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军委八条》的主要内容是：一、坚决支持左派，坚决反对右派，对反革命组织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不准抓人，不准抄家，不准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三、军队系统的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准外出串联，已经串联的要迅速返回；四、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许冲击。
《军委八条》中的内容，除了第一条，其他都是阻止在军队里搞文革的，如果真的按照《军委八条》认真实施下去，军队中的文革就要偃旗息鼓了。因此毛泽东批准《军委八条》后，林彪高兴地喊出“万万岁！”。当然毛泽东的本意，肯定是不赞成林彪搞的《军委八条》。但为了让林彪和军队出来“支左”，毛泽东不得已做出暂时的让步。
尽管毛泽东在《军委八条》上做出了让步，军队高官们还是不太满意。1967年2月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碰头会，叶剑英说：《军委八条》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时，他们把“不成立战斗队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队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
为了进一步稳定军队，叶剑英和聂荣臻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七项规定》，其主要内容是：一、军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二、军事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三、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革命战斗队组织。
2月10日，毛泽东同意了《七项规定》，叶剑英高兴地说：“本来《军委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一个《七条规定》，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
毛泽东遇到的第二个危机是周恩来为首的政府高官的抵制，其表现有两个方面：第一方是行动上的抵制；第二方面是理论上的抵制。1967年2月2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自2月8日起停止大串联(包括步行大串联)，来北京的红卫兵的食宿不再免费，学生一律回学校搞革命。当时的火车票和住宿费，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很昂贵的，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到北京来串联，一来是因为免费乘车，二来是因为免费吃住。现在国务院停止了免费乘车和免费吃住，大串联活动也就自然偃旗息鼓了。
大串联活动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北京与各地方之间迅速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现在有了互联网，一旦事件突发，互联网马上传遍全国。而当时的通讯还不发达，互联网手机之类的东西当然是没有的，电报和长途电话都非常昂贵，一般人用不起，邮递信件很慢，而且文字资料缺乏生动感。当时最快和最生动地传递信息的办法，就是直接靠人员进行串联。
（28）
串联的第一个效果，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把各地搞文革的真实情况传达到北京，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了解掌握各地文革的真实情况的重要渠道。因为地方政府上报的文件材料，往往会隐瞒很多真实的情况。串联的第二个效果，是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去之后，在各地讲述北京搞文革的最新形势和动向，刺激和推动各地的文革发展。停止了串联，对文革来说，显然是失去了一个利器。
周恩来在行动上抵制文革的同时，还在理论上巧妙地反驳或有意误导毛泽东的文革理论。1967年2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它是一篇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写的非常重要的文章，阐述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核心观点。该文说：党内走资派盘踞的一些单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不能采用改良主义，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
毛泽东用非常激烈的言辞提出三个观点：第一，“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单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因当时刘少奇盘踞的文化部门，如中宣部、文化部等早就被打倒的了，所以这里说的“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单位”，显然是指周恩来盘踞的政府部门；
第二，对这些被走资派盘踞单位的处理，“不能改良，必须彻底打倒。”也就是说，这些单位的机构和领导人，不存在改组余地，必须彻底打倒；
第三，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当时“敌我矛盾”是非常激化的矛盾，不可调和，一旦上升为“敌我矛盾”，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毛泽东把文革的斗争定性为“敌我矛盾”，就是号召人们把当权的老干部当成敌人来对待。
周恩来没有掌握宣传工具，他只能在接见各种群众组织时，巧妙地反对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比如周恩来说：夺权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红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里没有说，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要在脑子里夺“私”字的权。
周恩来把毛泽东要搞的夺权，解释为“对自己思想中‘私’字进行夺权”，这显然有意误导毛泽东的夺权理论。
周恩来又说：现在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
（29）
毛泽东提出要把走资派盘踞的部门“彻底打碎”，周恩来却指出“彻底打碎”式的夺权是“发生了偏差”。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夺权理论，他指出造反派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权不能夺。周恩来的夺权理论其实不是夺权，而只是一种改良，否定了毛泽东“彻底打碎”的观点。
周恩来出于敏感的身份，不能说太过火的话，而叶剑英则把周恩来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接说了出来。2月6日，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但在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与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被他们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者其它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什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几乎是明着跟毛泽东唱反调，他说“我们与某些人的观点完全不同”，这里的“某些人”，指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红旗》社论中亮出自己的观点：“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叶剑英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观点，这等于就是否认了毛泽东搞文革的意义。因为叶剑英的这些话，代表了一大批军队干部的想法，毛泽东批叶剑英的话，就要得罪一大批军队干部。现在毛泽东处于危机四起的时候，还不能直接触动军队，所以他对叶剑英的讲话没有做出反应。
周恩来看到林彪迫使毛泽东批准《军委八条》之后，受到鼓舞，也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旨在抵制文革的建议。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提议说：今后每星期一、三、五，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今后每星期二、四、六，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主，副总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讨论党政业务问题。
当时中央有两套班子，一个是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负责文革的问题；另一个是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负责一般党政业务。现在周恩来提出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用一半的时间搞文革，另一半的时间帮助国务院搞党政业务，这样就大幅度地分散了文革小组搞文革的精力。毛泽东要全力以赴搞文革，周恩来却要把搞文革的时间减少一半，对文革大泼冷水。2月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建议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毛泽东对周恩来没有退让，把这个建议顶了回去。
（30）
1967年2月毛泽东遭遇的第三个危机，是造反派遭到重大的打击。按照毛泽东的预想，军队干部会听从他的指示，支持造反派，打击保守派，但这次军队干部并没有听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相反地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因为在前一段的造反风暴中，各大军区和部门都遭到激进造反派的冲击，连国防部都遭到了冲击，所以军队高官自然不喜欢激进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喜欢温和听话的保守派群众组织。
