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王力关于“七二零”事件的回忆，存在不少漏洞，但也能理解，他不是故意撒谎。因为“七二零”事件由毛泽东牵线，王力不能暴露自己的行动来自毛泽东的指挥，不敢扯上毛泽东的责任，就只好用撒谎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根据陈再道和王力的回忆，透露出武汉“七二零”事件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第一场攻防战集中在王力身上：周恩来不让王力去武汉，毛泽东让王力去武汉；周恩来不让王力公开身份，毛泽东让王力公开身份。周恩来和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攻防战呢？这起因于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策略。
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思路，基本上是上海模式。上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总司”被上海市委打成非法组织，而保皇派群众组织“赤卫队”受到上海市委的支持。这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公开发表支持“工总司”的声明，这一下子大大鼓舞了“工总司”，大大打击了“赤卫队”，形势立即发生逆转，“工总司”很快壮大起来，打垮了“赤卫队”，之后又进一步打垮了“赤卫队”的后台上海市委。
上海模式的第一条经验，就是首先取得群众组织之间斗争的胜利，造反派群众组织要打垮保皇派群众组织，这是彻底打垮上海市委的保证。如果上海的“工总司”没有彻底打垮“赤卫队”，那么彻底打垮上海市委也就不可能实现。
而上海“工总司”为什么能打垮“赤卫队”呢？这里中央文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支持“工总司”，等于认定“工总司”是中央的钦定组织，大大提高了“工总司”的身价和声望，使“工总司”迅速壮大起来，这是“工总司”打垮了“赤卫队”的重要因素。
现在，武汉的情况也与上海类似，保皇派“百万雄师”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而造反派“三钢三新”受到武汉军区的压制。因此，毛泽东希望王力像张春桥那样，在武汉代表中央文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的声明，给“三钢三新”一个中央钦定组织的地位，大大提高“三钢三新”的身价和声望，使“三钢三新”迅速壮大起来，从而打垮保皇派“百万雄师”，最终打垮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
周恩来也意识到毛泽东试图用上海模式来解决武汉问题。因此周恩来要做的事，第一个就是阻止中央文革光环的王力去武汉，但毛泽东指示王力去，周恩来阻止不了。于是周恩来就以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为由，给王力一个限制，不许他公开露面，这样王力就不能公开出来支持造反派了。这时王力跟关锋打了电话，在北京的关锋向王力透露了毛泽东的意思，让王力公开露面，公开支持造反派，这应该就是王力和关锋打电话“密谋”内容了。王力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才敢违反周恩来的指示，向群众公开自己的身份。
7月18日，王力按照上海模式，在武汉向群众公开发表讲话，声称他和中央文革是支持“三钢三新”的，并称“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然而，上海经验在武汉却没有成功，王力的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引发了“七二零”事件。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继续介绍。
（27）
武汉问题该如何解决，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毛泽东要撇开党组织，依靠群众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而周恩来的打算，则是依靠党组织，依靠党领导下的军队来解决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个分歧，早在1966年11月的上海“安亭事件”中，就凸显出来了。在“安亭事件”发生后，党中央派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去上海解决问题。
张春桥出发上海之前，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给张春桥一系列的指示，其核心是“依靠党组织”解决问题。然而张春桥意识到，这个“党中央”做出的指示，与毛泽东的想法并不相同。张春桥揣摩出，毛泽东的想法，是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于是张春桥到上海后，擅自违背“党中央指示”，不但没有依靠党组织，反而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来解决问题。这次张春桥成功了，他完全撇开上海市委，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依靠造反派解决了问题，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有人也许奇怪，毛泽东为什么不直接给张春桥指示，而要张春桥去揣摩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在党中央会议上，作出“撇开党组织”的指示。因为党中央是党组织的最高代表，“撇开党组织”解决问题，就是不要党中央了。因此毛泽东无法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作出不要党中央的指示，所以就只能靠张春桥自己去揣摩毛泽东的想法了。
实际上，“毛主席”和“党中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毛泽东离开了党组织，他还是“毛主席”；而“党中央”离开了党组织，就什么也不是了。所以毛泽东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而“党中央”必须拥有下层的党组织。如果下层的党组织都被踢开了，那么“党中央”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也就没必要存在了。换句话说，也可以把文革理解为“毛主席”与“党中央”之间的斗争。
以周恩来的智慧，当然看破了毛泽东试图撇开党组织，依靠造反派群众来解决武汉问题，试图把武汉变成第二个上海。对于毛泽东发起的攻势，周恩来的对抗措施，第一个是试图阻止文革小组的人与造反派接触，所以周恩来下命令，让谢富治、王力等人不要露面。但毛泽东下了一个相反的命令，让谢富治、王力等上街去看看大字报，听听群众的意见。王力在回忆录中不敢直接点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只好胡乱把责任推到已去世的谢富治身上，说谢富治“非要”上街去看大字报。倒是原空军司令吴法宪，直接把毛泽东说了出来。
吴法宪说：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毛泽东就要他们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下情况，听听群众的意见。谢富治、王力一上街就现形了。7月15日，造反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来欢迎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武汉解决问题。
（28）
当时的红卫兵报纸，详细报道了7月14日谢富治、王力等人是怎样被“认出来”的。该报道写道：7月14日，谢副总理、王力和其它同志不顾旅途疲劳，于晚上十点钟，来到被“百万雄师”多次围攻的武昌中心区红色根据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
这里说明一下当时武汉地区的武斗形势。在武汉三镇的武昌、汉阳和汉口，武昌地区是几个主要大学的所在地，由造反派控制，被造反派自称为“解放区”；汉阳地区的造反派全部被赶走，由清一色的保皇派“百万雄师”控制，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汉口地区“百万雄师”的势力比较大，但造反派也有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水利电力学院等几个“红色据点”，被造反派称为“游击区”。
谢富治、王力等人首先来到造反派的据点湖北大学，这本身就是表示对造反派的一种无形的声援。下面我们继续引用当年红卫兵报纸的报道：
守卫湖大校门的革命小将樊斌，看见一行十多个陌生人来到学校，立即热情地迎接他们。这时，王力同志拍着樊斌头上戴着的钢盔问：“你们为什么戴这个守门哪？”
樊斌回答说：“我们完全是为了自卫。”
王力同志又指着小将手中的武器，笑着问：“你们要这个干什么呢？”
另一个革命小将插进来说：“自卫，我们这样搞是被逼出来的。‘百匪’打我们，想用武力征服造反派。”
谢副总理听后，问：“你们为什么叫它‘百匪’？”
湖大的革命小将说：“‘百匪’是群众给它取的名字，他们杀人、放火、放毒、无恶不作，群众恨死它啦！他们比土匪还坏，硬是够得上喊‘百匪’。”
接着，王力同志指着湖大校门旁几处大的断壁缺口问：“这是怎么搞的？”
革命小将气愤地说：“6月30日，陈大麻子纵使‘百匪’围攻我校，大刀砍、长矛戳，机枪扫，连装甲车都使上了。这墙，就是‘百匪’的装甲车冲垮的。”
这时校门口围满了人，把这一行十余人团团围住，向他们讲述在陈再道之流的操纵和扶植下，“百匪”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情况。
守门的革命小将樊斌，一直注视着那高大的身影，亲切微笑的面孔，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猛然，他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十月，他和战友们一起到首都北京进行革命串连，在北京政协礼堂，中央文革的王力、戚本禹等同志接见全国造反派代表会议的代表，他见到过这位同志。想到这里，樊斌忍不住激动地高声喊道：“啊！他是王力同志！王力同志来了！”
又有一位革命小将，这时发现那位神采焕发年纪稍长的同志，大声喊道：“呵呀！谢富治副总理也来了！”
