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节 重点突破夺权
（1）
“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不再提“全面全国夺权”了，不再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不再提“1967年2月到4月是决胜负的时期”了，整个文革运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顿。各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在1967年1月1日发起的“全面全国夺权”，已经失败了。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起一场“全面全国夺权”运动呢？这与毛泽东搞文革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认为，他之所以要发动文革，是起源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他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我们共产党内部，一部分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另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这里讲得很清楚，从中共建国之初，党内就出现了关于新中国“何去何从”的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路线，认为中国应该直接搞社会主义；第二条是刘少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认为中国必须先搞一段资本主义，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之后，再搞社会主义。因此他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在毛泽东的强势领导下，党内走社会主义的路线占据上风，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时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开始复苏起来，并且势力越来越大。到文革前夕，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已经大大超过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势力，出现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什么党内会出现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堕落了，变修了。毛泽东说：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官做大了，要保护既得利益。他们有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毛泽东认为，这些变修的党员干部，把自己手中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为自己谋私利的特权。毛泽东说：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2）
如何处理变修的党员干部？怎样阻止党员干部变修呢？毛泽东用过思想教育、整党、甚至撤职的办法，但都没有效果。毛泽东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可以发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党内从建国开始就有一条走资本主义的路线；二、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越来越大；三、走资本主义路线势力的越来越大，客观上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困难，主观上的原因是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腐败堕落了；四、怎样扭转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势力越来越大的局面呢？毛泽东先用教育整党的办法，结果不行；又用“四清”的办法，结果还是不行；所有的办法都用了，最后只好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毛泽东说：我多次提出这个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我们这批人一死，资本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现在之所以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靠他个人的威信支撑着。一旦毛泽东去世，中国马上就会走上资本主义路线的发展道路，所以毛泽东要趁他还活着的时候，把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打垮，至少也要大大削弱这股势力。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垮和削弱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
怎样打垮和削弱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呢？这就是“夺权”，夺取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力，把权力夺回到走社会主义路线势力的手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最初的夺权设想，是先区分出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然后有针对性地夺权。后来发现，区分谁是走资派，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所以毛泽东干脆不分了，只要是当权派，一律夺权。毛泽东说：“不管谁的权，先夺过来再说。”
这样一来，造反派就对当权派一律夺权。不管是军队的当权派，还是地方的当权派，都要夺他们的权。这种对当权派的一律夺权，必然引起当权派的集体抗争。“二月逆流”就是以周恩来为首当权派的集体抵制，也得到林彪军队派系当权派的支持，造成毛泽东在党内孤家寡人的孤立局面，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暂时把局势稳定住。
（3）
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搞“全面全国夺权”，一个人领导几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再加上一批乌合之众的造反派，就要对全国的当权派进行夺权，那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异想天开。毛泽东因此很愚蠢，完全是胡来。这是用“常识”判断问题。
但毛泽东这样的人，从来不用“常识论”来思考问题。当年毛泽东带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上井冈山，要战胜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要夺权全中国的政权。按照“常识论”，毛泽东上井冈山无疑是非常愚蠢的，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毛泽东硬是把“常识论”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这时候没有人敢说毛泽东愚蠢了，这个就叫奇迹。所谓奇迹，就是用“常识论”解释不了的事情。所以，讨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不应用“常识论”来进行评论。
毛泽东发起“全面全国夺权”，也是他相信奇迹，但这次奇迹没有发生，这场“全面全国夺权”运动无情地失败了。虽然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智慧，讲出很多头头是道的道理，什么毛泽东骄傲自满起来，什么毛泽东变老糊涂了，等等之类，但这些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毛泽东从来不是按照常规或常识来出牌的人。
如果遇到高官们集体抵制的“二月逆流”，毛泽东就会停止文革，那就不是毛泽东了。毛泽东是不会认输的，他还要继续战斗，要把文革“搞到底”。当然，毛泽东也要反思他的战略，现在这种“全面全国夺权”的打击面太大，而周恩来派系为代表的老干部们又意外地团结，自己的力量不够发起和支撑一场“全面全国夺权”。于是毛泽东改变战略，从“全面全国夺权”改为“重点突破夺权”。毛泽东的这个思路，与解放战争时蒋介石的思路一样。
在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对毛泽东控制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但由于战线太长、太大，蒋介石的人力物力支撑不起，所以失败了。于是蒋介石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攻延安，试图先在一点上取得突破，再带动全局的胜利。现在，毛泽东也采用蒋介石的战略，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毛泽东的思路是，对其他地方暂缓夺权，特别是对军队的夺权要停止，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先夺两个最关键部门的权，这就是周恩来控制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外交部长是陈毅，财政部长是李先念，只要夺下“外交部”和“财政部”的权，那么支持周恩来的势力就会大为动摇，然后再乘胜追击，一举夺取周恩来的权。
毛泽东的“重点突破夺权”战略，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调整期，大约三个月左右。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要做一些准备工作，积蓄一下力量，为决战做准备；第二步是决战期，毛泽东大致把决战期定为1967年7月到8月之间，在决战期对周恩来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发起重点猛攻，一举夺下这两个部门的权力。
