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乐根本不是用来给人娱乐的，而是用来调节自然，归正天地万物秩序的，其效法超自然的神的智慧，以完美的天道法则为标准，能安抚万物，使一切回归大道，和谐而有序。因此，早期的乐是当时社会最重要的教化人心的工具。
乐对人心的教化作用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就具备了，在历史的发展中也一直延续着这个作用，只是越到后面表现得越隐蔽、微弱，而乐的娱乐作用等反而起了主导。尤其到了近代后，这种教化作用几乎完全被破坏，慢慢成了败坏人心道德、放纵情欲的工具。
早期的乐除了教化人心，归正万物秩序等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信息传播与政令推行的工具。
古话说“四门贴告示，总有不识字的”，以文字传播信息、发布政令这是文字在民间普及以后的事。虽然文字在黄帝时就已经有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到文字，更不可能识字。在春秋时期开始建立民间私学之前，那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接受教育、识字，士以下的普通百姓是不能读书识字的。在商朝更是如此，商代连一般的贵族都不会识字，只有极少数与文字打交道的史官、巫觋或高级的贵族才能识字，普通百姓根本接触不到文字。再往前推，能识字的就更少更少了。
所以那时候信息传播、政令发布的主要途径根本不靠文字。比如舜在位时，曾将五种刑法以图画的形式画在日用器物上用来传播法律，这是其中传播的一种方式，但也不是最主要方式。那时传播信息、推行教化的一个主要方式是乐，这是乐早期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作用。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君王经常会派人到民间去采集民乐，后来称之为“采风”。象《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就是从民间采集来的，“采风”一词也是这么来的，还有汉朝乐府等也是如此。君王派人深入民间“采风”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主要是用来了解民风民俗的变迁、倾听百姓的心声、了解百姓的生活与民间疾苦，以对照发现自己施政的得失。[1]
乐在那时，是君王向天下发布推行教化，以及了解社会风气、倾听民声的重要渠道。君王将对天下的教化谱成乐舞，然后推行传播于天下，天下百姓在载歌载舞间同化君王的教化，润物无声。
在兵法中，孙子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用兵的最高境界。孙子在这里指的是用谋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如果连谋略都不屑使用，只是歌舞之间便令兵将解甲、远夷臣服，这又是何等的境界？
在五帝时期，三苗部族时常作乱，破坏社会秩序，不服从统治，这一直是令当时社会头痛的问题。三苗源于蚩尤的九黎部落，蚩尤被黄帝打败斩杀后，其残部发展出后来的三苗族，其民风彪悍、野蛮善战、喜欢作乱、难以驯服。
《尚书》中记载：舜帝时，三苗又不服从统治而再次作乱，舜便派禹带兵征伐。讨伐了一个月后，三苗仍然不服，禹也无法征服三苗。于是禹便听从伯益的建议，停用武力，班师还朝。退兵回来后，舜帝便大力施行教化，令人手执羽毛、盾牌，在皇宫的东西两阶之间大演乐舞，以示天下。教化很快通过乐舞传播开了，也传到了三苗那里。七十天后，三苗被感化，前来归顺，表示臣服。[2]
不光歌舞可以屈人之兵，古人在残酷的战争之中，在冲锋陷阵之时，亦能歌舞而战，这在今天看来，是何等的浪漫主义情怀。
据史书记载：武王伐纣决战朝歌之野时，仅率领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冲锋三千人，而纣王的军队是七十万人，众寡悬殊。
就在两军交锋之时，鼓声震天，武王军队踩着鼓点的节奏，歌舞大作，前头唱歌后面跳舞，迎向纣王大军，“歌舞以凌殷人”。面临如此阵容，商朝大军不知作何感想，史书记载他们临阵倒戈，带领武王军队进攻朝歌，使弱小的武王摧枯拉朽般地击败了强大的商朝，成为天下共主。[3]这件事在《华阳国志》与《白虎通》中都有记载。
[1] 《春秋公羊传》：“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求诗。”“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
《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2] 《尚书·大禹谟》：三旬，苗民逆命……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3] 《华阳国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白虎通·礼乐》记载：“武王起兵，前歌后舞，克殷之后，民人大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