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九大”确立的中央领导体制，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崭新布局。而“十大”确立的中央领导体制，就在很大程度上“复古”了，回到“八大”以前的体制。
“八大”选出四名副主席，而“九大”只有选出一名副主席林彪。“十大”选出五名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朱德虽说被选入政治局常委，但未能恢复副主席的职位。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就基本上称病不出了，他选为副主席，似乎只是起“凑数”的作用。
“十大”政治局委员21人：(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除毛泽东之外的“十大”政治局委员20人中，在文革这个历史机遇中起家上台的有14人：王洪文、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文革中起家的人，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起家的，他们对文革肯定是有好感的，可以称之为“文革肯定派”。
在文革前已经起家的有6人：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朱德、李先念、董必武。在文革前已起家的人，他们不但没有因文革而得益，反而是文革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可以称之为而“文革否定派”。
从人数上来看，“文革肯定派”占绝对优势，而“文革否定派”却掌握着军政大权。周恩来主政，叶剑英主军。叶剑英在林彪之后，一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成为军中最有实权的人。再在加上朱德、刘伯承这些老将在军中的巨大影响力，“文革否定派”的势力远在“文革肯定派”之上。
毛泽东本以为王洪文是造反派出身，天不怕地不怕，到了中央以后，就会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在中央掀起一股大波浪，联合多数的“文革肯定派”，把少数的“文革否定派”搞下去。可是没想到王洪文这个号称“造反起家”的人，到了中央之后，却变得胆小如鼠，谁也不敢惹，谁也不敢碰，还不如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
这样一来，毛泽东很快就对王洪文失望了。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张春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而党内排名在张春桥之前的王洪文，却什么职务也没有，他已经“失宠”了。
在王洪文之后，毛泽东又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邓小平。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上，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当时周恩来病重，国务院的工作移交给邓小平主持；而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又取代了叶剑英成为军中最有实权的人。毛泽东让邓小平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这就表明了邓小平的接班人地位。
毛泽东为什么让邓小平接班呢？这个问题说来复杂，特别是还牵扯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
（28）
毛泽东虽说以干部年轻化为理由，让王洪文成为接班人，但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周恩来手里。如果毛泽东可以预知周恩来死在他之前，那么当时批周的很多动作都是不必要的了。然而当时毛泽东的预想，是他死在周恩来之前的可能性更大。一旦毛泽东撒手人世，王洪文这个“儿童团”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周恩来马上可以把王洪文赶下台，自己接班。
因此，毛泽东要想让王洪文顺利接班，不仅要趁毛泽东自己活着的时候为王洪文树威信，而且还要为自己死后的事情为王洪文提前做安排，给王洪文铺路。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在他死后对王洪文接班威胁最大的是周恩来。所以毛泽东要自己死前，对周恩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将来周恩来抢了王洪文的班。
最有效的办法是拿掉周恩来的职位，但现在这样做已经不可能了。毛泽东拿掉刘少奇的职位，是使用党组织的手续，可是打倒刘少奇，还是依靠党外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力量。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不再存在了，毛泽东只有依靠党内的力量与周恩来较量了。
毛泽东在1972年大病一场，1973年再起之后，他与周恩来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周恩来已经深得党内老干部的支持，毛泽东要想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的职位，必将遭遇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对。毛泽东痛定思痛，当年自己“硬”拿林彪，结果搞得两败俱伤；如果这次他再“硬”拿周恩来，对毛泽东自己的损失，恐怕要超过两败俱伤，这已经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问题了。因此，毛泽东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已经是不现实的了。
既然毛泽东无法在组织上拿掉周恩来，那就只有设法降低周恩来的威信，让人们感到周恩来是不适合当接班人的，形成一股反对周恩来接班的势力，迫使周恩来放弃接班，而不得不让王洪文接班。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确定了对周恩来的战略：在组织上不触动周恩来的职位，而是在个人威信方面集中打击周恩来。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入手打击周恩来的威信：第一个方面针对党内高官的动作，这就是在外交方面批评周恩来。周恩来最得意的领域是外交，而毛泽东偏偏就要外交方面批评周恩来，让人们感到周恩来的外交水平也不过如此，从而降低周恩来的威信；第二个方面是针对一般群众的动作，这就是“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向群众宣传周恩来是思想保守的儒家，不合适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里先看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外交的动作。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时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
（29）
周恩来为首的外交部，提出“美国的战略中心在亚洲太平洋”的观点，而毛泽东在外国人面前公开说他不同意这个观点，这等于是当着外国人的面，婉言批评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因为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的谈话，要在中央高层传达或传阅，高官们都能看到。
1973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与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了首脑会谈，并签订了防止核战争协定。之后，中国外交部一名干部写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一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153期上。该文的主要观点是：美苏有协议比没有协议更有欺编性，美苏会谈的欺编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周恩来是赞赏该文观点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记载：1973年6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周总理一直关注着这次会谈，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外长的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
周总理看后，表扬了这篇文章，对外交部说：“《新情况》153期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
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毛主席看了《新情况》153期后，很生气，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
对于毛主席尖锐批评的原因，周总理心里是清楚的。但他仍然本着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党的精神，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7月3日，周总理获悉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随后，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主席审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把这件事轻描淡写了，实际上这件事要严重得多。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153期《新情况》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153期《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30）
