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毛泽东与林彪的最根本矛盾，其实并不是“设国家主席”，而是“个人崇拜”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的宣传，古今中外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造神”，第二种方式是“歌功颂德”。
“造神”，封建帝王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把封建帝王塑造成“现人神”。人民之所以要服从帝王的意志，是因为帝王已经超越了“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人民必须服从这个“神”的领导。封建帝王不仅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说出来的话“句句是法律，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歌功颂德”，是近代的造神方式。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民众的觉醒，用“神”来蒙蔽人民的手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近代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普遍采用“歌功颂德”的方式。比如美国也搞个人崇拜，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等人，都修建有规模巨大的纪念碑、纪念堂等纪念性建筑，对这些伟人的历史功绩和功劳进行“歌功颂德”，让人们崇拜这些伟人，敬仰这些伟人。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的话，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早在建国之前，中共就开始对毛泽东进行“个人崇拜”的宣传，当然采用的是“歌功颂德”方式。这是因为，毛泽东确实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对毛泽东进行恰当的“歌功颂德”宣传，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也是有好处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一面旗帜，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林肯这样的伟人旗帜，它就没有凝聚力，就很难把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团结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更需要一个超越民族的伟人旗帜，增强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可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著名“五一八讲话”，这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第一个把对毛泽东的“歌功颂德”，上升为“造神”的境地。在“五一八讲话”中，林彪这样说：
“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
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毛主席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
（26）
毛主席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毛主席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林彪强调：毛泽东之所以和我们不一样，是因为毛泽东是“天才”。林彪这里所谓的“天才”，其实就是不点名地说毛泽东是“神”。因此只有“神”才可以做到“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整篇讲话的意思是：我们是人，毛泽东是神。所以我们不服不行，必须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林彪说“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样的话，完全是臣子对封建帝王“表忠心”用的话，更是把毛泽东当作帝王对待了；对毛泽东喊“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完全是封建帝王的待遇。
那么林彪心里真的认为毛泽东是“超天才”，是“现人神”，“句句是真理”吗？显然不是。林彪早年就多次怀疑过毛泽东，甚至写信让毛泽东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彭德怀。革命胜利建国后，林彪也没有迷信毛泽东。1971年林彪外逃之后，中央派人去林彪住的毛家湾，搜查林彪家里的罪证。从几万册图书中，发现林彪亲笔写的眉批，其中一些是针对毛泽东的。例如：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捏造是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招。”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从林彪对毛泽东的这些批语来看，他绝对不是真心地认为毛泽东“句句是真理”。既然林彪吹捧毛泽东“句句是真理”不是出于真心，那必然就是别有用心了。接着问题就来了：林彪的别有用心，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好意？还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恶意呢。
要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需要把林彪的言行，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林彪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这时林彪还不是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他在党内的排名仅是第六位。
（27）
第二个阶段是林彪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这时林彪一跃变成第二把手和接班人。人的地位变了，他的想法和做法跟着改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林彪做出著名“五一八”讲话的1966年5月18日，中央已经发出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这时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刘少奇，这点林彪已经看到，但单单为了打倒刘少奇，似乎不需要搞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运动。毛泽东的文革，除了打倒刘少奇之外，应该还有别的目的。那么毛泽东的这个别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林彪当时想来想去，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毛泽东想当皇帝。
在林彪还不是接班人的时候，林彪对毛泽东尽管不迷信，但对毛泽东还是充满感激的，毕竟林彪能有今天的一切，少了毛泽东的栽培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那时林彪的想法是：不管毛泽东想干什么事，他就要帮毛泽东去做这件事。后来从林彪家中抄出来的图书眉批，有叶群亲笔写的一条：抓一号(毛泽东)的活思想，抓苗头，把他想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
叶群的这句话，应该也是林彪的意思，就是好好琢磨毛泽东想办什么事，提前主动帮毛泽东去做这件事。这时林彪琢磨出毛泽东“想当皇帝”之后，他就要帮忙让毛泽东实现“皇帝梦”。
林彪想：毛泽东要当皇帝，必须有人替他先行一步搞宣传。因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说毛泽东是“天才”、“句句是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完全是把毛泽东当作皇帝来进行宣传了，是一篇拥戴毛泽东当皇帝的“造神”讲话。
