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要拜群众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不要经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觉得自己有点特殊的样子。党和人民把你养成人了，此后一切，每时每刻，都是要想怎样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惠。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最最害人的东西，永远永远不要让个人主义盘踞你的脑子，这样才能看得宽，看得远，才能前进，才会使自己化成人民血肉的部分。
我本人也有缺点，决不能学。但是我总认为，我的生是属于人民的，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这是毛主席的教训，党的教训，希望能永远记着。
匆匆，祝路上平安。爸爸，7月28日下午8时。
陈伯达让他的儿子做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的劳动者”，这对于很多老干部来说，是做不到的。这些老干部是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浴血奋战，好不容易才奋斗到今天这个高官的地位，如果让他们的后代再变成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们会想不通，不甘心，不甘愿，认为这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就白干了。
这种“打江山，坐江山”，认为自己流了多少血，就要得到多少实惠的封建功利思想，在中国是很根深蒂固的。这种封建功利思想，提出有一种“社会”的标准，就是“立多大的功，做多大的官”，认为一个人官职的大小，应该取决于他曾经立功的大小，这样才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很多人对皇帝诛杀“功臣”怨声载道，而对皇帝杀功劳不大的臣下不反感，可见这种习惯势力的根深蒂固。
毛泽东搞的文革，不仅是要破碎老干部们“打江山，坐江山”的美梦，而且还违反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功利思想，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弟，贴出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于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当时被称为“鬼见愁”，因为它借用毛泽东提倡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宣扬血统论，让那些想批血统论的人很难下手，没办法，所以称为“鬼见愁”。
“鬼见愁”对联成为老红卫兵们发起“教育体制革命”的引爆剂。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把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主要髙等院校，凡是校园内出现“鬼见愁”对联的，都发生了激烈的辩论。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的代表，委婉地批评了“鬼见愁”对联。对联的支持者听了陈伯达的批评，犹如火上浇油，掀起更大的捍卫对联行动。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呼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样就使得这场关于对联的辩论更加激烈。
（28）
据老红卫兵刘辉宣回忆说：从1966年7月到10月，关于“鬼见愁”对联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就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地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马上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的出身获得掌声后，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8月6日，在天桥剧场召开“对联辩论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靑等人对“鬼见愁”对联进行了温和的批评。江青的讲话，第二天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到了北京的很多学校，但这激怒了反对者，一些学校出现了撕掉江青讲话大字报的情况。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温和批评，根本无力扭转运动的形势，老红卫兵们掀起更为强烈的捍卫血统论行动。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对联在无形之中，也成了—些红卫兵组织的一种指导思想。为了表示红卫兵血统的高贵，他们把父兄的旧绿军服与红卫兵袖章搭配穿着，作为服装标志的风向，在中学红卫兵中流行开来。这些幼稚的孩子们穿上宽大而不合体的成人衣装，腰间紧束宽皮带，甚至还有些人脚登一双又沉又大的黑皮靴，张嘴就“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实在不怎么文明的语言，其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活脱脱一幅流氓无产者形象。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力夫，写了一篇著名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把血统论从学校进一步推广到社会上，引起更大范围的辩论。谭力夫是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他的《大字报》写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这一颗火星燃起来了熊熊烈火。有人说它“糟得很”，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
谭力夫提出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教育制度的“本本和条条”，这就是老红卫兵们要搞文革的目的。8月20 日，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做了一次著名的讲演，更使他成为血统论的代表人物。
（29）
还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文革十年史》中这样写道：8月20 日，善于言辞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闻名全国的讲话。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各条要道旁。谭力夫的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谭力夫讲话”很好，有的単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谭力夫讲话”。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谭力夫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
谭力夫的讲话之所以有巨大的煽动性，是因为他讲话的风格粗暴大胆，很有“革命家”的味道。由于谭力夫讲话原文很长，这里只引用几段：
说到高考制度的改革，有人躲在被窝里哭，说：“贯彻阶级路线，我的前途完了，我家庭的前途完了！”在这十七年里，对你们也太宽宏大量了，你那个家还不完？早就他妈的该完了！有人大讲什么“平等、博爱”，在阶级社会中，哪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生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反动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还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么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
这段话是谭力夫讲演的核心，对教育制度回归血统论的正当性作出了解释。
谭力夫又说：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是让我们干革命的。吃着人民给的饭，穿着人民给的衣，住着人民建造的高楼大厦，你们整天想什么？你们认为可以拖，搞舆论准备，你们准备什么？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我们绝不答应！
谭力夫8月20日的讲话，多次故意提到刘少奇。因为在两天前的8月18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红卫兵，报纸登出的中央领导名次上，刘少奇从第二位落到了第八位，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少人为刘少奇地位下落忿忿不平。这些人出于封建功利思想，认为如果只是林彪和周恩来这样有很大功劳的人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还可以接受，而陶铸、陈伯达这些没有什么功劳的无名小辈，居然也排名在刘少奇之前，他们就感到不公平了，所以要替刘少奇“讨个公平”。
（30）
谭力夫说“有人要把运动引向歧途”，其实正是他们这些人，要把毛泽东的文革引向歧途。
谭力夫接着说：没办法，立场不一样，结论就很不相同。有人对黑帮不恨，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他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
这里谭力夫是公开为刘少奇的工作组喊冤叫屈，为革命老同志“犯错误”鸣不平。他所谓的“老革命同志犯错误”，主要指的是刘少奇。
