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 毛泽东的再起
（1）
1972年底周恩来退出宣传领域，公开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基本上也就偃旗息鼓了。虽说在周恩来主管的经济领域中，周恩来继续用实际行动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毕竟影响力差了很多。到1973年下半年，随着毛泽东身体的恢复，毛泽东又复出过问政事。这样一来，大约一年半时间的短暂周恩来时代，也就悄悄地结束了。
毛泽东能够东山再起，除了他本人的意志和智慧之外，运气或者“天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973年毛泽东已经八十岁了，这个年龄的人在大病一场之后，身体能够恢复，那是不多的，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奇迹。促成毛泽东再起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周恩来得了癌症。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关于周恩来的癌症，不得不提到一个所谓毛泽东的“四条批示”(另一说是“三条批示”)。关于这个批示，我们一方面感到有很大的疑问，因为毕竟没有文字材料的证据;；在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在回忆录中，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这件事。因为我们无法查证原始资料，只能把目前可以看到的一些材料列举出来，请读者自己判断。
比较典型的是《晚年周恩来》一书中的说法：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
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东兴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面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2）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另据《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称，毛泽东的“四条批示”是来自周恩来医疗组的《补充病历记录》，但这个资料我们无缘看到。高文谦还说：毛泽东对周恩来治病的“四条指示”，是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座谈会揭发出来的。这次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80年11月在毛家湾召开，与会的有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和医护人员，当时作会议记录的是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páng）先知先生。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材料是来自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的《我的伯父周恩来》。该书中写道：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按照惯例，伯伯病情的真实情况立即报告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很快退回到西花厅办公室：第一、不治疗；第二、不要告诉周、邓；第三、搞好营养。据后来汪东兴解释：批示的“不治疗”就是不手术。毛主席说：“陈毅得癌症手术，死了；谢富治得癌症手术，也死了嘛!”言下之意，得了这种病只能吃点好的，等着。
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坚强，为着我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药物治疗，他“抗旨不遵”，把真实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盘托出。当然，在中央工作几年的张大夫也有经验，他只字不曾向我伯伯提及毛主席的三条批示。
1973年3月2日，伯伯约来了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了自己病情的发展及检查治疗的问题。三天后，叶帅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送走客人后，叶帅讲了总理严重的病情，并拿出了装着总理血尿的瓶子让毛主席看。毛主席也因问题的严重感到吃惊，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疗。
3月6日，伯伯去“游泳池”开会，会前，伯伯又将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报告。终于，伯伯以他特有的方式争取到3月10日检查治疗的机会。
1973年3月10日，是伯伯自从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为膀胱癌整整十个月后第一次被批准进行对症检查治疗。我永远感激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大夫：为了我伯伯，为了人民的好总理，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进手术室时他们已经定下了“攻守同盟”：只要电镜检查时有用激光烧掉癌症原发病灶的可能，不再请示，立即烧。因为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是抢时间，越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越好！
（3）
无影灯下，吴阶平教授从电镜中看清了：总理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只有绿豆大，烧灼方便，也有绝对把握。三人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吴教授果断拿起激光枪，在电子显微镜下迅速消灭了伯伯膀胱内的癌症病灶。我经常设想，如果不是他们三位医生的无私和对我伯伯的真挚感情，恐怕伯伯的生命是无法再支撑近三年的。
周秉德的说法与高文谦有些不同，她说是“三条批示”，而不是“四条批示”，没有“不要检查”一条。不过周秉德的话有一些硬伤：比如用“电子显微镜”看病灶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膀胱镜”，另外那时候“激光枪”也还没有出现。不过周秉德不懂医学，乱用一些专业术语，可以理解。
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比较权威的说法当然还是来自参加治疗的医生。周恩来医疗小组组长吴阶平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有如下对话：
主持人：您是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应该说您是最早发现，总理患了膀胱癌，所以当时是不是您是极力主张要动手术的？ 吴阶平：对，我基本上是竭力主张动手术。可是周总理动手术，都需要毛主席批准。所以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就去找叶剑英，叶帅。
主持人：但是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不知道为什么。您打手术的报告迟迟没有批下来，而且更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如果他很快动手术的话，可能总理的生命会延缓很多。
吴阶平：这也不敢说一定。不过当时就是尼克松访华的前夕，所以毛主席他需要周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招待尼克松。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想，我们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周总理自己是愿意手术的。
主持人：你们也是想帮他做手术，可是他一定要毛主席同意。后来毛主席最后同意了，说可以做手术，从你打报告到他同意，是多长时间。
吴阶平：那好久了，恐怕不止一年吧。后来叶帅又来给我们说：“毛主席说你们先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
主持人：让您检查和医疗两步走。
吴阶平：检查了，你先不要动；你汇报，汇报同意了再做。可是叶剑英同志也告诉说：“我告诉你，其实没有那个第二步。”
主持人：这时候我就想您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复杂。因为一方面医生的责任，上级的命令，还有您对总理的感情。
吴阶平：后来我说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把它拿出来就好了。那不做吗？”
邓大姐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
我说这句话就有门儿了，有邓大姐这句话，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下来，后来就做了，就真是烧下来了。
（4）
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一阵，两步并成一步走。后来毛主席发下话，说两步走比一步走好。
主持人：就您刚才谈这段事情时候，您整个人是颤抖的。那告诉我，这种颤抖是对于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还是别的什么？
吴阶平：是对总理的感情。
吴阶平的回忆也有一个明显的硬伤：尼克松访华是在1972年2月，而周恩来发现癌症，是1972年5月。因此，说周恩来是为了“招待尼克松”而不动手术，是完全搞错了。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说：1972年5月12日，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共同来会诊，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这时，我们同吴阶平等一起商量将周恩来的病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目前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应争取尽早治疗的好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和疾病发展的不良后果等。
在此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作进一步检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无丝毫痛苦或不适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第一次尿血是1973年1月13日，对于“膀胱癌”这三个字，再也无法跟周恩来捉迷藏下去了。吴阶平、卞志强和我，对周恩来的病情都是清楚的。有关情况，我们也曾在1972年5月向党中央作过口头与书面报告。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问题是，根据今天早晨周恩来发生血尿的情况，立即提出请求，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同时写一份书面报告呈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希望周总理能尽早住院治疗。