由于林彪为首的中央军委并没有向各军区下达“谁是左派”的指示，而是让各军区自己去判定哪个群众组织是左派。各军区领导就趁着这个机会，把保守派说成是“左派”，借着“支左”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支持保守派。同时，他们把造反派打成右派反革命组织，借着《军委八条》中“对反革命组织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的条款，直接抓造反派的头头，大大打击了造反派。
以四川为例，成都的群众组织分为两派：造反派称“工人造反兵团”，保守派称“产业军”。成都军区支持“产业军”，不承认“工人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样就激怒了“工人造反兵团”，他们到成都军区去抗议示威，然后发展到冲击成都军区。于是成都军区的“支左”领导小组，根据《军委八条》的精神，派出军队直接镇压“工人造反兵团”，抓了上万人，不过很快就释放了。“工人造反兵团”受到镇压不服气，向北京告状，于是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指示》，作出了与成都军区相反的结论，承认“工人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承认“产业军”是革命群众组织。
尽管中央文革代表毛泽东的声音，但成都军区并不听从毛泽东的指示，他们照样支持“产业军”，这样就使成都的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更加激烈。后来发生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基本情况也是一样，中央文革支持武汉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而湖北省军区支持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中央文革和毛泽东都要求湖北省军区改变立场，转而支持造反“工人总部”，但湖北省军区不但不服从毛泽东命令，甚至把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抓了起来，造成轰动一时的“七二零”事件。
1967年2月毛泽东遇到的第四个危机，是文革小组内部的内讧。文革小组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是陈伯达派，有王力、关峰、戚本禹，他们原先都是毛泽东的秘书；第二派是江青派，有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是江青从上海发展起来的自己人；第三派是陶铸派，成员是王任重。康生相对独立，没有加入任何派系。
（31）
在1966年7月的时候，毛泽东还想重用陶铸，让陶铸任文革小组顾问，并让陶铸的亲信王任重担任文革小组副组长。陶铸自持自己在党内地位高于陈伯达和江青，对他们的态度比较傲慢，而且还试图亲自领导文革小组，这使得陈伯达派和江青派都一致反对陶铸，想把陶铸派排挤出文革小组，从而形成了文革小组内部的内讧。
毛泽东对陶铸失望以后，批评了陶铸，让陶铸靠边站了，但还没有打倒陶铸。江青和陈伯达都知道毛泽东的性格，他没有打倒陶铸，只是把陶铸冷藏起来，这就说不定哪天又会启用陶铸。被毛泽东冷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重新启用的干部也为数不少。因此，江青和陈伯达把陶铸视为威胁到他们掌控文革小组的隐患，所以他们想尽早除掉这个隐患。
1967 年1月4 日，在没有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突然公开宣布打倒陶铸。这样一来就把“打倒陶铸”的生米煮成熟饭，使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打倒陶铸。陈伯达在讲话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他是文化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
江青插话说：他独断专行！
陈伯达接着说：陶铸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自从陶铸接管了新华社，他搞了好多非常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八届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
听到这里群众大笑。陈伯达继续说：陶铸这么凑，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硬凑在一起，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性质？
群众高呼：反党！
陈伯达接着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群众觉悟得很快，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群众高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陈伯达和江青的讲话，马上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当天傍晚，北京数千红卫兵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很快北京街头出现大量传单、大字报、大标语，标题都是“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陈伯达和江青的一次讲话，就使“打倒陶铸”变成了既成事实。
（32）
1966年5月的中央会议上，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旧文革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革小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将由康生出任组长，因为康生不但有比较强的领导能力，而且原来就是旧文革小组的成员。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陈伯达当了组长，康生只是顾问。
陈伯达在党内也算老资格，他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时候，与康生是同学。不过陈伯达的从政能力，大大不如康生，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一直低于康生，只是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首次排名在康生之前。
当时人们给陈伯达的绰号是“老夫子”，意思是说他做事“迂腐”，书生气太重，不太懂政治权术。陈伯达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从政能力不行，基本上是一个书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当文革小组的组长。
据陈伯达回忆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周总理和我谈过几次，要我当新的文革小组的组长。我不肯当，我说：“我不行，没有这个能力，康生原来就是文革五人小组的成员，有经验，让他当吧。”我推辞几次，最后总理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总理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同意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我又向毛泽东提出：“我是个书生，当不了组长。”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我没有办法，只好当了。
让一个不太懂政治权术的书生陈伯达当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的刻意安排。毛泽东也知道陈伯达的行政领导能力不行，但毛泽东的寓意是让江青来主管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资历太低，直接让江青当组长肯定不行，所以毛泽东专门安排陈伯达这么一个不称职的组长，于是副组长的江青就可以掌握实权了。如果让康生当组长的话，江青肯定是对付不了康生的，所以毛泽东不能让康生当组长。
既然毛泽东让陈伯达当了组长，就不能再让康生当副组长或组员。尽管目前陈伯达在党内的排名高于康生，但过去陈伯达长期以来都是接受康生领导的，现在如果反过来让康生接受陈伯达的领导，这样就太让康生没面子了，所以毛泽东就安排康生当文革小组的顾问。因为顾问是不属于组长领导之下的，这样既使康生在文革小组中继续工作，又保全了康生的面子。
可是这样一来，中央文革小组就出现多头领导的局面。虽然陈伯达是组长，当顾问的康生他是领导不了的，江青这个副组长他更领导不了，江青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陈伯达在重大的事情上，都要听江青的。陈伯达也自嘲说：“我只是个刘盆子。”所谓刘盆子，是东汉时赤眉农民起义军，让一个据说是刘邦后裔的放牛娃刘盆子当傀儡皇帝。
陈伯达已经有江青和康生两个“婆婆”了，后来又来了一个顾问陶铸，又是陈伯达领导不了的。原本毛泽东给陈伯达的党内排名是第四位，陈伯达主动去找毛泽东推辞，于是毛泽东把陶铸放在了陈伯达之前。陈伯达原以为毛泽东会把康生提到自己之前，这样陈伯达还是服气的，但没想到毛泽东把陶铸一下子提拔得这么高，把陶铸放在了陈伯达之前，这样陈伯达就有些不服气了。
（33）
康生当顾问，他对陈伯达还算比较尊重，可是陶铸来了之后，对陈伯达就没有那么尊重了。陶铸长期在地方上当第一把手，不免养成“霸气”的习惯，他认为自己在文革小组中的地位最高，就趾高气昂地发号施令起来。陶铸不客气地对江青说：“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由此可见，陶铸把江青都不看在眼里，就更不把陈伯达看在眼里了。陈伯达对陶铸不服气，陶铸又对陈伯达态度傲慢，于是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陈伯达是从内心里高兴的。
毛泽东让江青主管非常重要的文革小组，可谓深谋远虑：第一，江青是毛泽东的老婆，她的利益完全与毛泽东一致，不会出现刘少奇那样的“野心”；第二，可以借江青之口说一些自己不便直接说的话，说对了是毛泽东的，说错了是江青的，这样毛泽东做事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第三，江青的身份是主席夫人，其他人不管职位多高，对江青总得让三分，这就让江青办起事来比较容易，换别人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