（4）
在当前的调整期，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调整和改善他与党内高官们的关系，扭转自己过于孤立的处境。
在“全国全面夺权”运动中，毛泽东夺权的范围太大，不是周恩来派系的干部也要夺权，这样就引发全党性的普遍抵制，不仅造成毛泽东的极度孤立，也造成毛泽东与老干部们的关系极度紧张。现在，毛泽东要改善与老干部们的关系，特别是搞好与军队老干部们的关系，把党内大多数老干部团结过来，这样才能在对周恩来的重点进攻战役中，保证自己不会陷入党内孤立的境地。
本来，毛泽东搞文革的理念，是要拿掉整个老干部集团，换上一批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人。现在毛泽东要团结党内大多数老干部，是有违他搞文革的初衷的。可是，在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把理想暂时搁置一边，先拿掉周恩来集团再说。
为了团结老干部，毛泽东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停止暴力批斗，这样大部分老干部的日子比较好过了，自然也就改善了毛泽东与他们的关系；第二件事是停止全面夺权，不再触及大部分老干部的权益，这是让他们不再反对的关键；第三件事是从姿态上安抚老干部，毛泽东在1967年4月底，和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干部们开“团结会”，让他们上天安门，也是为了改善关系，一方面安抚他们不再闹事，另一方面也有分化和瓦解周恩来派系的效果。
毛泽东做的第四件事，是释放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联动”的成员。在1967年初全面夺权开始时，因为“联动”极端反对中央文革，被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根据《公安六条》的精神，谢富治主管的公安警察出动，将一百多名“联动”的主要成员逮捕入狱。这些高干子弟入狱，必然引起他们父母对毛泽东的不满甚至怨恨。在“大闹怀仁堂”会议上，李先念特别提出“联动”不是反革命组织，不仅是为“联动”鸣冤叫屈，也是煽动老干部们对毛泽东的不满。
毛泽东4月22日亲自下令，释放全部“联动”的成员。当然仅仅释放“联动”成员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明白，这是毛泽东主动释放他们，而不是周恩来争取来的释放，要把这个“释放之恩”记在毛泽东的账上。因此，在“联动”成员释放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亲自接见他们。
江青讲话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我是有点不好，就是接见你们太少了，对你们帮助太少了。前一个时期我有病，没有接见你们，我有责任，委屈你们了。主席说要立刻释放你们。
众人顿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些人激动得哭了。
江青接着说：你们过去犯的错误应该我们负，不要搞请罪，写悔过书，什么手续都不要，今天晚上就出去，今天你们可以回家去。
众人长时间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5）
江青继续说：出去以后，如果你们还要搞“联动”的话，可以把“联动”的牌子挂出去，我给你们交通汽车，印刷等；如果不搞“联动”，可以再恢复你们原来的红卫兵组织。搞革命犯点错误不要紧，这个错误我们责任大，对你们帮助少。我不知道我把毛主席的意思传达得怎么样，总之主席很关心你们。你们犯了一些错误，要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江青说这些话，是要试图让“联动”感谢自己和毛泽东的宽大处理之恩，试图把“联动”团结到毛泽东这边来。
在当前的调整期，毛泽东要做的另一件大事，是保护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热情”。在全面全国夺权的日子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积极向当权的老干部们夺权。可是一旦暂停全面全国夺权，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没有了目标，就会造成他们的革命热情消退和涣散。
因此，毛泽东需要给红卫兵和造反派找一个新的斗争目标，让他们的革命热情有地方发泄，保证他们到1967年7、8月间，仍有足够的革命热情。因为在这时毛泽东要对周恩来发起总攻，此时造反派们保持足够的造反热情，是非常重要的。
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新斗争目标，最为合适的就是刘少奇这只死老虎。于是毛泽东就把刘少奇的问题重新推出来，让刘少奇成为斗争的靶子，让红卫兵和造反派把他们的革命热情，暂时转移到斗争刘少奇身上。然而，刘少奇在文革前五十天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已经揭批的差不多了，于是毛泽东就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提出来作为新的揭批靶子。
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写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毛泽东改了三遍，直指刘少奇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一书。毛泽东说：刘少奇的《修养》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当然，只批刘少奇一个人，靶子还不够大，于是毛泽东把批判面扩大到整个刘少奇集团的高官。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该文件指出：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刘、邓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揭发了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的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作为毛泽东的过渡调整战略，在二月逆流之后，“全国全面夺权”暂停了，转而出现一个揭批刘少奇和揪叛徒的新浪潮。
（6）
1967年3月到6月，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从“全国全面夺权”到“重点突破夺权”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期间内，毛泽东除了发起批判刘少奇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之外，没有其他大的行动，这段时间的文革，相对不是那么激烈。当然，这段时间也发生了一些大事：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文化大革命从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海瑞罢官》，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7年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1967年一月风暴的夺权，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资产阶级的权。
1967年4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是吹响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标志性文章。毛泽东说：从1967年4月开始，文革进入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思想上夺资产阶级的权”。毛泽东这么一说，很多人就误以为，毛泽东搞的文革，实质性的夺权已经过去，以后就是在思想上搞文革了。这种所谓的“思想夺权”，当权的老干部们当然是不怕的，他们纷纷额手相庆，以为文革到此就要结束了，没想到真正的文革还在后面呢。
从建国开始，北京在“五一”和“十一”这两大节日，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游行和联欢，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1966年的“国庆节”，毛泽东打破惯例，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红卫兵成了主角，使老干部们黯然失色。而1967年的“五一节”，毛泽东又回到惯例，不再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天安门城楼是清一色的老干部，他们又成了主角。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老干部们说：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广场上是小将。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今天除了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
毛泽东让除了刘、邓、陶之外的老干部，统统上天安门，表示出他对高官们的示好与和解。毛泽东又说：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震林，今天谭震林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还不是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吗？”
这时徐向前插话说：我身体不好，请萧华代替我工作。毛泽东说：还是你搞吧。
对于毛泽东抛出的橄榄枝，周恩来也做出了回应。5月5日，周恩来给“大闹怀仁堂”的五个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周恩来的信是这么写的：