林彪本以为他这次琢磨出毛泽东的心思，主动帮毛泽东去实现“皇帝梦”，毛泽东一定会大为高兴。但林彪没有想到这次“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毛泽东不仅没有夸奖他，反而写了一封间接批评他的《滴水洞家信》，让周恩来转给他看。
林彪看了《滴水洞家信》，马上明白毛泽东没有想当皇帝的意思。因为如果毛泽东想当皇帝，那就应该继续鼓励林彪这么做，而不是反对林彪这么做。之后，林彪沉寂下来，没有再发表拥戴毛泽东当皇帝的讲话。
毛泽东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知道时代发展到今天，再试图当皇帝是不符合世界潮流的。50多年前袁世凯试图当皇帝，搞得众叛亲离，最后不得不自己狼狈地宣布退位。毛泽东不会再犯袁世凯的错误，毛泽东不想当皇帝。
（28）
毛泽东其实并不反对进行适当的“个人崇拜”宣传，但毛泽东所希望的是近代的“歌功颂德”宣传，而不是林彪搞的古典“造神”宣传。毛泽东知道，在人们的思想觉悟已经普遍提高的情况下，进行“造神”宣传，不但没有正面的效果，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造成负面的结果。
毛泽东希望林彪搞“歌功颂德”式的宣传，就像歌曲《东方红》里说的那样：“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希望林彪宣传的时候，强调毛泽东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强调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中国人民翻身当家作主而奋斗；强调人民拥戴毛泽东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这样的宣传，才能拉近毛泽东与人民的距离，使人民真心地拥戴毛泽东。
而林彪搞的“造神”式的宣传，是反时代而行的。秦始皇时代，人们或许还会相信“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可是到了20世纪的今天，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怀疑这种“句句是真理”的造神宣传。“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话，人们尽管嘴上不敢提出异议，心中肯定是不相信的。因此，这样的“造神”宣传，不仅不能拉近毛泽东与人民的距离，反而引起人们的反感，疏远了毛泽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
毛泽东本来以为林彪看了他的《滴水洞家信》，会停止这种“造神”宣传，而林彪不但没有停，反而变本加厉，调子越来越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林彪的地位变了。林彪本来一度停止了“造神”宣传，可是他在1966年8月当上接班人之后，又重新开始了“造神”宣传。
林彪本来没想当接班人，可是一旦当上了，林彪就要当下去，这个原因前文中已经分析过。历史上的太子，往往是“大好”和“大坏”两种下场，因此林彪需要巩固他的太子地位。这时林彪发现，把毛泽东造成“神”，对自己是有利的。
刘少奇曾是接班人，可是毛泽东找个借口就把刘少奇拿下来，因为那时毛泽东还不是“句句是真理”。如果毛泽东成为“句句是真理”的神，那么毛泽东说过的“林彪是接班人”，也自然就上升为真理，谁也不能推翻，谁也不能怀疑。这样一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就等于有了“皇帝钦定”的保险。
如果说在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前，他对毛泽东进行造神宣传，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好意”；那么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对毛泽东进行的造神宣传，那主要就是为了林彪自己，而不是为了毛泽东了。在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进行造神宣传的代表作，就是《〈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29）
在林彪的主导下，军队中早在1964年就开始出版《毛主席语录》。不过早期的《毛主席语录》的《前言》，都是署名“总政治部”，并无林彪个人的名字出现。1966年12月17日，全国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时林彪的名字就与《毛主席语录》挂靠在一起，成为不可分的一部分。人们学《毛主席语录》之前，先要学林彪的《再版前言》，在宣传毛泽东的同时，也在宣传林彪。
林彪的《再版前言》这篇重要的造神文牍，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
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
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彪的《再版前言》是典型的“造神”宣传，而不是“歌功颂德”宣传。《再版前言》只字不提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功绩，只字不提毛泽东为人民谋幸福的努力和奋斗，而是宣称“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天才”。
（30）
林彪号召人们要像读《圣经》那样，背诵毛泽东的话，并声称毛泽东的话，像《圣经》一样，具有“立竿见影”的“精神原子弹”威力。
林彪的《再版前言》发表于1966年12月，而林彪在1966年7月就看到了毛泽东的《滴水洞家信》，因此，林彪应该已经知道毛泽东不喜欢这种“造神”宣传。然而这时林彪却将错就错，继续进行“造神”宣传，应该主要是为了他自己了。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林彪的《再版前言》最后一句话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个提法，与后来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差不多完全一致。1966年12月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期，林彪的《再版前言》在最后没有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这样的思想，几乎就是后来被批判的“唯生产力论”，也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由此可见，林彪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是由来已久的。
毛泽东曾在一篇新华社电讯稿上，对当时的中宣部长陶铸批示道：“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的这些话，明显是针对林彪的语言。而陶铸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这些话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但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
陶铸反而赞成了林彪的造神宣传，认为毛泽东反对造神是“谦虚”。陶铸提出的“不宜突然停止使用这类语言”，等于是抵制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对此也无可奈何。
在“造神”宣传问题上，毛泽东被绑上了林彪的战车，想下也下不来。这就像毛泽东在《滴水洞家信》中说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样的讲法过去没有过，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31）
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上一次的三届人大是1965年召开的，按照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原则，四届人大应该在1970年召开。前面提到，在召开党代表大会前，事先要准备好两份重要文件：《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在召开全国人大前，也要事先准备好两份重要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是由周恩来主持，因为政府一直是周恩来主管的；而修改宪法是大事，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林彪为副主任，但具体起草《修改宪法报告》，毛泽东则指定由康生主持，由张春桥主笔，这就让陈伯达很不高兴。因为新中国1954年制定的《宪法》，就是由陈伯达起草的，所以陈伯达认为他应该主持修改《宪法》。陈伯达不高兴，他就跟林彪跟得更紧了。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说：1970年夏天，毛家湾内显得异常忙碌。东院的庭院内，常常停放着一排客人坐乘的小轿车；西院的会客厅，常常坐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影“观众”。这些“观众”大半是毛家湾特别邀请来的，因为每一场电影只能容纳一、二十人，所映的影片，大部分是进口的外国片，也有一部分是文命前的国产片。这些“观众”难道没看过这些影片吗？倒也不一定。但不论主人或客人都明白，有幸被毛家湾请去看一次电影，那个“政治含量”是不轻的。