江青主管文革小组之后，毛泽东对江青的表现基本满意，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江青擅自打倒陶铸。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之后，毛泽东虽说不满，但他也没有批评江青和陈伯达，并且在1月8日的会议上，用严厉的口吻批评了陶铸，算是对江青和陈伯达打倒陶铸的肯定。可是到了2月10日，毛泽东却又反过来，用严厉的口气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这是为什么呢？
这并不是毛泽东出尔反尔，而是因为文革局势变了。在1967年1月的时候，军队高官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倾向还不明显，可是到了2月份，军队高官反毛泽东搞文革的倾向就愈加强烈。在文革小组中，除了陶铸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在军队中任过职，完全影响不了军队。而陶铸在延安时代就当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又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在军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这时候毛泽东让陶铸“戴罪立功”，让陶铸去对付军方的老帅们，这比陈伯达这样在军中毫无威信和影响的文人，效果要好得多。可是陶铸已经被江青和陈伯达提前打倒了，破坏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使毛泽东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所以毛泽东自然大为生气。
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2 月10日，主席又召开了一个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常委有：主席、林彪、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还有叶帅、江青、我。会上，主席发火了，骂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主席然后转向江青：“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34）
毛泽东这次对陈伯达的批评，应该说过火了。陈伯达内心里尽管也高兴看到陶铸被打倒，但打倒陶铸这种重大的事情，他毕竟不敢做主，陈伯达的那些讲话是江青主使的。陈伯达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江青背着毛泽东“假传圣旨”，他还以为江青代表的就是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才跳出来充当打倒陶铸的先锋。
等到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之后，陈伯达才明白“打倒陶铸”原来是江青的“假传圣旨”，上了江青的当。但是这种事情，他又不好当着毛泽东的面来揭发江青，只好忍了下来。然而江青在这个时候，不但不为陈伯达辩解，反而把责任全都推到陈伯达身上，于是就让陈伯达大为恼火，他在会后声称：“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我要自杀。”
这件事毛泽东也被江青“蒙蔽”了，他也不知道陈伯达的“打倒陶铸”讲话，是因为听信了江青的假传圣旨。再加上江青私下里向毛泽东讲了不少陈伯达的“坏话”，使毛泽东误以为陈伯达是出于对陶铸的嫉妒和排挤的“私心”，主动擅自“打倒陶铸”，从而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因此让毛泽东大为恼火。当然，毛泽东这样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按照常理，推测陈伯达有这种“私心”的动机，也是合情合理的。
陈伯达感到自己被毛泽东冤枉了，被江青骗了，所以吵吵嚷嚷地声称要自杀。其实陈伯达并非真的想要自杀，如果真想自杀的话，就不会对别人说了。陈伯达是想通过“自杀”这件事，让毛泽东注意到他是被冤枉的。
据王力回忆说：陈伯达先是单独对我说他要自杀，我说：“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
陈伯达说：“打倒陶铸会上的发言，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那是江青搞的。”
陈伯达说：“我那时没有办法，不讲不行。”
我说：“你要向总理把事情谈清楚。”
陈伯达打电话，要到总理那里去谈，总理说：“我马上就到你那里去。”
总理在钓鱼台十四楼会见了陈伯达，谈了几个小时，他才取消了自杀的念头。
这里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很会团结人的，他看到这是一个团结陈伯达的好机会，于是亲自屈尊，主动到陈伯达那里去听他倾诉，让陈伯达大为感动。陈伯达回忆说：我很感谢总理的关心，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后来陈伯达又找康生和关峰谈了他要自杀之事，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
关锋劝告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这才憋住了气。
（35）
由此可见，王力、关锋、康生等人，都知道陈伯达是被江青冤枉了，但也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他们这些人都知道为陈伯达去得罪江青划不来。
这就像毛泽东经常强调的“一分为二”辩证法那样，凡事有好处，就同时必有坏处。毛泽东重用江青，有不少方便，但也有不少缺憾。这里就表现出毛泽东任用江青的一个重大隐患，就是没有人敢说江青的坏话，这样对江青的表现就缺乏正确客观的了解，很容易被江青所“蒙蔽”，更使他因为江青犯了不少错误。毛泽东这次冤枉陈伯达，就因为江青而犯错的实例。
毛泽东希望文革小组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组织，最不希望看到文革小组中间出现争权夺利的内讧。陈伯达和江青不向毛泽东请示，擅自打倒陶铸，被毛泽东认为是争权夺利的内讧，所以他严肃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给他们一个警告，希望他们下不为例。毛泽东的性格是：批评一个人，是对这个人抱有希望，对没有希望的人他就不批评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因为他对陈伯达还有希望，希望陈伯达今后不再犯争权夺利的内讧错误。
但毛泽东自己不知道，他这次是冤枉了陈伯达。陈伯达本来是不想当文革小组组长的，是毛泽东硬要让他当的，所以毛泽东说陈伯达“投机”，让陈伯达感到非常冤枉，这就使陈伯达对毛泽东的忠心，无形中消退了很多。同样，毛泽东的这个批评，又造成了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相互不满，文革小组更加不团结了，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内讧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本想消除文革小组中的内讧，可结果反而加大了文革小组中的内讧，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
陈伯达大肆宣扬了一阵“自杀”，希望毛泽东能注意到和了解到他的冤枉。可是因为没有人敢得罪江青，没有人敢向毛泽东汇报陈伯达的冤情，所以毛泽东也没有做出任何安抚陈伯达的事情。这样一来，陈伯达对毛泽东就离心离德了。在毛泽东批评陈伯达6天之后的2月16日的“二月逆流”会议上，陈伯达没有发言，没有支持毛泽东，这是陈伯达第一次没有支持毛泽东。
据王力回忆，主席在2月10日的常委会上，最后说：“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主席还讲：“陈伯达和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虽然主席说不准谈，但是办不到。叶剑英就跟老帅们讲了，李富春就跟副总理们讲了，这样“二月逆流”的火就点起来了。
王力之所以认为“二月逆流”是毛泽东点燃的，是因为毛泽东以前从来没有批评过文革小组，更没有批评过江青。毛泽东的这次批评，让众多高官们产生一种感觉，以为毛泽东搞文革已经搞不下去了，所以他们要趁热打铁，一齐行动起来，彻底熄灭毛泽东的文革之火。因此，在毛泽东批评江青和陈伯达的六天之后，就发生了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36）
不少人把文革中发生的“二月逆流”,归结为1967年2月16日发生的“大闹怀仁堂”一事，其实“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还包括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还有人以为，“大闹怀仁堂”是一些老干部一时冲动爆发的偶然事件，没有什么准备。其实不然，“大闹怀仁堂”应该说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大闹怀仁堂”的干将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他在“大闹怀仁堂”之后遭批斗，靠边站了，但又在林彪事件后复出，1975年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83年去世。在后来谈到“二月逆流”时，谭震林说：那时，我只能同陈毅、李先念等几位老战友，凑在李富春家里进行议论。我与李富春等老同志在议论中得出结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要把党搞乱，把国家搞乱，把军队搞乱，要在乱中夺权。我们担心，这伙人先搞刘少奇，再搞下去，下一步要搞到总理头上。
开国大将谭震林
在1967年初，所谓“二月逆流”之前，我（谭震林）对李富春、李先念说：“我们跟毛主席干革命多年了，现在毛主席的思想走的太快了，跟不上了，只好不跟了。”我这个话，后来干脆说给毛泽东本人了。
谭震林在这里说出了两句关键的话：第一是“我们担心，下一步要搞到总理头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李富春都是周恩来的铁杆支持者，是周恩来派系的人，他们担心文革要搞到周恩来头上，所以他们要跳出来，力保周恩来。
这些人发起“二月逆流”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保卫周恩来。在谭震林这些人看来，只要周恩来在位，他们就不要紧，一旦周恩来倒台了，他们这些周恩来派系的人，也要跟着完蛋。刘少奇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刘少奇倒台后，他手下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都被打倒进了监狱。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他们这些人也要豁出去力保周恩来。
谭震林第二句关键的话是“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只好不跟了”。这句话的意义非常重要，它联系到中国文化的底蕴。