顿时，人群欢腾，掌声雷动，那股高兴喜悦的劲儿，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这一夜，真是一个不眠之夜。湖大的革命小将们精神抖擞，通宵苦战，写大字报，印传单，张贴标语，要把毛主席派来亲人的喜讯，告诉给战友们。
（29）
从当年红卫兵报纸报道的情况来看，王力等人并没有遵守周恩来“不露面”的指示悄悄地看大字报，而是大张旗鼓地主动与造反派攀谈，故意让人把他们认出来的。然而，王力等人7月14日的这次露面，又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武斗。
7月15日，受到极大鼓舞的造反派“三钢三新”，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扛着“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巨幅标语，大喇叭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高亢激昂的歌曲，在武汉举行盛大游行。而保守派的“百万雄师”则大为恼怒，因为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居然不告诉他们，单单与“三钢三新”见面，这显然是在压制他们。于是“百万雄师”出动大批人员，向“三钢三新”的游行队伍大打出手，暴发大规模武斗，致使一人死亡，多人重伤，轻伤不计其数。
当晚，谢富治、王力等人又来到造反派“三钢三新”的另一个据点华中工学院“看大字报”，与学生群众谈话，完全不理睬保皇派“百万雄师”，这样的做法更加激怒了“百万雄师”。
这天谢富治和王力俨然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发表讲话，谢富治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临行的时候，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到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林副主席的身体也非常健康。
众人立即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谢富治继续说：同志们，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关心所有的革命小将，最信任革命小将。这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叫我们来的，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你们要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要先当小学生，小学生还没有当，所以，我们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只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的问好，对你们的关怀，带给你们了。
众人又爆发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
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在华中工学院讲话之后，仍然不理睬“百万雄师”，又来到武汉钢铁公司，这是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三钢”的基地。王力发表讲话：我们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军委文革的同志，向武汉地区、湖北地区的革命造反派问好！并请你们转告全体同志，毛主席、林副主席很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希望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顺利前进。
从7月14日到16日，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连续访问了多个“三钢三新”的据点，直到7月16日晚，谢富治和王力等人才到“百万雄师”设于3506厂(军工厂)的联络总站。
（30）
“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等人的迟迟来访，反应十分冷淡。“百万雄师”的俞文斌回忆说：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代表团反映情况的，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
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我们回去，我们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召集两派组织谈谈，由中央派人监督，两派一起回去”。
王力不耐烦地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百万雄师负责人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个群众组织都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我们！”
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一、立即停止武斗；二、停止煽动性的宣传；三、撤除所有的工事……”
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但谢富治不说话。王力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的观点来。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
由此可见，武汉“七二零”事件，与王力等人明显偏向性的讲话和指示有关。某种意义上，“七二零”事件可以说是王力等人煽动起来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谢富治和王力虽然自称“中央代表团”，但他们这个“中央代表团”，却未经中央的批准，是“自封”的。
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前的7月13日，召开了林彪、周恩来等人参加的常委会议，这次会上只是作出派谢富治到武汉去保卫毛泽东安全的决定，并没有人让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去解决武汉问题。
对此，王力在回忆录也明白地说：7月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等人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7月13日中央会议的精神。总理说：“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
至于王力到武汉来的任务，王力也明确地说：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
既然在中央会议上，并没有向武汉派出“中央代表团”，也没有让谢富治和王力去解决武汉问题，那么为什么谢富治和王力等人自封“中央代表团”，到处演讲，发表指示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分析。
（31）
毛泽东7月14日晚乘专列来到武汉，入住中共湖北省委招待所，也就是东湖宾馆。东湖宾馆有几个主要建筑群：梅岭一号、梅岭二号、百花一号、百花二号、南山甲所、南山乙所。毛泽东住梅岭一号，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卫士住梅岭二号，周恩来住百花一号，谢富治、王力以及与他们同来的几名红卫兵住百花二号。另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也入住东湖宾馆，住在南山乙所。从东湖宾馆布局图上可以看出，王力住的百花二号与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相距1公里，到百花二号抓王力，并不影响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这次到武汉是绝密行动，只有陈再道等少数军区领导知道。毛泽东在入住东湖宾馆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15日，找谢富治和王力谈话。据王力回忆说：第二天一大早，主席找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没叫总理。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便叫总理、杨成武等人也来一起听。然后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王力这段回忆是“话里有话”，一些话他不便直说，只好用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说毛泽东一早单独与谢富治和他谈话，没叫周恩来，直到后来才叫周恩来过来。王力说“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这句话十分蹊跷。周恩来在14日晚上亲自去车站接毛泽东到宾馆，到15日早上，毛泽东就忘记了周恩来也在武汉，这是不太可能的事。王力说这些话，大概是想给毛泽东不叫周恩来过来这件事，找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编得太牵强了。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过来之后，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那么毛泽东准备怎么解决武汉问题呢？这天早上毛泽东与谢富治和王力的单独谈话，应该是向他们“交底”，告诉他们毛泽东解决武汉的策略。尽管王力没有透露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毛泽东应该是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撇开武汉党委和武汉军区，依靠群众组织解决问题。毛泽东给谢富治和王力的任务是“点火”，在造反派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明确中央文革的立场：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反对保皇派“百万雄师”。进而发动“三钢三新”大胆起来造反，打垮“百万雄师”。