毛泽东这次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外交部153期《新情况》的文章。毛泽东说：
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都说此文(153期《新情况》)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新情况》第153期提出的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与党中央历来的，至少九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体现了三点：第一点是周恩来与他的观点不同，毛泽东的观点是“大动荡、大分化”，而周恩来的观点是“大欺骗、大主宰”。毛泽东这里批评周恩来的外交观点，试图以此说明周恩来的水平有限，“看表面，不看实质”。
第二点是要王洪文等人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毛泽东的这句话份量就很重了，言外之意，似乎是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欺毛泽东不懂外文，经常骗他。毛泽东这里批评周恩来的作法，试图以此说明周恩来在架空他。毛泽东还明确点了周恩来的名，说：“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
第三点是结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只抓小事，不抓大事。这样就等于否认了周恩来具有当接班人的素质，这也是试图降低周恩来的威信。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7月5日，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后，周恩来表示接受毛泽东对外交工作的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检讨。
7月12日，周恩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写一篇纠正153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
7月14日，周恩来审阅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将该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发至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毛泽东此举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周恩来进行什么处分，只是要把这件事通报到“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让高官们了解到周恩来搞外交并不怎么样，这就达到降低周恩来威信的目的了。
7月14日之后，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周恩来照样主持“十大”的准备工作。8月20日，毛泽东确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这意味着周恩来在“十大”以后将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1）
1973年7月，毛泽东针对外交部153期《新情况》，在外交方面对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批评。“总理挨批评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开完“十大”之后的1973年11月，毛泽东再一次在外交方面严厉批评周恩来，调子比1973年7月那一次又升高了许多。这次周恩来挨批是起因于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
按照以往的惯例，像基辛格这样影响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的人物，应先由周恩来陪同会见毛泽东之后，再由周恩来代表中方与美方举行正式会谈。但这次有所不同，11月11日，周恩来先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并在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关键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基辛格赞誉周恩来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周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
周恩来立即表示谦虚：“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
周恩来虽说表示谦虚，但他在谈话中自称是毛泽东的“战友”。周恩来以前很少称自己是毛泽东的“战友”，毕竟“战友”有平起平坐的味道。
11月12日，周恩来陪同基辛格去毛泽东那里会见，这次毛泽东说话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以前毛泽东都是谈一些“哲学问题”，具体的问题留给周恩来去谈。而这次，毛泽东开始主动谈“具体问题”了，而且是最为棘手的台湾问题。下面是这次毛泽东与基辛格会谈的摘要：
毛泽东：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辛格：原则上……
毛泽东：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他们(蒋介石集团)都是一伙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呢？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一百年再去管他。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处理。
基辛格：我相信是这样，我们之间应该会快得多。
毛泽东：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辛格：在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我跟周总理说过。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我们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中美互设的“联络处”用处非常大。
（32）
毛泽东：这是可以的。
基辛格：什么可以？
毛泽东：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可不可行的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
毛泽东：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关系也不怎么样，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毛泽东在这次会谈中，与基辛格谈了台湾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一、只要美国与台湾断交，中美就可以建交；二、台湾问题不可能和平解决；三、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
基辛格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解释说：美方不能马上切断与台湾的关系。基辛格提出的建议是：中美双方暂不建交，继续保持互设“联络处”的关系。
毛泽东同意了基辛格的建议，说“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并且说建交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重要。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确定了中美关系只保持“联络处”的水平。这种情况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才重新打开中美关系。
基辛格作为洞察力非凡的政治家，他马上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1973年11月12日，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规定外交政策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这次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以前使用的苏格拉底式语言。这一次，毛泽东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14日晨结束访问回国。在11月13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突然临时提议，希望与周恩来再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
基辛格当时已经看出毛泽东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为什么他还要特别与周恩来再次单独会谈呢？这大概是基辛格认为周恩来的灵活性比较大，比直接与毛泽东谈更容易一些。
按照惯例，会见基辛格这样非常重要的外国客人，外交活动的安排都是事先规定好的，送毛泽东审批的。基辛格提出临时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这就超过了这次外交活动的事先安排，理应请示毛泽东批准。然而周恩来以“来不及请示”为由，他和叶剑英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
（33）
1973年11月13日晚夜间10时至12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与基辛格举行会谈。基辛格在会谈中提出：美国与中国之间应设立热线，美国有很好的间谍卫星，可以事先侦知苏联的军事行动，美国愿把这些情报及时提供给中国。下面是这次会谈的摘要：
基辛格：任何国家都有一个早期预警的问题，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将消息传给你们。
周恩来：?