（7）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的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为了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周恩来
如果周恩来真的要告诫这些人，完全可以用找他们谈话的形式，这样可以当面把话讲得更清楚透彻，完全没必要写信。周恩来写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上述五个人，实际上是写给毛泽东看的。周恩来要告诉毛泽东：“我提醒这五个人注意，不要以为毛泽东让步了，就可以翘尾巴了。我告诫他们不要再次发起什么‘逆流’，请毛泽东放心。”
4月1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吹响了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号角。该文虽然没有直接点刘少奇的名，但谁都知道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该文在最后给刘少奇下了一个定义：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1967年4月起，各种报刊大量发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人民日报》就有几十篇之多。这次对刘少奇进行“革命大批判”的特点是：规模大、范围广，从政治上、思想上、历史上把刘少奇彻底批臭。4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300个“黑帮”陪斗。这是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批斗大会，可谓盛况空前，史无前例。
刘少奇的“罪行”，除了“镇压学生运动”、“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洋奴哲学”等过去已经揭发出来的以外，又新揭发出来一个“叛徒”的问题，主要是发生于1936年8月的薄一波等61人自首出狱的“叛徒集团”问题。
1935年9月，刘少奇和毛泽东等人一起走完长征，来到陕北。1935年11月，刘少奇授命主持中共北方局，他化名“胡服”，秘密潜入天津，开展白区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当时北方局的干部极为不足，刘少奇为了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想出一个“奇招”：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发表“反共启事”的自首手续出狱，然后再来为党工作。刘少奇把这个想法上报给当时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说：“登反共启事出狱，虽然有些不好的影响，但这样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只要搞好革命，那点影响是可以弥补的。”
张闻天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张闻天后来说：“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于是1936年8月，狱中的薄一波等党员，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在自首书上签名按手印，并发表“反共启事”。该启事写道：(薄一波等)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个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以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8）
不过，当时也有人反对刘少奇的这种做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党员中间，有刘格平和张良云两个党员，坚决拒绝发表“反共启事”，他们声称宁肯把牢底坐穿，也不发表任何叛党启事。因此刘格平和张良云一直坐牢到1944年才出狱，比薄一波等多坐了8年牢。解放后，刘格平因为当年违背了刘少奇的指示，在刘少奇当权的年代，一直未被重用。直到刘少奇倒台，刘格平这位当年反对刘少奇的人，才扶摇直上，成为山西省第一把手。
按照中共的纪律，一旦党员发表“反共启事”，那就意味着叛党，那就是叛徒。允许狱中的党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然后再回到党内工作，中共的历史上仅此一次，可见刘少奇做的这件事，是非常离经叛道的。后来，一些人把刘少奇批准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解释成因为“日军即将占领华北，为减少这批干部的牺牲。”事实上，日军占领华北是一年以后的事，刘少奇不应该事先预知一年后的事，况且刘格平等人在日军沦陷之后，也没有被枪毙，因此减少牺牲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为了减少牺牲，就可以暂时叛党的话，那么谁都可以为了避免牺牲，发表一个“反共启事”出狱，那岂不是没有了原则。这件事也反映出刘少奇的性格，认为一件事情只要有好处就可以干，不太讲原则。从这点看，刘少奇认为私有制可以发展经济，就可以放弃共产党搞公有制的原则，也不为怪。
在1936年的时候，毛泽东只负责领导红区的军队，不管白区的事务，因此毛泽东说他当时不知道刘少奇干的这件事，也是可能的。1967年3月16日，毛泽东批准中央印发《薄一波、安子文等自首叛变材料》，声称刘少奇背着毛泽东让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并把薄一波等的出狱性质重新定为“自首叛变”，这也不能说毫无道理。
不过把薄一波等人重新定为“自首叛变”，周恩来最初是反对的。尽管周恩来对这件事并无责任，但他认为这件事是张闻天当政时的党中央批准的，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责任。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不过最后周恩来还是同意毛泽东批发《薄一波等自首叛变材料》，因为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把文革的“大夺权”，转向到对刘少奇集团的“大批判”，这就让周恩来派系和林彪派系的老干部压力大为减轻，也就不再反对了。
（9）
在这一段调整过渡期，还发生了文革中首次大规模流血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1967年1月12日，青海省造反派响应夺权号召，夺了《青海日报》的权。1月23日《军委八条》发布以后，中央号召军队积极“支左”，青海省军区负责人赵永夫认为占领《青海日报》的造反派不是左派，所以宣布对《青海日报》实行军管。但占领《青海日报》的造反派拒不接受军管，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冲突。2月23日，赵永夫下令军队用武力强行占领《青海日报》，遭到造反派的抵抗后，军队开枪，打死造反派169人，伤100多人。
因为《军委八条》中有“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的条文，这对于军队来说，就是可以动武的尚方宝剑，赵永夫据此下令军队强行占领《青海日报》。当天，赵永夫电话向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汇报，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剑英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毛泽东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从毛泽东的内心来说，他对军队开枪镇压造反派，当然是反对的，但毛泽东当时却没有表态。因为前几天才发生了高官们集体“逼宫”的“大闹怀仁堂”，毛泽东不想在此时批评军方，恶化他与军方关系，所以毛泽东就没有表态。
毛泽东不表态，就被认为是支持或默许，于是赵永夫成为军队中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3月8日，叶剑英让赵永夫来北京参加“军级干部会议”，安排赵永夫在会上多次讲话，介绍“反击右派组织”和“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赵永夫一时间大出风头。
这样一来，毛泽东认为再不表态不行了，因为如果军队把这种开枪镇压正当化的话，造反派就无法生存了。于是3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提出重新审查青海事件，毛泽东批示说：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毛泽东的语气虽然轻，但态度是坚决的。林彪深知毛泽东常用这样客气的语气来表达坚决的态度，因此他马上也表态，支持重审青海事件。
其实林彪也不赞成军队对造反派动武，因为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已经表现出与老干部们和解的意思，不再对军队进行夺权了。从林彪的立场来看，既然毛泽东不再对军队夺权，那么军队也就不再干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军队抓捕毛泽东的造反派头头，甚至动武镇压造反派，这就是重新挑起军队与毛泽东的冲突，这是林彪不愿意看到的。
林彪3月20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军队不能随便抓人，查清了的确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要少抓。一般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林彪同意毛泽东重新处理青海事件，3月24日对赵永夫实行“隔离审查”处理，叶剑英和徐向前也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
青海事件发生于2月23日，而中央直到3月24日才对青海事件作出结论，这是中共高层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10）
在文革的调整过渡期，军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第一个重要事件是林彪主持发布《军委十条》。