其实早在6月26日，中央文革就给武汉军区发电报，明确了中央文革支持“三钢三新”和反对“百万雄师”的态度。但发给武汉军区的电报，被军区扣了下来，并没有传达到群众中去，所以“三钢三新”等造反派，还不知道中央文革的态度。这次谢富治和王力当众表明中央文革的态度和立场，就可以使造反派倍受鼓舞，而使保皇派感到胆寒。
（32）
毛泽东之所以要“坐镇”武汉，是因为如果毛泽东本人不来，只派谢富治和王力来武汉，那么陈再道肯定不把谢富治和王力放在眼里。陈再道在武汉是霸主，很容易控制谢富治王力的行动，使他们无法与造反派接触，武汉这把“火”根本无法点起来。因此，只有毛泽东亲自到武汉坐镇，陈再道才不敢干涉谢富治和王力的行动，他们才能顺利地“点火”。
事实上，从7月15日到7月19日，谢富治和王力每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各处会见造反派，煽风点火，他们两人的点火任务还是完成得不错的。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策略本来是不错的，如果在其他地方，保皇派就会被来自中央的“钦差大臣”吓住，不敢再反抗了，于是保皇派自行瓦解，造反派全面胜利。一旦造反派全面胜利，一统天下，不仅武斗的问题自然解决，夺权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这样毛泽东的计划就成功了。可是湖北的民风极为强悍，胆大妄为的保皇派居然敢抓来自中央的“钦差大臣”，这是毛泽东没想到的。
王力回忆说：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王力的话说得很艺术的。本来周恩来给王力的任务是“保卫毛泽东”，而王力请示说“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这样周恩来也不好反对，只得同意了。王力所谓的“具体工作”，就是出去接见造反派和煽风点火。
毛泽东7月14日到武汉坐镇解决武汉问题，但他一没有召见湖北省委的人，二没有召见武汉军区的人，只是派谢富治和王力出去煽风点火，试图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直到7月18日，毛泽东才见了陈再道等人，但毛泽东也没有对他们做出强硬和明确的指示，因为毛泽东本来就没有想通过武汉军区来解决问题。
周恩来原本是不想直接参与武汉问题的，因为毛泽东已经表示他要亲自解决武汉问题。周恩来在毛泽东7月14日晚到达武汉之后，7月15日就准备返回北京，因为北京还有很多事等着他处理呢。可是毛泽东却要周恩来留下，“协助”他处理武汉问题。于是周恩来就多留下几天，处理武汉问题。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15日要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主席提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吴法宪也回忆说：在东湖宾馆里，毛泽东、周恩来于7月15日到17日上午连续开会，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指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把被抓的造反派头头放出来。毛泽东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33）
王力和吴法宪的回忆，都说毛泽东要周恩来在武汉多住几天，要周恩来出面解决武汉军区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让周恩来留下来处理武汉军区的问题？很可能是毛泽东想给周恩来一个难啃的骨头，让周恩来啃不动束手无策，这时候毛泽东再出来收拾残局。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感到周恩来不行，还是毛泽东行，使周恩来的威信下降。
毛泽东这个想法的最大证据，就是毛泽东不让陈再道参加讨论武汉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15日到17日，连续三个上午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讨论武汉问题，可是却没有叫陈再道来参会。按理说，陈再道是武汉问题的当事人，应该叫他来开会，况且陈再道也住在同一个东湖宾馆，很容易叫来的，但毛泽东偏偏不叫。
毛泽东不叫陈再道来开会的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毛泽东不准备通过党组织解决武汉问题；第二个是给周恩来出一个难题。
据王力回忆说：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这样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
毛泽东在会上已经同意周恩来的部署，但毛泽东却不让陈再道知道他是什么态度，这样周恩来去处理陈再道等人，势必会遇到强烈的抵制。
从7月15日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在东湖宾馆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处理武汉问题。周恩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中有很严重的错误，这个责任主要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军区要给‘三钢三新’平反，支持造反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陈再道等武汉军区的高官，听到周恩来的讲话，马上炸锅了，纷纷表示不满和反对。因为陈再道等人不知道周恩来讲的这些话，是事先与毛泽东商量过和毛泽东同意的，他们以为这只是周恩来个人的意见，于是对周恩来大为不满。
陈再道当面顶撞周恩来说：“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陈再道质疑周恩来讲的不是毛泽东的意思，而周恩来也不会跟陈再道争辩，不会信誓旦旦地保证什么。如果周恩来做出保证，那么自己的威信就会大大下降，就会让人们看到，周恩来已经到了靠毛泽东给自己撑腰的地步。
周恩来用下命令式的方式，警告陈再道要遵守纪律。陈再道却也大胆包天，竟然对周恩来拍桌子，说：“周胡子，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这话是指周恩来犯过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
面对陈再道公然挑衅周恩来的权威，周恩来也放出狠话，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34）
武汉“七二零”事件，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层面。上层是高官，下层是群众。在群众的层面，有两个的对立双方，一方是保皇派“百万雄师”，另一方是造反派“三钢三新”，这个很容易理解；在高官的层面，也有两个的对立双方，但高官层面的对立双方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因此出现许多不同的解释和说法。
关于“七二零”事件中，高官层面的两个对立双方，至今为止主流的说法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的立场都一致，他们是一方；而与毛泽东等人对立的一方，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
仔细剖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主流说法非常不合理。陈再道和钟汉华不过掌握一个小小的武汉军区，他们就试图要对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巨头，岂不是愚蠢到底的痴人？如果陈再道真的蠢勇到这个地步，他也不可能当上司令员这样的高官，早就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排挤出局了。
退一万步说，如果陈再道和钟汉华真是起兵造反，对抗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为首的中央，这就是典型的反叛，这种反叛罪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在陈再道他们失败之后，按理说应该遭到极为严厉的处分，至少应该判刑入狱。然而事情并非这样，“七二零”事件后，林彪和周恩来都力主严厉处分陈再道，而毛泽东不同意，主张保陈再道。
“七二零”事件之后的22日晚，林彪在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会议决定：先撤销陈再道等人的职务，然后展开对这些人的大批判。毛泽东虽然同意撤职陈再道，但在有关陈再道的中央文件上，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的后面亲自加“同志”二字，这就意味着陈再道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要打倒的对象。1967年9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到京西宾馆接见军队集训干部。毛泽东大声问：“陈再道来了吗？”
陈再道惊喜地高举右臂说：“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安抚陈再道说：“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
这是毛泽东公开保陈再道。在毛泽东的保护下，陈再道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处分。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陈再道重新出山，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陈再道又调任中央军委顾问，可见毛泽东一直是保陈再道的。
毛泽东对陈再道这个人是很喜欢的，多次夸奖陈再道打仗勇敢。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毛泽东专门对蒙哥马利提到陈再道：陈再道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很会打仗，作战勇敢。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陈再道就是土包子打败洋包子，放牛娃打败黄埔生的一员战将。