基辛格：我们可从两方面避开注意。一方面，我们可以只宣布建立一条热线，就像我们和莫斯科、日本等一样。但跟你们的这一条热线，另外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用途，这就是为你们在受到攻击时提供事先预警。你们那时也会需要从北京与各个基地畅通的通讯系统，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这方面暗中协助你们。我们也可以提供某种雷达的科技，但你们必须自己去建造。
周恩来：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我想，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至于您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您离去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
基辛格提出中美之间互设“热线”，是非常重要事情，周恩来没有当时回答，而是说第二天早上给基辛格送行时，再给他答复。周恩来本应该将此事通报毛泽东之后，再做决定。可令人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没有向毛泽东请示，而是自己做了决定。
1973年11月14日上午7时30分至8时30分，周恩来在基辛格临行之前，又与基辛格举行了短暂会谈。下面是这次会谈的摘要：
周恩来：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我同意。但要“秘密”的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是的。我了解。
基辛格：不过一旦“热线”建立起来，其特定的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在我们这边，主要负责的人是我本人与叶帅，以及我们的助手。在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上，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据说周恩来在11月13日晚，曾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知“主席已经休息了”。周恩来以时间紧急，基辛格第二天一早就要走为由，自行做了决定。但是从规定和惯例来看，重大的外交问题，不应该以时间紧急为理由而擅自决定。即使是当时毛泽东已经睡觉，也应该叫醒毛泽东;或者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这次不答复，以后再谈，可是这次周恩来却自己做了答复。虽说周恩来没有完全答应这件事，但基本上同意这个原则，并准备进一步交换意见。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周恩来在这种重大问题上擅作主张，都有越权的嫌疑。之后，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他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毛泽东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34）
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冲突，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们两人外交思想的不同。1973年11月基辛格来华访问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讨论美中两国的军事合作问题。
两个国家的军事合作，无非是两种形式：主从型和对等型。美国与北约诸国以及日本的军事合作，都是主从型的合作关系。因此美国仗着自己的实力，也希望与中国的军事合作，成为以美方为主，中方为从的主从型合作关系。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极其强调独立自主。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以及华约成员国的关系，也都是主从型的。中国在1950年初期与苏联的关系，也是主从型的。在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开始强调“独立自主”，苏联在1950年代也与中国讨论过建立军事合作关系，但都被毛泽东以有损国家的独立自主而拒绝。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58年，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向中方提出：中苏两国建立“联合舰队”。苏联大使尤金向毛泽东以及中共领导层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意思，尤金说：赫鲁晓夫同志要我对您说，苏联的地理条件，使得我们海军舰队在东半球的活动范围受到了严重限制，成了苏联的军事软肋，而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因此苏联希望与中国共同建立一支联合舰队，对付共同的敌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非常不快的表示：这个建议是对我们民族自尊心和我们主权的侮辱，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不是苏联的附属，也不是苏维埃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你们就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你们斯拉夫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是白种人，中国人是下等人，黄种人，毛手毛脚，干什么都不行，所以必须靠与俄国人合营才行。一切都要合营，我们的海陆空军队，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我们的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我们全交给你们，我们搞游击队。看来，我们与你们还是不要混在一起为好，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当二把手不好办啊！
根据毛泽东当年对苏联军事合作的态度，不难判断出毛泽东现在对美国军事合作的态度，当然也是强调独立自主，要建立与美国的对等关系，绝不能当“二把手”。基辛格在来华之前，对毛泽东进行过深入研究，估计到毛泽东很可能不会答应与美国建立主从型的军事合作关系。但基辛格作为外交家，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要试图说服中国接受美国领头的军事合作关系。
基辛格认为说服中国的要点，就是强调苏联的威胁，强调苏联有可能进攻中国，这样就使中国感到有必要接受美国的保护，进而接受美国的领导。1973年11月12日，基辛格在与毛泽东谈话时，试探性地谈到这个问题。
（35）
基辛格说：“赫鲁晓夫1959年到这里访问时，好像不太成功。”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我们在1959年决裂。1958年他们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海港时，我们开始失和了。我和苏联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骂他一顿(笑)。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这是他提出的建议。那时候，赫鲁晓夫十分自大，因为他见过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有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在北京向我炫耀，说他认识美国总统，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 friend)’。”
基辛格说：“现在中东的问题是要防范被苏联掌控。”
毛泽东说：“苏联不可能掌控中东，因为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有限。以古巴为例，你们一恐吓他们，他们就跑了。关于苏联，你们的见解似乎跟我们的大致相同，也就是苏联有可能会想要攻击中国。”
基辛格说：“主席先生，我以前以为这种可能性只是理论上的，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实际的可能性。这个我说过，特别是跟周总理和你们的大使说过，我想苏联最想要做的，是摧毁你们的核武器。”
毛泽东说：“但是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像苍蝇这么大。”(笑)。
基辛格说：“不过苏联他们担心的是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说：“我会说他们担心的是三十年后或五十年后，一个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兴起是不可能的。”
基辛格说：“我已在很多场合说过，上次也跟主席提过，我们相信如果终将会有这样的事，对每个人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就算跟中国没有做任何安排也一样。”
基辛格说“苏联想摧毁中国的核武器”时，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苍蝇那么大”。毛泽东用这个来比喻：苏联拥有的几千枚核武器，而中国只有几十枚核武器，所以中国不是苏联的主要威胁，苏联的战略重点还是在欧洲，苏联没有必要对中国动手，因此来否定基辛格说的“苏联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
基辛格又解释说：虽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对苏联构成威胁，但苏联担心中国十年后会对苏联构成威胁。
毛泽东又把基辛格的话否定了，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兴起。
基辛格本想用“苏联要摧毁中国核武器”来挑起毛泽东对苏联的担心，但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此不担心，否认了基辛格的看法。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当年与苏联之所以“失和”，就是因为苏联“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海港”，强调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性。这样一来，基辛格只好把话题收回去，声称“我们决心自己独力去防范这样的事”，也就是放弃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设想。
