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是好日”，并不是一句祝福，或祈福的话，而是一句禅语。
百度记录的故事是这样的：古时候，中国的云门大师有一次对他的弟子说：“十五日以前不问汝，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以前的事我均所不问。从明天起怎样生活，你们给我说说看）。”他盯着每个人的脸看。也就是说，学校毕业以前的事，我什么都不问；从学校毕业出来，今天开始走向社会，你们打算怎么工作；结婚以前的事，我不问，但今天举行了结婚仪式成为夫妻的话，明天以后打算怎么过日子？你们说说看吧。
可是大家都像瓷人似的紧闭嘴巴不吭声。云门大师终于等得不耐烦了，就自行代答道：“日日是好日”。
所以“日日是好日”不是祝福，而是大师期许的弟子学成之后对生活的态度。对于我们普通人讲，大约是每一天都当活出它当有的样子，是福是祸，都要去坦然面对。每一天带给我们的是不同的日子，运气好的时候不要过喜，运气差的时候不要抱怨气馁。对于修行高的人来讲，这句话又有更高的期许，就是人生的种种，花开花落，生死之间，并无差异，都是好的。
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想是要经历过一些痛才可能。
从前我对孩子们讲，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那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不幸的是缺少了历练，像坚韧不拔这样的品格在一帆风顺中很难获得。
我回顾了一下自己在世间的这几十年，掐指一算，所经过的对所有人都有巨大影响的事件还真不少。那些事或痛或喜，仿佛是我们修行的课程，一个个结业下来，自然就对现在和未来的日子坦然多了。
还在婴幼儿期的时候，在北京，那是文革后期。虽然自己没有那时的记忆，但听长辈们聊起来，也算是度过的。比如那时父亲在东北下放，母亲白天上班晚上政治学习，我几个月大就全天在托儿所里面，直到夜里母亲从学习班回来才把我接回家。他们都说我从小都很乖，我心想那样的情况下不乖也不行，我如果整天哭闹，托儿所里会有好果子吃吗？
托儿所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与幼儿园不同。幼儿园的老师是受过专业培训的幼师老师，那里的小朋友学唱歌跳舞和文化，上了小学以后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哪个孩子是从幼儿园里出来的。而托儿所则是单位里面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妇女组成的照看小孩的地方，那里老师不叫老师，叫阿姨。吃饭，睡觉，排排坐，瞎跑，是托儿所的主要活动。我曾经问妈妈为什么不送我去幼儿园，她避重就轻地说是因为离家近。其实不然，能去幼儿园的都是当时有些权势的家庭。我后来大了才悟出来，托儿所与幼儿园，在当时那是有阶级之分的。
后来在托儿所升到大班，成为阿姨们的小跟班。别的小朋友睡午觉，我不喜欢睡，就跑去跟阿姨们做事，听他们聊天。很多年后，一位托儿所阿姨的女儿师大毕业成了我初中的班主任。不知为啥，这位老师一来就说要我做班长，在我父母亲极力反对之下，我像做地下工作者一样做了两年的班长。
说起为什么我的父母极力反对我做这个初中班级的小班长（用他们的话说是“当官”）呢？也要和文革的经历有关，具体的故事以后单讲，但是以他们文革中的经历来讲，他们对我和妹妹的教育理念是学好数理化掌握技术真本事，远 离 政 治。即使是初中的班长，也是政治的一部分。我当时对此非常不理解，也因此很痛苦，觉得他们不近人情。所以初中几年一直与他们处于冷战中。如今在我成年后，读了许多书了解更多的那时人们的经历和事之后， 慢慢明白父母亲当时的考虑和决绝。那个时候，许多可怕的事情， 打砸抢，初中生们都已经被卷入其中，造成了许多无可挽回的破坏和悲剧。虽然学生们年轻不懂事，可是当政治的大潮袭来，个体如果在其中，很难做出判断或选择。
再回到托儿所后期，有一段时间我跟着阿姨们做了许多小白花，用一种白色的纸做的。我的手巧，做得又好又快。后来妈妈在家里也做，大家人人带着一朵。记得突然有一天被我爸拉着站起来，虽然在家里，但是要站得笔直，然后跟着他鞠躬，好几个大躬。后来知道那是周总理逝世了。没过多久，又做白花，又鞠躬，后来知道是毛主席逝世了。作为小孩子，我不理解大人们为什么神经兮兮的，但我可以感到对他们来讲这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在那一年，1976年，我也从托儿所毕业，不知道为什么，上小学的年龄有个坎，我的生日正好卡在外面，所以，我的一些小伙伴上了一年级，我还在家里晃悠着。突然，在一个闷热的夏夜，我的床被人猛烈地晃动着，我不情愿地张开眼，妈妈急切地叫着我，让我赶快穿好衣服，起床。她的声音不容我问任何问题，拉着我和妹妹就往外跑。等我们赶到楼下，下面已经聚集了很多邻居。那是唐山大地震的夜晚，我的床不是被人晃动的，而是地震。