一直拖到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才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当时出于保密考虑，故没有让他住医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进行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这次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要好，肿瘤只有0.5公分直径，呈绒毛状，很表浅，因而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只在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周恩来对于这一次治疗十分满意，在5月份，他于百忙中抽时间愉快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晚宴款待专家、医生及护士。席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起来举杯祝酒，向大家表示感谢。
按照医疗组制订的治疗方案，在这次电灼术以后，膀胱粘膜表面肉眼所见肿瘤确实都被烧掉了。但是，为了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待电灼伤表面痊愈之后，应当定期进行膀胱内化学药物灌注治疗。原定每星期灌注两次，后来却因种种缘故，使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
（5）
1973年10月下旬，周恩来又发现血尿，这提示周恩来身上的恶性肿瘤再次复发了。按理应考虑住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及休养，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政坛上常常是风云突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的日子愈加不好过了。所以，总理的治病问题只得暂时搁置下来，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方作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这次治疗的效果极不理想，病症很快又复发了。
对于毛泽东“四条批示”的真伪等细节问题，因为材料有限，在这里我们不做评论，我们只是从宏观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就是：毛泽东试图从肉体上“消灭”周恩来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以下四个角度来分析。
一、毛泽东有从肉体上消灭政敌的先例吗？
毛泽东想打倒周恩来不假，但政治上的打倒，与肉体上的消灭，还是完全不同的。从历史上来看，毛泽东对他的政敌，都是在政治上打倒，并没有在肉体上消灭的前例。就是逃往外国的林彪，毛泽东也是说“由他去吧”，没有试图从肉体上消灭林彪。因此从过去的先例来看，毛泽东不应该试图从肉体上消灭周恩来。
二、毛泽东不在乎自己的名誉吗？
从各方面看，毛泽东都是很在乎自己名誉的人，他不愿意别人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阴险狠毒的人。如果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自然会让别人认为毛泽东是阴险狠毒之人，这点毛泽东本人也很清楚。因此从名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也不应该干这种损害自己名誉之事。
三、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有利于他与周恩来的政治斗争吗？
毛泽东很清楚，他与周恩来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两人的威信都是极为重要的政治砝码，特别是在老干部中间的政治威信。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就是为了改善自己在老干部中间的政治威信。如果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这件事肯定对老干部们是瞒不住的。老干部们一旦知道毛泽东干这样的事，必定会对毛泽东非常不利，将大大影响毛泽东在高官们中间的政治威信。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利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治斗争，反而完全是负面的。因此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不应该干这种损害自己政治威信之事。
四、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有多大的必要性？
毛泽东冒着败坏自己声誉的风险，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比周恩来活得长久，这样毛泽东的此举才有意义。只要毛泽东死于周恩来之前，那么毛泽东搞所谓的“耽误周恩来的治疗”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不但没有意义，反而伤及毛泽东的威望和名誉，简直就是愚行了。
（6）
现在说毛泽东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都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评论，似乎毛泽东已经预知他的“四条批示”可以让周恩来死在自己之前。但事实上，毛泽东做出“四条批示”(假如有的话)的时间是1973年5月，他怎么可能预知周恩来病情的发展？怎么可能预知周恩来死于自己前几个月？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虽说周恩来得了癌症，毛泽东死于周恩来之前的可能性，反而是更大的。那时毛泽东本人的健康情况也很不好，在1972年曾几次休克。在毛泽东看来，自己已经是随时可能死的人了，即便是用什么计谋“耽误”一下周恩来的治疗，“缩短”一些周恩来的寿命，毛泽东照样没有自信自己可以比周恩来活得长久。
既然毛泽东没有自信自己可以比周恩来活得长久，那他冒着损毁自己名誉，伤害自己政治威信的危险，去干“耽误”周恩来治疗之事，岂不是很愚蠢吗？
再说，毛泽东也不是医生，他怎么可能知道这种“耽误”的效果有多大。万一“耽误”的效果并不大，反而赔上自己的名誉威望，实在是不值得干的事情。
另外，毛泽东本人对医生是不相信的。毛泽东得了病，经常拒绝医生的治疗，拒绝吃药，更不要说手术了。毛泽东晚年得了白内障，就是不肯手术，后来众人劝了半天，毛泽东最后才同意手术。如果毛泽东本人得了癌症，他也很可能拒绝开刀，拒绝手术。
当时中共高官得了癌症，基本上没有治好的，陈毅、谢富治这些人都是动手术之后就死了。给陈毅、谢富治动手术，就是医生认为手术可以治愈他们的病。这样看来，周恩来即使是及时动手术，也未必就能治好。所谓及时动手术就能治好，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
事实上，根据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所说，周恩来在1973年3月的手术中，肿瘤已经成功切除了，手术是成功的。后来周恩来的癌症是再次复发。因此即使是周恩来及时进行手术，也无法保证以后不会复发。因此，假设周恩来及时手术，就一定能治愈，是不合理的。周恩来的主治医生吴阶平，对于及时手术可以大大延长生命的说法，客观地说：“这也不敢说一定。”
综合上述，我们对此事的看法是：毛泽东并没有故意“耽误”周恩来的治疗，因为这对毛泽东来说，“有害”的一面要大于“有利”的一面。周恩来死于毛泽东之前，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天意”。
（7）
曹操的名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句诗用来形容八十高龄的毛泽东，也是恰如其分的。毛泽东的志向是完成他的文革大业，完成继续革命的理想，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矛盾，并不是出自个人恩怨，而是周恩来阻碍毛泽东完成他心目中的宏伟大业。因此，毛泽东最终对后事的一切安排和布局，都是围绕着“文革大业”这个中心题目，而不是针对着与周恩来的个人恩怨。毛泽东安排王洪文当接班人，这个安排明显不是针对周恩来的。
毛泽东要在政治上战胜周恩来，这是完成他的文革大业所必须的。而搞试图缩短周恩来寿命的“小动作”，这对于毛泽东的文革大业，不但没有正面的效果，反而是负面的效果，更有损与毛泽东自己的形象与威望。因此，毛泽东不应该去干阻止周恩来治疗这种不明智的举动。
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毛泽东却急着提前一年，在1973年就要召开“十大”。这主要是毛泽东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忧虑，急于在自己的身体尚能支持的时候，通过全党大会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岁至40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
毛泽东看中的接班人，是来自上海的王洪文。关于王洪文，我们前面断续介绍过，他出生于1935年，时年38岁，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兵，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在“十大”之前，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毛泽东本来是看中张春桥当接班人的，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向张春桥“发难”时，众人一呼百应，张春桥几乎处于“人人喊打”的被围攻局面。毛泽东看出，张春桥因为文革中在中央工作，得罪人很多，“人怨”太大，所以不适合当接班人。因此毛泽东就想到，找一个文革中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地方干部当接班人。这样的人因为没有在中央整过人，没有什么“人怨”，各方面都能接受他。
毛泽东为什么要破格提拔王洪文当接班人呢？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作风是重要的。
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提供了一些毛泽东与王洪文的细节：
毛泽东为什么要选王洪文做接班人？外界曾经有过很多议论分析和猜测。我作为和王洪文一起造反，又在文革中长期与他共事的人，我愿意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和真实细节。
（8）