（36）
基辛格见他的话打不动毛泽东，但又不死心，于是想到再与周恩来谈谈。因为基辛格在与周恩来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到周恩来这个人比较“务实”，所以认为或许能从周恩来那里找到什么突破口。于是基辛格就在11月13日晚，突然提议与周恩来再进行一次中美军事合作问题的谈判。
这次基辛格与周恩来谈话时，没有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而是退了一步，说美国准备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的情报。在周恩来看来，接受美国早期预警的情报，与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似乎不会损害到中国的自主性，所以周恩来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因此周恩来对基辛格说：第二天早上给他答复。
周恩来的外交路线，要比毛泽东“灵活”许多，也比毛泽东“务实”。周恩来认为中国适当接受一些美国的军事援助，可以减少中国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有助于中国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可以接受基辛格提出的早期预警情报，进而进一步取得美国的一些军事援助。周恩来的这种想法，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苏联争，只要埋头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是最实惠的。
但周恩来也清楚，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是独立自主第一，在独立自主方面丝毫不能让步。如果把基辛格提出的早期预警问题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因此周恩来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向毛泽东汇报，自己把这件事定下来。当然，周恩来与基辛格讲的时候，说话还是很灵活的，只是表示出赞同这个建议的意向，但具体的问题以后还要再谈。
周恩来也意识到，他擅自做主与基辛格会谈，又擅自表现出接受基辛格建议的意向，这肯定会惹毛泽东不高兴，进而惹来毛泽东的批评。但周恩来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中国“有利”的，所以就拼着被毛泽东批评一顿，把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接受下来。不过周恩来大概没想到毛泽东的反应会如此激烈，否则他或许不会这么干。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招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它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11月17日晚，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
11月18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到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37）
之后，江青把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对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周恩来年谱》勾描了这次事件的轮廓，实际上的细节要复杂得多。在讨论这些细节之前，先说一下发生在这事件之前的另一件重大事件，这就是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
李震是中共军队高官中少有的大学生出身，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在军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后，李震调到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当时的公安部长是谢富治。李震原是谢富治的部下，在谢富治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委时，李震任三兵团下属的第十二军副政委，这个经历大概与李震到公安部受重用有关。
谢富治比李震的资格和地位都高得多，1955年授上将军衔，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革后又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当时李震只是作为谢富治的副手，没有突出的地方或醒目的表现。1969年“九大”上，公安部有谢富治和李震2人当选中央委员，谢富治还进一步当选政治局委员。此后，谢富治较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基本由李震主持。1972年谢富治病逝，李震继任公安部部长。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李震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1973年10月21日，李震突然自杀，引起中央高层的震动。关于李震的自杀，曾参与此案的张宏轩后来回忆说：张其瑞等人带着大家看了有关李震活动过的地方和发现尸体处的现场：在锅炉房看了地下暖气管道，从暖气道口进去向西约30多公尺处，看了发现尸体的现场；看了办公楼环境和李震办公室，办公室窗帘绳被剪断。经过技术鉴定，剪绳的剪刀就是李震秘书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
张其瑞说那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李震家里(是谁打的电话查不出来)，要李震到会议室开会，李震要手电未找到就出门走了，是他的女儿找到手电后，追出来交给了李震。李震到会议室去了，深夜没有回家，由于往常也有类似情况，家属也没有问过。以后是因为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李震讲话，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发现失踪了。
原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也回忆说：10月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9点多种秘书打电话到医院，问我：“知不知道李部长上哪去了？昨晚一夜李部长都没有回家，现在还没有找到。”
（38）
11多钟我从医院回来，看见很多人聚在公安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里，似乎有不祥的预感。组织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李震服了大量安眠药，口袋里还有安眠药，还不能确定死因。
据李震爱人反映：10月21日晚。李震在家接到一个电话后去的五号楼，说是去开会，一夜没回。到了清晨。问李震的秘书郑爱萍，郑爱萍一点也不急，催问几次才去找。
这时立即电话报告国务院和周总理，周总理指示说“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全体核心小组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我们谈各自的看法，我说：“我同意周总理的判断，李震为什么要自杀？大可能是被害。”
周总理在会上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指示公安部要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周总理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公安部要关起门来整顿。公安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对抗，杀人夺权的地步。”
12月的一天，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参加了破案组会议，会上华国锋说：“没有调查研究说李震是自杀是错误的，不调查研究说是他杀也是不对的，结论应该在调查研究之后。”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人说李震之死有自杀和他杀两种可能。华国锋还传达了毛主席在听取周总理的汇报之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
毛主席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由于我缺乏历史方面的知识，当时回来后翻了历史书籍，才知道毛主席举的是三起明朝宫廷内发生而没有查清的案子。
1974年1月初，破案组确认李震是自杀。
李震被确认是自杀之后，但李震案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因为还必须要查清楚一个问题：李震为什么要自杀？如果查不出合理的自杀动机，难以让人信服。对此施义之也说：从个人角度讲，对于李震的死，我是很惋惜的。我在李震领导下多年，得到过他很多帮助，我们的关系也很融洽。他死后，我从感情出发最无法接受“自杀”一说，认为他不会自杀，也不应该自杀。
关于李震自杀案，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3月，才算最后结案。当时的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该结论说：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
（39）
古今中外高官的自杀不算罕见，其原因无非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受到直接的人身迫害，不堪受辱而自杀；第二种是被贬官放逐，对政治前途悲观失望而自杀；第三种是上级交待的任务完成不了，无法“交差”而自杀。第三种情况和平时代比较少见，但战争时代是多见的。比如上级经常向下级发出“死命令”，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这时下级如果完不成任务，只好自杀了；第四种情况是干了不可见人之事，被暴露出来后，感到无脸见人而自杀。