在“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表示出与老干部们和解的意思，特别是对军队，毛泽东表示出不再在军队里搞文革的意向。这就使林彪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也想与毛泽东和解，修复一下两人在“二月逆流”中一度紧张的关系。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在地方上搞文革，他不管，只要不在军队中搞文革就行。现在毛泽东已经准备停止在军队中搞文革了，那么军队也就不该再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然而，军队的高官们却还在继续抵制毛泽东的文革，特别是1967年1月28日，旨在抵制文革的《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高官们出现一个抵制文革的高潮，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二月逆流”之后仍在进行。
因此，林彪认为有必要向军队发出一个指示，停止干预地方上搞文革，改善军队以及林彪本人与毛泽东的关系。在2月23日青海军区负责人赵永夫下令向造反派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后，林彪更感到有必要发出一个文件，限制军队抵制文革的过火行动，这就是林彪发出《军委十条》的基本背景。
1967年4月2日，林彪找黄永胜谈话，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场。据张云生回忆说：
林彪问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云生答：“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张。”
林彪问黄永胜：“你看应当怎么办？”
黄永胜答：“我看就是重申《军委八条》，贯彻《军委八条》。”
林彪说：“只靠八条解决不了问题了，现在需要有个新的东西，全军发出一份新的命令，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于是林彪口授了《军委十条》，由张云生记录整理。
《军委十条》的基本精神与《军委八条》相反，《军委八条》是鼓励军队高官抵制文革的文件，而《军委十条》是限制军队高官抵制文革的文件。《军委十条》的主要内容是：
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4月4日，毛泽东对《军委十条》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毛泽东当然很乐意看到林彪所代表的军队高官们，不再抵制他搞文革。
（11）
在文革的调整过渡期，军队方面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事件：“五一三事件。
按照林彪的意思，军队本来是不介入文革的。可是毛泽东发出让军队介入文革，让军队“支左”的号召后，军队不得已介入了文革。但军队介入文革，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去支持左派的造反派，反而去支持右派的保皇派。特别是《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大肆镇压造反派，大量抓捕造反派头头，使造反派遭受重大打击，造反的气焰也被压下去不少。
这次，与《军委八条》相反的《军委十条》发出后，军队又不介入文革了，他们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全部释放，不再管文革的事了。这样一来，造反派大为振奋，重新掀起一场造反浪潮。对于地方上的重新造反，林彪可以不管；可是军队中的造反派又重新造反，林彪就不能不管了。
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对军队造反派的再次复出，是持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漠视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里的造反派，就等于是失去了上面支持，孤立地行动，其下场显然是不容乐观的。
当时，军队文艺团体的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军队现任领导的保皇派，被称为“老三军”；另一派是反对现任领导的造反派，被称为“新三军”。当然，保皇派不会自称自己是“保皇派”，而是自称自己为“革命派”，与造反派有所区别。
1967年5月初，“老三军”准备以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为由，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会演，占领北京的文艺阵地。而“新三军”则坚决反对“老三军”的演出，声称首都的文艺舞台决不能让“保皇派”占领，他们公然声明：如果“老三军”举行演出的话，他们就要冲击会场，强行阻止演出。
“老三军”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申请演出，但萧华怕因为演出而引起双方武斗，就没有同意演出。“老三军”对此当然很不满，他们要设法取得比萧华更上级别的支持。据邱作会回忆说：
当时空政文工团在中南海有工作任务，该团的演员刘素媛(是老三军保皇派的)，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在京部队文工团想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主席对刘素媛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12）
叶群把这件事报告了林彪，经过深思熟虑的林彪，认为抓住了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的机会。这是林彪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
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
叶群马上答应约见刘素嫒等人，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保皇派’，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
毛泽东已经暂时放弃在军队里搞文革，所以对军队的事情就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当刘素嫒问毛泽东时，毛泽东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让她去跟叶群谈，自己不管。林彪看到毛泽东的态度，知道这次毛泽东让他自由处理这件事。这件事怎么处理呢。林彪反复想：“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最后他认为，毛泽东现在是要军队的，不会因要造反派而得罪军队，所以林彪开始大胆地打击军队中的造反派。
有了林彪的同意，“老三军”组织的文艺会演，如期在5月13日晚于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演出刚开始不久，军队的“新三军”造反派，以及支持他们的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乘几十辆汽车来，包围了剧场，然后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往里冲，两派发生了武斗，剧场变成了战场。
听说“老三军”和“新三军”发生了武斗，北京城里的军事机关，马上出动人员去支援“老三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李作鹏，亲自率领海军机关的人员前去支援，与造反派进行一场混战，武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中央文革小组派陈伯达，林彪派萧华来到现场制止，这场武斗才被制止下来。
吴法宪对此事回忆说：武斗被制止下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5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批评了双方武斗的行为。“老三军”对周恩来的态度十分不满。会后，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跟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就不再说话了。
（13）
这个时候，从不轻易出面干预具体事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等造反派。5月15日上午，林彪让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新三军”的人员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态度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
因为毛泽东已经不插手军队的事了，中央文革小组当然也不好反对，只好站到林彪一边。前面提到，这次军队造反派的造反，并没有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但造反派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中央高层的风云已经变了，他们以为中央文革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造反，所以就采取这次大胆的行动。当中央文革表示支持“老三军”后，造反派的“新三军”就崩溃了。
此后，林彪乘胜追击。5月23日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日，“老三军”演出队在天安门前搭起临时舞台，进行长时间的演出。这次，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演出，还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6月9日，“老三军”又更上一层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这次林彪亲自出席，并带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前来观看演出，给保皇派的“老三军”撑腰。