汉语中有个字“谏”，字典上的解释是“规劝君主，使其改正错误”，这个字的含义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大臣是不能反对皇帝本人的，但可以反对皇帝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大臣发觉皇帝正在做错事的时候，可以给皇帝提意见，督促他改正错误，这就是所谓的“进谏”。进谏是一种“善意的反对”，它只是反对皇帝做的事情，并不反对皇帝这个人，更不是要赶皇帝下台。与“进谏”相反的是“逆反”，也就是“恶意的反对”，它是反对皇帝这个人，要赶皇帝下台。
（37）
如果皇帝不听大臣的“进谏”，继续坚持错误，怎么办呢？中国传统文化的答案是：不怕冒犯皇帝，不怕杀头，冒死给皇帝继续进谏，这就是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直被赞誉的“忠臣”形象。前面谈过的《海瑞罢官》中的明朝大臣海瑞，就是一个冒死进谏的忠臣典型。海瑞虽然不留情面地给皇帝提意见，甚至骂皇帝，但他还是忠于皇帝的，并不想让皇帝下台，在皇帝死的时候，他还悲痛地死去活来，几天不吃饭。
如果大臣继续冒死进谏，皇帝还是不听，还是继续坚持错误，怎么办呢？这时中国传统文化就无解了，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在外国就很容易解决，如果总统犯了错误，议会有权提出议案“弹劾”总统，直接罢免，换新的总统。外国人反对总统，就是要让总统下台，他们不会搞“既要忠于总统本人，又要反对总统做的事”这种复杂的政治行动。
毛泽东作为中国的领袖，他当然也要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来考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尽管有很多人反对他搞文革，但这些人“反对”的动机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善意的反对”，也就是只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这件事，不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种“善意反对”就是古人说的“进谏”；另一种是“恶意的反对”,也就是不仅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这件事，同时也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种“恶意的反对”就是古人说的“逆反”。
毛泽东认为林彪反对他搞文革，是进谏式的“善意的反对”，因此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不高兴，但还可以容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反对他搞文革，是逆反式的“恶意的反对”，他就不能容忍刘少奇了。在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反对他搞文革，是善恶各半，以善意为主。
因此，毛泽东在遇到部下反对他时，总要先思考：这个反对是进谏式的善意反对，还是逆反式的恶意反对。毛泽东处理这两种“反对”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一些人强烈顶撞了毛泽东之后，还能继续得到毛泽东的重用，那就是毛泽东判断这些人的“反对”，是善意的进谏；相反一些人只是少许说了一点不赞成的话，马上就被毛泽东疏远甚至打倒，那就是毛泽东判断这些人的“反对”，是恶意的逆反。不过很多情况下，很难判定一个人的反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毛泽东本人也经常有判断错误的情况。
我们转回来说谭震林第二句关键的话“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只好不跟了”。这句话已经不是反对毛泽东搞文革，而是说“不跟”毛泽东这个人了，也就是公然宣布反对毛泽东这个人了。因此毛泽东认为谭震林是“恶意的反对”，他原谅了陈毅等人，但始终没有原谅谭震林。后来谭震林之所以能够复出，全是周恩来的作用。
（38）
《谭震林传》中这样记载：1967年2月10日，谭震林从李富春那里听到，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不过毛泽东又规定，对陈伯达和江青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谭震林与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一起商议，一致认为：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的言行，并不代表毛泽东，许多事情是这伙人背着毛泽东干的，应该同他们进行斗争。
陈毅对谭震林说：“老板，你没有包袱，非你说话不可了。”
谭震林说：“该我放炮了，非把他们轰倒不可。”
由《谭震林传》的记述可见，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李富春，违反毛泽东“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的指示，不仅告诉了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还与他们大谈特谈这件事。他们从江青擅自“打倒陶铸”这件事推论：江青做的一些事，毛泽东不一定知道，也不一定是毛泽东的意见，所以趁着毛泽东对江青发怒的机会，先把江青打倒。只要打倒了江青，就等于斩断了毛泽东的左右手，这是浇灭毛泽东文革之火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后来谭震林等人的放炮，主要是冲着江青去的，他们要趁热打铁，趁着毛泽东对江青不满的时候，打倒江青，解散中央文革小组。
陈毅说谭震林“没有包袱”，让谭震林出来说话，谭震林也答应出来“放炮”。陈毅为什么说谭震林“没有包袱”呢？因为那时陈毅、李先念等人都遭到批斗，而谭震林在不久前遭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谭震林作为副总理，负责农林口。在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中，他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他负责的农林口文革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看到谭震林的信后，在1月30日给林彪和周恩来批示说：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泽东在1月30日的批示中赞扬了谭震林，表示对谭震林信任，因此陈毅说谭震林“没有包袱”。由被毛泽东信任的谭震林出来说江青的“坏话”，容易被毛泽东接受。
《谭震林传》还说：谭震林说起话来容易“放炮”，说过许多出格的话，他说：“我看他们下一步要搞总理，他们要把主席封锁起来，不让别人跟主席接近。那几个秀才乱搞，他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乱了以后才能夺权。应该找林彪同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谭震林的这些话，得到了老同志们的赞同，他们的感受和认识是一致的，这为他们在怀仁堂的抗争，作了准备。因此，李富春的家，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据点”。
从《谭震林传》可以看出，在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之前，谭震林等人进行过一番商议，他们是准备好了去“放炮”的，并不是偶然的一时发怒。
（39）
1967年2月14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引发老帅们“小闹怀仁堂”，这是两天后“大闹怀仁堂”的前奏。这次会议江青没有参加，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代表。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
陈伯达的话就像点燃了一枚炸弹，老帅们劈头盖脸地向陈伯达开起炮来。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聂荣臻说：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徐向前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还要不要军队啦？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在1967年1月还是支持中央文革的。但在邱会作事件上，徐向前冒着得罪军队干部的风险，为中央文革小组出力，可是却落得一个两头不讨好，特别是江青也对徐向前不满，甚至向林彪提出要撤换徐向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位，被林彪顶住了。这样一来，到1967年2月，徐向前就完全站到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立场上去了。
还有一份无法核实真伪的资料，对这次会议有更详细的描述：1967年2月14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说：“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风暴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是不行了。”
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这些人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虽说上述言论真伪莫辨，但2月14日的怀仁堂会议，无疑是一次斗争非常激烈的会议，称得上是2月16日大闹怀仁堂的预演，说明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绝非偶然事件，而是预谋在先。
（40）
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政治局候补委员谢富治、余秋里，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
碰头会的惯例是参会人围坐于一个长条形的会议桌，桌子首端是主持人的席位，桌子两侧是参会人的位置。参会人按照党内排名的顺序，坐在长条桌的两侧，职位越高的人离主持人越近，职位越低的人离主持人越远。这天周恩来是主持人，坐在主持人的席位上，在周恩来右手边，依次是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的席位，这个顺序就是党内的排名顺序；在周恩来左手边，依次是谢富治、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个顺序也是党内的排名顺序。