1970年夏天，毛家湾的待客热有一个很窄的范围。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人，从陈伯达到黄、吴、李、邱，他们相聚的时间大都在晚上，力图避开钓鱼台方面的注意。例如陈伯达到毛家湾来，通常是从钓鱼台出发后，先在市内其他地方兜兜圈子，然后再转向毛家湾。再如，黄、吴、李、邱到毛家湾来“看电影”，也是对钓鱼台严加保密的。
1970年8月，修改宪法进入收尾阶段，8月13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这次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激烈争吵。对此吴法宪回忆说：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
（32）
8月13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
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当讨论宪法中的国家机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就重复了，毛主席也不同意写。”
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
我想这只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
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
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
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地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
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
康生说：“对，对，写上，写上。”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几个文人，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被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
（33）
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据吴法宪回忆，这次争论是张春桥引发的。本来吴法宪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并不算太大的问题，可是张春桥把话题引到了林彪身上，公然讽刺林彪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当然会引起林彪派系的吴法宪跳起来反对。
以张春桥的身份，如果背后没有人给他撑腰，肯定是不敢公然讽刺林彪的。如果是比较有政治头脑的高官，听到张春桥敢说这样的话，就会猜到张春桥背后有人，不但不会跟张春桥争吵，反而自己要好好思考一下，张春桥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
但头脑比较简单的吴法宪，没细想为什么张春桥会这么大胆，以为只是张春桥个人的“阴阳怪气”，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跳起来跟张春桥争吵。林彪派系的军人，多半是吴法宪这样的有勇无谋之人。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
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
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
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吴法宪头脑的确简单，会后他还对陈伯达大骂张春桥，认为这件事只是张春桥个人的问题。虽说陈伯达是书生，但政治头脑还是比吴法宪强许多，立即察觉到“今天的事情不简单”，让吴法宪把情况向林彪，周恩来、黄永胜汇报一下。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
（34）
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
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
周恩来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据吴法宪说，周恩来对他的意见完全表示支持，而且特别说到赞成设国家主席。吴法宪继续回忆说：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全力支持我，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
当时我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第二天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设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指针)，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这个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斗争。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关于此事，邱会作也回忆说：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听后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周总理明确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周总理还说，他同意设国家主席。周总理关于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不止和我们说过一次。
关于这次会上的争论，吴法宪也报告了叶群，叶群很快就传回了林彪的话：“吴胖子说得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
当然，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主席。
吴法宪和邱会作的回忆都说，林彪明确支持吴法宪，鼓励吴法宪跟张春桥斗。对于这场斗争，林彪一点没有退却的意思，他让他的四大金刚以及陈伯达，在会上与张春桥等人好好斗一斗。
（35）
不过吴法宪等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要斗的对手，表面上是张春桥，实际上是毛泽东。这样，吴法宪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林彪的棋子，而张春桥是毛泽东的棋子。吴法宪和张春桥的斗争，其实就是林彪与毛泽东的代理斗争。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8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对《宪法草案》最后定稿。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叶群没有参加会议，她从北戴河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等人，让他们准备好，在会上跟张春桥斗。