吴法宪回忆说：这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邱会作也回忆说：从“五一三事件”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军队机关的造反派受到严重的打击，纷纷瓦解。造反派除了少数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活动以外，公开的活动基本上不存在了。从1967年5月“五一三”开始，到1971年“九一三”，在这将近四年半的时间里，军队极大多数都是稳定的。军队的稳定，是中央军委、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等副主席的功劳。
邱会作把军队的稳定归功于林彪，显然有失偏颇。军队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是毛泽东改变了文革的战略，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暂时不在军队里搞文革了，这才是军队稳定的关键。
（14）
在文革调整期发生的另外一件重大事件，是“首都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事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但敢公开声称打倒周恩来的群众组织非常少，而“首都五一六兵团”是极少数公开反对周恩来的群众组织中，最大最著名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革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成为正式发动文革的标志。不过当时《五一六通知》是作为党的内部文件发至县团级，并没有对群众公开发表。一年之后的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突然想到公开《五一六通知》，于是《人民日报》在1967年5月17日全文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发表了社论，其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
毛泽东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主要是当作批判刘少奇的资料，给批判刘少奇升温，并没有借此批判周恩来的意思。起草这篇社论的王力也说：主席当时认为要集中开展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大批判，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质量高的大批判文章，他的意思还是集中批刘少奇。那时我的理解，主席决不是对着总理的。
谁也没想到这次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会引发出一场攻击周恩来的事件，后来又引发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后来又引发出涉及数百万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出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倾向，特别是陶铸公开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之外，谁都可以怀疑。”于是怀疑周恩来的红卫兵，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这并非是有人煽动，完全是自发的结果。毛泽东虽说有打倒周恩来的计划，但绝不能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随便抛出这个炸弹，因此这次“五一六兵团”的“炮打周恩来”事件，与毛泽东并无直接关系。
怀疑周恩来的代表人物，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的父亲张世军是林业部副部长，他也算是典型的高干子弟。张建旗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恩来司令部。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执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灭火器的作用。周恩来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张建旗还说：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引起很多人的猜想，这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因为那时《人民日报》是文革运动的风向标，每当《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人们就会纷纷猜测，下一次是要打倒谁了。
特别是这次《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是第一次，以后必然要进行多次。”这就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次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还要来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针对刘少奇的，那么新的文化大革命是针对谁的呢？不少人自然就联想到了周恩来，误以为这次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就是吹响打倒周恩来的号角。
（15）
因此，怀疑周恩来的人，认为打倒周恩来的时机到了，纷纷成立起反对周恩来的组织。这些组织都自称是“五一六红卫兵团”，意思是打倒周恩来，保卫毛泽东的兵团。比如北京农业大学的“农大五一六兵团”，北京钢铁学院的“钢院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北外五一六兵团”等，其中，以张建旗为首的“钢院五一六兵团”最为著名，张建旗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
此后，各种“五一六兵团”的活动频繁起来，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比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此后，“五一六”成为反对周恩来的代名词。
6月14日，这些“五一六兵团”组成一个联合体，号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6月30日，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作出的决议说：代表大会一致认为，《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的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五一六兵团”发起对周恩来的攻击之后，同时也出现一批支持和保卫周恩来的红卫兵组织。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支持周恩来红卫兵组织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支持周恩来的红卫兵组织“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特地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一些红卫兵组织还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目前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表态。
随着“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多的攻击，社会上也出现一股强烈的保卫周恩来的势力，甚至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也成为保卫周恩来的一员。
（16）
5月27日，王海容和毛泽东的翻译唐闻生，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我们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5月29日，毛泽东在王海容、唐闻生的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我们前面说过，毛泽东虽然准备打倒周恩来，但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不能提前发起打倒周恩来的战役。当前“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的攻击，反而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所以毛泽东不同意“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过，毛泽东对“五一六兵团”采取的措施，也是很轻微的，只不过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
在毛泽东表态之后，中央文革立即表态支持周恩来。陈伯达说：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中央文革表态之后，“五一六兵团”的活动一度有所收敛，但在7月20日的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又立即活跃起来。“五一六兵团”以后的事情在“七二零”事件之后再述。
在文革调整期，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是所谓“伍豪脱党启事”。