谭力夫继续说：我看少奇同志讲的对，只有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谭力夫这段话更是公然支持下了台的刘少奇。谭力夫最后说：“我造反是造定了，骂也骂了，人也得罪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有毛主席给我们做主，有革命前辈给我们撑腰，有亿万工农兵和我们一起战斗。我希望大家想一想，有人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看要具体化，第一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谭力夫把血统论，上升到“党的阶级路线”，更上升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使他的反对派难于驳倒他，所以谭力夫讲话得到很多人的狂热吹捧。
关于谭力夫这次讲演的影响，《文革十年史》中这样总结道：
在一部分人狂热吹捧谭力夫讲话之后，以出身决定一切的风潮越刮越猛。上火车、汽车要报出身，进商店、旅店要报出身，到医院就医也要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理”当拒之门外。那些既不会戴上红卫兵袖标去唬人，又不会说假话去骗人的人，成了最悲惨的牺牲品。
谭力夫讲话后不久，正值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这次劳动就成了贯彻谭力夫讲话的实验场。非“红五类”出身的人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自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是力所不及的活。有的红卫兵还高喊“自来红万岁！”的口号，不仅剥夺了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读语录的权利，而且将他们的毛主席语录本也没收了。
（31）
血统论在全国的喧嚣，毛泽东当然知道。毛泽东也清楚，对于这些高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红卫兵来说，搞“血统论”主要目的，是希望用家庭出身把其他出身的人，挤出大学之外，以保证干部子弟将来的前途。可是这些以中学生为主的干部子弟并没有意识到，“血统论”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吹捧，是因为它触及到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软肋，一些人正好在利用“血统论”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保护伞。
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阶级是按照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与人的品德好坏无关。比如一个贫农出身的人，他干了杀人放火贩毒的坏事，但他的出身依然是贫农，贫农干了坏事，家庭出身不可能就变成富农或地主。同样，一个老革命红色家庭出身的人，他即使腐化堕落干了坏事，他的出身依然是革命干部，不可能变成地主或资本家。
中国传统的观念，好人和坏人，是按照人的品德来区分的。不管是贫农也好，地主也好，品德好的就是好人，品德差的就是坏人。可是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就是好人，资产阶级就是坏人，这样一来，人品坏的贫农也是好人，人品好的地主也成了坏人。阶级斗争理论，不管人品的好坏，认为偷鸡摸狗的流氓无产者，也比遵纪守法的资本家更“好”，这就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传统。
阶级斗争理论的最大难题，是出在干部官员的问题上。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论，把“官”分成清官和贪官两类，认为政治斗争就是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中国的历史书也是按照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模式来写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一场清官与贪官的斗争戏。可是阶级斗争理论把清官和贪官都否定了，认为只要是“官”，都是坏的，甚至清官比贪官更坏。
马克思生活在共产党没有掌权的时代，把所有的“官”说成是坏人，倒也问题不大。可是一旦当共产党自己掌权了，那么共产党的官，又怎么来定位呢？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官都属于无产阶级，那么共产党的官，理所当然都是好人。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共产党官员，腐败堕落，变成了贪官。那么又怎么处分这些贪官呢？根据阶级理论，曾经为革命立过功的老干部，不管是否堕落腐败，都是“自来红”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老干部即使成了腐败贪官了，也不会变成资产阶级，依然属于无产阶级。
所谓“血统论”，就是强调堕落腐败的共产党干部，依然属于无产阶级，那么与这些干部的斗争，就不属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内部的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那就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暴力手段去对付这些堕落腐败的干部。
（32）
而且，按照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人品坏的堕落腐败的无产阶级干部，也比人品好的地主资本家好。所以阶级斗争的重点和焦点，不应该是人品坏的堕落腐败干部，而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样一来，干部们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可以得到一把“无产阶级”的保护伞，都可以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处理部。因此这样宣扬“血统论”，也就是间接地保护了共产党的干部。
刘少奇的“阶级敌人”概念，指的是剥削阶级出身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或者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符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
而毛泽东发动时的“阶级敌人”概念，主要是指的共产党内的堕落腐败分子，特别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走资派”。显然，走资派不属于是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把与“走资派”的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遇到了理论上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报纸上是把“走资派”与“阶级敌人”并列，当时报纸的提法是：“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到了1975年，82岁的毛泽东，终于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党内资产阶级”，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其内涵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清官贪官”理论，认为党内存在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好人集团，是“党内无产阶级”，他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个集团是坏人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提出“党内资产阶级”，是一种新的阶级理论，并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阶级理论。但是真正的现实生活中，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
当时中国的报纸，这样解释毛泽东的新阶级理论，说：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指出：“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我们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了，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再把话题转到1966年的时候，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发明他的新阶级理论，对于谭力夫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解释血统论，毛泽东很为难，只好采用“不争论”的策略。当时江青作为毛泽东代言人，说了很多毛泽东想说，但又不好直接说的意见。1966年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时，有人给她递条子，说北大准备成立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贫协”，江青说：“我建议凡是工农出身的子弟、革干子弟，不要再搞什么分裂活动，上人家的当了，我们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33）
据当时的红卫兵头头卜大华回忆，在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的血统论对联的辩论大会之后，江青把他们几个学生叫到舞台后面的演员化妆室谈话。卜大华说：