李震没有受过批斗等人身侮辱，在自杀前也没有被贬职或受到处分，所以导致李震自杀的原因，不应该是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而应该是第三种或第四种情况。1977年官方得出李震是“畏罪自杀”的结论，也就是属于上述的第四种情况。
官方材料说：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1970年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李震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
1973年9月，李震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李震畏罪自杀不足为奇。
1977年的这个官方说法，问题是比较大的。首先，李震在历史上属于第二野战军系统，与林彪没有直接联系，更不是林彪嫡系。建国后李震在沈阳军区工作，也与林彪或陈伯达没有任何直接的工作关系。毛泽东当年重用不属于林彪系统的谢富治掌握公安部这个重镇，就是为了平衡林彪的势力。如果李震是林彪派系的人，肯定不能在公安部受到重用，更不可能在谢富治死后出任公安部长。
再者，林彪事件发生于1971年，在1973年8月的“十大”上，已对林彪案做了结案处理。李震在林彪事件结案之后，再次当选“十大”中央委员，这本身就说明他与“林彪、陈伯达集团”并无关系，否则不可能继续得到重用。因此，把李震说成是林彪集团的人，是不合理的。况且李震与陈伯达素无来往，毫无交情可言，他为什么冒险袒护陈伯达，扣押陈伯达的材料呢？因此，人们对1977年的官方说法疑问较大。
（40）
而李震的同事，原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在李震自杀前的一段时间，公安部正在搞“批林整风”。围绕着怎样搞“批林整风”问题，公安部的领导层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不算旧账”，也就是只追查与林彪“五七一”事件有关的事，与林彪前期的关系就不追查了；第二种意见是“算旧账”，就是与林彪前期的关系也要追查。
文革夺权运动后，公安部也成立了“干部、军队、群众”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也称“核心小组”。过去在公安部工作的副部长于桑和刘复之等人，是“核心小组”中老干部的代表；从军队新到公安部工作的李震部长和施义之副部长等人，是“核心小组”中军队的代表。林彪事件后，军队势力大受打击，所以公安部中的老干部势力，想借着“批林整风”，把公安部中的军队干部排挤出去，所以提出要“算旧账”。李震是公安部中军队干部的代表，所以李震是反对“算旧账”的。
施义之回忆：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真正解决。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后写报告给国务院。李震起草的《报告》中有“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经“核心小组”多次讨论，意见还是不统一。
1973年10月20日晚“核心小组”开会，因讨论《报告》意见不一，于桑曾拍桌子争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李震自杀的当天10月21日是星期日，我因发低烧和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
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
李震坐了一会就走了。因为领导班子思想不统一，无法向上交代，我非常同情他。《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直到李震死的前夕，在“核心小组”会上讨论时还争吵不休，《报告》最终流产。
从施义之的回忆来看，李震之死，似乎是因为完不成上面交待的任务，无法交差而自杀。施义之还回忆了周恩来的看法，施义之说：10月26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厅里，周总理、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江青、张春桥、吴德等已坐在那里，除朱德之外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在场。
（41）
周总理说：“李部长是被害的。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
总理还说：“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
纪登奎插话：“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
汪东兴插话：“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
当我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
根据施义之的回忆，周恩来一方面怀疑李震是他杀，另一方面也认为李震“政治上软”、“知难而退”，所以怀疑李震也有自杀的可能。
周恩来说“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公安部是左右政治局势的极其重要部门，向来都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人物担任公安部长。李震死后，华国锋接任公安部长，也可以看出公安部长位置的重要性。
谢富治是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物之一，李震是谢富治重用和信赖的得力助手，可见他也应是忠实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人物。1977年的结论，把李震分类为“林彪、江青集团”的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如果李震不自杀，那么之后粉碎的就不应该是“四人帮”，而是包括李震在内的“五人帮”了。而粉碎“四人帮”时，如果当时的公安部长仍是李震，那么粉碎“四人帮”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书，对李震事件有这样的注释：李震于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系统调到公安部门工作，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的工作。1972年，李因公安系统肃清极左思潮不力，并继续排斥老干部，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此案后经调查，证实李确系自杀。
总而言之，李震自杀事件，疑点和谜团仍然很多，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我们这里再转回来说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问题。
（42）
1973年11月14日周恩来与基辛格单独会谈后，毛泽东是怎么得知他们的谈话内容的呢？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是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位翻译，去毛泽东那里告了周恩来的状，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周恩来与基辛格谈话时的现场翻译。该说法据称是来自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她说：王海容、唐闻生两位翻译，从张玉凤那里了解到周恩来这两天既没有见毛泽东，也没有来电话。唐闻生说：“那就怪了，这么大的事，总理为什么不请示主席，也没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见基辛格，答复建立核保护。”
我们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这种说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毛泽东得到的情况只是通过某些人的汇报或者告状，有偏听偏信之嫌。我们认为情况应该是这样：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之后，感到“有问题”，于是招两个现场翻译来了解情况。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这两位翻译，如果毛泽东不召见她们，她们也不是随便可以去见毛泽东的。按照正常的程序，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应该很快送交毛泽东那里审阅，这点周恩来是不可能隐瞒的，原本用不着两位翻译去“告状”。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有些疑问，想要核实一下周恩来是不是真的那么说的，于是他派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去找周恩来当面核实。据周秉德侄女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每一次和美国人会谈，伯伯总是先到毛泽东主席那儿去请示汇报，会谈方案都是伯伯拿去，经过毛主席点头同意。
独有这一次，因为一切都已经谈完了，基辛格准备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上飞机。下午五点钟左右，他给西花厅来了一个电话，还要和周恩来见面，有些问题还需要讨论。伯伯立即给游泳池打电话，但回复说：“主席已经睡了。”
伯伯考虑不见基辛格不好，反正按这次谈判的中央精神办事嘛，他便驱车去了钓鱼台。与基辛格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
第二天早晨五点，正好是张树迎值班，哨兵来电话：“王海蓉、唐闻生两位要见总理。”
张树迎赶紧报告，正在批文件的伯伯没抬头只应道：“让她们来吧，先在中间会客厅里等一下，我批完文件就出来。”
她们坐下不一会，伯伯就出来了。她们拿着昨天会谈的记录稿，不同的是，在有些段落下面已经画出了红杠杠。王海蓉、唐闻生将有杠杠之处念出来，一一询问伯伯：“您是这样讲的吗？”
伯伯一一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谈了个把小时，她俩告辞出门。
（43）
周秉德这里讲的比较清楚，周恩来把“会谈的全部内容都记录下来，报到主席那里”，然后主席派王海蓉、唐闻生来核实。而且特别在一些段落下面画了红杠杠，向周恩来核实说：“你是这样讲的吗？”