相反，林彪和周恩来是不喜欢陈再道的。陈再道仗着有毛泽东的撑腰，对周恩来很不尊重，敢公然违抗周恩来的命令。前面我们提到，陈再道居然对周恩来不客气地说“周胡子……”，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撑腰，陈再道这样对待周恩来的话，早被周恩来处置了。
（35）
林彪同样也不喜欢陈再道，因为陈再道对林彪也不尊重。据王力回忆林彪的话说：“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我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以后在京西宾馆批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等人。吴法宪还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上面这些事实都说明，“七二零”事件的主流说法是不合理的。为此，我们提出一种新的看法：“七二零”事件中，林彪和周恩来的立场是一致的，是这场冲突中的一个方面；陈再道和钟汉华，是这场冲突中的另一个方面。而毛泽东的立场有点矛盾，在支持造反派的事情上，毛泽东同意林彪和周恩来的立场；而在打倒陈再道的事情上，毛泽东不仅反对打倒陈再道，而且保护陈再道。
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反对造反派“三钢三新”。而毛泽东一方面要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另一方面又要保护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的陈再道。这两件事看上去似乎很矛盾，其实毛泽东已经想出了解决的方案。
早在6月24日，中央文革给武汉军区的电报，就反映了毛泽东的解决方案。该电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责任主要是陈再道和钟汉华，但中央并不追究责任，只是要求武汉军区转而支持造反派。
通过这份电报，毛泽东给陈再道下达了一个指示：毛泽东一方面批评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的“百万雄师”，但另一方面又声明不追求责任，仅仅要陈再道转变立场，转变为支持造反派的“三钢三新”。
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这个指示，应该是很好执行的。陈再道只要转变一下立场，抛弃“百万雄师”，改为支持“三钢三新”，就可以照样当他的司令员，也没什么损失，应该不难做到。如果陈再道这样做，就可以达到既支持造反派，又保护自己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本身是不错的，但他把处理群众组织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最初，陈再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支持他的保皇派“百万雄师”大力支持。而“百万雄师”在陈再道的扶持下，迅速发展到百万之众，甚至武汉军区的一部分干部和士兵都加入到“百万雄师”之中。这样一来，就像老虎养成了，陈再道自己也控制不住“百万雄师”了。
陈再道知道，如果他宣布“百万雄师”这样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是非法组织，或者说他们是保守的、不革命的，势必会引发一场极大的混乱甚至暴乱。一旦出现暴乱，陈再道就不得不为此负责，他自己也就会跟着完蛋。
因此，在“百万雄师”这只虎已养成的情况下，陈再道已经不能转变立场了。陈再道非常担心，一旦他转变立场，立刻就会引起一场大乱。事实上也正如陈再道担心的那样，王力等人宣布了“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之后，果然引发了一场大乱，让毛泽东自己也成为受害者。
（36）
因此，对毛泽东要求他转变立场的指示，陈再道是无法执行的。陈再道一方面硬着头皮顶住，另一方面设法让毛泽东改变主意。毛泽东刚开始不理解陈再道的难处，以为他故意不执行命令，所以十分生气。但“七二零”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才逐渐理解陈再道的难处，也就不再追究陈再道的错误，反而保陈再道了。
“七二零”事件之后，林彪和周恩来都认为陈再道搞兵变，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最初毛泽东也这样认为，但不久就改变了主意，不再认为陈再道搞兵变了。据王力回忆说：主席后来头脑冷静时，推翻了他自己原来的那些气话，做出了新的分析。主席说：“不是什么‘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什么‘反革命事变’，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不过是‘百万雄师’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七二零”事件中陪同毛泽东的杨成武也回忆说：“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到上海，一天晚上散步时，毛泽东谈及武汉事件的情景。毛泽东问我：“你认识陈再道吗？”
我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问：“他会反对我吗？”
我说：“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另据张春桥在197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七二零”事件后主席到上海，一夜没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主席说：“‘七二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能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
毛泽东这里说的“他们”，指的是林彪和周恩来。给“七二零”事件定性为“兵变”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林彪和周恩来。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周恩来不是保护老干部，支持保皇派，反对造反派的吗？为什么在‘七二零’事件中，周恩来却反过来支持造反派，而反对陈再道这些老干部呢？”周恩来在原则上是保护老干部，反对造反派的。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周恩来都要保，也不是所有的造反派周恩来都要反。
在1967年1月毛泽东发起“全国全面夺权”以来，周恩来和林彪结成暗中的同盟关系，共同抵制毛泽东的夺权。而毛泽东的力量，除了红卫兵和造反派之外，还有陈再道这样的军队高官，他们既不属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派系，也不听从周恩来和林彪的指示，他们是毛泽东的嫡系，也是毛泽东抗衡周恩来和林彪的重要棋子。
因此，对于周恩来来说，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可以削弱毛泽东的力量，更有利于抵制毛泽东的文革，因此周恩来是愿意支持造反派对陈再道造反的；林彪的立场也是一样，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林彪也愿意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
下面，我们就利用上述观点，分析“七二零”事件的形成和经过，来解开“七二零”事件之谜。
（37）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之后，周恩来的主要精力放在保“自留地”上，也就是在北京的几个主要部委，对地方上的文革，可以说没有多少余暇顾及。很多地方的群众组织派代表到中央上访、告状，周恩来只是接见和安抚一下，大部分都不作具体的处理。周恩来对地方问题的处理，是有选择的，一般选择周恩来派系比较强大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周恩来说话算话。
湖北武汉是当时武斗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尽管如此，周恩来对湖北的事情基本不过问。因为周恩来清楚，把持武汉的陈再道等人，并不买他的帐，如果周恩来硬要插手武汉事务，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搞得自己尴尬，自讨没趣。
但是当毛泽东提出去武汉的时候，周恩来担心毛泽东在武汉会搞什么动作，就留了一个心眼，先去武汉看看。周恩来去武汉，对武汉事务插了一点手，马上得罪了武汉的“地头蛇”陈再道等人。
周恩来插手武汉的第一件事，是不让武汉军区所属的武汉独立师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工作，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来武汉，一直是独立师负责警卫。1966年6月毛泽东来武汉畅游长江的时候，就是武汉独立师负责警卫，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亲自到毛泽东的专列上去迎接毛泽东，亲自护送毛泽东到宾馆，极为风光。
这次，周恩来突然不让武汉独立师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让独立师大为不满，口出怨言。据中央文革在武汉办事组的张根成回忆说：总理把8201部队(武汉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说把东湖宾馆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武汉独立师，就是后来抓王力的那支部队。
周恩来的做法，不只是陈再道和独立师的干部不满，战士们也跟着不满，大家都有“后娘养”的失信感。这种不满并非针对毛泽东，而是针对周恩来的，他们认为周恩来是有意把他们与毛泽东隔开。特别是周恩不让陈再道去车站迎接毛泽东，更是让陈再道有一种被踩在脚下的感觉，心中充满怒气，这是后来陈再道强烈顶撞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周恩来插手武汉的第二件事，是把东湖宾馆中“百万雄师”派系的人全部撤换，使这些人感到自己不被中央信任，也非常不满。后来就是这些东湖宾馆中“百万雄师”派系的人，带领造反派冲进宾馆抓王力。因为东湖宾馆的面积非常大，有几十平方公里，没人带路的话，造反派很难找到王力的住处。
（38）