有4个学生，我一个，彭小蒙一个，还有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我进去时，江青正在批评刘平平，说：“平平，听说你在你们学校镇压革命学生了？ 你应当向他们道歉，你应该为他们平反。”刘平平一句话没说，好像被说哭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后来彭小蒙告诉我，她是刘少奇的女儿。江青批评完刘平平之后，对我们说：“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下对联的事情，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再去讲对联的事情了，这样你们会给我们找麻烦，现在我们是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可是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内部意见也不一致。
江青这些话，也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希望红卫兵们不要讲血统论对联的事情了，可是这些红卫兵根本不听。江青说“背后还有人给我们捅刀子”。指的是有人利用血统论来向毛泽东的文革发难。毛泽东也知道，他发动起来的红卫兵已经被别人利用了，这些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要把毛泽东准备打倒走资派的文革，引入“阶级斗争”的歧途。
但是毛泽东也不能镇压这些宣扬血统论的红卫兵，因为这样就犯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第二把手的理由，就是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如自己也镇压红卫兵，那就等于是自打嘴巴了。可是不镇压这些红卫兵，任凭他们把血统论宣扬下去，那么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前功尽弃了。
这时，毛泽东想出一个红卫兵运动两步走的计策，也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计策。他不但不镇压这些老红卫兵，而且相反，鼓励他们把运动搞大。毛泽东指望的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只有依靠这些人才能打倒老干部们。可是一般的平民学生，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整”怕了，他们不敢轻易起来造反，还在观望。
因此毛泽东要把红卫兵运动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借助这些胆子大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带头起来造反，把运动搞大，这样才能带动和鼓励平民子弟也起来造反。一旦平民子弟的红卫兵组织起来造反了，他们在人数上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完全能压倒高干子弟红卫兵。那时，毛泽东就进入第二步，利用平民子弟红卫兵，来打倒高干子弟红卫兵，进而打倒党内的走资派。
这样一来，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步，就是大造声势，把平民子弟的红卫兵鼓动起来。而大造声势的最好办法，就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来造声势。1966年8月10日晚，毛泽东来到中央群众上访接待站，向前来上访的群众挥手致意，并讲话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这里说的“你们”，指的是一般的平民，因为高干子弟们早就关心国家大事了，而很多平民们还没有，或者不敢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毛泽东号召平民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34）
第二天，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刻被新闻报纸作为“特大喜讯”向全国宣传，用来消除平民起来造反的顾虑。但是被“整”怕的平民子弟，并没有被毛泽东这么简单的一次就鼓动起来。于是毛泽东想出进一步大造声势的办法，就是亲自接见红卫兵，他要用真正的实际行动，把平民大众们鼓动起来造反。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前后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终于把平民大众的造反精神鼓动起来了。此后的红卫兵运动才进入毛泽东想要搞的正轨：打倒走资派。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回忆中说：
我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很辛苦，一天要站立八、九个小时，而且全国的红卫兵到北京，要解决住宿和吃饭，国家不仅要花费很多钱，而且要选派大量服务人员，开支很大。眼看天渐渐冷了，大家有尽快停止接见红卫兵的想法。别人不敢说，我年轻胆大，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趁主席暂时在休息室里休息的机会，我向主席进言说：“主席一天站这样长的时间，身体受不了呀。”
我劝主席停止接见红卫兵。于是，毛主席向我讲了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的良苦用心。
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讲完这些话，熄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亲自出席这次大会。据参加这次大会的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参谋张辉灿回忆说：
毛主席这天没睡觉。主席的卫士长程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35）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出现在公众面前。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穿军装，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表示他要拿出井冈山时代的勇气，重新投入一场新的革命。
张辉灿还回忆说：毛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
另据参加这次会见的卜大华回忆说：我们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参加游行，一部分上观礼台。过了不久，就听金水桥那边一阵骚动，毛主席下来了，但走到下边就走不动了，人们都把他围住了。毛主席就地坐下来，警卫也很麻烦，就劝他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北京卫戍区一个姓白的副政委，把我和彭小蒙找去说：“刚才主席出来，要到群众中间去，但是很不方便。于是，主席改变主意，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
等了一会儿，总理来了，他说：“等会儿主席要来和大家见面，但有一条纪律，不要和主席握手，主席的手已经握肿了。主席73岁了，我也68岁了，主席一夜没睡觉，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不要和主席握手。”
我见到主席的第一眼，感觉主席太老了，他的头发茬子全是白的，虽然神采奕奕，脸很红，但是头发都是白的，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要老得多，而且还显得很疲惫。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站在主席和总理中间，林彪、康生、陈伯达都在旁边。我站在跟主席最近的地方，也没有跟主席握手，我们是很守纪律的。有人说我们和主席握了手，一个星期都不洗，根本没有那种事，根本就没跟主席握手。
没有和主席握手，的确很遗憾，这也说明我们是守纪律的。但也有很多人不遵守纪律，和主席握手了，还有三个人冲到主席的休息室里去了。我们从天安门下来后，还对着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喊了好几句口号。大家回去以后都很高兴，是喜出望外，有个同学说：“我们见了毛主席了，再也不能有私心杂念了！”
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
（36）
参加这次会见的红卫兵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也回忆说：8月18日那天，学校的队伍很早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听广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那时，毛泽东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已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邀请登上城楼的中学生有千人之多，学生中胆子大的都去给中央领导人戴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也认识我。我问他：“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初二年级的一个同学也说要去献红领巾，谢富治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
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们，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
毛主席问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主席又说：“要武嘛。”