周总理估计会上要争斗起来，他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支持军委办事组，支持吴法宪的。周总理的思想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写就写上嘛，张春桥又在人为地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周总理在会上是很小心的，他拿着《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念一条讨论通过一条。念下面一条时，总理总是提醒大家：“听好啊!”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当总理念到“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时，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根本没有争起来，他们表示同意。
总理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很恭敬地问江青：“江青同志的意见呢？”
没想到从来是颐指气使的江青，竟很和气地说：“大家讨论”。
这样带有“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指导方针”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被顺利通过了。周恩来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
林彪知道会议的情况后，却紧抽了一口气。林彪太了解毛泽东了，会议出现这样的结果，肯定有人点拨张春桥、江青等人。林彪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8月23日召开)上，会有更大的斗争。
林彪是很有眼力的，他看出张春桥、江青等人的突然让步，让《宪法草案》顺利通过，其实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指点，是毛泽东让他们故意让步的。林彪不得不思考：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让步，是不是要麻痹和迷惑一下林彪？是不是毛泽东要在几天后的庐山会议上，发起什么重大的动作呢？
林彪一点也琢磨不透毛泽东的下一步棋是什么，这是最让林彪担心害怕的。因为毛泽东的战术，总是出人意料，防不胜防的。因此，林彪下了决心，他在庐山会议上，要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才能避免被动挨打，才能避免他被毛泽东的战术打得措手不及。
（36）
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登上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三次上庐山。早在19世纪末，外国人看中了庐山这块避暑胜地，九江租界和汉口租界的外国人纷纷在此兴建别墅，后来国民党军政要人也再此修建别墅。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共建成三百多幢别墅，最有名的当属蒋介石的“美庐别墅”，另外还有汪精卫别墅等。
中共建国后，中央在庐山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是1959年8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毛泽东下榻于庐山上蒋介石的美庐别墅，据说毛泽东进门时曾高喊：“蒋委员长，我来了！”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万言书》，出现一次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
1960年，在庐山上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一所别墅“芦林一号”。据说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陪同他的当地官员说：“这里的山好、水好、人也好。”却唯独没有提到“房子好”。于是聪明的官员就在庐山上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一幢别墅。
毛泽东第二次上庐山，是1961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毛泽东入住为他专门修建的“芦林一号”。1970年8月毛泽东第三次上庐山，也依旧入住“芦林一号”。而林彪成为接班人之后，聪明的官员也在庐山上，专门为林彪修建了一幢别墅。林彪别墅于1969年建成，所以1970年8月林彪上庐山时，就入住进了专门为他修建的别墅。而周恩来大概是为了拉开自己与毛泽东和林彪的距离，没有住进以前他曾经住过的马歇尔公馆，居然住进普通的楼房。
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这里都是一幢幢依山而筑的小洋房，大多是过去达官贵人以及外国人避暑的别墅，也有一些是解放后新建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开全会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是一人住一幢，中央委员是两人往一幢，候补委员是三人合住一幢。每幢别墅都配备了一名服务员，每两幢房子配备了专门的厨师。他们白天来，晚上去，负责整理房间，做淸洁工作，打茶水和做饭。在房子外面的树林里，警卫战上们日夜站岗放哨。
周恩来总理是个大忙人，他住在大路旁小卖部附近的一幢普通楼房里，便于和各地的中央委员们接触。全会开始前的气氛是轻松的，这从周恩来的神态中也可以感觉到。会前，我们几个年轻的中央委员相约去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翻领两用衫，一条米色的长裤，足登一双半新的牛皮凉鞋，显得风度翩翩而又十分精神。
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然后提交给四届人大正式通过后颁布，另外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周恩来说：“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惊呼起来：“啊，只有三、五天？”我们觉得会期太短，看庐山都看不够。
（37）
这次庐山会议之前，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官们，都没有闻出火药味。他们以为这次会议将是一次简单而轻松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
这有点像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人们也以为那次会议是一次简单而轻松的会议，没想到会上彭德怀突然抛出《万言书》，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在毛泽东上庐山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据汪东兴回忆说：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在隆隆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我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
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
黄永胜说：“我报告了林副主席。”
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
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毛泽东对在他的住房周围大搞土木工事，是十分敏感的，因为刘少奇已经搞过一个“列车窃听案”，把窃听器装到他的专列上。在毛泽东看来，这次林彪下令在“芦林一号”附近修飞机场，会不会趁着修飞机场的机会，派人在毛泽东的住处悄悄安装窃听器，甚至安装炸弹呢？还有，在毛泽东别墅附近修了飞机场，林彪就可以突然派出大量空降兵，突然从天而降，包围毛泽东的住所。
（38）
因为在毛泽东别墅附近修飞机场，连周恩来也不知道，这让毛泽东更加怀疑里面“有鬼”，所以毛泽东对此不能不防。后来在庐山会议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曾一度搬出“芦林一号”，住到了另外的别墅中。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还专门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就是暗指在他的别墅附近修飞机场这件事。