周恩来插手这两件事，当然是着眼毛泽东的安全，未必是有意为之，但这些都得罪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人，后来成为引发“七二零”事件的火药桶之一。
按照原计划，周恩来准备毛泽东一到就离开武汉，不再插手武汉的事务了，可是毛泽东却让周恩来出面处理武汉事务。对于周恩来来说，毛泽东让他处理武汉事务，也不是一件坏事，他一方面可以观察毛泽东在武汉干什么，推测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另一方面可以把武汉事件引导到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从7月15日到18日，周恩来每天上午在毛泽东处开会，每天下午找武汉军区的高层干部谈话。这就给陈再道等人造成一个错觉，他们知道毛泽东明明就住在东湖宾馆，可是周恩来有意不让他们见毛泽东，有意把他们与毛泽东隔开，他们甚至怀疑周恩来在中间假传圣旨，所以对周恩来的不满和气愤就更大了。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开会时，明确了他的立场。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毛泽东保陈再道的思想是一贯的，他虽然不满陈再道镇压造反派的做法，但还需要陈再道这样的人来平衡军队中林彪的势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打倒陈再道是“不策略”的。毛泽东提到的孟夫唐，是湖北省副省长，他公开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算是老干部里面的造反派吧。
当谈到处理武汉事件的具体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被抓的几个头头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
这里说的“工人总部”，是被陈再道强行解散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给周恩来说的这些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方针，都是冠冕堂皇的大话，听上去很公正，但实际上却无法实施。现在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双方死了几百人，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和解和达成协议呢。因此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方针，武汉问题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其实毛泽东搞了这么多年的斗争，岂不明白斗争哲学，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一派打倒另一派，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说出他真正解决武汉问题的底牌，那就是鼓动“三钢三新”起来打倒“百万雄师”。毛泽东这里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是故意给周恩来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看周恩来怎么去解决武汉问题。
（39）
当时毛泽东对解决武汉问题还是非常乐观，信心十足的。毛泽东说：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给他的方针，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大话空话。如果周恩来真的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执行，不但一事无成，反而显得周恩来无能。然而周恩来并非等闲之辈，他对毛泽东的指示，巧妙地做了修改，变成可以具体执行的指示。7月18日，周恩来在对陈再道等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发表了自己对武汉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著名的四点指示。周恩来说：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
第二、“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是左派，大联合要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
第四、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周恩来的四点指示，大体上与毛泽东的指示符合，但又把毛泽东的指示发挥了。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周恩来就发挥成“这是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的错误”；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续保持名称”，周恩来就发挥成“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也不能取缔解散”；特别是周恩来说“三钢三新是左派”，这是毛泽东没有说的。周恩来的这个讲话中，给武汉事件明确定性：“三钢三新”是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犯了路线错误，要立即改正。
周恩来的这个四点指示，显然对陈再道等人不利。因为“三钢三新”明确打出“打倒陈再道”的口号，让陈再道向“三钢三新”承认错误，转而支持他们，等于就是要让陈再道投降了。陈再道等人对周恩来积压已久的愤怒马上爆发出来，陈再道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现在，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让我们支持“三钢三新”，我想不通。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
陈再道更是一口否认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却说：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
（40）
陈再道也不示弱，冲着周恩来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
据邱会作回忆说：早在总理来武汉之前，军区内部就统一口径说“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总理叫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帮助他们解脱，他们顶着不干。总理最后命令式地提出要陈再道遵守纪律，他竟然对周总理非礼，跟总理拍桌子，并顶撞总理说：“周胡子，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陈再道不执行命令，我认为陈再道的错误就在这里。陈再道是军区司令，犯了不服从指挥、不执行命令、违犯纪律的严重错误。
周恩来也没想到陈再道居然如此强硬地抵制自己的指示，这样一来，周恩来没办法了，只得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就等着周恩来没办法来找自己，于是他答应让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他亲自跟陈再道谈。7月18日晚，毛泽东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等人。毛泽东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能不能合起来？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
毛泽东的话，比周恩来轻了很多，没有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也没有让军队立即转变立场，而是给他们一段时间的“过程”。
在毛泽东的讲话后，陈再道、钟汉华承认自己和武汉军区犯了错误，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准备回去作军区的工作。毛泽东很高兴，因为周恩来说服不了陈再道这些人，而他一出面，问题就解决了，别人自然会说周恩来不行，还是毛泽东行。毛泽东又对谢富治、王力说：你们要多做工作，作“三钢三新”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不要打倒。
毛泽东同陈再道等的谈话结束后，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正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等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陈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周恩来在毛泽东和陈再道等人谈话结束后，马上返回北京，一来他在北京的确有很多事要办，二来他对武汉的事情根本解决不了，陈再道不听周恩来的，只听毛泽东的，周恩来留在那里也是尴尬。这次，周恩来又输了一场。不过没想到周恩来离开武汉后的第二天就风云突变，周恩来从输家又变成了赢家。
（41）
7月18日晚，周恩来从武汉悻悻而去，毛泽东心情很好，他认为武汉问题基本解决了。毛泽东看来，武汉的造反派不能取胜的关键，在于武汉军区支持保皇派。在毛泽东亲自出面后，陈再道承认武汉军区“支左”犯了错误，答应作检讨，给下面做工作，让他们思想转弯过来。
毛泽东认为，现在陈再道已经答应武汉军区放弃保皇派“百万雄师”，转而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了，这样一来，“三钢三新”加上军队的支持，马上可以打垮“百万雄师”，造反派在武汉一统天下，武斗自然也就没有了。进而造反派彻底夺权和掌权，武汉就可以变成第二个上海。
但毛泽东的这个判断，却是有失误的。毛泽东在文革中，主要的情报来源是中央文革小组，而中央文革又专门挑有利于他们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所以使毛泽东出现很多误判。