毛泽东之所以要核实，是因为批评周恩来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如果周恩来本人说的话，与会谈记录上的话有出入，那么就要核实准确周恩来到底是怎么说的。周恩来也不想隐瞒，如实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述：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据其他一些材料介绍，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
据《毛泽东传》记述，周恩来向毛泽东检讨，说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周恩来说“做得不够”这样的话，只能勉强算检讨，并非“诚恳”认错。前面说过，毛泽东要在外交方面打掉周恩来的威信，而周恩来只是检讨说“做得不够”，那么他的威信不仅没有打掉，而且还有“不服气”的味道，于是毛泽东决定加大批评周恩来的力度。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1月21日到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在11月21日的会上，江青提出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同美方会谈时“右倾软弱”，指责周恩来不贯彻毛泽东的联美抗苏战略，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向美国投降。江青还上纲上线地批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并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44）
周恩来刚开始还态度还好，表示接受批评。后来周恩来也有点忍不住，当场拍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本来就是“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周恩来这样的态度，自然让毛泽东进一步加大了“批周”的力度。从11月25日起，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
在扩大会议上，唐闻生介绍了中美会谈的情况，并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外交工作的批评。江青更上纲上线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声称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对这次会议的情况，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多年来的习惯，散会时，总理多数是最后走出会场，而且往往是几个人一边走出会场一边交谈。这几天情况有点反常，总理都是第一个走出来，而且是一个人，情绪又是那样的不好。
这几天，总理只是在这里开会，没到过别处，也没约别人谈话，毛主席那里也没去过。种种迹象表明：出事了。综合文革以来我们看到的现象，说明这次事出在总理身上。这次开会是对着总理的，通俗地说，是开整总理的会。
会议还在继续开，参加的人逐步增加，先是外交部的人，后又中央联络部的人，当然都是部级负责人，我们猜想与外事有关。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
我们几人单独在一个小房内休息，这不是谁规定的，而是我们无心与别人在一块交谈，我时刻观察着会场外的变化。
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吃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减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
她还给我空药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总理。”
我按捺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
看她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说：“你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45）
1973年12月5日，持续十几天的会，今天照例是晚8时开始，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三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还好吗？”
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次的会大概快结束了。王海蓉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
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说：过去凡是有关外事的政治局会议都是伯伯主持，这次明确指定王洪文主持会议。很明显，伯伯已经被置在了受审席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轮流在外等候的张树迎、高振普明显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开政治局会，都是总理第一个到会议厅，最后一个离开会场。这次则不同：是会场里的人都坐好了，才让总理进去;会议结束，第一个让总理出来，可会议还继续进行，是研究下一次怎么继续批判总理。
再则，会场外其他等候首长的卫士、医生，原本与张树迎、高振普熟悉且十分客气，这时都仿佛不认识了，惟恐避之不及。连续二十多天，警卫人员不准进会议室，只有服务员能进去倒水。
有一次，会议开得很长，伯伯该吃治疗心脏病的药了，张树迎管不了什么规定了，他拿着药推门走进会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一下把他的心揪紧了，真难以置信和忍受。
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
虽只听了只言半句的发言，张树迎便血向上涌，心脏“砰砰”乱跳，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却又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乎众口一致，声色俱厉，都在批总理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抢班夺权”！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伯伯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
成天守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和高振普真是心如刀绞：他们两人私下里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跟着总理一起去蹲大狱！
（46）
毛泽东这次开会批周恩来，只是想打掉周恩来的威信，并不想拿掉周恩来的职务。毛泽东这样做的理由，前面也分析过。如果硬拿掉周恩来的话，谁来接替周恩来的位置呢？毛泽东培养的王洪文，现在还不能独当一面，根本取代不了周恩来。毛泽东深知，现在的情况下，拿掉周恩来绝对是不明智的，因此他不会动周恩来的地位，也不会削周恩来的权力，只是打一打周恩来的威信。
在会议后期，毛泽东指示说：“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
会议最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对周恩来进行处分，而只是要周恩来做“认真的检讨”。周恩来要求面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毛泽东回答说：“要检讨就在会上做。”
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作了自我检查。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了。”这样，这次“批周”就算是过去了，周恩来重新出来工作，职务和职权都没有任何变化。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周恩来陪同会见。会见记录记载：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两位女翻译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江青并不理解毛泽东“批周”的寓意，自作主张对周恩来上纲上线，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对此，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之后，特别与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两位女翻译谈话，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这里毛泽东特别当面向周恩来澄清，他并没有打倒周的意思，并解释说，江青给周恩来扣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的帽子，那只是江青个人的说法，毛泽东并不赞成。
这时周恩来也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只是要打一下他的威信，并不动他的职务和职位。于是周恩来在12月11日，主动致信毛泽东，提出在外交部、中央军委、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学习讨论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毛泽东圈阅批准了周恩来的信，于是对周恩来的批评被传达到了相当大的范围。
这次“批周”会议上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邓小平在后期也被通知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在“批周”会上当然不能不发言，邓小平对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47）