对于唐山地震，幼小的我记忆里没有太多恐惧，倒是觉得很好玩儿。第一，我那些刚上小学的小伙伴们都不用上课了，我们又可以在一起白天黑夜地疯跑。第二，大人们突然搬来了许多建筑材料，搭建地震棚。那些建筑材料，像木头桩子之类，在变为地震棚前先成了我们孩子们玩耍的好材料。我们用木板搭了跷跷板，在材料堆里捉迷藏。第三，地震棚里面大家都一起住着，里面有很多家庭。在我们孩子们看来是很有趣的事情，好像今天孩子们喜欢结伴去露营一样。可是对于大人们来说，地震棚里面的生活一定是不方便，毫无隐私可言。所以我的父亲在住了几天地震棚以后，据说根据他作为力学高材生和航天工程师的理论基础分析，我们那栋楼没太大危险。于是父亲拉着他的全家，决定回到楼里的家去住。对他来讲，起码的体面和隐私权十分重要。父亲一直都是这样的，活着就要有尊严，这是他一生行的，我看到的。
唐山地震闹了一个夏天，孩子们玩儿着，疯跑着，秋天就开学了，我也终于上了小学。北京我的周围不记得有什么损失，大人们受到了惊吓，小孩子们只是度过了一个好玩儿的暑假。我有一个同学，她家有个傻弟弟。她不常和我们玩，因为总是要带着她的傻弟弟。一直到我上大学回家，有时还会见到她。我问妈妈她的近况，妈妈才告诉我，同学的弟弟是唐山地震砸傻的。她老家在唐山，那时候弟弟小在爷爷奶奶家住。地震的时候被砸在下面，爷爷奶奶没了，弟弟被救了起来，可是脑袋被砸坏了。唐山地震，远远不是像我记忆中的地震棚和小孩子玩玩闹闹那样，它带给无数个像我同学这样的家庭永远的伤痛和无法挽回的损失。
七十年代末的几年对与中国大众是多事之年。我很难想象那几年里我父母那代人的心情，我猜想，有恐慌，忐忑，谨慎，和希望。好几次，我被妈妈从学校拉出来，坐着他们单位的大卡车，从单位所在的郊区一路拉到长安街。小小的我坐在车里，挤在大人们中间，看着他们兴奋的脸，看着他们手里举着的条幅旗子。那些条幅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红底黑墨写的毛笔字。妈妈写字好，每次我们家要准备这些都是妈妈写。就像大人们说的，我很乖巧，在那一片混乱中，小小的我不叫不闹，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们。我小时候眼睛很黑很大，总是在张望，把那些看到的都印在脑子里。
卡车到了之后，大家就下了车，加入那里已经人山人海的游行中，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我记不清这种游行去了几次，每次喊的什么口号，记得一次是打倒邓小平，一次是粉碎四人帮，还有一次是不是拥护邓小平又？我问过妈妈，她每次对我这样的问题都是简单粗暴地拒绝回答。我紧紧地牵着妈妈的手，连蹦带跳地跟着她走在人群里面。走着走着，她会突然把我拽出队伍，然后我们两个神不知鬼不觉地拐进小胡同，收了旗子，走到另外一条街里的公共汽车站。从那里，我们搭乘几次公共汽车到我在西郊的奶奶家。所以妈妈带我搭单位的卡车，参加游行，最终是为了搭个便车到奶奶家。
所以，我从幼年起，被动地参与了几个中国大事件，文革后期，周毛逝世，四人帮下台，唐山大地震。这几件事，对当时的每个中国人来讲都是不得了的事情，都对每个人的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
过了十年，八十年代末，中国大地又发生了大事。这一次，我已经身在其中了。一九八九年的春末夏初，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是无法忘怀的。至今，在国内，这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那一年，我们参与了罢课，游行，静坐，演讲，看到了民众，军人，坦克，听到了枪声，感到了恐慌，也受到了惩罚。从那一年起，每个大学毕业生都要参加军训。从那一年起，有两个字成为了禁字，一代年轻人的曾经的理想破灭。今天当许多人谈及当年的事件时，会觉得那时的我们幼稚可笑。但我觉得一切嘲笑年轻人的人才是可笑的，有理想是可敬的事情，没理想是可怜的。结局不是结局，过程才是成就了我们今天的财富。
时光嗖的一下就跨过了世纪交接线，进入21世纪。我感觉在世纪之末要做些改变，就把自己发配到了美国中西部一个偏远的小镇，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有治愈效果的一段时间。刚进入千禧年，不安分的我又告别了小镇，告别了我的好朋友们，我的治疗师们（我那些小镇的朋友们给了我很多，我想把他们称为我的治疗师是没错的，只是他们并不知道。）。开着一辆小车，一路向西，我来到了南加州。《加州旅馆》这首歌后来成为我最喜欢的一首英文歌。
2001年九月十一日，911改变了美国， 改变了世界。那一天，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已经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个日子，我们在美国买的第一栋房子在那天交割。因为要去上班，我约了最早的时间去办手续，八点钟已经签好了所有的文件，坐着车往回赶。我和先生一路沉浸在兴奋当中，聊着接下来要准备的事情。我那时已经怀孕，几个月后老二就会加入我们的小家庭，我们的新家。一切都那么美好，一个灿烂的早晨。车里收音机一个平日放流行音乐的电台完全没有音乐的声音，主持人一直在说着什么，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大概因为把音量调低了。到了公司，发现大家都站在会议室看墙上的电视，我伸着脖子看过去，完全不能理解画面里反复播放的浓烟，坍塌的大厦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将对我们的未来造成什么深远的影响。。。