毛泽东信任中央文革小组，从陈再道这些人的角度来看，就是另外一种理解。他们认为毛泽东被中央文革小组“蒙蔽”了，被“欺骗”了。特别是这次毛泽东来武汉，周恩来不让陈再道的部队保卫毛泽东，不让陈再道去车站迎接毛泽东，甚至很久不让陈再道面见毛泽东，这就使陈再道等人产生一种想法：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想把毛泽东与他们这些人隔离开，想独霸毛泽东，进而“蒙蔽”和“欺骗”毛泽东。
7月18日，毛泽东终于亲自召见了陈再道。尽管毛泽东的意见比周恩来缓和一些，但口径与周恩来大致上是一致的，也要求陈再道和武汉军区转变立场，改为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陈再道在毛泽东面前，当然不敢像在周恩来面前那样坚持己见，只得违心地承认错误。但在心中，他仍然不服气，认为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被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蒙蔽”的结果，所以他想要设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
陈再道不敢像彭德怀那样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也不敢给毛泽东写信，所以陈再道就希望“百万雄师”搞出一个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行动，把事情闹大，从而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他被蒙蔽了，重新思考“百万雄师”的问题。虽说陈再道有让“百万雄师”闹事的意思，但他绝不敢想到抓钦差大臣，事情发展到抓王力，这也出乎了陈再道的意外。
陈再道有这样的想法，武汉军区的高官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也认为毛泽东被中央文革“蒙蔽”了，也想闹点什么事出来，促使毛泽东“清醒”过来。而且，谢富治、王力等人对“三钢三新”的偏袒，也使得“百万雄师”认为毛泽东被蒙蔽了，他们也要设法发起一种行动，促使毛泽东的改变想法。这样一来，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想法一致，于是他们就联合行动起来。
（42）
从7月16日开始，武汉街头上出现大量“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到工农群众中去”。这里“百万雄师”用这些大标语，想要提醒毛泽东，谢富治和王力是脱离工农兵的“钦差大臣”，不要相信他们的汇报情况。
与此相反，造反派“三钢三新”也在武汉街头大量刷写大标语：“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造反派要制造一种效果，表示他们有来自北京中央的支持，以此来“压”保皇派。保皇派也不甘下风，于是谣言就出来了。一种谣言针对王力的，传说王力的老婆是华中工学院的副教授，王力的儿子是“三钢三新”的造反派头头，所以王力支持“三钢三新”是出于私利。
另一种谣言是针对毛泽东的，有人伪造了两条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第一条，毛主席说，文革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一月风暴；四、武汉的“百万雄师”。第二条，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
有了这两条最高指示，“百万雄师”在声势上又压倒了“三钢三新”。因为“三钢三新”只是有谢富治和王力的支持，而“百万雄师”则有毛主席的支持。“三钢三新”则声明，所谓“毛主席指示”是“百万雄师”编造的；而“百万雄师”坚称，自己的信息来源很可靠，不可能造假。
当时的情况天下大乱，谣言满天飞，人们无法证实这些消息的真假。有人给北京打电话，问中央是否派出谢富治和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北京的答复是“谢副总理和王力是去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去处理武汉问题的。”因为北京的中央，的确没有派出武汉的“中央代表团”。这样一来，人们对王力、谢富治来武汉的正当性，愈发产生了怀疑。
不管怎么样，“百万雄师”的人，宁愿相信毛泽东的这两条批示是真的，因为他们认为毛泽东总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一边的，而“百万雄师”正是武汉最大的人民群众组织。
7月18日晚，周恩来从武汉回北京，谢富治、王力等前往机场送行，一起去送行的还有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谢富治、王力等人送周恩来回来后，顺路又去了造反派的另一据点：水利电力学院。这天谢富治和王力都发表了讲话。
文革结束以后的流行说法，说王力在这次讲话中向造反派泄露了周恩来的四项指示，激怒了“百万雄师”，从而引发“七二零”事件。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王力这次虽然讲了不少话，但他并没有按照周恩来的四项指示讲，更没有提到周恩来的指示，相反，他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讲的。
（43）
王力回忆说：到了水院，谢富治、王力、刘丰、肖前都讲了话，每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过中央确定的方针。我还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王力所谓“中央指示”，就是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在18日的会上对王力等人说：你们要多做工作，作“三钢三新”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不要打倒。于是，王力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说：同志们，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这个旗帜举起来，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检讨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
王力等人18日夜去造反派据点水利电力学院访问，这又大大激怒了“百万雄师”。他们被激怒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王力的讲话，而是两位军队干部刘丰和肖前的讲话。他们两人的发言虽然很简短，但意义非常重大。在这以前，武汉的军队从来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没有支持过“三钢三新”。可是这次刘丰和肖前的发言，却承认武汉部队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今后他们将坚决支持造反派，和造反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武汉空军是接受空军司令部和武汉军区的双重领导，过去武汉空军要看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的态度，不敢随便发出与陈再道不一样的声音。刘丰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下属，是林彪派系的人，他们平日就与陈再道不合。这次刘丰看到毛泽东也批评了陈再道，感到反陈再道的时机来了，于是就发出了与陈再道不一样的声音，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三钢三新”。
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听到武汉空军的态度，大为振奋，因为一旦有军队的支持，他们就能够打垮百万雄师了。于是造反派立即高呼：“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万岁！”第二天，造反派们把王力、刘丰等人的讲话录音，用大喇叭和宣传车到处广播。造反派有了武汉空军的支持，声威大震，同时也大大刺激了“百万雄师”，使他们感到危机来临，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7月19日，谢富治和王力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传达周恩来讲话的精神。讲到周恩来的四项指示时，武汉军区的干部大为不满，谢富治说：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如林副统帅所讲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王力接着讲话，他对军队干部用教训的口气，说他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王力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44）
这下军队干部被激怒了，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一怒之下，起身离开会场，牛怀龙也退场抗议。两人回到独立师作战部后，牛怀龙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本来按照规定，周恩来18日的讲话内容需保密，先不要向下传达。别的部队遵守了这个指示，但陈再道的嫡系武汉独立师却没有遵守。当天晚上，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就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团级干部，次日又扩大传达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又由军代表向“百万雄师”等保皇派群众组织传达。
蔡炳臣传达会议精神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王力说：“三钢三新”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
王力提到的“打解放军”，这是造成武汉独立师憎恶造反派“三钢三新”，支持“百万雄师”的主要原因之一。武汉独立师不是纯粹的野战军，而是一只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的部队，类似于公安部队。接中央军队支左的通知后，武汉军区派出武汉独立师作为“支左”的主要部队，同时维持社会治安。