后来有人把毛泽东说“要武嘛”，解释为毛泽东要挑起武斗，这是断章取义的说法。因为毛泽东在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另外，毛泽东又给女民兵题诗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因此宋彬彬的名字，让毛泽东觉得她这样的红卫兵小将，名字太缺乏革命的气魄，所以说“要武嘛”。这与毛泽东提倡武斗，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实毛泽东多次明确作出过反对武斗的指示，1966年12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说：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绝大多数武斗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后来还说：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那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的水平太低。
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37）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刘少奇由第二位跌落到了第八位，中共第二把手换上了毛泽东最为信任的林彪。当时很多中共高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要拿掉刘少奇，换上林彪。这些高官想：现在刘少奇拿掉了，林彪上来了，毛泽东应该心满意足了，文革也就应该结束了。
可是事情与众高官的想法相反，刘少奇拿下来之后，毛泽东仍没有结束文革的意思。那么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究竟想干什么？目的又是什么呢？众高官都搞不清楚毛泽东的意图，只得纷纷猜测。当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谷牧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党内绝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都处于一种‘很不理解’的状态，我们这些人都是如此。”
周恩来当初也是这么想，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这场运动就算是结束了，中共又重新团结起来了。这也是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最大原因。可是在刘少奇拿掉之后，毛泽东对文革的热情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高涨了。那么毛泽东究竟想要干什么呢？周恩来只好费尽心思去猜测。当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目的，可能是想搞一次思想教育性质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以为文革的重点是“思想教育”，完全没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夺权”。
1966年8月14日，周恩来会见波兰大使，对方问起中国搞文革的目的，周恩来解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然发展的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
周恩来这里说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的是1964年开始在农村搞的“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这次搞的文革，就是把农村的四清运动延伸到城市，就是“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因此，周恩来把这次文革的目的，理解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也就是所谓的“破四旧”和“立四新”。在稍后的8月18日，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
林彪当初也认为刘少奇下台之后，文革就可以结束了。林彪在刘少奇自我批评后，还主动跟他握了手。然而毛泽东在拿掉刘少奇之后，还继续大搞文革。这时，林彪也把毛泽东继续搞文革的意图，理解为“破四旧”和“立四新”。在8月18日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时也说：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38）
后来有人说，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的红卫兵大会上，讲话中提出要“破四旧”，于是红卫兵就响应林彪的号召，到处搞砸文物的“破四旧”，这有点“冤枉”林彪了。其实在林彪讲话之前，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不少中央领导人，都讲过文革要大搞“破四旧”。因为很多高官是“英雄所见略同”，都误以为毛泽东搞的文革，是要搞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就是“破四旧”和“立四新”。他们当时大多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四旧”，等“破四旧”搞完了，文革也就结束了。
不过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的“破四旧”，也就是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这些都是精神上的东西，并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破四旧”的本意是进行思想上的革命。可是思想上的革命，谁也看不见，于是红卫兵就要把这场思想革命，进行“可视化”，变成人们看得见的革命。
能够看得见的“四旧”，第一就是街道商店的名字，这都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东西。于是王府井改成“东风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瑞福祥绸布庄改为“立新绸布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等等。甚至连生活用品也改名，洋火改为火柴，洋白菜改为圆白菜，西红柿改为鲜红柿，黄瓜改为青瓜(“黄”有黄色下流的嫌疑)。
第二种看得见的“四旧”，是人们穿的服装，发型等。细腿裤、尖皮鞋、连衣裙之类，统统被认为是“旧风俗”，烫发，大背头也是“旧风俗”，于是红卫兵拿剪子上大街，看到细腿裤就剪开裤口，尖皮鞋剁掉尖头，烫发的当街改发型。还有口红、香水等，也都是资产阶级的四旧，不许卖了。
红卫兵这么搞了几天下来，大街上的“四旧”都破完了，什么细腿裤、尖皮鞋也都藏到家里不敢穿出来了。于是红卫兵想到抄家，掏“四旧”老窝。红卫兵一抄家，还真的抄出来很多“四旧”。有些“四旧”，甚至可以作为反革命的物证。比如抄出来的旧房契、旧地契，不就是当时宣传中的“变天账”吗？抄出来的国民党发的委任状、国民党时代的钞票，不就是盼着国民党杀回来吗？红卫兵看来，这些人就是传说中的“阶级敌人”。
本来红卫兵抄家，是为了“破四旧”，到家里去抄封资修的“四旧”，没想到抄家还发现了很多“阶级敌人”，这就更鼓励红卫兵们去抄家了。一时间全国抄家成风，成为后来红卫兵最被人诟病的事情之一。
第三种看得见的“四旧”，是庙宇等旧建筑、旧文物。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家财产，有专人看护，红卫兵刚开始还不敢动手。不过很快红卫兵就对抄家这样的小打小闹感到不过瘾了，他们要干大的，于是大规模地打砸古建筑、古雕塑等事情发生了。
周恩来特别关注破坏文物和古建筑的事情，特别下令军队出面，保护了故宫等著名古建筑。但一些不太著名的古建筑，就损毁非常大了。周恩来在保护古文物的同时，又怕有人给他扣上一个保护“四旧”帽子，于是周恩来把自己在中南海居住的西花厅，改名为“向阳厅”，以此来表示他也是支持“破四旧”的。
（39）
毛泽东要发动平民红卫兵，更需要一种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因为毛泽东知道，平民最反感那种高高在上的官架子，要赢得平民的心，就不能摆官架子。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本来预定上午7点30分召开，可是毛泽东事先谁也没告诉，早晨五点钟就来到天安门上了观礼台，独自接见红卫兵。按照官场的惯例，毛泽东的地位最高，应该最后出场的，可是毛泽东却打破了这个显示官场地位和身份的惯例，大大早于其他领导人，第一个来到现场接见红卫兵，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而且这天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而不是象征性地向大家招招手就走了，这样更加赢得了平民们对他的亲近感。
在八次接见红卫兵中，毛泽东都没有讲话。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这段话，其实是在1957年11月17日，他访问苏联的时候，对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讲的，文革中只是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再次拿出来而已。
毛泽东不对红卫兵讲话，也是一种策略。因为那时毛泽东的话，已经被林彪捧为“一句顶一万句”，如果毛泽东对红卫兵讲了话，万一其中有一句不太恰当的话，也会马上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想修改都无法修改了。所以毛泽东不讲话，就可以避免万一讲出不恰当的话，给自己留下大麻烦。