5月18日，江青将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交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江西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日，周恩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周恩来在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批示道：“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封“黑材料”的态度是暧昧的，只是把周恩来的信转给文革小组的成员看，并没有做任何评论，只是说“存”。这个“存”字，就等于给周恩来塞进一枚定时炸弹，虽然现在没有爆炸，但将来随时可能爆炸。八年后的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关于他“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颤抖着的右手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17）
到1967年7月，毛泽东认为时机差不多成熟了，准备发起针对周恩来的重点突破夺权战役。在发起这场战役之前，毛泽东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离开北京。因为继续待在北京，不定会遇到什么不测之事，所以远离北京是最稳妥的方案。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毛泽东也一直是在外地坐镇，直到刘少奇已经成为瓮中之鳖时，毛泽东才回到北京，给刘少奇最后的一击。
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林彪、周恩来、杨成武等人和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他的文革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文革计划是：第一年1966年开张，第二年1967年看眉目，第三年1968年收尾。在1967年初，毛泽东原来说文革要在1967年2月到4月“看眉目”，可是1967年2月遇到了“二月逆流”，这个文革的眉目没有看出来。因此，毛泽东把“看眉目”的时期，推迟到1967年下半年，也就是要在1967年下半年发起决战。
毛泽东在会上，又提出他要到武汉去看看，并准备在武汉畅游长江。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然后借畅游长江的东风，一举打倒了刘少奇。这次毛泽东又想畅游长江，或许也是想借畅游长江的东风，一举打倒周恩来。当然，毛泽东去武汉，更重要的不是畅游长江，而是准备亲自去当地解决棘手的武汉两派武斗问题。
参会者一听毛泽东要去武汉，都一致反对。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但毛泽东却说：“都说乱，到底乱到什么程度？我要自己实地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嘛。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参会的人见毛泽东这么坚持，只好同意他去。
这时，周恩来立即表示，他先去一趟武汉，给毛泽东探探武汉的安全情况，并给毛泽东安排住处。参会的人听周恩来这么说，都纷纷说好，毛泽东也不便反对周恩来的这个好意，就让周恩来先去武汉“安排住处”。
以前毛泽东外出，从来不需要周恩来给他“安排住处”。不过这次情况不同，天下大乱，所以周恩来自告奋勇先去武汉给毛泽东“安排住处”，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还让人感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片忠心。不过，周恩来先去武汉，除了给毛泽东安排住处之外，他要想看看武汉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毛泽东提出要离开北京去外地，并声称文革要在1967年下半年“看眉目”，所以周恩来预感到毛泽东这次去武汉，不是单单去游泳，而是很可能要在武汉搞起一个大动作。因此，周恩来要先去武汉看看情况，以防毛泽东在武汉搞起大动作的时候，他能够根据武汉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
7月13日当天晚上，周恩来就乘专机来到武汉，安排毛泽东下榻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梅岭一号是毛泽东的老住处了，他先后29次下榻于此，是毛泽东除北京中南海之外，居住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地方。
（18）
周恩来查看了东湖宾馆，做了三项保安措施：第一、撤换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时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为两派，一派是保皇派，另一派是造反派。周恩来把负责毛泽东梅岭一号的服务员都换成造反派的工作人员；
第二、没有让武汉军区部队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第三、不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去机场迎接毛泽东，而是让陈再道也临时入住东湖宾馆，在宾馆等候毛泽东。
据当时同去武汉的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周恩来的三项措施)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王力没有说明为什么周恩来的三项措施“很不妥当”，但从事后来看，这三项措施是诱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因素之一，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解决武汉两派武斗的问题呢？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武汉两派的情况。
当时武汉和全国各地一样，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分成造反和保皇两大派。武汉的保皇派是号称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他们反对打倒湖北省委，拥护武汉军区，因此这个组织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而且武汉军区的很多干部和战士，都直接加入了“百万雄师”这个组织，所以也可以说它是武汉军区支持下的一个群众组织。
与“百万雄师”相对立的造反派，是称为“三钢”的工人造反组织，以及称为“三新”的学生造反组织。“三钢”和“三新”尽管人数上比“百万雄师”少，但他们的立场非常激进，主张全面夺权，不仅要夺湖北省委的权，还要夺武汉军区的权，要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在1967年1月底发布《军委八条》后，武汉军区对执行《军委八条》很坚决，对造反派下手很快，解散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一大批造反派的头头。
到1967年4月《军委十条》颁布后，特别强调“不准随便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这样武汉军区只得把抓捕的造反派头头都释放了，于是造反派大为振奋，重新组织起来，对保皇派来一个大反攻。因为很多造反派头头都被武汉军区抓捕过，所以他们非常痛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街上到处写有“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军委十条》出笼后，军队不便直接干涉造反派了，于是军队高官们就发动保皇派群众组织来对抗造反派。这样一来，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越来越升级，从1967年6月开始，武汉的两派演变为大规模武斗。仅仅在1967年6月间，两派武斗就打死数十人。为此，中央文革紧急致电武汉军区，说：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的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
中央文革的精神，当然是支持武汉的造反派，他们认为武斗的责任，是保皇派“百万雄师”挑起的，要求武汉军区制止“百万雄师”武斗。其实，武斗并非保皇派“百万雄师”单方面的责任，中央文革把武斗的责任强加于“百万雄师”，必然引起“百万雄师”极度不满，这是后来引发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19）
另外，“百万雄师”本来就是武汉军区授意的群众组织，他们当然不会制止自己的组织。陈伯达给陈再道打电话，要求他设法制止武汉的武斗，陈再道反问说：“陈伯达呀，你在北京不是也没有制止住武斗吗？”
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的电报，不但没有制止武斗，反而像火上浇油，武斗愈发激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准备亲赴武汉，制止那里的武斗。毛泽东认为，以他的威望亲自“御驾亲征”，武汉的武斗立即可以平息下去。
毛泽东的专列于7月14日凌晨离开北京前往武汉，路上他同杨成武等谈话，讲了他对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军委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军委十条》。《军委十条》后，受压的组织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
这里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立场：第一、军队介入文革后，因为“情况不熟悉”，犯了错误。毛泽东所谓的“错误”，就是军队支持保皇派；第二、《军委八条》后，军队抓了很多人，取缔了很多造反派组织，压制了造反派；第三，《军委十条》后，被压制的造反派又恢复起来，来了个“反复”。毛泽东称赞这种“反复”好，希望看到造反派压倒保皇派。
毛泽东要平息的武斗，而平息无非三种方法：第一、保皇派打垮造反派。就像军队中的保皇派“老三军”，打垮了造反派“新三军”，于是军队中的武斗就平息了；第二、造反派打垮保皇派。就像上海的一月夺权，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样武斗也就平息了；第三、彻底取缔所有群众组织，一切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之下，这样武斗当然就平息了。