每当发生武斗时，武汉军区就派出独立师去制止武斗。然而，由于武汉军区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所以“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就对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有气，认为他们是拉偏架，常常把武斗转移到解放军身上。军队因有严格的纪律，要求战士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打解放军战士反而是最安全的。这样一来，一些“三钢三新”的造反派就针对解放军泄愤。据统计，在6月就有226名战士受伤，其中38人重伤。
因此，独立师对那些出手伤人的“三钢三新”极为痛恨，对保护和帮助自己的“百万雄师”很有好感。现在王力居然要把殴打自己的“三钢三新”定性为革命左派，而把帮助自己的“百万雄师”污蔑成保守组织，当然是气愤不过，纷纷说：“想不通。”
牛怀龙也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这样一来，部队里的愤怒情绪就点燃起来。牛怀龙和蔡炳臣最后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要他们注意策略，把矛头引向王力一个人身上。于是干部们向下传达的时候，就不提周恩来，只说王力，于是，众人的愤怒也集中到王力一个人身上。独立师的战士们群情激愤，大骂王力处事不公，纷纷吵着要找王力去说理。
（45）
19日傍晚，数十名独立师的士兵聚集在武汉军区大院门口，要向王力当面质问：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但王力并不重视，没有与这些人见面。
于是愤怒的战士决定去寻求“百万雄师”的支持，几小时后，几百辆满载“百万雄师”愤怒群众的大卡车开到军区大院，要找王力理论，可是这时王力已经离开这里，回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找不到王力，怒气冲冲的人群就在军区大院里闹，军区干部立即通报王力说：听了王力在水院的讲话，“百万雄师”十分气愤，现在已经占领了军区大院，希望王力过来见一见这些群众，以免事态失控。但王力认为自己要稳住立场，不能安抚保守派，于是事情就进一步恶化了。
7月20日凌晨，愤怒的士兵和群众，又闯入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这就是文革中轰动一时的“七二零”事件。
关于“七二零”事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在7月19日晚，有人派小车将“百万雄师”的主要负责人俞文斌接去武昌洪山宾馆，对他说：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他们可以去向毛泽东请愿，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自己的意见。后来俞文斌等人经过商量，认为直接找毛泽东是不策略的，于是他们与独立师人员共同商议，具体的行动是找王力理论。
19日深夜，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部长孙某召集会议，成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按这个协调组织进行的。凌晨2时，成百辆卡车冲进军区，在军区食堂宣布成立独立师与百万雄师的“临时联合代表团”，共同与王力谈判与辩论。随后，军民双方的联合行动人员就闯进了东湖宾馆，某副参谋长与“代表团”的人去电信大楼发“给毛主席的急电”。
这个后一种说法，主要是来自“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的独家披露，其真实性有待证实。不过也有人透露，据中央文革武汉办事处的张根成回忆说：20日那天我和王力一起被抓走，把我关押在独立师的师部。这时师政治部一位主任进来，向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询问说：“那个人怎么了？”
蔡炳臣忙向那个主任眨眼，示意他不要讲。那个主任不明白蔡炳臣的意思，还追问：“那个人呢？”
蔡炳臣只好反问：“哪个人？”
那个主任说：“就是那个游泳的人。”
蔡炳臣不想回答，就说：“那谁知道呀。”
从张根成的说法来看，似乎独立师的干部们都知道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了。不过总而言之，后一种说法的真实性，还有较大的疑问。因此，我们认为前一种主流的说法，可信度比较大的，也比较符合事情前后发展的逻辑性。
（46）
关于王力在东湖宾馆被绑架的事件，有多个版本，内容基本差不多，只是细节有别。因为当时现场混乱，很难众口一调。这里，我们对比多个版本，把事件的经过梳理如下：
先要说当时武汉市内军队驻扎的情况。当时武汉市内有三支部队，第一支是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也称8201部队；第二支是武汉军区直辖陆军第29师，也称8199部队；第三支是武汉空军，也称空15军。
独立师前身是湖北省公安总队，是一支地方部队，维持地方治安是主要任务。武汉的“支左”任务，主要由独立师出面，所以独立师对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陷入较深。
29师原属第二野战军，是一支野战部队。本来29师并不驻扎在武汉市区，因1967年2月开始的解放军“支左”，29师四千余人才奉命进驻武汉，驻扎在武昌军区大院东侧。29师的“支左”任务不重，所以陷入武汉的派性斗争也不多，态度相对中立。武汉空军主要接受空军司令部的领导，但在地方性事务上，也接受武汉军区的领导，即所谓的双重领导。
东湖宾馆的警卫，本来是由独立师负责的，但这次周恩来调来大批中央警卫团的士兵，接管了毛泽东住的梅岭地区的警卫，但由于东湖宾馆的很大，方圆几十平方公里，所以宾馆的各个大门，以及不太重要的地方，仍由独立师担任警卫。
毛泽东入住东湖宾馆后，东湖宾馆的保卫科科长王振英，提出派29师的一部分人来加强宾馆的警卫，但被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否决，他说：“独立师与29师有矛盾，还是不调29师为好”。钟汉华后来在自己的检查中也承认：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我说29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
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如果当时调29师的一些人来警卫东湖宾馆，绑架王力的事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7月20日凌晨1时，冲击东湖宾馆开始了。武昌公安局东湖派出所的两名公安干警，带领“百万雄师”的12个人，乘车来到东湖宾馆北门。哨兵阻拦时，这些人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要见公安部长谢富治，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哨兵回答说：“谢部长不在这里住”。
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通过各方面的侦察，谢部长肯定住在这里。”
这时东湖宾馆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人，立即赶到现场。武汉公安的人说：“我们听王力说‘工人总部’要翻案。‘工人总部’翻案的话，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因为‘工人总部’的案子是我们办的。我们要问谢部长。”
王振英说：“谢部长不住这里。谢部长、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你们要见首长的话，要由军区支左指挥部统一安排。”
（47）
武汉公安的人扬言说：“今天晚上我们来了14个人，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谢部长到天亮还不接见我们，就要来几千人！天亮了武汉公安将有三、四千人来冲，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概不负责。”
王振英警告说：“你们都是搞公安的，甚至还在宾馆里搞过警卫，应该知道东湖宾馆的重要性。”
武汉公安的人满不在乎地说：“中南海都冲了，这里有什么了不起！谢部长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吧，谢部长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若不传达，我们就冲！”
眼见这些人耍横，王振英等人拼命挡住，双方对峙不下。紧急情况下，王振英立即电话报告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驻扎在梅岭地区的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团的负责人汪东兴听到报告后，传来指示说：“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
汪东兴的这个指示颇为蹊跷，不清楚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见。不管是谁的意见，大概都认为局面不严重。既然来人要找王力和谢富治，也就应该由王力和谢富治去解决。他们当时乐观地估计，即使王力和谢富治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至于出现绑架的事情，所以也不太在意。
但是，“请王力和谢富治同志出面处理”的指示一旦传达，王力和谢富治再要躲避就不行了，他们两人必须面对群众了。
王振英打电话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武汉军区领导。王振英给住在东湖宾馆乙所值班的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报告，可是钟汉华的秘书却说钟汉华睡觉了。这么紧急的事件，钟汉华即便真睡了，也应该起来。这是钟汉华执意而为，他希望闹点事出来，提醒一下毛泽东。大概钟汉华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绑架的程度。
王振英也知道钟汉华不想管这件事，而武汉独立师肯定会和钟汉华一个立场，所以王振英没有再给独立师打电话，而是给武汉的另一支部队29师打电话。29师政委张昭剑听电话后，马上带一个排赶过来。凌晨3点，张昭剑的一个排赶到东湖宾馆北门，他们立即手挽手拦住武汉公安的人。
武汉公安的领头说，“你们不是独立师的，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你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
