的七国之乱、晋代的八王之乱，也都是因为分封搞的。因此，在市场型国家可以搞联邦制，在行政型国家则不可以搞联邦制。
网友：我部分同意你说的“在行政型国家中，根本就不存在西方语境中的法律，而只存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命令”。命令其实就是最低级的法律，如果命令具备LON FULLER说的那7个特征的某些特征，则该国家至少为法治国家，恶法也是法。这些特征比如政令的连贯性（前后不矛盾），臣民可以执行，再比如政令不溯及既往等等。很可惜，胡时代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和当代的朝令夕改，是对江时代“依法治国”的倒退。当然江也搞不清楚，所以他后来又说了“以德治国”。我六七年前在国外上政治学的法治课时，曾写过一篇文章《浅论中国的法治》发表在国外的网站上，我觉得这几年习和他的朋友们有意推动“军令治国”，但效果上我感觉进退失据。
答：1、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搞不清法律的本质。西方的法律本质是契约，中国的法律本质是命令，阿拉伯法律的本质是理念（宗教信条）。如果照搬“契约”的样式来改造“命令”，结果自然碰壁。知识分子之所以搞不成“司法独立”，原因就在于此。执政党自己也搞不成“依（固定的）法治国”，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命令具有可变性，虽不能朝令夕改，但几年一变很正常（如果存在什么长期不变的宪法，那一定是一纸空文）；契约则一旦签署，则绝不可再变（修宪极难）；阿拉伯的法律则介于两者之间，宗教信条的原文虽不可变，但对信条的解读则会不断出新。2、习和他的朋友们确实是在搞“军令治国”,本质上是搞秦制，这是又一个老套的循环（放权和集权之间的循环），谈不上是倒退，也谈不上是进步，进退失据是必然的。3、很想读一下你的《浅论中国的法治》，网上搜不到，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我同意你说的“若在市场型国家，则确实如果没有个四五百年的时间，一个全新的制度是很难建立起来、或根本就无法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说自己有五千多年历史，如果四、五百年能和平地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制度，那是十四亿人乃至全人类的万幸。如果十四五年建立起一个法西斯的军令制度，那将是全人类的悲哀。但是该发生的总是要发生，如果没有二战，日本还会是原来的日本。
答：1、我们可以“和平地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制度”，那就是“两权分解，三方共享”2、日本之所以变成现在的日本，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战；但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即：日本没有长期中央集权的历史，它基本上实行的是“周制”。
网友：我也不同意“ 只要我们先努力用三方共享的方式把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理顺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教育、科技、文化等等会马上风生水起。”我觉得你把本末倒置了。尤其是教育，中国人能达到目前全世界人人喊打的境界，教育“功不可没”。我有不少国内的客户，通过他们在英美法治背景下的表现，我深深的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去除，宗教教育、历史教育、社会教育非常重要。而这，不管制度怎样，是每一个老师、医师、律师所应该对每一个小孩尽的责任。只有把这些孩子教好了，他们成年后，我们的国家会产生好人，扎扎实实搞科研、不抄袭的风气，文化界里少一些阿谀奉承的人，国家就能慢慢走上正轨。但不好意思，我没有实践，我不知道要怎么实现这个梦想。
答：现在国内的“过度爱国主义”，恰恰是现在执政党的过度中央集权和过度中枢集权造成的。至于抄袭的风气、阿谀奉承的风气，也都根源于过度中央集权和过度中枢集权。我们只有改变了过度集权，解决了这个“因”，才能最终消灭那个“果”。存在决定意识，改变存在，意识自变。解决了最核心的政治改革，文化改革、教育改革才能真正有所突破。
网友：最后，你说“西方的宪政公认起源于英格兰，原因只有一个，当年英格兰的市场系统已足够发达、足够强大。你所说的那些具体原因，则是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促成了市场系统的发达和强大”，这个我不敢苟同。英国的宪政起源于1215年的大宪章，那时根本谈不上市场。宪政起源于国王（KING JOHN）要打仗，没有钱，要给贵族征税，贵族不满于国王虐待他们（后来STAR CHAMBER, LORD COKE和查尔斯一世的审判、光荣革命等等），所以要限制国王的权力，其实你要说“限政”也可以，即限制国王权力。因此你把本末倒置了，英国能有强大的市场，可能源于她那不经意的“限政”，即国王想干涉经济也没什么办法，你看现在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想干涉市场，可以吗？可以的，但只有有限的力量，可能WARREN BUFFET说句话还更有用。中国没有市场吗？邓公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就在建立市场经济。