1966年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王洪文在上海十七棉纺厂造了厂党委的反。一个是党中央主席，一个是保卫科干事，可以说根本没有谋面的机会。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起了媒介和桥梁作用的，是张春桥。张春桥从1967年初返回上海工作以后，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一份书面汇报。这样，毛泽东就从张春桥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陆续了解到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人的情况。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是1967年8月的事。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毛泽东经周恩来安排，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在西郊顾家花园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三十多万工人，提了长矛，拿了短棍，出动卡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派上海柴油机厂“联司”组织。
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毛泽东感到很高兴。毛泽东在上海期间，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毛泽东在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在招待所收看电视，电视中出现王洪文时，张春桥向毛泽东介绍了王洪文的情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这个指挥几十万工人踏平上海柴油机厂的“工总司”司令，在电视里侃侃而谈，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代表到北京去观礼，王洪文是上海代表队的领队。最最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检阅国庆游行队伍以后，毛泽东竟然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单独接见了他，这使王洪文喜出望外。
毛泽东自从在1967年8月在上海的电视荧幕上见到了王洪文以后，一直有意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一下这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首领人物。于是经过张春桥的引见，毛泽东找王洪文单独谈话。王洪文接到通知，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跨进天安门城楼，步入用屏风阻隔着的贵宾会见厅，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这时张春桥避开了，这是张春桥的聪明之处，他知道这种时刻是毋需他在场的。
穿着当时流行军便服的王洪文，快步走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他介绍给坐在一旁的林彪。林彪礼节性地和王洪文握手，他对王洪文是一无所知。林彪瞅瞅这个年轻人，万万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工人，日后会取代他的位置，成为毛泽东的第三个接班人。
毛泽东按照他的习惯，首先问王洪文的个人情况。王洪文说他是贫农家庭出身，从小就给人放牛放猪，16岁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毛泽东问：“是什么部队？”
王洪文说;“是二十七军。”
毛泽东很熟悉军队，记忆力相当好，说：“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
（9）
王洪文说：“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讯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里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十七棉纺厂当保全工，1964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中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毛泽东不要听后面的这些话，打断了问：“你现在是在工厂里，还是在‘工总司’工作？”
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厂里每个星期都去劳动。”
毛泽东点头叮嘱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这次与王洪文的个别谈话，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后来毛泽东一再向别人推荐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单独接见以后，身价倍增，他被指定列席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就是这次全会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在10月31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对参会的全体人员说：“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了起来)。王洪文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前年的‘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
在接下来的“九大”上，王洪文不仅担任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而且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曾三次提到王洪文，并和他展开了对话，说明毛泽东对王洪文越来越器重了。
王洪文最“出风头”的是在1969年4月14日“九大”大会上，代表全国工人阶级作了发言。这天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以后，毛泽东亲自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一本正经地从主席台座位上走向旁边特设的讲坛，用他那口清晰而又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代表全国工人阶级发言。第二天大会公报发表的时候，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以及其它中央常委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登上了报纸的显著地位。
在“九大”的选举中，王洪文和我都当上了中央委员，张春桥和姚文元则都进了政治局。张、姚此后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央工作，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回到上海来，他们就指定由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
1971年毛泽东巡视南方，一路讲话吹风，揭露林彪一伙的反党活动。9月10日，毛泽东从杭州突然来到上海，第一天在专列上接见了王洪文，第二天又把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叫到上海，当面召见了许世友和王洪文，向他们交了“底”。林彪自爆以后，在揭露林彪集团反党活动的过程中，王洪文的忠诚进一步取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决心撇开现有的中央政治局，从省市一级选拔一个接班人上来，他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王洪文。王洪文忠实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毛泽东对这个年轻人只见过几次面，毕竟还不够了解，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来，全面地加以考察，看他是否能当此重任。
（10）
1972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的王洪文接到北京张春桥的电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去学习。王洪文接完电话，赶紧找我、马天水和王秀珍商量。我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
王秀珍嘴快，一拍巴掌：“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
其实，当时我们几个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王洪文去中央，很可能会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王洪文的职务会超越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跃成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一点，连王洪文自己也是万万预料不到的。
王洪文调到北京以后，中央要他一面学习，一面参加中央的工作。毛泽东等王洪文安顿下来以后，连续找他谈了几次话，详细地询问他的历史，并且在交谈中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和观点，既对王洪文进行考察和面试，又对他进行开导和帮助。毛泽东还关照周恩来亲自帮带王洪文，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周恩来都通知王洪文参加。中央办公厅还给王洪文送来了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供他学习使用。
毛泽东有时也把王洪文派到全国矛盾比较尖鋭的地区去，观察和锻炼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先后把他派往新疆、浙江等省、市、自治区。王洪文很喜欢外出，因为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抵达那里，能受到当地负责人的隆重欢迎和盛宴招待，至于处理两派冲突和地区武斗等，又是他所熟悉的。王洪文在上海的时候，经常要到现场去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解决文革中“老、大、难”单位的问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所以，现在王洪文到了那些“老、大、难”的省、市、自治区，把两派的头头都召集来开会，向他们转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要求两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基本上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工作颇有成效，经他去处理过的省、市、自治区，形势都有所好转。这些成果，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感到欣慰，对王洪文增添了不少好感。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评也逐步升级了，毛泽东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考虑把王洪文的位置放在张春桥之上了，所以他要先做通张春桥的思想工作。