在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毛泽东召集五位政治局常委开会。据列席这次会议的汪东兴回忆说：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经济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从汪东兴的这段回忆，可见这次康生也跟毛泽东有点小小的“顶牛”。毛泽东说要讲“形势问题”，康生却提出要讲“修改宪法”，经毛泽东再次坚持，康生才作罢。不过在毛泽东让康生讲“修改宪法”时，康生又推辞让周恩来讲，于是毛泽东“看了康生一眼”，表示不悦。
这次会上，周恩来和康生都有大会讲话，而林彪偏偏没有大会讲话，不免让林彪觉得他被冷场了。按理说，周恩来已经准备好讲“经济计划问题”，那么“形势问题”就应该让林彪来讲。毛泽东不让林彪讲话，在林彪看来，那就是毛泽东要有意对他“冷场”，要慢慢降低林彪的威信。
在次日的大会之前，林彪突然表示他要讲几句话。本来毛泽东是没准备让林彪讲话的，可是这次林彪却“非要”讲话，毛泽东也不好驳了林彪的面子，于是林彪违了毛泽东的意愿，成了大会的第一个发言人，而且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这就是林彪著名的“称天才”讲话。这是后话了，这里还是先看汪东兴回忆8月22日的政治局常委会。
（39）
汪东兴回忆说：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8月22日晚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
汪东兴的回忆中，对这次政治局常委会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过程，叙述了很多，而把关键的“设国家主席”的一件事，却隐去了。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写道：
1970年8月2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议程、分组及在京值班安排等。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
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
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
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毛泽东还强调：“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周恩来年谱》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可见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除毛泽东外的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感到相当大的压力，甚至有点“逼宫”的味道。对这件事，邱会作回忆录中也提到了：
8月22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毛主席和各常委碰碰头，并确认一下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在常委会中，还讨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本次常委会最重要的内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主席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之首、国家主席。”
（40）
毛主席绝对没想到在全会还没有召开，四个常委的就一致提议设国家主席，与林副主席的提议是一致的。因此毛主席刚一上山，就气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甚为倚重的康生，也主张设国家主席。
毛主席在常委会上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
毛主席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
毛的弦外之音就是：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
后来毛主席又说：“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可是，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一直没有讲，一直没有给大家最高指示和“谆谆教导”。
邱会作的回忆，与《周恩来年谱》的记录大体一致。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当天晚上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政治局常委会的精神。我记得总理并没有说什么大的问题，总理在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传达常委会上，主席和四常委对“设国家主席”问题的态度。
总理说：“今天下午，在主席那里开了常委会。主席同林副主席说，他以前说过的那些问题(没有点明什么问题，后来汪东兴补充发言时给点出来了)，这次好好说一下。明天下午三点是开幕式，会议从二十四日开始，主要是小组会。我们大家都要参加小组会议，身体不好的，还是以休息为主，其他人也不要放弃这次休息的好机会。”
吴法宪、李作鹏和我同时提出：“我们最希望总理能休息一下。”
总理讲完后，对汪东兴说：“你来做补充。”
汪东兴接着发了言，他说：“我首先声明，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的问题，我做点补充传达。主席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指5月17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的事)。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
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汪东兴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
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
汪东兴这个人，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东兴还是有能力的。
（41）
自从毛泽东1943年成为中共第一把手以来，他的意见被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反对，这是第一次。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是以政治局常委中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了罢免刘少奇。这次毛泽东要对付的林彪，显然比刘少奇难对付多了。
政治家的最主要能力，就是团结人。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撼不动，就是得益于他超强的团结人的能力。看来林彪团结人的能力也是一流的，不仅把毛泽东的笔杆子陈伯达拉了过去，这次连康生都被林彪团结过去了，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暗吸一口冷气。
毛泽东本以为林彪是彭德怀那样的一介武夫，没想林彪打政治仗的水平也是一流的。在平时百事不管的林彪，到了关键时刻，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这就是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高手。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小看了林彪的政治能力。
在政治局常委中遭遇“四比一”的绝对劣势，一般人就会屈服，但毛泽东却不会，如果屈服了也就不是毛泽东了。有人说：毛泽东不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个人独裁”的表现。
这种说法，是学者们喜欢翻弄的书本教条；而对于大腕级政治家来说，他们从来不把“少数服从多数”看作是一种需要遵循的原则，而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
“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往往真理在开始阶段，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如果在真理的开始阶段，就必须遵从“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真理就会扼死在摇篮中。