据参加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大会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张辉灿回忆：天安门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刘少奇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刘少奇从毛主席的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打招呼，未点头示意。
不少人会感到意外，刘少奇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的对象吗？他怎么也跟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呢？其实刘少奇上天安门，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而是周恩来安排的。
（40）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本意是让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但林彪仅主持了几次会议之后，就借口身体原因，不再管事了。这样一来，中央日常工作就落到了周恩来身上。此后周恩来开始主持召集“中央碰头会”，这实际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是主动放权给周恩来的，毛泽东虽说不满意，但也拿林彪没办法。这样一来，中共的体制，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情况，毛泽东是第一把手，周恩来是实际上的第二把手。但不同的是，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两人可以团结合作。而这次，他们两个人的奋斗目标不一致了，自然也就无法团结合作，必然发生矛盾冲突。以前有刘少奇夹在中间，周恩来还可以避免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而现在，周恩来就必须直接面对毛泽东了。
前面说过，文革的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5月到7月，这个阶段是刘少奇的工作组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8月到10月，这个阶段是高干子弟的老红卫兵控制局势；文革的第三个阶段是1966年11月到12月，这个阶段平民红卫兵和群众团体开始主导了局势；到1967年1月以后，文革才真正进入夺权阶段。
在文革的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还是比较良好的，直到进入1967年1月的夺权阶段以后，两人的关系才开始恶化。但即使是在前三个阶段，毛泽东与周恩来依然存在不小的分歧。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要对文革“升温点火”，而周恩来要“降温灭火”，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就是围绕着“点火”与“灭火”展开的。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都是总指挥。毛泽东要在利用接见红卫兵大会来点火，而周恩来却要给毛泽东点的这把火上，泼上一些冷水。周恩来的泼冷水方式之一，就是让刘少奇这个毛泽东要打倒的人，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向红卫兵显示刘少奇仍旧是党的领导人，以增加打倒刘少奇的难度。
毛泽东曾亲自向周恩来明明白白地交过底，要拿掉刘少奇，可是周恩来装糊涂，违背毛泽东的意愿，安排刘少奇出席所有公开的重大活动。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周恩来每次都安排刘少奇出席接见，报纸上也刊登刘少奇参加接见的照片。当刘少奇一个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下面的红卫兵不明真相，曾经高喊：“刘主席，我们要见毛泽东。”
（41）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马上开始给毛泽东泼冷水。8月24日，周恩来组织人制定出一个国务院搞文革的《十条意见》。周恩来在《十条意见》中，提出“加强党对运动的领导”，“注意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等等，这些都是给运动泼冷水的东西。周恩来把《十条意见》转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并亲笔批示说：“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马上否决了周恩来的《十条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已经有《十六条》嘛！”《十六条》是不久前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出的文革实施办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战略是“以柔克刚”，毛泽东否决了他的意见，他并不生气，也不气馁，而是在妥协中继续坚持。8月28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谈困难，说外地学生来北京已有十几万人，住房很紧张，建议暂缓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联。
毛泽东又把周恩来的建议驳回去，说：“让他们统统来。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毛泽东的脾气就是这样，你越说不行，他偏要这么干。周恩来只得使用战争动员的紧急手段，动员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门，以及北京的工厂都来搞接待，安排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的吃住问题。连中南海也成立了接待站，一度接待了1万多名红卫兵入住。
8月31日，周恩来又起草一份中央通知，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通知》主要强调：“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周恩来在《通知》上亲笔批示：“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
《通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却做出了相反的批示：“此件不发。”因为毛泽东明白周恩来以“要害部门”为借口，给这场运动泼冷水。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很多单位都可以借口是“要害部门”，来躲过文化大革命。
9月2日，周恩来再次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主要精神是：“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
周恩来的《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仍然被否决了。因为毛泽东知道，如果把红卫兵建成解放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和命令，那么红卫兵就不可能造反了。
尽管屡屡遭到毛泽东否决，周恩来却以顽强的韧劲，屡败屡战，继续坚持提出意见。9月4日，周恩来又根据新疆的告急情况，提出建议：“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新疆边界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离开。”这次毛泽东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批示：“照发。”
（42）
在中共党内，周恩来与毛泽东可谓老对手。他们两人的历史可以说是“一边合作，一边斗争”。从1966年8月拿掉刘少奇之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中，“合作”的成分越来越少，而“斗争”的成分越来越多。周恩来是很精明的政治家，他与毛泽东的斗争，不是采用“硬顶”，而是采用“软挡”。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斗争，基本上是“硬顶”，毛泽东要发动红卫兵，刘少奇就要压制红卫兵，所以正面冲突不可避免。而周恩来的策略完全不同，他为了避免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采取两个“软”策略来对抗毛泽东：一方面，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给红卫兵运动泼冷水，试图让红卫兵运动降温；另一方面，周恩来也与毛泽东“争”红卫兵，争取人心，试图把红卫兵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成为支持自己的力量。
在争取人心方面，周恩来是高手，一点不比毛泽东逊色。1966年8月22日，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参加万人大会，在周恩来讲话的时候，天开始下大雨，但周恩来仍在雨中坚持讲话。在场的群众高呼“给总理打伞！”
周恩来推开给他打伞的学生，继续淋着雨说：“今天风大雨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你们给了我一个红卫兵的臂章，我就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
周恩来的这句话，马上引起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这里的“毛主席万岁”，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喊“万岁”的。