邓小平在“批周”会上的发言是非常巧妙的，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双方都可以接受。从毛泽东看来，邓小平警告了周恩来不要有“越权”的野心；从周恩来看来，邓小平对他的批评，并没有批评他的人格，甚至还有对他“肯定”的味道。江青等人批评周恩来是“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右倾投降”等，都是批评周恩来的人格。而邓小平说周恩来对主席之位是“可望而可及”，这也是从反面肯定了周恩来具有当主席的才能和威望，所以只有周恩来才“可望而可及”，而别人则“可望而不可及”。
从历史上看，邓小平是属于毛泽东派系的人，与刘少奇并无历史渊源，邓小平纯粹是在思想上赞同刘少奇，才成为刘派的人。邓小平与周恩来，倒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邓小平就与周恩来结识。邓小平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到上海白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当时周恩来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负责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日常事务。这段时间邓小平与周恩来建立了一定的个人交情，邓小平后来说：“在上海时期与我工作关系最密切、个人关系也最亲密的，就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然而邓小平到江西苏区之后，却支持与他全无交情的毛泽东，成为第一批的“毛派”。1933年，邓小平因支持毛泽东被打倒，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复出，邓小平也随后跟着复出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邓小平早年支持他的事，1972年，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38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任八路军129师政委，师长为刘伯承。在随后的11年中，邓小平始终和刘伯承在一起。129师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后，邓小平始终任政委，与司令员刘伯承合称“刘邓大军”而载入史册。邓小平在军队中任高级要职的经历很长，本来是有资格评元帅的，只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已退出军队到中央工作，所以没有参加评元帅。
（48）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邓小平上调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任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1954年“高饶事件”后，邓小平接任了饶漱石的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为了补任弼时和高岗之缺，邓小平与林彪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邓小平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作《国民经济计划报告》，这是邓小平首次得到在全党大会上作报告的殊荣，当然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在随后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在党内排名第七位，与刘少奇一起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此后邓小平与刘少奇一起工作后，开始支持刘少奇的政治主张，成为刘少奇的干将，同时也与毛泽东疏远了，两人的良好关系开始破裂。文革中，邓小平作为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但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与对待刘少奇还是不一样的，没有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始终给邓小平留下复出的机会。
毛泽东之所以欣赏邓小平，也因为邓小平在某些方面像毛泽东，比如在“不讲人情讲路线”方面。在江西苏区的时候，邓小平与毛泽东并无个人交情，可是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正确，所以支持毛泽东，导致他的第一次被打倒。建国后，邓小平与刘少奇也无个人交情，可是邓小平却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正确，转而支持刘少奇，导致他的第二次被打倒。1974年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并给予他事实上接班人的地位。
可是邓小平却没有念毛泽东对他个人的“恩情”，邓小平认为周恩来的路线正确，转而支持周恩来，结果导致他的第三次被打倒。
邓小平的性格是立场作风鲜明，不是见风使舵的那种人，所以才有三次被打倒的“三落三起”经历。这点也与毛泽东相像，毛泽东也有一次被打倒的“一落一起”经历。
而刘少奇是“一落不起”，一次被打倒就再没有起来；周恩来则是“不落”，从来没有被打倒过。周恩来的“不落”，当然也与他的性格有关。邓小平的话题，放在后面介绍，这里先说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
前面提到，毛泽东敲打周恩来的威信，分党内和党外两个部分。在党内主要是两次批评周恩来的外交问题，并把批评周恩来的材料，下发到党内相当广泛的范围。在党外则是发起“批林批孔”运动，用借古喻今的手法，声称“儒家”是开历史倒车的，而“法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毛泽东自喻“法家”，那么谁是“儒家”呢？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指向周恩来的。毛泽东搞“批林批孔”的目的，笼统地说是为了防止“复辟倒退”，明确地说就是为了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
（49）
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巧妙地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批林批孔”就成为“批孔”为主，“批林”反而淡化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周恩来强调“批林”，毛泽东则强调“批孔”。
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呢？据说林彪卧室里有一个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就作为林彪“尊儒反法”的证据。
毛泽东最初明确提出“批孔”，是在1973年7月4日，他与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主要是批评外交部的153期《新情况》，这些前面讲过；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明确提出要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
毛泽东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犯法’的。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
然后毛泽东又批评郭沫若，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沫若曾大肆撰文批判秦始皇，而毛泽东劝郭沫若少骂秦始皇。在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声称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说毛泽东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人杨振宁时，也批评郭沫若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8月5日，毛泽东做《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1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也提到郭沫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基辛格是德裔美国人)，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从未见过郭沫若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
（50）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是在报刊上发起“批孔”和“批儒”文章的开端，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却是“梁效”。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
文革后期，出现一些著名的写作组，比如笔名“罗思鼎”的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罗思鼎谐音“螺丝钉”；笔名“池恒”的是《红旗》杂志写作组，池恒寓意“持之以恒”；笔名“初澜”的是文化部写作组，谐音“出蓝”，寓意“青出于蓝”；笔名“唐晓文”的是中央党校写作组，谐音“党校文”。
文革后一些写作组仍沿用笔名方式，比如笔名“仲祖文”是中组部写作组，谐音“中组部文章”；笔名“钟轩理”是中宣部写作组，谐音“中宣部理论局”；笔名“钟政轩”是中央政法委写作组，谐音“中央政法委宣传局”；笔名“任仲平”是谐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笔名“国纪平”是谐音“国际问题重要评论”；笔名“皇甫平”是谐音“黄浦江评论”，等等。