1973年8月20日，中央通知我们出席“十大”选举准备会议。毛泽东没有到会，周恩来宣布说：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毕，立即谦恭地从主持人的地位上退下，请王洪文接下去主持会议。
参加会议的全党104名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立刻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王洪文跃升到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而周恩来的任务就是辅佐他，带一程，送上马。
毛泽东最早选择刘少奇当接班人，以及后来选择林彪当接班人，都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不是毛泽东真的非常“欣赏”刘少奇或林彪。而毛泽东选择王洪文当接班人，主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欣赏”他，而不是其他的原因。那么毛泽东究竟看中和欣赏王洪文的什么呢？
（11）
现在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选王洪文当接班人过于草率，这种看法是不合理的。毛泽东选王洪文当接班人，就等于是把整个江山社稷都托付给他，这怎么重大的事情，毛泽东怎么可能草率行事呢？毛泽东肯定经过认真慎重的再三考虑之后，才选中王洪文的。
王洪文成为接班人的消息出来之后，在中国马上引起一阵惊讶。当时广为流传着一个谣传，说林彪死党在上海试图对毛泽东开枪，是王洪文挺身而出为毛泽东挡了子弹，所以毛泽东让王洪文当接班人。这个谣传，说明一般老百姓想不通王洪文当接班人的理由，而这个谣传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个理由。在一般老百姓眼中，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选王洪文，也是出于王洪文对毛泽东有救命之恩这个“自私”的考虑。
不管从哪方面看，毛泽东选王洪文接班，都看不出“私心”的因素。所谓“私心”，就是为自己谋利益，为自己的家人谋利益，为对自己做过贡献的人谋利益。王洪文没有对毛泽东做过什么贡献，更没有做过让毛泽东感到需要回报他的事，同时王洪文与毛泽东也没有任何血缘亲戚关系。
有人说如果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还活着，毛泽东一定会让毛岸英接班。这种说法，是基于毛泽东要把接班人传位于自家血统后代的自私心理。虽说毛岸英死了，可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是健在的。按照中国的古法，皇帝没有儿子，可以由皇帝亲弟弟的儿子继承皇位。近代的清朝，同治皇帝没有儿子，由同治弟弟的儿子光绪继位;光绪皇帝没有儿子，由光绪弟弟的儿子宣统继位。
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把主席传位给自己家的血统，那么传位给毛远新是完全可以的。再说，毛泽东并不是重男轻女的人，也可以把主席之位传给自己的女儿李讷。作为同时代的人，蒋介石就把总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如果毛泽东把主席传位给自己的侄儿，也可以说是有先例的。
被毛泽东打败的蒋介石，是一切以“私”字为中心思想的典型领导人。张学良回忆蒋介石说：人家批评蒋先生，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12）
从蒋介石让自己的儿子接班这点来看，也符合张学良的这个评价。毛泽东不是没有条件安排自己的后代家族接班，而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这么做。所以说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并没有私心的表现，这点对照蒋介石可以看得很清楚。
毛泽东选王洪文的理由，要追溯到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标准。在文革前夜的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由此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标准，大致是四条：一、年轻；二、学问少；三、立场稳；四、有政治经验。1966年3月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毛泽东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泽东是当真的。在七年后的1973年，毛泽东真的按照这四条标准，选出了自己的接班人。对照毛泽东的四条标准，王洪文是完全符合的。
一、王洪文年轻，当时只有38岁；二、王洪文学问少，他只上过的小学，加上后来的自学，文化程度也就是初中水平；三、王洪文贫农出生，16岁参加革命，无产阶级立场应该是“稳”的；四、王洪文当过农民，当过兵，当过工人，后来又当过干部，所以应该说政治经验是比较丰富的。根据毛泽东的接班人条件，他看中王洪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毛泽东的四条接班人条件，其他三条都比较好理解，但“学问少”这一条不太好理解。一般人认为，接班人的学问越多越好，毛泽东为什么反其道而行，偏偏要选学问少的呢？这就涉及到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和评价。
按照通常的标准，有大专以上文凭的，算知识分子；有硕士以上文凭的，算高级知识分子；大专以下文凭的，只能算“有文化”，不算知识分子。毛泽东本人是大专文凭，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但算不上高级知识分子。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一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当时北京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毛泽东这种大专文凭的人，在北大肯定是吃不开的。
（13）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写的《毛泽东自述》中，毛泽东提到他在北大的情况说：我做北大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湖南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有些人根据毛泽东在北大的遭遇，推断毛泽东因此而“仇视”知识分子，这种看法是不合理的。一来，毛泽东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二来，更确切地说，与其说毛泽东“嫉妒”知识分子，不如说毛泽东“看不起”他们；三来，“仇视”知识分子，对毛泽东这样要成就大事业的人，是利还是有害呢？
但凡开创事业者，都清楚人才的重要。开公司，你要招揽到精明的经纪人；打江山，你要招揽到能征善战的将军。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不仅在战将方面，在其他各方面也都是人才济济，这是毛泽东推翻蒋介石的根本原因。
难道蒋介石不重视人才吗？非也！蒋介石重视人才的程度，绝不亚于毛泽东，只是两人采取的方式不同。蒋介石特别重视人才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比如蒋介石的秘书秦孝仪，是具有人文学博士学位的留美洋博士。而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只读过上海劳动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等非正规的大学，而且也没有毕业，没有文凭。
如果说战争年代毛泽东找洋博士当秘书有困难，那么新中国建国后，接受了大批洋博士。毛泽东要想换一个或几个洋博士来给自己当秘书，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始终没有一个有硕士以上文凭的高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为什么不用高级知识分子给自己当秘书？为什么不请一批“学可斗量”洋博士来给自己当参谋，或者在做重大决策时为自己出谋划策呢？相比之下，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参谋是很多的。蒋介石打仗，身边还要带一个外国军事专家顾问团，蒋介石经常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这是事情发展的结果，却证明了一件与人们的常识相反的事。这就是具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做参谋的蒋介石，反而败给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做参谋的毛泽东。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高级知识分子真的起作用吗？是起正面的作用，还是负面的作用？
（14）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看法和认识，来自两个方面：历史的经验和个人的经验。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知识分子从宋朝之后，基本上成为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保守集团，文人读书只是为了做官，缺乏革命性，对历史的前进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相反起着阻碍作用。