陈伯达的座位，本来在周恩来右手边的第一个座位，可是陈伯达刚刚受到毛泽东的批判，不敢再坐这个首席位置，于是就在后边桌角的座位上坐下。按照惯例，犯了错误的干部，开会时就不能再坐原位，坐到后面去听候处分。比如刘少奇以前在中央会议上都是坐在首位的，犯了错误之后，刘少奇就只能坐在后面桌角的座位上，这也是对犯了错误干部的一种象征性处分。
周恩来看到陈伯达坐到后面的桌角，就把叫回来坐到原位上，因为正式会议时的座位排序，同时也代表着在党内的地位。周恩来让陈伯达坐回到原位，就等于是肯定了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没有变化。前面说过，周恩来知道陈伯达和江青闹翻了，所以要把陈伯达团结过来，因此对陈伯达表现出很友善的态度。
这次会上，周恩来派系的人，已经准备好了要在这次会上“放炮”。这个“放炮”，有“一明一暗”两个目标。“暗的目标”，是为了保卫周恩来，向毛泽东示威。他们试图让毛泽东知道，如果毛泽东要打倒周恩来的话，他们这些人就要造反了；“明的目标”，是要打倒江青。他们从“打倒陶铸”事件中看到，江青做的一些事情，是背着毛泽东做的，毛泽东对江青也开始不满意了。所以他们试图趁着毛泽东对江青不满的时机，趁热打铁，猛攻江青，顺势把江青打倒。
今天的谭震林更是斗志昂扬，做好第一个带头“放炮”的准备。谭震林“放炮”的对象，本来是对着江青的，可是不巧，江青今天推脱身体不好，没有来参会，所以谭震林只得把“放炮”的对象，对准江青的嫡系张春桥。
谭震林也知道陈伯达和江青闹翻了，所以他今天不对陈伯达开炮，要团结陈伯达。在会前，谭震林还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助手不令人满意”。谭震林所指的“助手”，就是指江青。
（41）
张春桥一到，谭震林就气势汹汹地质问他：“进京的老干部中，为什么陈丕显同志没来？”
谭震林之所以提到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是因为当时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人都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把一批省市的主要领导人接到北京来加以保护，但有些省市的领导人受当地造反派的阻挠，未能按期来到北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就被上海的造反派扣押住，无法来北京。而张春桥是上海造反派的幕后指挥人，所以谭震林用陈丕显未能来北京之事，向张春桥发难。
面对谭震林的发难，张春桥只得说：“陈丕显来不了啦。”
谭震林进一步紧逼说：“怎么来不了呢？”
张春桥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群众不答应啊。”因为张春桥扣住陈丕显，违反了中央的指示，所以他要用“群众不答应”这个借口。
谭震林继续发难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解释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听了张春桥的解释，谭震林气愤地讥讽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多年后，谭震林回忆他与张春桥的唇枪舌战时，说：“我这一番话把张春桥气得脸色像猪肝一样。不过，我也气得不得了，恨不得上前搧他两个耳光。”
张春桥被谭震林这么讽刺，当然很生气。但张春桥的涵养还不错，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失态跟谭震林吵起来，而是继续平静地解释说：“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见张春桥没有被激怒，自己更加生气起来，指着张春桥质问说：“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压住气，继续平静地解释说：“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他们不签字嘛。”
谭震林愈发生气了，用命令的口气对张春桥说：“你们要保陈丕显。”
张春桥还是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被张春桥激怒了，怒吼起来，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张春桥见谭震林怒吼起来，就沉默下来，不说话了。谭震林见张春桥不说话了，指着他吼问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张春桥依然沉住气，还是不说话。谭震林又转一个话题，发起进攻说：“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他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42）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司令，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造反派。谭震林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嫡系造反派司令说成是“反革命”，这就是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性。
张春桥知道谭震林把蒯大富说成是“反革命”，是想激自己跳出来为蒯大富辩护，可是张春桥按捺住自己，还是一言不发。
谭震林本想把张春桥激怒起来，来一个面对面的斗争。可是张春桥硬是不说话，谭震林一个巴掌拍不响，斗争不起来，只得一个人继续唱独角戏，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张春桥依旧不说话，不过他转眼看着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希望陈伯达站出来说几句话。如果是在以前，陈伯达听到这种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话，早就跳出来跟谭震林辩论了。可是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感到冤枉，对毛泽东的忠诚大减。因此这次陈伯达保持沉默，任凭谭震林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批评文革，他都不说话。
如果说张春桥这些人是刚刚进入中央，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这里水的深浅。而康生在中央几十年，早知周恩来是不好惹的，他见周恩来这派的人，一个个蠢蠢欲动的样子，也感到有些胆怯，心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惹他们最好。因此，康生也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是副组长，康生是顾问，而王力和姚文元只是文革小组的组员。他俩看到文革小组的组长、副组长、顾问都不说话，当然也就不敢说话了。
谭震林见文革小组这边没人说话，就放出更厉害的话来，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好些话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谭震林说的“捕鱼问题”，指的是他在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的情况下，自行指示渔船停产闹革命，被文革小组指责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里谭震林特别点出了江青的名字，他要把事情闹大。
江青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虽说谭震林点了江青的名字，但文革小组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替江青辩护。相反，倒是不是文革小组的副总理谢富治，替江青辩解说：“江青同志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本来就要炮轰江青，现在有人和他辩论，谭震林把炮轰江青的调子提得更高了，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这么说，谢富治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辩论又成了谭震林一个人的独角戏。谭震林说到了气头上，又没有人跟他辩论，有气无处发，一气之下说出了非常出格的话。他说：“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那么早入党；二不该活到65岁，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
（43）
谭震林说不干就不干，猛地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文件，穿上衣服，拔腿就走。谭震林一边走，一边对着张春桥等人，用示威的语气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谭震林的这番话，让全场惊呆了。自从毛泽东当权以来，还没有一个高官敢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不跟毛主席干了。”谭震林这个“放炮”，超过预期的界限，让周恩来也为难了。于是周恩来猛地一拍桌子，对正在往外走的谭震林，大喝一声说：“回来！”
陈毅也说：“谭老板，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听了周恩来和陈毅的话，谭震林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的任务是在会场上斗争，而不是甩手不干了。于是谭震林急忙转身回来，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对陈毅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里也不走。”
谢富治看到气氛越来越不对，试图打个圆场，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嘛。”
谭震林不理谢富治的打圆场，反而把他的话挡了回去，拍案而起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陈毅见谭震林有点失态，讲话太过火了，太出格了，现在不能让谭震林继续讲了。所以陈毅急忙出来说话，把火力引到自己这边，掩护一下谭震林，于是陈毅说：“谭老板，你说话真有水平，坐下来说。”
陈毅想转移一下话题，于是就把“文化大革命”的话题，转到“延安整风”上，他说：“这次运动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我看不仅这次运动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搞错了很多人，到现在都还有意见，有人还背着包袱。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吗？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