周恩来继续说：“我很想早一点来到你们这里，但工作不能让我常常到你们这里，这不是我不愿意来。因为我来到你们中间，你们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敢闯、敢干，誓死保卫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这样的精神使我感动，我愿意到你们这里来学习。因为到你们中间来，不仅使我年青了，而且使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
周恩来的话，马上又引起一阵热烈鼓掌，众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些“万岁”也都是向周恩来喊的。
周恩来很清楚，一个政治家演讲的好坏，不仅要看演讲的内容，同时也要看演讲时的表演。在这方面，周恩来可以说是中共高官中最出色的演讲家。在清华大学的这次演讲后，大家对周恩来讲了些什么话，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可是周恩来在大雨中的“表演”，说“我要和你们一样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却让每个人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
（43）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生红卫兵，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的主要成员都是高干子弟。周恩来很快表示对这个跨校的红卫兵组织“西纠”予以支持，并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西纠”提供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等，试图使“西纠”在一定程度上听从周恩来的指示，成为周恩来的力量。
据“西纠”成员刘辉宣回忆：当我们西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区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区红卫兵，那么在西城区红卫兵，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
“周总理的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保护老干部和维护秩序的事情。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头头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
1966年8月27日，北京大学生红卫兵，也发起成立一个跨校的联合性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因为它是第一个跨校的大学生红卫兵联合组织，也称“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一司”的主要成员也都是高干子弟，总指挥汪延群是汪东兴的女儿。
8月27日，“一司”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3000多人参会。谁都明白，这个跨校的红卫兵联合组织，将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因此，江青亲自出席了“一司”成立大会，并发表讲话，她说：
红卫兵同学们，你们好！我们今天几个人正在开会，听说你们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我们就停止会议，前来庆祝你们！
会场马上响起一片热烈鼓掌，众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个“万岁”也是喊给江青的，可见文革初期，江青还是很会“收买人心”的，当然后面离不开毛泽东的指导。
江青接着说：我是个人参加你们这个大会的，我没有来得及征求文革小组的意见，但我相信我们文革小组是支持你们的。最近，你们干了许多好事，干得好！对不对？
（44）
会场上众人高喊：“对！”，然后又是一阵热烈鼓掌。江青继续说：目前你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还要把中学的红卫兵也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战斗的部队。我们一块来的都是军队的同志，这是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谢富治同志，都是军队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同志、刘志坚同志做你们的辅导员。作为一个建议，你们讨论讨论好不好？
江青讲话的关键，是试图给“一司”塞进两个辅导员，以使“一司”可以能够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
江青拉拢“一司”的红卫兵，周恩来当然也不能放过。当晚，周恩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1000多名“一司”的红卫兵代表，周恩来讲话说：
红卫兵同志们：党中央非常关心你们，林彪同志关心你们，毛主席关心你们。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所以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建立红卫兵联络站，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不光成立总站，还要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和吃住。
周恩来说到“党中央”、“林彪”、“毛主席”关心你们，但没有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因为这时他与文革小组是在“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周恩来利用自己掌握财物的权力，拨给红卫兵组织办公场所，提供电话，吃住等物质支持。这个物质上的支持，比江青的口头支持，显得更有吸引力。
周恩来又说：红卫兵，中学也好，大学也好，都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嘛！我虽然退伍了，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穿上军装，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他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搞政治工作，不是兵啦，但你们叫我当老红卫兵，我就有发言权了，还得听我的。
周恩来讲话的关键，是说“我也是老红卫兵，你们还得听我的”，这样就试图使“一司”这个红卫兵组织，听从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竞争”拉拢红卫兵组织的情况，一直在文革期间持续。
1966年9月5日，在毛泽东的主张下，中共中央发出《大串联的通知》，特别指出：“免费乘坐火车”、“在北京期间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免费提供”。这样的“优惠条件”，势必引起全国的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大串联，这样就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大骚乱。为此，周恩来是非常反对大串联的，可是周恩来也无法阻止毛泽东发出大串联的通知，他能够做的，只是给大串联“泼冷水”。
（45）
1966年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当着100万红卫兵的面，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非常大胆“泼冷水”发言。周恩来说：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从五湖四海，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来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大家亲切会见，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
周恩来先吹捧一下毛泽东，然后转入他的正题：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兴起，我国工农业生产正在出现一个更新的面貌。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象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
毛泽东号召学生们“大串联”，而周恩来却以抓生产为借口，公然号召学生们不要“串联”。因此，马上有人批评周恩来这次讲话是“大毒草”。为此，周恩来反驳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
周恩来说他的讲话是“中央研究的”，这时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他就代表中央了。周恩来又说“毛主席看过”，这是典型的打马虎。毛泽东看过，但毛泽东是不是同意呢？周恩来并没有说。估计毛泽东看了，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因为这是周恩来的个人讲话，不是中央文件，毛泽东不好公开不同意。因为党章规定，党主席是不能干涉党员发表个人意见的。
毛泽东的内心里，当然是不会同意周恩来的“泼冷水”讲话。自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两个月以来，毛泽东的文革意图，屡屡受到周恩来的各种巧妙的阻挠，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悦。但此时毛泽东的平民红卫兵还没有发动起来，他还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只能对周恩来的泼冷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6）