相比之下，西方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革命性的，西方国家的文艺复兴等近代化进程，都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实现的。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同时，中国经历着元朝、明朝、清朝的朝代交替。推翻元朝的农民革命，推翻明朝的农民革命，都是由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发起。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维护现有统治集团的保守势力，而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革命势力。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依然是保守派，不管“中体西用”也好，“变法维新”也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提倡保皇，而不是提倡革命。发起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最初都是一些毫无名气的留学生，当时的大文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远离革命党的。只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又蜂拥而来，投机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是保皇派，或者是观望派，对革命没有做出过什么贡献。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期待，是完成他“继续革命”的理想，因此要求接班人有高度的革命性。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工、农、兵都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而知识分子是缺乏革命性的。从这个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就需要选择知识较少的工、农、兵出身的人当接班人，这样才能保证接班人具有高度的“革命性”。
另外从毛泽东的个人经验来看，他对知识分子的确没有好的印象。总的来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两条：第一是怀疑知识分子的立场，第二是蔑视知识分子的能力。
先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立场的怀疑。中共在井冈山革命创建时期，主体都是农民，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人，也只是勉强算知识分子的小人物，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参与进来。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不然站在蒋介石一边，要不然站在一边观望，并没有投身于中共发起的这场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时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中共的革命成功了，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这些知识分子无路可去，不得已才接受中共的领导。
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对这批从旧中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显然是难以信任他们的。把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事实证明，在1949年以前，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支持蒋介石的，或者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支持中共的人极少。既然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那么这一大批不支持中共的知识分子，自然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
（15）
现在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留下来接受中共的统治，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立场开始喜欢或支持中共，而只是因为没有办法，不得已归顺而已。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本性并没有变。中共不信任他们，把他们排除在领导集团之外，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中共在建国之后，对大学教授、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还是需要的。1966年，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起，何况进大学？
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
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把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
毛泽东这里谈到建政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仅是使用和利用，而不是重用和信任。因为这些人原本都是支持国民党的，只是由于国民党的失败，不得已成为共产党的“臣民”，对他们当然是不能重用和信任的。同理，知识分子得不到重用和信任，他们也当然就会对中共心怀不满，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
再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能力的蔑视。毛泽东为什么会蔑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呢？这里有他亲身实践的结果证明。
蒋介石集团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和组成，总体的知识水平比中共高得多。蒋介石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有那么多外国专家顾问，却打不过不认识几个字的“土八路”。这个结果自然让毛泽东产生对专家教授的蔑视心态。
毛泽东在1966年说：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
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其他一样也不会。
（16）
毛泽东在1969年接见大学生造反派领袖时，又说：学问不是学校里学来的。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读十几年，把人毁了，就睡不着觉。真正的大学校是工厂、农村。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少天？三个月，六个月，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我就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就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我跟你们讲了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都没有读。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中学还没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斯大林没有进大学，他是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数学家华罗庚，就是中学生，自学的。苏联把卫星送上天的是个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是个工人，不是大学老师。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蔑视，说他们不如工农，虽然有过激之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最近一家美国公司和一家德国公司联合发布了一份“劳动力精神”国别报告，结果中国员工被公认为最勤劳，是“勤劳”的世界冠军。但该报告又称，中国的创新力不足，有待提高。
现代社会中，生产活动是由体力劳动者，也就是工人、农民来从事的；而研究开发等创新活动，则是由脑力劳动者，也就是知识分子来从事的。中国的GPD成为世界第二，这是因为中国的体力劳动者非常优秀，是世界上“最勤劳”的。而在中国的创新不足，也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行。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在生产方面突飞猛进，而在科研创新方面则毫无成绩可言。比较可以称道的载人航天技术，其中最关键的运载火箭，也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中国的工人被誉为世界第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怎么样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如工农，也是有道理的。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王，毛泽东也认为知识比较少的皇帝，反而比较好。毛泽东说：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比如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
基于以上这些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他的接班人，不应该是知识分子，而应该是知识比较少的工农，所以他选择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17）
1972年9月毛泽东调王洪文到北京学习，1972年底，周恩来明确放出王洪文将成为接班人的消息。据原《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回忆说：1972年12月28日，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结束，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去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了一个王洪文。
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到接班人问题，说：“主席从1964年起就讲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贫农出身，参加抗美援朝，又当过工人，30多岁，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养。”
周恩来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毛主席说，外国人说我们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我(毛泽东)的意见，是要搞些年轻人当军委副主席、党的副主席。”
接着周恩来说：“我讲一讲，让你们有个精神准备，让你们震动一下，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满，也会摔跤。主席讲，接班人的年龄要在30岁到40岁之间，要工人农民。”