陈毅也是出名爱“放炮”的人，他本想自己讲几句，阻止谭震林继续讲出格的话，但没想到他讲的话更出格，讲到了历史问题，讲到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虽说已经是历史问题了，但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比文革更加说不得。周恩来见陈毅不仅说到了敏感的延安整风，甚至还说到自己，太出格了。于是周恩来赶紧插话，试图挡住陈毅的话题，说：“我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我从来没有意见。”
可陈毅却是性情中人，一说起来就按捺不住，他不顾周恩来的阻挡，继续说：“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了？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有人说陈毅说这是在影射林彪，这个说法牵强附会。从上下文来看，陈毅始终说的是刘少奇，而且更是在影射毛泽东，并没有说林彪的意思。当时陈毅和林彪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他没有必要反林彪。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是他们要争取的对象，谭震林事后还给林彪写信，拉拢林彪，所以当时陈毅是不可能反林彪的。
（44）
周恩来见陈毅影射到毛泽东了，急忙打断他的话，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
李先念见陈毅讲话愈发出格，也赶紧插话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联动’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李先念说的“联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因为反对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初，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公安机关取缔了“联动”，“联动”的主要成员都被逮捕入狱。
这时叶剑英也插话支持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现在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徐向前见大家这种群情激愤的样子，也出来拍着桌子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革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把军队搞乱了。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去吧！”
谭震林看到众人都出来说话了，愈发受到鼓舞，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身边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赞同地说：“我也哭过几次。”
谢富治再次试图打圆场，插话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革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打断谢富治的话，说：“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接着李先念又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现在这样搞，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这个搞法是从1966年第十三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李先念这里说的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是指1966年10月2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面问毛泽东，毛泽东用英文进行了回答一事。
周恩来见李先念提到十三期《红旗》社论，就问康生说：“发表十三期《红旗》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陈伯达也说：“我也没看。”
康生和陈伯达说“没有看”，这都是假话，他们两人不但看了，而且还作了修改，标题就是陈伯达改的。这两个人今天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愿站出来说话，所以就推说不知道，这样就不会卷入辩论了。
这时周恩来见该放的炮放得差不多，该讲的话也都讲了，夜长梦多，就想赶紧收场，时间也已到晚上七点了，于是周恩来说：“现在时间到了，以后再说吧。”
周恩来宣布散会，这样载入史册的“大闹怀仁堂”，就这么结束了。
（45）
我们可以总结四大嫡系一说：刘少奇的四大嫡系是“彭真、薄一波、陆定一、安子文”，他们与刘少奇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林彪的四大嫡系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周恩来的四大嫡系就是“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刘少奇的嫡系是来自他早期领导的“北方局”，林彪的嫡系是来自他领导的第四野战军，而周恩来的嫡系则是来自他领导的新四军。陈毅是新四军的军长，谭震林和李先念是新四军的师长，李富春虽说不是来自新四军，但他在1920年代与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留学，据说两人在法国时，还住在一间屋子里。
因此，周恩来的四个嫡系人物发起的一场“大闹怀仁堂”，对于熟知高层派系的高官们来说，马上就明白这件事的幕后人物是周恩来，或者说周恩来是这件事的策划者。以周恩来的身份，当然他是不会直接参与策划“大闹怀仁堂”的，因为这样做太露骨，也太愚蠢，泄露出去就会成为“分裂党”的罪证。所以周恩来只是做一些指点和暗示，具体的策划由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四个人进行。
如果说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之前，一直是毛泽东进攻，周恩来防守，那么这次“大闹怀仁堂”，就是周恩来发起的一次反击。周恩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起反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闹怀仁堂”前的背景。
1967年元旦毛泽东发起“全国全面夺权”以来，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1月23日，毛泽东在与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总反击。今年二月至四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期，在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眉目。在稍后的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又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月至四月的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
毛泽东说“文革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么过去搞的文革就属于旧阶段了。在文革的旧阶段中，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这些人都被打倒了，对刘少奇派的夺权已经完成了。因此，毛泽东所谓“新阶段的夺权”，显然是针对周恩来和周恩来派的夺权。这样一来，周恩来和周恩来派的人，都感到极大的压力。
（46）
特别是毛泽东说“今年二月至四月是关键时期，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这句话意味着毛泽东要在1967年2月到4月，搞一个决定胜负的大动作。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派系的人就不得不思考，估计毛泽东在1967年2月到4月，要发起一次决定胜负的大决战。什么是“大决战”呢？这是指毛泽东亲自出马的战斗。
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前一个阶段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1965年11月的批判《海瑞罢官》，又1966年2月的批判《二月提纲》， 1966年5月的打倒彭真和陆定一，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毛泽东都没有亲自出马与刘少奇直接对决。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才亲自出马，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刘少奇发起最后的决战，一举打倒了刘少奇。
毛泽东之所以最后要亲自出马，是因为建国以来刘少奇就稳居党内二把手交椅，在国家主席的光环下，人们根本不敢碰刘少奇。必须毛泽东亲自出马，亲自吹响打倒刘少奇的号角，大家才有勇气批判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亲自出马，刘少奇是打不倒的。同样，周恩来建国以来一直是国务院总理，威信极高，如果毛泽东不亲自出马，周恩来肯定是倒不了的。
现在，毛泽东打倒周恩来的各种前哨战和外围战都已经打响了，但最后毛泽东亲自出马的大决战，还没有打响。因此，周恩来等人猜想，毛泽东可能会在1967年2月到4月，发起这场大决战。这场大决战的形式，大概类似于打倒刘少奇的决战，毛泽东亲自给周恩来写一张大字报，或者亲自发表一个什么讲话，宣布与周恩来决裂，号召人们打倒周恩来。
不管毛泽东“大决战”的方式如何，一旦毛泽东的打响“大决战”，就意味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决裂，两者只能留下一个，倒下一个，不可能再并存了。这就像在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还可以并存，一旦写了《炮打司令部》，宣布与刘少奇决裂，两人就不能再并存了，必须打倒其中的一个。
如果毛泽东发起对周恩来的大决战，亲自写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周恩来怎么办呢？周恩来的第一个出路，是束手待毙，等待毛泽东把自己打倒，周恩来当然不是束手待毙之人；周恩来的第二个出路，是奋起反击，反过来把毛泽东打倒。但这个难度太大，几乎不太可能。这时，周恩来就想到还有第三个出路，这就是在毛泽东发起大决战之前，逼毛泽东放弃。只要毛泽东放弃发起大决战，不亲自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那么两人就还可以共存下去。