自从1966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中国高层出现了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另一套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十一个人中，朱德和陈云早就成为没有实权的“花瓶”，刘少奇和邓小平“靠边站”了，他们四个人尽管暂时失去了实权，但是在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有随时“复出”的本钱。这四个人因为被毛泽东“罢官”，对毛泽东有所不满，自然是支持周恩来的。另外常委中李富春是周恩来拉进政治局的，所以他自然是支持周恩来的。这样计算下来，在政治局常委的11票中，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再加上周恩来自己，周恩来可以拿到6票，基本保证可以得到多数票。
还有，林彪是同情周恩来的，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争执中，持中立态度；康生在党内高层多年，深知周恩来不易撼动，所以也是中立态度。因此，毛泽东在政治局中可用于“反周”的人物，其实只有陈伯达和陶铸两个人。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依靠传统的中央政治局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毛泽东另辟蹊径，他准备逐步扩大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逐步缩小政治局的权力，最后用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这样周恩来也就自然而然地“出局”了。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主要有两派：第一派是毛泽东的人马，都是毛泽东的秘书，以陈伯达为首，下面是王力、关峰和戚本禹，也称北京派；另一派是江青的人马，下面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称上海派。康生的派别不明显，但基本上是支持江青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两派人都是“笔杆子”，没有掌握行政权力的经验，让这些笔杆子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来取代中央政治局，管理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毛泽东自己也不太放心。于是毛泽东就把目光放在一个人身上：陶铸。
陶铸长期担任地方高官，行政领导的经验丰富，所以毛泽东就想让陶铸成为文革小组的重要支柱，将来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的时候，陶铸就可以取代周恩来，来主管中国政府的行政事务。因此，毛泽东对陶铸是寄予厚望的，他把陶铸安排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周恩来，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当然，毛泽东的这个考虑，并不能对陶铸直接讲，这要陶铸靠自己的政治嗅觉去“体会”。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达到他的人生顶峰，不仅在中共党内排名第四，而且兼任许多重要的职务，比如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等，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等，权倾一时。但毛泽东真正给陶铸安排的最重要角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
（47）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在中央文革小组兼职的，只有三个人：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陶铸和康生是顾问。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还允许陶铸把他的亲信王任重带来文革小组，出任重职。王任重是陶铸的老部下，毛泽东安排王任重出任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仅次于江青的第一副组长，大大增加了陶铸在文革小组中的影响力，可见毛泽东对陶铸的期待之大。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当时有两套班子，总理一套，文革小组一套。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不经过总理。如陶铸可以，陈伯达、康生也可以。”
陶铸有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权力，这是毛泽东期望陶铸成为制约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棋子。当时的一些大字报，甚至出现“在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的提法。因为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又排在陈伯达和康生之前，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当然就是以陶铸为首的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让陶铸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可是陶铸也按照一般人的思考方式来理解，误以为毛泽东真让他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了，于是陶铸就在文革小组中真的“指挥”起来，这一下就惹出问题来了。
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有陈伯达派和江青派，陶铸进来后，并没有谦虚地加入陈伯达派或江青派，而是傲慢地试图成为这两派的领导人，试图来领导文革小组，这就引起了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的不满。
陶铸在党内的资格还是很老的，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但在八大以前，陶铸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康生是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是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一个七大代表。在此之前，康生和陈伯达在党内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因此康生和陈伯达对陶铸趾高气昂地来领导自己，感到有些气不平。
如果说陶铸对康生和陈伯达趾高气昂，还不算问题太大，可是陶铸对江青趾高气昂，这个问题就大了。文革开始后，政治嗅觉敏锐的人，都看出江青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毛泽东，所以对江青的态度都非常尊重。周恩来对江青的“尊重”是众所周知的，康生也变得尊重江青了。康生和江青是同乡，都是山东诸城人，所以两人的关系比较密切。文革前康生对江青还摆点架子，见面说话时，对江青总是直呼其名。文革开始后，康生对江青也变得客气和尊重了，见面时对江青开始用尊称“江青同志”。
（48）
陶铸的政治生涯也不算短，但他长期在做地方官，不熟悉中央复杂的人事关系，政治嗅觉不敏锐，居然没有察觉出江青的特殊地位，误以为毛泽东让他去领导江青。因此陶铸就不买江青的帐，与江青当面争吵起来。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1966年9月的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支持革命左派吴传启？”
陶铸说：“有的革命左派确是有问题的，吴传启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呢？”
江青蛮横地说：“吴传启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又傲慢地补充了一句，对陶铸说：“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也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
陶铸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用命令的口气，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干涉的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经过这次吵架，江青和陶铸彻底闹翻了。另据王力回忆此事说：陶铸和江青争吵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林彪原本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彪不敢接近陶铸了。
跟主席夫人争吵，连林彪夫人叶群都能看出来，这是犯大忌的事，陶铸居然看不出来。他这样缺乏政治敏锐性的人，“倒台”是自然的事。毛泽东让陶铸加入文革小组的本意，只是要他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并不是让他领导文革小组，因为文革小组必须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
毛泽东需要江青这样的代言人，就像江青曾坦言的那样：“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因此江青不仅是毛泽东的代言人，也是毛泽东的“代过人”，出了错让江青挡着，这样毛泽东本人就灵活多了。
（49）
陶铸并没有理解江青在文革小组的角色，误以为他自己是文革小组的管理者，俨然用一个大老板的口吻训斥江青：“你干涉的太多了！你管得太宽了！”