仅上井冈山为例。1927年中共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反对毛泽东上井冈山搞农村根据地，那时多数中央委员认为苏联模式的大城市暴动，才是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上井冈山，违反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违反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是谬误，而毛泽东的少数意见倒是正确的。
如果当年毛泽东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跟着搞大城市暴动，那么中共今天还在上海租界里争吵不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江山了。
再比如说1976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也是违反“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据参与此事的吴德回忆：“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42）
“我们分析了当时中央委员的成员情况，我们认识到：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回忆的情况，非常典型地表现出政治家们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态度。华国锋等人的看法是：如果能够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就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罢免“四人帮”；如果不能在中央委员会取得多数，就用“隔离审查”的方法抓捕“四人帮”。
很显然，他们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只不过是当作一个“工具”来用，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不用，没有一个人主张要把“少数服从多数”当作必须遵循的原则。
现在大部分人都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立了功，如果当时华国锋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四人帮”就很可能粉碎不了，后来的“改革开放”也就不会有了。
因此，“少数服从多数”并不能教条地遵守，而是要看两个问题：第一、那个“多数派”是不是代表正确的道路，代表正确的发展方向；第二、那个“多数”人的意见是不是正确的。华国锋的立功，就是在于他没有教条地遵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因此被称为“英明果断”。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这次林彪为首的四个人的意见是多数意见，但这个意见对不对呢？毛泽东认为他们的意见不对，更认为他们四人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因此，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是不应该遵从他们的多数意见的。不能简单地把这个行为，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独裁”，不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当然，毛泽东要想反对掉政治局常委的多数意见，肯定不能像华国锋那样派军队来解决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就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了。毛泽东首先要搞定的人，当然还是周恩来。对付周恩来，毛泽东依旧是“一手硬，一手软”的老办法。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软”的办法，就是向周恩来示好，拉拢一下周恩来。
（43）
据邱会作的回忆，汪东兴向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毛泽东曾在那次常委会上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
毛泽东说的事，是指1970年5月江青找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的人谈话，说周恩来和陈伯达的坏话，试图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这次谈话，引起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怀疑。现在，毛泽东要团结周恩来，所以赶快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向周恩来示好。
毛泽东本来准备安排江青做一个检讨，向周恩来说明，这件事只是江青的个人行为，与毛泽东无关，以免周恩来怀疑毛泽东是江青的背后指使。所以毛泽东说：“这些事讲清楚，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只是因为后来林彪先发制人，先发表了“称天才”的讲话，改变了大会的议事日程，江青检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手硬”的办法，还是过去“重上井冈山”的老办法。毛泽东再次放“狠话”说：“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毛泽东的这些“狠话”，对林彪无效，对周恩来还是很有效的。周恩来的哲学是“顾全大局”，就怕党内大乱，天下大乱，一旦遇到毛泽东要“豁出去”，周恩来就让步了。
1969年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25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在开幕之前，政治局的五位常委先在礼堂的小会议室碰头，最后确认一下情况。据汪东兴回忆说：
开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和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44）
据汪东兴的回忆，本来没有林彪的讲话，而是林彪在开会前，突然提出“要讲点意见”，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林彪讲话。另外由于林彪的地位高，所以周总理和康生都让给林彪先讲。可是另一位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又与汪东兴的有所不同。陈伯达回忆说：
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着，等的时间不短。他们谈完后出来，大会开了。原定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突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法草案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林彪讲后，康生便要我也先讲，我没有讲。于是康生夹七夹八地讲了，并引用当时林彪的几句话。
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可是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求见毛主席很困难，每次求见时，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总是说毛主席有事，慢慢地我就不去主动求见毛主席了。
陈伯达的这段回忆，经常被人断章取义，用来证明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这次讲话内容，这个问题放在后面专门介绍。
陈伯达提到，毛泽东和林彪在开会之前，曾经两个人单独谈了很长时间，他和周恩来、康生在外面等。这点与汪东兴的说法不一样，汪东兴说政治局常委五个人在一起谈话，而不是毛泽东和林彪单独讲话。
关于这个问题，邱会作回忆中是这样说的：
8月23日下午3时，全会在小礼堂开幕。但常委们一直没有出来，大约等了40分钟，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才走出来在台上就座。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坐在台下前排。