（47）
周恩来选择的第三条出路，是个高明之策。尽管毛泽东手中箭在弦上，始终对准周恩来蓄势待发，但只要毛泽东不松手，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一旦毛泽东弓上之箭脱弦而出，就没有挽回余地了。因此，周恩来必须要在毛泽东发起的大决战之前，设法让毛泽东放弃大决战的念头，至少让毛泽东推迟大决战的时间。
怎样才能让毛泽东放弃或者推迟大决战呢？第一种战术是找“说客”出面，向毛泽东阐明厉害关系，说服毛泽东放弃大决战。中国古代的“职业说客”很多，近代的说客也不乏其人，周恩来本人也是非常优秀的说客，比如1936年的“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周恩来的说服工作功不可没。尽管周恩来自己是非常优秀的说客，可是在这件事上，周恩来本人却不能直接与毛泽东谈，周恩来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充当说客，所以用“说客”的战术是不行的。
第二种战术是显示自己的力量，让毛泽东知道周恩来不是好啃的骨头，让毛泽东知道这场大决战不是那么容易打赢的，从而使毛泽东知难而退，打消发起大决战的念头；或者让毛泽东感到时机还不成熟，推迟发起大决战的时间。显然，目前周恩来唯一的可行之计，就是这个“显示力量”的战术。
要实施这个“秀肌肉”的战术，周恩来亲自出面是不恰当的。彭德怀和刘少奇在会议上与毛泽东当面冲突，效果之糟，可谓前车之鉴，周恩来不会继续犯这样的错误，他不会与毛泽东直接碰撞。因此，周恩来要让他的部下出面，展示一下周恩来派系的力量和决心，这是最好的方式。
因为毛泽东号称要在1967年2月至4月“决胜负”，周恩来就有一种紧迫感，所以赶紧搞一场显示力量的“大闹怀仁堂”，周恩来借用他的几个嫡系人物的嘴，告诉毛泽东他想要说的话，更是展示他们这些人的力量和决心。“大闹怀仁堂”是一次示威，它要让毛泽东知难而退，赶在毛泽东发起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之前，让毛泽东放弃大决战的念头。
通过“大闹怀仁堂”，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什么呢？
第一，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号召群众向党夺权的做法。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不要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形而上学！”
第二，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整老干部的做法。周恩来借李先念的口说：“四十年的老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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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老干部集团和整个党。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第四，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小组，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第五，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他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周恩来借李先念的口说：“现在这样搞，老干部都打倒了，这个搞法是从《红旗》社论提出‘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开始的。”后来，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周恩来做出让步，毛泽东在2月27日对文革小组发出指示说：“今后斗争矛头应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坚持资本主义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之后，报刊上不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说法了，这是后话。
第六，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发起一场大决战，把他的部下都“消灭”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将与毛泽东战斗到底，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周恩来借谭震林的口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总而言之，因为周恩来自己不便直接向毛泽东发出警告，于是他就借部下的嘴，用示威的口吻告诫毛泽东说：“请你放弃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否则我们会跟你拼命的。”
在1966年10月国庆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文革小组的成员说出他搞文革的决心。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他不怕死，周恩来也要告诉毛泽东，彼此彼此。这次周恩来借着别人的嘴，向毛泽东宣告说：“我们这些人一定要阻止你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毛泽东要把文革搞到底，周恩来要阻止毛泽东把文革搞到底，要让文革半途而废，这就成为“二月逆流”以后文革发展的主线。纵观事后发展，虽说“二月逆流”没有流血，但它却是一次决定文革前途命运的看不见硝烟的决定性战役，它推迟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决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一再推迟这个决战，直到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毛泽东也没有让号角鸣起。
只要毛泽东不亲自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周恩来就不会倒；而周恩来不打倒，文革就不能如毛泽东所愿，事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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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只是“二月逆流”的一个高潮，周恩来等人发起的“二月逆流”并没有就此结束。2月16日晚上9时，也就是“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两个小时之后，陈毅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并发表长篇讲话。因为周恩来派系没有掌握宣传工具，只能直接对群众宣讲他们的主张，所以陈毅也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宣扬自己的主张。
陈毅说：目前一些青少年斗争方式很‘左’，许多老干部被斗得很苦，深受其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和纠正，使这批青少年养成一种过‘左’的作风，他们上台二十年后，就可能搞修正主义，我对此十分担心。
陈毅这里批评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很‘左’，对老干部进行暴力批斗，这既是对红卫兵的批评，也是对毛泽东的批评。可以说陈毅的这个批评非常到位，批到了毛泽东的痛处。因为后人批评毛泽东发起红卫兵的运动，主要都是集中在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太‘左’，过分使用暴力，在肉体上伤害了很多人。
还有不少人指责毛泽东“纵容”红卫兵使用暴力，这个就冤枉毛泽东了，毛泽东是不赞成暴力方式的。毛泽东尽管要打倒老干部，但毛泽东设想的打倒，只是政治上的打倒，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老干部。因为老干部的人数太多了，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几十万。如果试图从肉体上消灭这几十万人，他们必然会拼死抵抗，会引发内战或内乱，这就使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无法实现。
毛泽东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就‘靠边站’，但给饭吃。”
毛泽东的这些话，体现了他处理老干部的基本精神，这就是政治上靠边站，经济上待遇基本不变。让老干部们感到即使是丢了官，生活上也还有出路，因而不至于拼死抵抗。老干部感到有出路，他们抵抗的阻力就会比较小，毛泽东打倒老干部集团的目标就会比较容易实现。
红卫兵对老干部进行暴力批斗，必然会引起老干部集团的拼死抵抗，反而使打倒老干部集团的目标很难实现。因此，毛泽东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不会赞成暴力批斗老干部。不过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也没有严厉制止红卫兵暴力批斗的过火行为，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毛泽东有一种看法，他认为一个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出现‘左’的倾向，在所难避。毛泽东说：“我们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也很左。‘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纵横十里全烧光，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烧成无产阶级。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农民并未鼓掌，反而低头而散。没有经验，就会犯错误，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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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他们刚刚搞革命的时候，斗争方式也很‘左’，不比现在的红卫兵小将逊色。可是他们在斗争中，碰了钉子，碰得头破血流，这才逐渐明白左倾是有害的，从而自觉地改正了左倾的错误，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如果在井冈山运动之初，就禁止烧杀的话，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会被扼杀，那么这场大革命早就熄灭了。