这时，全场的眼睛都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1973年5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个决定实际上是“预告”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的这个安排值得注意，他选王洪文为接班人的同时，也想到了王洪文有可能“扶不起来”。因此毛泽东又暗暗选了两个代替王洪文的人，这就是华国锋和吴德。后来华国锋真的成了毛泽东最后认定的接班人。
在此同时，毛泽东又做了另外一个大胆决定，就是重新启用邓小平。邓小平也是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也就是说，毛泽东考虑的接班人有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吴德四个人。1972年3月29日，毛泽东亲自召见了邓小平，之后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并且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重要政策问题。关于邓小平和华国锋的问题，后面将专门提到。
由毛泽东的这些布局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且不是把“宝”全部压在一张牌上。毛泽东明里安排王洪文接班，暗里又布置了另外三个人作为王洪文的替补。
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的优点是年轻，时年38岁，工人成分，立场坚定，能把他的文革继续搞下去，是最理想的接班人。王洪文的缺点是资历太浅，难于压住老干部，接班的困难程度最大。
（18）
邓小平的优点是资历老，时年69岁，年龄比王洪文大31岁，能力也很优秀，让邓小平接班的困难程度最小。但毛泽东最大的担心，就是邓小平接班后不仅不会继续革命，反而会“翻案”，这是毛泽东眼中邓小平的缺点。
华国锋时年52岁，比王洪文大14岁，比邓小平小17岁，年龄介于王洪文和邓小平之间，资历也是介于王洪文与邓小平之间。华国锋比王洪文接班容易，比邓小平接班难。吴德时年60岁，也是介于王洪文和邓小平之间的人物。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毛泽东在1973年上半年安排的四个接班人候选人，后来用到三个。先用王洪文不行，换邓小平；邓小平又不行，再换华国锋。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毛泽东最中意的还是王洪文，其他人都是王洪文的预备顶替。
毛泽东提名王洪文当接班人，在党内自然会遇到不小的阻力。据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选中王洪文做接班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央最高层就遭遇到阻力。
在“十大”召开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王洪文做过工，当过兵、种过田，以后又在工厂里当了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青干部……”
不料，周恩来说话以后，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李先念，纪登奎等闷声不响，张春桥、姚文元不便抢先表态，会场里沉默了半晌，使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感到十分尴尬。过了片刻，许世友嘟囔着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意思是他不赞成王洪文当副主席。
最后，还是叶剑英出来表态，叶剑英说：“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的时候，有的还不到三十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三十八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当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
通过叶剑英一再做工作，同时在副主席预选名单上，又增补了一名军队干部李德生，这才使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但是，这已经使王洪文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他向我提到这件事，仍然是耿耿于怀。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毛泽东传》也说：“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出乎意料，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问题的发生，是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引起的。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会上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这时，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许世友所讲的“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后来，许世友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康、叶)就够了。许世友的态度，表明他对迅速进入党中央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强烈不满。
（19）
这种看法也代表了很多老干部的意见。为此，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表示说：“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给我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
尽管这样，到会的许世友仍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会上，当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的意见’时，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轮到王洪文讲话时，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老干部，都没有像听了周恩来讲话后那样鼓掌，而是用沉默来表示不满。虽然会议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以上这些迹象，已显示中央内部在“十大”前夕存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的《红墙大事》写道：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上，毛泽东当面宣布对调的命令。这时，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想让他在将帅们面前树立一点威信，于是便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不知深浅，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
王洪文说：“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
王洪文壮着胆子又点了一次名：“许世友！”
忽听得“咚”的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地往茶几上一磕，发出了巨响。王洪文抬眼望去，杨得志、皮定钧这些威名赫赫的将军都鄙夷地望着他。
王洪文心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声不响，王洪文尝到了将军们的厉害。
周恩来开始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名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将军们，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着。
毛泽东也知道王洪文在党内树立威信不易，他要想方设法帮王洪文树威，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在会见外国客人的时候，让王洪文坐陪，这样就让全世界都知道王洪文了。
（20）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王洪文坐陪。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的照片，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清楚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恩来和王洪文坐陪。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周恩来和王洪文坐陪。
1973年11月7日，12月9日，1974年1月5日，2月22日，2月25日，3月25日，4月2日，5月7日，5月11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当时一位英国记者评论说：“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其他方面也不遗余力地为王洪文树威。比如在“十大”上，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票，这些都强烈地表示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信任。
但毛泽东用心良苦，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王洪文还是辜负了毛泽东的期待，不仅没有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不懂得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信。
王洪文不懂得“树威”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怕江青，不敢反对江青的意见，更不敢顶撞江青。相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敢于当面顶撞江青，这样就把自己的威信树立起来了。毛泽东曾告诫王洪文说：“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可是王洪文却说：“江青同志有许多的好主意，我不听行吗？”
毛泽东说：“这要讲究方法，不要让人看出你总是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人家就会说你沒有主心骨，你这个副主席的威望就建立不起来，对江青的影响也不好。这里有很多的辩证法需要体会，要好好学习点东西，慢慢地就有所长进了。”