陶铸这种大老板的口吻和姿态，自然引起文革小组其他成员的强烈不满。可是陶铸自己却浑然不觉，以为他有毛泽东这个大后台的支持。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说：
只隔了一天，陶铸回来，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大声嚷道：“曾志，我的问题没有那样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着，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主席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一个来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主席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主席也批评陶铸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泽东知道陶铸没有在中央工作过，所以特别提醒陶铸说：“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毛泽东要陶铸尊重别人，特别是暗示要尊重江青。毛泽东前面说了几句批评江青的话，其实是“反话”，实际上提醒陶铸要尊重江青。但陶铸并没有理解毛泽东这番话的真意，反而误以为毛泽东真的支持他，误以为毛泽东真要让他领导文革小组，结果辜负了毛泽东的厚望。
更让毛泽东不快的是，陶铸加入文革小组，还破坏了文革小组的团结。陶铸试图要领导文革小组，这就惹翻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这些人一致反陶铸，声称不能与陶铸共事，要把陶铸排斥出文革小组。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得不拿掉陶铸了。
当然，毛泽东要拿掉陶铸，并不等于要打倒陶铸。毛泽东之所以产生打倒陶铸的念头，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毛泽东最初的安排，是要让陶铸来掣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意图，陶铸也是明白的。在陶铸刚上任的一段时间，他曾发表过一些不利于周恩来的言论，其中最著名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1966年8月23日，陶铸在中国医科大学的发表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对的，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谁都可以怀疑。”
陶铸这句话，明显有针对周恩来的倾向，意味着周恩来也是可以被怀疑的，这当然引起周恩来的不快。据陈伯达回忆，周恩来听到陶铸的讲话后，不快地说：“这样讲，我就不好开展工作了。”
之后，周恩来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反驳陶铸的观点，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孤立起来了。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那就是‘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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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陶铸对周恩来的发难，只是这样间接地说一些话，并没有进一步大胆地挑战周恩来，这也让毛泽东不满意。不过最终引发毛泽东打倒陶铸的，是1966年10月国庆节的“换头术”。
1966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按照惯例，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这时周恩来就利用自己负责国庆典仪的权力，安排刘少奇等人上天安门亮相。周恩来还指示：按往年的规格，在北京的中央委员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三天后再回去批斗。
周恩来的做法，委婉地抵制了毛泽东，让被批斗的老干部上天安门亮相，就是对红卫兵的一个打击，间接地保护了这些老干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这套做法，早有预料，但这时他还得对周恩来作一些让步，因为周恩来从不欠毛泽东的“情”。
让毛泽东生气的，是陶铸的做法，因为陶铸欠了毛泽东的“情”。陶铸当然无权干涉周恩来安排刘少奇等人上天安门，但陶铸可以利用他主管的中宣部下令新闻媒体，不刊登刘少奇等人的照片。可是事实上，陶铸不仅刊登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甚至还使用“换头术”，把照片中陈毅的头，换成邓小平的头。
对于此事，后来《陶铸传》中说：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这一年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照例要有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又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就指示新华社用技术处理做补救，将一帧照片的其他人物头部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成为陶铸一大罪状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陶铸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应该是出自陶铸对自己身份的“认识”问题。陶铸当时有双重身份，在周恩来主导的中央政治局那边，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在毛泽东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这边，陶铸又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陶铸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用文革小组来取代政治局的用意，所以他把主要的工作精力，不是放在中央文革小组这边，而是放在了中央政治局那边。
据王力回忆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实际停摆了，虽还有一批书记处书记名誉在，但没有开过一次会议。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后，曾经正式提出健全中央书记处，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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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逐步削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便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可是陶铸却相反地提出“健全”书记处。陶铸当时以为，中央政治局是“正统”，看不起“文革小组”，所以想方设法加强政治局的地位和作用。陶铸以为政治局的地位加强了，他本人的地位也就随之提高了。陶铸试图加强政治局的做法，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完全背道而驰，反而在客观上帮了周恩来的忙，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这次国庆节活动的报道，周恩来给陶铸的指示是：按照过去的惯例办。当然陶铸要抵制周恩来，也是可能的，不过周恩来的想法，与陶铸的想法是一致的，陶铸也试图加强和突出中央政治局。要突出中央政治局，就要政治局常委每个人都有照片，所以陶铸不仅登了刘少奇的照片，还用“换头术”来突出邓小平。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陶铸为什么没有请示毛泽东呢？陶铸大概以为，既然毛泽东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登上天安门了，那么登他们的照片，也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所以陶铸就按照惯例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照片。陶铸没有想到刘少奇和邓小平上天安门，并非毛泽东的本意，而是不得已对周恩来的让步。
毛泽东对陶铸的做法感到愤怒，因为他认为陶铸这么做是在帮助周恩来。毛泽东认为自己对陶铸很好，而陶铸不但辜负了他的期望，反过来还站到别人一边去了，于是毛泽东下决心打倒陶铸。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的开会，在谈到陶铸的问题时，还是对陶铸的“换头术”耿耿于怀。
毛泽东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
陶铸事后也知道自己没有请示毛泽东，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照片，惹祸了。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
大约1966年国庆节后，我发现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了我的关注，但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简短地回答：没什么！他什么也不肯说，我估计他遇到了与个人命运相关的棘手问题。
平心而论，陶铸这样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人，根本不是一个当政治局常委的料。毛泽东用错了陶铸，陶铸也看错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