毛泽东最希望看到是造反派打垮保皇派，不能用第一种办法平息武斗，让文革完全失去意义。因此，毛泽东平息武斗的基本精神，就是怎样让造反派打垮保皇派。毛泽东在武汉的所作所为，都要围绕着怎样让“造反派打垮保皇派”这个基本点来理解。
然而，群众组织并不在党的领导下，要想让群众组织听从自己的号令，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于这个难题，毛泽东也是有思想准备的。早在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会见了原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毛泽东请李宗仁坐，李宗仁不肯，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上首？
毛泽东说：你年长，你应该坐上首。
两人坐下后，毛泽东指着天安门城楼下的红卫兵说：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看来这把火还要烧一个时期，但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群众是真的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就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李宗仁觉得毛泽东还是很清醒的。的确，对于群众组织来说，毛泽东过去的那一套党领导的办法，已经不适用了。因此，毛泽东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就是发明一套新办法。如果毛泽东能处理好群众组织的领导问题，那么文革就基本成功了；相反，毛泽东如果找不到这个领导问题，那么文革就很危险了。这次毛泽东亲临武汉，亲自处理群众组织的问题，这是毛泽东自己对自己的一次新的挑战。
（20）
发生于1967年7月20日的“七二零”武汉事件，相当具有戏剧性，因此广为人们关注。但关于“七二零”事件的始末，有相当多的版本，许多重大情节的描述出入很大，所以必须做一些细致的分析。
关于“七二零”事件的资料，首先是亲身参与“七二零”事件者的回忆，比如陈再道、王力、杨成武、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对此事有回忆。其中陈再道和王力两个人，是“七二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但他们两人的回忆，出入相差较大，需要认真分析。此外还有文革当时的揭发批判材料，参与“七二零”造反派的回忆等，也是重要的参考材料。
首先梳理一下“七二零”事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份和立场，第一个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陈再道的资格相当老，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起义，进入红四方面军的序列，成为红四方面军骨干将领之一。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张国焘，主要将领是徐向前，陈再道是徐向前的部下。1935年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作战，结果全军覆没。幸运的是，陈再道的部队没有加入西征作战，免遭灭顶之灾。
1938年张国焘离开延安出走之后，红四方面军残部的将领们受到肃整，不过也有一批红四方面军投到毛泽东门下，重新受到重用，比较著名是许世友和陈再道。在抗战中，陈再道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独立旅旅长、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中，陈再道成为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的主将之一；建国后，授上将军衔，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在军队中，非常讲究来自哪支部队的“出身”，根据出身分出不少“山头”。这种观念也很好理解，就如我们遇到与自己同一个中学、同一所大学毕业的人，就会格外亲切一样。
从历史上看，陈再道与徐向前和邓小平有很深的历史关系，而与林彪并无关联，所以陈再道不是林彪派系的人马。文革前，陈再道在“大比武”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是站在林彪一边，而是支持罗瑞卿，因此林彪是不喜欢陈再道的。同样，陈再道与周恩来也没有历史联系，也不是周恩来派系的人。
那么陈再道为什么能担当武汉军区司令员这么重要的职位呢？理由是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对军队中林彪的势力过大，也是所有防范的。毛泽东特别重用一些许世友、陈再道这样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以平衡林彪的势力。陈再道不是周恩来派系的人，不是林彪派系的人，而是毛泽东派系的人，理清这个概念，对理解武汉“七二零”事件来说，是很重要的。
（21）
有人也许奇怪：既然陈再道是毛泽东派系的人，他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呢？发生于文革之后的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陈再道反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原因：
文革后的陈再道复出，1978年，陈再道下令拆掉一所幼儿园，花费几十万元外汇，给自己建造一座全部现代化的楼房。为此，诗人叶文福写了篇轰动一时的叙事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诗中写道：
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
我说什么？我怎么说？你是受人尊敬的前辈，我是后之来者。
……
牛金星的悲剧，决不会重演，因为人民决不会沉默！
但愿我的诗句，也化作万钧雷霆，挟带着雄风，冲进你的耳朵，冲进你的心窝。
在这新长征的路上，且听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道大喝一声：“将军，你不能这样做！”
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1978年在《诗刊》上发表之后，一些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一时间的街谈巷议。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反腐倡廉的概念，叶文福的这首诗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见，在战争年代，陈再道跟随毛泽东浴血奋战，为的并非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当新中国建国后，陈再道这样的人认为胜利了，大家就应该分享胜利果实，应该各自建设自己的安乐窝了。可是鉴于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他们想盖楼而不敢盖，一旦毛泽东去世，没人敢约束这些老军头了，他们马上把“艰苦奋斗”丢在一边。
毛泽东搞文革，不仅不让他们盖楼，又进一步约束他们，给他们降工资，削减他们的各种特权，所以陈再道这些人就对毛泽东不满了。陈再道这样的人，不是对毛泽东本人不满，而是对文革这种“反修防修”的运动不满。陈再道与毛泽东的分歧，是一种无法调和的思想深处的分歧。在这种思想分歧的促使下，陈再道抵制毛泽东的文革，也就不以为奇了。
“七二零”事件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王力。王力也是老干部，不过与陈再道的行伍经历不一道。王力1939年入党，先是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做文秘工作。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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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成为陈伯达手下的一员文将。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此后，王力又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1964年起，毛泽东让王力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
1966年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陈伯达是组长，王力是组员。在文革中，王力多次为毛泽东主笔写大块头理论文章，红极一时。
王力这次为什么到武汉来，参与了“七二零”事件呢？据陈再道回忆说：本来，总理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而王力的回忆，则与陈再道的说法大相径庭。王力说：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因为主席分配我的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
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要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来武汉，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主席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一查，果然过去主要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