不过王洪文始终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这些话，后来毛泽东也对王洪文失望了，说：“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毛泽东并不希望王洪文和江青搞在一起，更不希望王洪文成为江青集团的一员，结为“四人帮”。江青在文革中为毛泽东立功极大，毛泽东在“十大”中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安排江青。
（21）
江青在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汗马功劳，这点毫无疑问。毛泽东一方面看重江青，另一方面也看出她不堪接班人重任。江青固然有敢打敢冲，不怕得罪人的优点，但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不会、也不懂得团结人的艺术，只能搞一个小团伙，聚不成一个大派别。江青集团如果不是“四人帮”，而是“四十人帮”、“四百人帮”，那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以江青的性格和才能，做一个冲锋陷阵的前锋大将，是有能力的；可是做运筹帷幄、指挥全局的元帅，那就不太适应；至于担当国家重任，她当然是堪不重负。
将领的特长是冲锋陷阵。战争一旦结束，冲锋陷阵的战将们也就“失业”了，这时他们解甲归田，养老还乡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这些战将没有自知之明，仗着自己过去的战功，还想继续跻身于高层政治领导，甚至想当领导人，那么他们的下场就注定是悲惨的。
江青在性格上和作风上，其实与彭德怀有些相像。彭德怀在军事战场上是一员猛将，而江青在政治战场上也是一员猛将，这点两人差不多。他们两人也都遇到的一个同样问题，就是战争结束了，他们失业了，他们之后该怎么办？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希望彭德怀“解甲归田”，所以不让彭德怀进入政治局常委。可是彭德怀不愿意，他还要继续从政参政，这也导致了后来彭德怀的悲剧。文革的夺权运动结束后，江青也失去了用武之地，毛泽东也希望江青“解甲归田”，所以也不让江青进入政治局常委。可是江青也不愿意，她也还要继续从政参政，这点与彭德怀颇为相像，这也是导致江青悲剧的因素。
如果江青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从“九大”之后就淡出政坛，回家休养，那就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可是江青却不甘心退出政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野心”。特别是江青在“十大”之后，经常还要干涉毛泽东的决策，这让毛泽东非常不满，多次在会上公开批评江青，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
1974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又特别声明：“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在1974年给江青写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还给江青写信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22）
江青的问题，就如毛泽东指出的“缺乏自知之明”，执意要做自己的能力不能及的事情。江青想组阁，想当主席，这样必然重重地摔下来。当然，江青也有她的不满，她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功劳很大，居功自傲，认为邓小平、华国锋等人对文革有什么贡献？凭什么让他们接班？江青对此不服气，于是就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这点与彭德怀也有相似之处。
总之，在“十大”以后，毛泽东与江青之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矛盾，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并且公开在政治局高层传达，降低江青的威信。毛泽东批评江青，目的是让她有自知之明，淡出政治舞台，这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江青。为此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我重病在身，81岁了。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请你考虑。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态度上，明显对江青冷淡起来。据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毛泽东传》写道：张玉凤(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回忆说：“1970年、1971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1972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到了1973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情况很难，只有通过信件，或请人把意见反映给主席。
毛泽东对江青的冷淡，也是希望江青不再过问政治，淡出政局。但江青始终没有明白毛泽东的用意。
“十大”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康生、董必武。王洪文和张春桥都进入了常委，而江青却没有进常委，这也体现了毛泽东让江青淡出政局的意向。江青的话题后面再说，这里先转回来说“十大”。
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代表当时全国2800万党员。在十大召开前的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毛泽东出现在“十大”开幕式会场时，众人只是对他报以热烈鼓掌，这与“九大”上那种震撼人心的会场气氛有天壤之别。“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一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的众人就站起来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和掌声经久不息，而且毛泽东的讲话，多次被众人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场面十分震撼。
这次“十大”开幕式上，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更没有人挥动《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这次大会的气氛，与文革前开大会的情况差不多，一切好像又回到了起点。
（23）
毛泽东的身体情况也明显不行了，他不像在“九大”开幕式上做长篇讲话，只是简单地宣布大会开始，说：“今天，大会开始。”
周恩来首先问：“主席讲几句不讲？”
毛泽东没有讲，只是说：“请总理周恩来同志作报告。”
于是周恩来就开始做《政治报告》。在党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是只有党的第一把手或第二把手才有的殊荣。“七大”《政治报告》是毛泽东做的，“八大”《政治报告》是刘少奇做的，“九大”《政治报告》是林彪做的。而“十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曾想让王洪文做。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3年7月10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谈到由谁作党的十大《政治报告》问题。之后，张春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大《政治报告》可由王洪文来做。1973年8月20日毛泽东在十大《政治报告》稿上批示“原则同意”，并确定由周恩来作这个报告。
“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开幕，而直到开会前4天的8月20日，毛泽东才决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可见毛泽东最初是没有想让周恩来做《政治报告》的。只是因为不敌党内的反对呼声，最后只好让周恩来做了。
因为周恩来直到开会前4天才得到做《政治报告》的殊荣，所以他已经不可能起草或者修改《政治报告》了。在“十大”开幕前一天的8月23日，周恩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政治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尽管周恩来的实力长期以来是党内第二位，但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得到做《政治报告》的殊荣，这也是第一次向党内外公开他在党内第二把手的政治地位。
虽说王洪文被明确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却排在周恩来之后的第三位，这不同于以前的接班人一定是排名“第二”的惯例。这一方面说明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脆弱，另一方面也是周恩来“当仁不让”。
“十大”上选出五位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周恩来俨然排名在王洪文之前，这次周恩来没有谦让。毛泽东曾有名言：“什么伟大谦虚，我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在这次，周恩来也没有客气，当仁不让地坐在第二把交椅上。
在“十大”开幕式上，周恩来做《政治报告》之后，王洪文接着做《修改党章报告》。等周恩来和王洪文讲完后，毛泽东宣布：“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然而在毛泽东宣布散会之后，却出现了一次意外。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徐景贤回忆说：开会前，代表们在大会堂里等候毛主席出场，等了许久不见毛主席上台。据王洪文后来告诉我：“毛主席有病，两条腿走路不方便，所以他在后台练习走步。走了好一阵，适应了以后，才可以不用人扶，缓步登上主席台。”
（24）
当毛主席出场的时候，大家没有呼“万岁”的口号，只是热烈鼓掌，所以大会的气氛和“九大”相比，要冷静得多。
开幕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宣布散会，所有的代表们都鼓掌欢送党中央领导人，可是，毛泽东却站不起来了，因为他的腿又不行了。只见毛泽东用双手撑了两下座椅旁边的扶手，做了努力，但仍旧站不起来，他只得一屁股坐在椅子里。
正在一旁的周恩来着急了，他向全场代表宣布大会已经结束。可是代表们看到毛泽东还坐着，就谁也不肯走，周恩来挥动双手指挥大家走，大家还是不走。周恩来急了，快步走到后台找护士长，卫士长等人商量，当时既不能公开宣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又不便派人上台去把毛泽东扶下来。
周恩来只得重新上台，对一千多位代表说：“现在，毛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请代表们分几路同时退场!”