三十年后我们建立了什么呢？我个人觉得肯定不是计划经济，但你要说它是市场，也不尽然，看看我们的证监会就好。我觉得它更像是“市侩经济”，唯利是图，CUT THROAT CAPITALIST——即现代英美人所不齿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描述的那群商人。为什么？我觉得不外乎几个原因：1、三十年太短，也许三百年能成功；2、邓公何许人也？接受过什么理论教育？有什么样的远瞩？他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肯定和厉以宁等人说的，不是同一块石头，要过的可能也不是同一条河。3、江、胡继承邓公衣钵，但江的“腐败治国”和胡的“不折腾”，确实带来太多的社会问题，有点类似万历中兴，实在搞不下去啦。像崇祯一样，现在的领导人很不幸捡了一个烂摊子，但更不幸的是这个包子比前面三个还烂。建立市场是对的，但那是果，不是因。邓公出国考察看到了果，觉得移植到国内很好。美国人觉得中国也许以果朔因，所以帮助我们加入WTO等等，没想到所有人的如意算盘都错了。邓公之后的三代领导（我不敢推断邓公算不算）要的是江山，不是“限政”。这个根本上，和1215年英国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对立的！
答：1、学界对当代英国的宪政是否发源于《大宪章》存在争议。这里，我们姑且同意宪政发源于《大宪章》。那么大宪章的作用是什么呢？即：限制国王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大宪章彻底杜绝了英国向中央集权发展的可能，而进一步强化了英国已经存在的分封制（周制）。一个行政系统若实行分封制，必然给其他系统更多的发展空间，例如市场经济和宗教。这也就是欧洲及日本等地可以或早或晚发展起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总之，大宪章给市场经济准备好了发展的条件，发展的场所，发展的土壤，一旦因为偶然的原因落下了市场经济的种子，它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虽然当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大规模出现）。我主张打破中央集权，实施“两权共享”，本质上也是要加强各省的相对独立性、相对自主权，从而给中国的市场经济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绝不是像某些学者所想的那样，用市场来完全取代行政）2、邓公想过的河，肯定和厉以宁们想过的河不一样，这也就是现在政府和知识界越来越远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要求政府向知识界靠拢，我们只能要求知识界向政府靠拢（我说的是靠拢，不是同流合污）。政府不是想国家富强吗？不是想长治久安吗？不是拒绝搞宪政吗？那我们知识界为什么就不能提供一条除宪政之外的富强之路、久安之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呀！如果说外国政府、外国的知识界由于不了解中国，由于自己本身的生长环境的限制，而无法为中国提出一个合适的建设性的改革方案，那么中国知识界则就责无旁贷了。我们现在应该给政府提供一个和1215年的大宪章相似的道路：限制中央集权。这就是我提出“两权分解，三方共享”的根本原因。
网友：当今，中国还有周制的贵族吗？江胡时代有一些，但包子又恢复了秦政，定于一尊，这些贵族慢慢被消灭啦，马云干了王健林，但他也笑不起来啊，他也得跑路啊。
答：中国目前需要的不是贵族，需要的也不是建立中产阶级，而是要打破中央集权和中枢集权，建立一个半周半秦的体制，则中产阶级自然而然就会蓬勃发展。
网友：我悲观，也许是我的职业病，但是我能解决问题。我始终认为，我没有前人聪明，因此首要任务是学习他们的理论，研究他们的原理，很关键的是要应用、实践其原理，通过犯错、反馈、更正，从而形成一种解决方案，而后人会像我们学习前人方案一样，学习我们，这就是千年来普通法、案例法的原理！目前我无法和你争论什么方案，我可以在国外实践，但我无法在中国实践。我觉得只要有机会，能一点一滴地去接触实际问题并解决问题，问题终将能够解决。至于创新与否，由后人去评说。我们能做的，就是为后人创造一个比前人更好的条件，管他四五百年，在我们的棺材盖盖上的时候，我们会很欣慰地离开，因为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好头，问题最终能够解决，时间不是问题。
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就是在前人几千年的周制、秦制均反复失败的实践中，在当代政府几十年的反复集权、放权但效果不佳的实践中，反复思索、观察实际，比较各种理论，从而得出了既不能搞集权、也不能搞宪政的结论。当然，创新不是目的，改革成功才是目的。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实行半周半秦的“两权分解，三方共享”，是中国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成效最大的改革方案，也是目前的执政党最有可能接受的方案。时间其实是一个问题，若在100年后再搞“两权共享”，则执政党已经彻底腐烂，到那时，无论何种改革方案都将无济于事，只能迎来又一个血流成河的改朝换代，呜呼！
再次感谢来函！欢迎继续切磋、讨论，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