全会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幕！”
然后，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来，之后即说：“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总对毛主席笑笑地说：“好，我说几句。”
毛主席又接着说了一句：“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
（45）
另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宪法修改小组杨福云回忆说：
8月23日下午3时前，我们早早到了会场，我们几个还未近距离见过毛主席，今天是难得的机会。我们早到会场，坐在前面。时间过了下午 3时，中央常委还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直到3时45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才走上主席台，会场上爆发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正中间，他左边坐着林彪、陈伯达，右边坐着周恩来、康生。他们一就座，记者一拥而上，拍电影、拍照。强光罩着毛泽东，很快他就不耐烦了，打手势，叫他们赶快离开。
周恩来马上示意记者，叫他们停止拍照，关灯。五位常委，都显得很严肃，谁都没有笑容。我当时想，中央全会理该这么严肃。
毛泽东宣布全会开幕，然后说：“今天谁先说？恩来，你报告一下议程。”
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周恩来传达完后，毛泽东问：“还有谁讲？”
林彪说：“我讲几句。”
毛泽东看林彪一眼，没有说什么。
另据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中说：(《陈伯达传》提到毛泽东与林彪单独谈话)但是，毛泽东和林彪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书中没有提及。实际上，这是陈伯达故意使用的曲笔，有难言之隐罢了。倒是吴法宪在保外就医后，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过，吴法宪当时也有很大顾虑，一再向作者表示：“这一点，我过去不敢讲”，然后披露了毛、林之间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是叶群事后亲口告诉他的。
吴法宪回忆说：“本来，叶群已经在山下为林彪准备好了讲话稿。林彪上山后，开始是不准备讲话的。后来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
主席问：“讲什么？”
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此外，散会后，叶群也向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交待说：“林总的讲话，是对陆定一式人物不点名的批判，他在事前报告了毛主席。”
陈伯达为此在当晚还专门跑去问过林彪。林彪没有从正面回答，反而问他是听谁说的。当陈伯达表示是听叶群讲的之后，林彪叮嘱道：“这事你知道就行了。”
关于上述几个人回忆的不同，以及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的话，我们将在下面分析。
（46）
按照官方的见解，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称天才”讲话，是暴露林彪“篡党夺权”野心的最重要证据之一，是瞒着毛泽东和党中央搞的一次“突然袭击”。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也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
中共高官在公开场合上讲话，一般来说，如果是短暂的讲话，讲话内容当然不必经过上级批准。但如果是长篇讲话，比如林彪“称天才”那样长达一个半小时的长篇讲话，讲话内容就应该经过上级批准，或经过集体讨论。党员在公共场合擅自发表与中央精神不同的个人意见，要作为违纪论处。林彪这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长篇讲话，事先没有经过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也没有经过中央讨论，所以从党纪上来说，林彪的讲话是有违纪问题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试图为林彪“翻案”的人，试图“颠覆”过去官方的见解。他们著书撰文，声称林彪的“称天才”讲话，事先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并反过来说毛泽东的话“林彪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反而是不实之词。进一步，他们又因此而推论出林彪被“冤枉”了，林彪事件要翻案。
这种“新见解”真的有道理吗？在这里特别进行一些分析。
现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林彪事先向毛泽东提交过“称天才”讲话的书面文稿，更没有毛泽东在林彪讲话稿上“画圈”同意的书面证据。所以持“新见解”的人，声称毛泽东在与林彪谈话的时候，“口头上”同意了林彪的讲话。那么林彪和毛泽东在什么时候进行过交谈呢？
毛泽东于1970年8月19日乘专列到九江，然后换汽车上庐山；林彪于8月20日乘飞机到九江机场，然后换汽车上庐山；周恩来也于8月20日晚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8月23日开幕，在开会前的8月20日到23日的三天时间内，毛泽东和林彪都在庐山上，可以说住得近在咫尺。在开会前的这三天时间内，毛泽东与林彪见过面，谈过话吗？没有。毛泽东与林彪在这三天内，没有任何单独接触。
这似乎不符合“亲密战友”应有的气氛，但事实却是这样。毛泽东肯定是没有召见林彪，那么林彪主动提出求见过毛泽东吗？也没有林彪主动求见求毛泽东的记载。甚至，连周恩来也没有主动求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也没有召见过周恩来单独谈话。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0年8月21日，(周恩来)就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先后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在8月21日这一天，周恩来把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只是用书面形式呈报毛泽东和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相反，周恩来到林彪的住处，与林彪进行过单独谈话。可见此时周恩来与林彪之间的情感热度，是高于毛泽东的。
（47）
在周恩来与林彪单独谈话后的第二天8月22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这次会上四位常委向毛泽东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前面已经说过。
8月22日的常委碰头会，是林彪上庐山之后，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但在这次会上，林彪并没有提出他在第二天的开幕式上要讲话。8月22日的常委会之后，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与毛泽东单独谈过话。
在8月23日上午，林彪和毛泽东没有见面，只是到了8月23日下午3时前，林彪才与毛泽东见面，这时距离林彪发表他的“称天才”讲话，已经不到一个小时了。
这次林彪与毛泽东的见面，是单独谈话呢？还是有其他人在场？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林彪与毛泽东不是单独谈话，而是五位常委在会前碰头时，林彪向毛泽东提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
第一种说法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来自《汪东兴回忆录》：开幕前，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和康生都说：“那好吧，你先讲。”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第一种说法的另一个根据，来自《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独家提供的吴法宪的回忆。在吴法宪自己的《吴法宪回忆》中，并无这样的内容。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说：