因此，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没有严厉禁止红卫兵的左倾斗争方式，是因为他担心这样会扼杀群众的造反积极性。毛泽东希望现在的红卫兵小将，与他们当年在井冈山干革命的时候一样，通过犯错误，碰钉子，逐渐意识到左倾的危害性，自觉改正左倾错误，自发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然而，红卫兵却始终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自觉改正左倾的错误，自发改正使用暴力的错误。这样发展到1968年，毛泽东就不得不严厉禁止武斗了。1968年下半年以后，武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同时文化大革命之火也就此熄灭下去。
我们的话题再转回到2月16日陈毅接见群众组织的讲话。陈毅说：居然有这么一个驻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国外去了，他先是与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闹矛盾，继而发展到在巴基斯坦使馆造反，弄得鸡犬不宁。前些天，章文晋大使从巴基斯坦回国，这伙造反派早就通了气，他一下飞机，就被按着头戴上高帽子游街。现在，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章文晋怎么向巴基斯坦方面拜会辞行？真是岂有此理！你们还年轻，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这么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你们掌了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陈毅用实例证明了造反的负面效果，劝年轻人接受教训，给造反泼冷水。陈毅继续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陈毅这些话，是不点名地批评江青踩着别人往上爬，这指的是江青擅自“打倒陶铸”的事情。陈毅还说“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这里不仅是批评江青，也是间接地批评毛泽东了。
陈毅的话越说越激烈：你们谁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六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拉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陈毅用他特有的说话方式，反对毛泽东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做法，这也是对文革本身提出的严厉质疑和批评，公开表明了他对文革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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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说话往往是越来越出格，他又说：对毛主席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不要以为你们对毛主席认识就那么清楚，我对毛主席认识比你们清楚。过去我也几次反对过毛主席，但后来比来比去，还是毛主席对，所以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你们永远拥护毛主席这是靠不住的。
陈毅这里公然挑战毛泽东的威信，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过去曾经“几次反对过毛泽东”。当时文革的气氛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可是陈毅反对过毛主席，不但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反而还当了这么大的官，由此可见，反对一下毛主席也是不要紧的。这样一来，让毛泽东的威信无形中减弱。
陈毅甚至公然说“我不敢保证将来不反对毛主席”，这简直是对毛泽东示威了。因为陈毅知道，他的这些讲话，肯定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毛泽东那里，所以陈毅借着这个机会向毛泽东示威说：“如果你要打倒周恩来和我们这些人的话，我是不会逆来顺受的，我是要造反的。”
陈毅后面说的“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这句话是很有哲理性的。不少人在文革时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在文革后又积极地反对毛泽东，可见永远拥护是靠不住的。
陈毅不仅批评毛泽东，更进一步批评文革，他说：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也治不好！
陈毅说“文革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治不好”，这里简直就是全面否定文革了。
陈毅最后说：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陈毅这些话，表明自己不怕丢官，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些话，陈毅一半是说给在场的听众，另一半是说给毛泽东听的。陈毅向毛泽东示威，希望毛泽东知难而退，打消他发起打倒周恩来大决战的念头。
在“大闹怀仁堂”会议结束后三个小时，2月16日晚10时，周恩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造反派代表；2月17日凌晨2时，周恩来又与李先念一起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惊人行动，指示警卫人员把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当场逮捕。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直接逮捕人，这在当时造成很大的震动，一时遏制了造反派的气焰。
周恩来逮捕杜向光一事的背景是：1967年1月的夺权风暴以来，财政部的造反派也起来夺权，不仅夺了财政部的政治权，解散了党委，还夺了财政部的业务权。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是造反派的支持者，也是造反派的幕后指挥者。
当时李先念是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他把财政部夺权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之后，周恩来做出三点指示：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业务工作由副部长杜向光请示李先念；三、周恩来准备接见财政部的造反派。
（52）
2月7日，李先念把周恩来的指示向杜向光传达时，遭到杜向光的抵制。文革资料《李先念副总理同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谈话纪要》中这样记载这次李先念与杜向光的对话：
杜向光：“我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语录233页。”
李先念：……(沉默)
杜向光：“昨天总理的指示是：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但我个人意见是：根据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夺的，是夺得对的。我坚决拥护造反派夺权，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我不理解总理指示，我不同意这种作法。”
李先念：“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因为大部分党委不能工作了，所以革命造反派从对人民负责的角度出发，采取这样夺业务权的行动，这是对的。为什么一定要相信党委的这些人？群众对此是有意见的，我也不理解。造反派和我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见，李副总理应当到财政部的群众中间去。我不理解总理的指示，不能执行这个指示。”
李先念：“财政的业务权不能夺，是中央的决定，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盲目执行。我们夺了业务权，又交出来，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支持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问题。业务权和领导权是不能分开的，为什么要交出来？不能理解。”
李先念：“你说要独立思考，不盲目执行，不对！你应该坚决执行，不应当怀疑！如果你是真正的左派，要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要坚决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现在责成你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把业务抓起来。”
杜向光：“总理指示财政的业务权不能夺，那么过去我们夺业务权，夺得对不对？”
李先念：“过去我们支持过造反派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央已有指示，情况变了，应当按总理的指示办事。”
杜向光：“你的意见首先应该跟革命造反司令部谈。”
李先念：“请你把我的意见传达给革命造反司令部。”
杜向光：“我认为夺权是夺得对，我不理解，难以执行。革命造反派对李副总理有很大的意见。”
李先念：“革命造反派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但请你坚决贯彻执行总理的指示，向造反司令部传达。”
杜向光：“业务权的交权问题，在我不理解之前，总理未接见之前，难以执行。我保留意见。”
杜向光也是老干部，1937年入党，1964年任财政部副部长。当时也有不少老干部，加入到造反派中，这是最让周恩来头疼的人物。因为年轻学生或一般工人干部，没有什么斗争经验，对中共高层的内幕也不清楚，所以比较好对付。而杜向光这样副部长级的老干部，既有多年的斗争经验，又熟知中央高层的内幕，是很难对付的人物。
从上面这段对话来看，杜向光是铁杆的造反派，坚决拒绝执行周恩来的指示，铁了心要造周恩来的反。因此，周恩来必须妥善处理好杜向光这个反对他的急先锋，如果处理不好，周恩来就会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这样离倒台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