这些人随后又煽动守卫北门的独立师卫兵说：“你们看，他们不相信你们了，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守北门的几个独立师战士，看到29师的人来插手，本来心中就不高兴。被武汉公安一煽动，果然怒火中烧。这几个战士竟然带武器撤岗了，擅离职守了。剩下29师的这一排人，死死挡住武汉公安，不让冲进东湖宾馆一步。
（48）
双方从凌晨3点僵持到早上5点，东方已经发白时突然传来消息：百万雄师的三十多人，从西门冲入了东湖宾馆。原来，这些人对宾馆北门的冲击，是佯攻，是声东击西，主要是吸引警卫人员的注意力。他们真正的主攻方向是西门，因为西门距王力等人住的百花二号只有几百米，而从北门到百花二号则有几公里远。
守卫西门的也是独立师的卫兵，开始时他们也试图阻拦冲击行为，被这些人骂为“你们是独立师的叛徒！”这些人口出狂言：“不躲开，老子用刀捅了你。”
这些守卫，本来就心向百万雄师，听他们这么说，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拱手让路。如果当时派29师的士兵过来担任东湖宾馆的守卫，这些人绝不能这么轻易就冲进东湖宾馆的。
冲入东湖宾馆的三十多个造反派，由宾馆同派系的工作人员带路，径直来到百花二号楼。这些人头戴钢盔或柳条帽，手持长矛、梭镖，上身赤膊、下身短裤.一副拼命三郎的装扮。当他们冲入百花二号楼的时候，住在一楼的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和四个红卫兵(随同谢富治、王力一起来武汉的)，堵住楼道，并指责对方，双方发生了冲突。这五个人当然挡不住几十个“百万雄师”，他们很快冲到二楼，直奔王力和谢富治的房间。
闻听有人冲击，住在二楼的谢富治，马上给住东湖宾馆乙所的陈再道和钟汉华打电话，要他们马上出面处理。公安部长的电话，陈再道和钟汉华不敢推说睡觉了，于是立马动身。
冲到王力和谢富治的房间外面的这些人，声竭力嘶高喊：“王力在哪里？老子要揪你！王力滚出来！”
谢富治让王力留在屋里，自己先走了出来，面对冲上二楼的人群，大声呵斥说：“我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
百万雄师的人被谢富治这句话震住了，静了下来。毕竟谢富治是副总理、公安部长、上将，比陈再道的级别高。一个人身份的威慑力，当时就凸显出来了。谢富治跟百万雄师的这些人一个个握手，并问他们的名字，寒暄一阵，气氛暂时缓和下来。
谢富治让这些人到会议室，会议室一下子就挤满了。这些造反派见此，谢富治不好惹，只揪王力一人，所以他们向谢富治提出要求“交出王力！”
谢富治说：“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你们的代表，你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
众人却不依不饶地说：“王力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这时，王力突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人们见王力露面，马上团团围住，愤怒地质问：“你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时陈再道和钟汉华赶了过来，陈再道看到这种场面，就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49）
见陈再道出面，王立放下心来，就态度傲慢地对众人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四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王力的话语态度，又激怒了在场的人，众人吼道：“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放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又有人说：“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
这时，跟王力一起来的四个红卫兵，对百万雄师的人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红卫兵的话更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人，有人挥舞拳头打了过来，红卫兵们挨了不少拳头。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又冲进来三十多个支援“百万雄师”的独立师士兵，这些士兵端起枪对准王力，逼王力回答问题。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王力倒也沉得住气，他镇静地说：“我希望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它可能会走火，那样事情就会起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众人却不答应，吼道：“你不要耍滑头，今天必须谈，否则我们决不答应！”
看到士兵冲了进来，作为司令员的陈再道却一言不发。谢富治气急败坏地指着陈再道大声说：“我叫你过来是看热闹的吗？我命令你，立即让这些战士撤出去，马上撤，你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看着谢富治气得发抖的样子，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惹起来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啦，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陈再道的话让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哄堂大笑。这时因为挤进楼里的人太多，闷热难忍，于是谢富治建议大家到外面的草坪上，众人也同意了。于是众人转到楼外的草坪上，继续围攻王力，双方僵持不下。
这边的僵持，让武汉军区大院那边等着批斗王力的一众造反派不耐烦了。原来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部分官兵商议好，把王力从东湖宾馆揪到军区大院来批斗，大部分人留在军区大院里等待消息，派出三支小分队实施行动。
凌晨1点，第一支小分队14个人先到东湖宾馆的北门佯攻，吸引宾馆的警备力量；第二支小分队是三十多人的百万雄师的成员，他们在凌晨5时冲入东湖宾馆，直奔百花二号楼揪王力；第三支小分队是三十多人的独立师士兵，他们去增援第二分队，共同揪王力。
在武汉军区大院里等候的大部队，等到早上6时，见王力还没有揪出来，于是就不耐烦了。顷刻，几十辆大卡车呼啸着奔向东湖宾馆，打头阵的是独立师五团五连，他们乘坐两辆卡车，车顶上架着轻机枪，步枪上刺刀，后面是武汉公安的一车人，再后面是“百万雄师”的千余人，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杀气腾腾地冲进东湖宾馆，直奔百花二号。
（50）
这批千余人的大部队冲过来，进入王力的房间，把文件之类的东西都抄出来带走，这是寻找王力的罪状。另一伙人对准王力挥拳就揍。搞笑的是，他们误把陈再道当成王力，几个拳头砸在陈再道头上，边打边骂：“打死你这个小爬虫！”
陈再道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大喊：“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
在场的独立师某股长赶忙救场：“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打错了！”
独立师的几个人忙拉起陈再道，扶进会客室休息。陈再道也趁机离开现场，撒手不管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见陈再道离开，也借口离开，逃之夭夭了。
错打了陈再道的人恼羞成怒，一把揪住王力，拳头像雨点一样朝王力打去。这时，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和四个红卫兵，冲过去保护王力，被众人的一顿拳头打开。就在这个时候，29师政委张昭剑带着几个人赶来了。
原来在北门的张昭剑政委听说已经有人冲进百花二号，就把带来的一个排留下来守北门，自己带着几个人赶往百花二号。因为从北门到百花二号有几里距离，因此张昭剑姗姗来迟。张昭剑不愧是军人，他马上冲进人群，用自己的身体为王力挡拳头，结果被打断了肋骨。
这时，百万雄师的头头喊：“大家别打了，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百万雄师的人把王力强行推上大卡车，准备带走。中央文革驻武汉联络员张根成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中央派的人，要犯大错误的!”
几个人喝问张根成：“你是什么人?”
张根成回答说：“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一听，把张根成也推上另一辆卡车，准备一起带走。这时，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来到现场，他走到百万雄师的汽车队前时，车上有人高喊：“牛师长来了!”
车上的人立即鼓掌，向牛怀龙伸出大拇指。牛怀龙赶紧摆手说：“不要这样。”
牛怀龙又来到独立师的汽车队前，只是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
说完然后，牛怀龙扬长而去，并没有阻止对王力绑架。
王力被揪上汽车后，众人高呼：“王力被我们揪出来了！我们胜利了！”然后汽车发动，向武汉军区方向呼啸而去，时针指向上午7时20分。
王力被抓走后，百万雄师的人继续对谢富治围攻，一直到上午9时多才散去。
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一伙人居然在他的眼皮下把王力抓走，这让谢富治赶到羞辱难当。谢富治不顾别人的劝阻，驱车去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来到军区大院门前，守门的几个军人认出了谢富治，故意喝问：“你是什么人？”
谢富治说：“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
对方却回答：“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
又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还有的军人故意拉动着枪栓。
陪同谢富治来的人见事不好，急忙把谢富治拉上汽车，逃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