当天是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一起跟着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看出来了。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都贴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应变处理了这个问题。之所以这里大段列出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是因为搞清王力去武汉的原因，对于破解“七二零”事件之谜，是第一个重要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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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七二零”事件的概况是：武汉的群众组织分为保皇派“百万雄师”和造反派“三钢三新”。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公开支持“三钢三新”。此偏向性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他们冲入东湖宾馆将王力抓走。抓王力的举动同时也惊动了同住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他误为陈再道起兵造反，急忙乘飞机离开了武汉。
探讨武汉“七二零”事件，若把主要精力放在王力怎样被抓，毛泽东怎样仓惶离开武汉等戏剧性的情节，就忽视了这个事件内在的政治斗争。前面大篇幅摘录事件中两个当事人的不同说法，特别是王力的专版反驳陈再道的文章，认为王力是实话实说，就有些想当然了。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七二零”事件，就会发现，陈再道的说法倒是比较接近真相，而王力的说法反而漏洞不少。我们不能被王力的说法误导，从而对“七二零”事件得出错误的解释。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王力的说法进行一些澄清。
王力写的《王力反思录》，是研究文革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不少王力的回忆。王力在谈到别人的事的时候，是比较客观的，可信性较高；可是谈到他自己的事的时候，可信性就比较差了，他总想设法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所以王力这本回忆录中，关于他自己的内容，一定要小心求证。陈再道的回忆，在谈到他自己的事情时，也有撇清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的倾向，照样需要小心求证。
研究“七二零”事件第一个需要搞清的问题是：王力为什么会去武汉？搞清王力去武汉的目的，对理解“七二零”事件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把事情理顺一下。六月下旬，云南、四川、贵州，这些地方因为两派武斗得很厉害，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去解决那里的武斗问题。毛泽东为什么派谢富治去云南呢？这点王力的回忆录中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谢富治当过云南省第一书记，云南的部队也是谢富治昔日指挥的部下，谢富治在云南有余威。加上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身份，他走到哪里，都可以代表“中央文革”出现。两种关系叠加，容易解决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派王力和谢富治一起呢？这点王力的回忆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我们推测，毛泽东是看谢富治和王力在云南办完事后，又按计划来到成都。7月13日晚，周恩来打电话给成都的谢富治，要他到武汉去接受紧急任务。周恩来为什么突然叫谢富治呢？这点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是一致的，都说让谢富治去武汉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因为谢富治是公安部长。既然毛泽东的安全交给了公安部长，那么一介书生的王力，是没有必要同去武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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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陈再道回忆说：本来，总理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
按照陈再道的说法，周恩来本来没有让王力去武汉，而王力跟在北京的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打了电话之后，硬要和谢富治一起去武汉。
而王力在回忆录中，却是另外一种说法：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要王力一起去，总理同意了。
王力没有直接说周恩来是否让他去武汉，但根据前后文来推测，应该是周恩来本没有这个打算，所以才有谢富治让王力去武汉的提议。如果最初周恩来明确王力和谢富治一起去，谢富治就没有必要再向周恩来提议了。王力在这里想撇清自己，做了一些说明，结果是越描越黑，反而露出了马脚。
毛泽东去武汉是绝密行动，谢富治必须为毛泽东保密。谢富治带王力去武汉，已经是多余了，他再提出“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这些红卫兵去了武汉，岂不是要给毛泽东的行动泄密吗？从常理来说，谢富治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他带一批红卫兵去，不但无助于保卫毛泽东，反而成为保卫毛泽东的累赘，所以谢富治不太可能主动提出带王力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
退一步说，即使是谢富治真的向周恩来提出带王力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他总得说出一个合理的原因吧？王力却丝毫不提谢富治为什么要带他和红卫兵一起去武汉，这就是在忽悠人了。因此，王力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真实的。谢富治早在1972年去世，所以王力可以把责任推到死人身上，死无对证。
陈再道说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王力也承认他跟关锋打过电话，王力说：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王力这里的解释，有很多逻辑错误。第一个错误：按照王力的说法，既然谢富治已经向周恩来提出王力一起去武汉，周恩来也同意了。按照常理，王力就应该执行命令，不应该又提出什么“不想去”，难道谢富治和周恩来做出的命令，王力还可以讨价还价吗？
更为离奇的是，如果王力真的不想去武汉，他要请示的人，应该是自己的上级，陈伯达或者周恩来，而不是关锋。因为关锋的地位，比王力还要低一些，王力打电话问关锋：“我能不能不去？”就等于是他向自己的下级请示：“我能不能不去？”这不是可笑的事吗？因此，王力说的他与关锋打电话的内容，完全不符合逻辑，应该是谎言。
王力承认他与关锋打过电话，又用谎言来搪塞他们电话里说的内容，所以陈再道说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可以说是有道理的，所谓“话糙理不糙”。那么王力和关锋打电话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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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后面事情的发展，陈再道说：但王力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王力的说法则与陈再道相反，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
陈再道说，周恩来对王力等人有一个指示，就是他们到了武汉之后，不得公开露面。王力没有直接提到周恩来的这个指示，但他说“当天谢富治闯了祸”，这就是间接地承认周恩来有这么一个指示，谢富治违反了周恩来的指示，所以才“闯祸”。这里王力又把责任推到谢富治身上，说谢富治“非要”上街看大字报。
但王力的这个说法还是破绽百出，因为王力来武汉之前，他们谁都知道周恩来的指示，不得公开露面。出去看大字报这件事，完全是违反周恩来不得公开露面的指示。就算谢富治是“非要”违反周恩来的指示，非要去看大字报，那么王力完全可以不跟谢富治去看大字报，可以让谢富治一个人去看大字报，自己留在宾馆不露面。为什么谢富治“非要”违反周恩来的指示，王力也“非要”跟着违反呢？
再者，即使是出去看大字报，完全可以稍微化妆一下，戴个墨镜什么的，人们就认不出来了。本来谢富治和王力都是知名度较低的人，那时又没有电视，报纸上也极少登谢富治和王力的照片，即使是他们不化妆，武汉的人能把他们认出来的可能性也极低。前面我们提到蒯大富的回忆，蒯大富说谢富治和他坐在面对面，他也不知道面前这位就是谢副总理，是谢富治自我介绍了，蒯大富才知道。还有，那时看大字报是人山人海，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大字报上，谁会注意到人海中有王力这个几个人呢？
因此，王力说他们的“被人发现”，应该是谎言，而陈再道说王力他们“有意公开身份”，应该是正确的。
王力又说：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
王力等人“被发现”之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他们，木已成舟。周恩来不让王力露面也不行了，所以周恩来被迫“临机应变”，允许王力等人公开露面。
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都没敢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他们都不敢把责任往毛泽东身上推。陈再道说周恩来不让王力去武汉，王力“硬要去”，王力哪有胆量和资本跟周恩来叫板，“硬要去”呢？其实这也是陈再道暗示，是毛泽东让王力去的，所以周恩来不好反对。
接下来，王力等人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向群众公开自己的身份，也应该是毛泽东的指示，否则王力应该没有胆量随便违反周恩来的指示。但王力也不敢说，这是毛泽东让他违反周恩来的指示，于是就涂乱搪塞，说什么“谢富治硬要去”、“他们被发现了”，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