开大会前，常委在后面休息室里闲谈，林彪问主席：“我想讲话行不行？”
主席问：“讲什么？”
林说：“听吴法宪讲，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主席听了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据汪东兴说：林彪在开会前，当着其他常委的面，突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同意林彪讲话，但毛泽东并不知道林彪要讲什么，所以这不能算是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讲话内容。
再据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说：在开大会前，常委们在休息室里闲谈的时候，林彪突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这也就是说，林彪是在休息室里，当着其他常委的面，向毛泽东提出讲话的要求。
毛泽东问林彪要讲什么？林彪简单说讲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不是张春桥的问题，而是江青搞鬼，并要林彪讲话时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
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有不少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一、张春桥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个政治局委员，必须经过中央讨论决议，才能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林彪无论如何不可能擅自点名批评张春桥，这根本不需要毛泽东提醒林彪，这种常识林彪应该是有的。因此，毛泽东特别提醒林彪“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反而显着很不自然。
（48）
二、毛泽东说“江青在背后搞鬼”这样的口气，显然表现出毛泽东支持林彪，而不支持江青或张春桥。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后来毛泽东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又转而公开支持江青或张春桥呢？所以毛泽东在这里表示支持林彪，是不合理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毛泽东后来的态度。
关于这次林彪与毛泽东见面的第二种说法，是来自陈伯达的回忆。陈伯达说：毛泽东和林彪在开会之前，曾经两个人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我和周恩来、康生在外面等。
陈伯达的第二种说法，有一个有力的旁证，就是大会原定下午3时开幕。在3时前，所有中央委员，包括邱会作等政治局委员，都已经在座位上就座，就等着五位政治局常委出来。可是五位政治局常委迟迟不出来，一直让众人等了45分钟，五位常委才出来。
如果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林彪与毛泽东的谈话时间不到一分钟就完了，没必要让众人等45分钟；同样按照高文谦提供的吴法宪回忆，林彪与毛泽东的谈话也不过几分钟就完了，也没必要让众人等45分钟。
怎样解释五位常委迟了45分钟才出来这个事实呢？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的说法是合乎逻辑。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与林彪在会前曾经进行过一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
毛泽东与林彪单独谈话的内容，第三者无法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后来也都没有提起过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因此，这次谈话内容就成为千古之谜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次谈话肯定是不愉快的，两个人的矛盾不但没有消解，反而激化了。在这次谈话之后，林彪马上发表了他的“称天才”讲话，使两人关系进入难于逆转的对立时期。
陈伯达还回忆说：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
陈伯达的这段回忆，本意是说，自己被林彪所骗，居然还愚蠢地相信了林彪。联系前后语言，陈伯达的意思很明显，他强调“毛泽东事先不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
不少为林彪翻案的人，在引用陈伯达的这段回忆时，删去了“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后半句话，只是断章取义地引用前半句话：“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
这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就根据这个断章取义的前半句话，撰文下结论说：“据陈伯达回忆，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这样的断章取义，完全违反了陈伯达原话的本意。所以毛泽东事先知道林彪的讲话内容，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近年来为林彪翻案的这种“新见解”，其实并没有站得住脚的证据，不过是一种炒作而已。在这一点上，还是官方的见解站得住脚，毛泽东说的“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也是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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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之后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称天才”发言。林彪的这个发言，是会议日程中原来没有的，不过绝大部分参会人员，对此并没有在意，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林彪会“别有用心”，更不可能怀疑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此，林彪讲话时，众人依旧给予非常热烈的鼓掌欢迎。
林彪这个长篇讲话，大部分内容是他一贯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都是冠冕堂皇的，不了解高层内情的一般中央委员，根本听不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异样。当时作为一般中央委员参会的吴德回忆说：“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层的政治局委员们，听了林彪这个所谓的“即兴讲话”，就马上感觉到非同小可。林彪讲话的关键内容，夹杂在空话、套话之中，不知内情的人，一听而过毫无印象，而知道内情的人，就体会出林彪的讲话大有深意。
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安排。
林彪在讲话的开始，和往常一样，先说“我完全拥护主席……”之类的套话，然后又特别提到周恩来，说“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议程安排”，林彪这里是对周恩来拉拢一下感情。
林彪继续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它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宪法》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
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事实上所铁一般地证明了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说：我们的工作是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其例子是不胜列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