毛泽东也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
在这种情况下，总算有人带头退场。毛泽东目送大家，又和身边的蔡畅等人谈话。代表们心中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可是看到毛泽东神态自若，又放下了心，大家边退场边回望，足足走了十多分钟。当我们几个最后一批从主席台上离开时，毛泽东还坐在台上。
当然，第二天的报纸上，还是赫然登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主席台，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只有细心的观众，才会发现，当年关于召开“十大”这样重要的电影纪录片，由于上述原因没有公开放映。
正因为有了开幕式上这颇为尴尬的一幕，所以到了“十大”闭幕会时，毛泽东索性不来了。可是，闭幕会上要进行中央委员的投票选举，毛泽东是不能放弃选票的，于是，毛泽东灵机一动，又想出了意味深长的一招，让王洪文替他投票。
对此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也回忆说：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
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
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
（25）
毛泽东召开“十大”的最大目标，就是把王洪文这个接班人“树”起来，让王洪文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新星。毛泽东为了“树”王洪文，可谓是用心良苦。1972年王洪文上调北京“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就特别指示王洪文去读一下《刘盆子传》。
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赤眉军，为了出师有名，就想到找一个刘氏皇族的后代当傀儡皇帝，以便号令天下。这样他们找到一个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据说刘盆子是刘邦的后人，于是赤眉军就推刘盆子当了“皇帝”。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意思很明显，因为刘盆子是一个“坏榜样”，要王洪文引以为戒。对此徐景贤回忆说：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他急着要找朱永嘉。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王洪文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他原来的社会地位低微，从小放过牛，也是个放牛娃，革命资历很浅，只是依靠文革的机遇造反起家。
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确是抱有希望的，循循善诱，耳提面命，唯恐他成不了大器。毛泽东吩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担心和忧虑。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是上海市委写作小组的负责人。朱永嘉把《刘盆子传》认真读了一遍，读毕，拍案而起，对坐在旁边的市委写作组的几个人说：“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和我商量怎么对王洪文讲《刘盆子传》。我们都懂得：天机不可泄漏。毛泽东要通过《刘盆子传》传达给王洪文的信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我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它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天，朱永嘉坐在王洪文办公室里的沙发上，两个人翻开《后汉书》，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
王洪文是个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刘盆子传》的用心所在了。但王洪文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把话题扯开去，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毛泽东担心众多老资格的老干部不肯接受王洪文这个“儿童团”，所以在“十大”预备会议上，特别委托周恩来传达他的意思。周恩来说：我们最近一次在主席那里开会的时候，主席作指示说：“希望这一次大会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内，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多数。” 毛泽东这里强调“团结”和“少数服从多数”，主要是为了提醒和告诫那些反对王洪文的人。
（26）
据吴德回忆说：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王洪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也强调他们这些新干部，要虚心向老干部学习，搞好团结。王洪文说：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毛泽东在“十大”上“树”王洪文的一件大事，就是委托王洪文替他投票。因为在“十大”会议最后一天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自己无法站起来走到投票箱前去投票，他又不愿意坐轮椅，或者在别人搀扶下去投票，所以毛泽东就干脆请假缺席，委托王洪文替他投票。
对此徐景贤回忆说：8月28日，“十大”举行大会选举。大会按时召开，却不见毛泽东登台，代表们心中正在嘀咕，只听见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央委员。”
这简直是一着寓意深刻，而又不露痕迹的妙棋。用不着作任何解释，就使1249名“十大”代表恍然大悟，心知肚明：毛主席不委托别人，而委托王洪文代表他投出这庄严的一票，说明毛主席最信任王洪文，毛主席亲自选定了王洪文做他的接班人！
接下来，当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的时候，穿着簇新军装的王洪文，毕恭毕敬地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面，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毛泽东的选票。王洪文双手捧着这张选票，就好比捧着一份郑重的信任和嘱托，他缓步走向票箱，投下这庄严的一票。
从周恩来以下的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他们不仅是为毛泽东鼓掌，而且是为接班人王洪文鼓掌。
在“十大”之后，所有重要文件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签署，在周恩来请假治病期间，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些都体现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与“九大”明显不同。首先是由于林彪事件，来自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大大减少了。相反，许多在“九大”上落选的老干部，这次又复出当选了中央委员。这些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谭震林，第二个是邓小平。邓小平的事放在后面专门说，这里只提一下谭震林。
谭震林作为“二月逆流”的第一号干将，受到最严重的处分，虽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被打倒，却在“九大”上落选中央委员。这次“十大”上，谭震林不仅重新当选中央委员，而且还在之后的四届人大上，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虽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实权上，远远赶不上以前谭震林担任的副总理，但在级别上是与副总理平级的，这就算是“二月逆流”的事情完全平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