又过了几年，到2007年左右，美国经济开始出现问题，房市股市大跌，进入后来被称作大萧条的时期。大批的房子因房贷问题被拍卖，公司裁员，政府预算削减，联储降息，美元量化宽松。这次大萧条周期长，涉及面广，政府救急下了猛药。在2012年经济大势已经好转后，许多产业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一些工厂永久关闭，一些人的工作永远失去了。经过这样的经济动荡，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更加拉大，中产阶级受到挤压。虽然经济数据，股市看上去表现靓丽，但社会的矛盾和许多无解的难题都更加的凸显出来，可以说埋下了更深的危机。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20年，没想到这是一个如此艰难的年份。世界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年。在我们人类不断攻克医学难题，成功治愈控制大部分人类疾病的时候，一种新的冠状病毒的出现给这个世界造成了混乱。这个病毒传染性极强，又致命，突袭了人类的防御系统。从中国开始，一座座城市封闭，几亿人，十几亿人被封闭在家，躲避病毒。全世界各地都被传染，各个国家都慌乱地应对着，多数都关闭了民众的活动，从学校，到办公， 到商业，全面处于停滞状态。直至今日，疫情仍在发展中。近期，大家的生活还会继续在隔离中进行，不知何时能够恢复，或者永远都不可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在这次疫情之后，许多事情，许多模式会永久性地改变。
以前，我与朋友们聊天，常感叹说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很幸运，没有遇到什么大灾大难，基本是在一个温饱平和的世界中成长的。如今粗粗算下来，其实也不尽然，上面那些事情都是大事，虽非生死，但也影响深远。经过了这些起起伏伏，追风逐浪，难怪我现在看自己的日子，就是日日是好日的样子，并没有什么好坏，都是日子。
看到孩子们在新冠病毒的日子中，想来这个经历会是他们未来的一部分。虽然从他们出生，也被动经历了911， 大萧条的时期，但那时他们还小，对那些的记忆也许是间接的。这次的新冠时期，对在学校的，升学的，毕业的，刚刚工作的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未来他们从这个时期走过来，每个人会有一些反思，收获，也会对这个世界多了些切实的体会。如此说来，这个也是给他们的机遇，成长的机遇，从“何不食肉糜”的泡沫中到现实的真实与残酷。希望他们有所获得。
在我年轻的时候，大约刚刚毕业，有幸去拜访家里的一位长辈。长辈的人生经历可以写好几本书 （事实上也已经有好几本回忆录），从地下党工作到身居要职，到文革被批斗迫害，到文革后重回岗位。我知道一些长辈和他们的老友们都经历了非常黑暗的文革，有些没能坚持下来，有些却突破了黑暗继续着他们的责任。我那时很好奇的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心态，是否会否定曾经的理想，是什么使一些人能坚持下来还可以继续为社会做工作？我不记得具体我们聊了什么，但是长辈的样子在我脑海里这么多年过去后还是十分清晰，他银色的头发，深度的眼镜，面容慈祥，眼神透亮而专注。他认真地听着我这个小辈讲话，我那时大概有些玩世不恭，有些轻狂，不羁。他点着头，时而若有所思，时而问一些只有认真听了我的话后才能问出的问题。我没有期待答案，他也没给答案。但我在那些不多的言语中感到了悲悯，在历经磨难之后他对社会和芸芸众生依然是关切与真诚。
对于困难，痛苦，我想到一句话，先想到的是英文，Encouragement is not genuine without first addressing the pain。意思是，常常我们作为长辈迫不及待地要去鼓励年轻人战胜困难，坚持，坚强啦。。。可是，如果不理解和正视他们所经历的困难和痛苦，对他们的感觉轻描淡写，直接画饼充饥地给建议的话，那是不真诚的。
对年轻人来讲，日日不可能都是好日。日日都不同，今天是病毒，明天不知是什么在前面，只有他们自己走过这些日子，经历风雨之后，才能看到彩虹。经历是不可省略的，没有捷径可走。对于禅意来讲，那就是修行。修行之后，才可能到达日日是好日的境界呢。慢慢走吧。
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借我》，所有的日子，愿你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借我说得出口的旦旦誓言
借我孤绝如初见
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
借我生猛与莽撞不问明天
借我一束光照亮黯淡
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
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
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