在诸多写作组当中，“梁效”的地位是最高的，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因为署名“梁效”的文章一旦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要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梁效”写作组具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又用了一个非常规的举措，这就是创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说到“梁效”写作组，不得不提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迟群，另一个是谢静宜。迟群，1932年生，时年41岁，1949年参军，文革前是毛泽东身边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副科长。谢静宜，1935年生，时年38岁，1952年参军，1954年在中央军委机要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8年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译电员，主要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1968年，清华大学因武斗失控，毛泽东决定派北京的工人为主体的“工宣队”和中央警卫团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介入清华大学。毛泽东派迟群和谢静宜作为“军宣队”进入清华大学，不久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静宜任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这两个人掌握了清华大学的一切大权。不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由这二个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这两个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通天”，直接面见毛泽东，直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1970年7月国务院科教组成立后，迟群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谢静宜任国务院科教组主要成员，后来迟群和谢静宜成为“梁效”写作组的领导人。
（51）
“梁效”写作组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名义，组建于1973年10月。据“梁效”写作组的成员范达人（原为北大历史系教师）回忆：1973年10月，我突然得到一个奇怪的通知，我们党总书记告诉我说：“范达人，你明天到清华工字楼去开会，这个会很重要。你回来后，内容不要跟其他人讲，你也不用向我汇报。”
我当时很奇怪，作为普通党员，向党组织汇报是我应尽的义务。从来是我有什么活动，都要向党总书记汇报的，这次他却不要我向他汇报，觉得很奇怪，很神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清华大学的工字楼，发现原来接到同样通知有12个人，主持会议的是负责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的迟群和谢静宜。待了一会儿，迟群和谢静宜就进来了，说：“找你们来，要你们编个材料。我们发现林彪有尊孔的言论，你们大家一起编个材料，这是上面的意思。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要保密，不要给任何人讲。清华、北大两校的这个合作，搞一个组织，叫做‘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谢静宜当时所说的“上面的意思”，到底是谁的意思呢？文革后，我专程找到谢静宜，询问“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的由来。谢静宜说：“我们的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原来要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搞材料。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他说：‘不够，你们的材料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老师一起搞。’”然后，谢静宜就把我们文科的老师找去了。
在编写过程中怎么定题目，采取什么方式，领导都有指示，我们也根据领导的指示办。后来我知道，实际上毛主席通过谢静宜，他一直关心这个事，一直指导这个问题。毛主席看到这些材料多了以后，他说：“你们把林彪和孔子对照起来搞材料。”我们对照起来以后，分几个标题写按语，73年底材料搞成了。
根据谢静宜的回忆，江青最初并不知道这个材料小组的存在，她是在我们的材料编好之后，才得知这个材料小组存在的消息。1974年1月18日，《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达，“批林批孔”运动就在全国开展起来。
1974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材料》这样介绍：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搞批林批孔的材料时，最初是瞒着江青的。“梁效”这个写作小组，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也是独立于江青集团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绕开江青集团，不用他过去一直用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主持写“批孔”的文章，而要另外开发一批新人来主导“批林批孔”运动的舆论导向呢？
（52）
中共是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的，特别设立“中央宣传部”负责舆论宣传。文革之前，全国的宣传系统和宣传工具，都在中宣部的领导之下。到文革前夕，中宣部在刘少奇的控制下，毛泽东不得不出奇兵，另立自己的写作组，这就是江青在上海秘密组建起来的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这个写作组直接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开始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打响文革第一炮的《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写作组写的。当时为了不暴露“写作组”，署了“姚文元”个人的名字。
张春桥、姚文元这个写作组，在文革中写了大量反映毛泽东文革思想的文章，并且负责起草“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在“九大”上，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大”上，张春桥又进一步升为政治局常委，这些足见毛泽东对这个写作组的重视。
而在这次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比较沉默，姚文元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一年多之后的1975年2月，才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只算是“马后炮”，没有大的作为。
毛泽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突然远离效力多年的张春桥、姚文元写作组，而是新开发一个“梁效”写作组，其用意应该在两个方面：一、减少江青的干预；二、避免江青集团进一步得罪人。先说毛泽东减少江青的干预问题。
“九大”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取消，江青成了“闲人”，心里很失落，也感到不满。江青的不满，不是反对毛泽东，而是“居功自傲”的心理作祟，这点与建国初期的高岗有相似之处。
中共在创业之初，各路“诸侯”建立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最有名的是毛泽东、朱德创立的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任弼时、贺龙任创立的湘鄂川根据地，张国焘、徐向前创立的鄂豫皖根据地，还有周恩来创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但这些根据地后来都丧失了，唯一存留下来的是刘志丹、高岗创立的陕甘根据地，它成为后来中共发展的原点，所以高岗对中共的历史贡献是非常大的。
中共“七大”上选出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其他四人高岗都能服气，可是对刘少奇却无法服气，因为刘少奇算不上创业者，他的功劳和历史贡献都无法与高岗相比。于是高岗“居功自傲”，不满意刘少奇地位在他之上。高岗心里的不满，逐渐变成各种各样的行动，这最终导致了高岗的倒台。
（53）
江青在文革中的贡献，也是远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之上，可以说是仅次于林彪的第三位功劳者。林彪成为“接班人”，一般人都认为这是“论功行赏”的结果，不服气的人不多。在林彪时代，江青也不过于觊觎林彪这个接班人，可是林彪死后，江青认为应该“论功行赏”轮到自己了。可是毛泽东偏偏选了王洪文当接班人，就是张春桥也成为政治局常委，地位升到江青之上。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代，张春桥是江青的下级，王洪文更是没有级的小人物；到了1969年的“九大”，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进入了政治局，王洪文成为中央委员，但江青的地位仍在张春桥等人之上；可是到了1973年的“十大”，王洪文升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升成政治局常委，偏偏江青的地位一点儿没有升。
若论王洪文和张春桥有什么“大功”，显然是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表现；但显然江青也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既然如此，凭什么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地位超过她江青呢？因此从江青的角度来看，她必然是想不通，不服气，不满意，这就是江青所谓的“野心”。
江青心中的不满，毛泽东心如明镜。但毛泽东这样做，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老婆，因为毛泽东很清楚江青的智慧和才能无法胜任接班人的要求，如果强力接班，则下场绝对糟糕。可是江青却自我感觉非常好，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接班。所以毛泽东面对不知深浅的江青，用心良苦，恨铁不成钢。
江青因为心中有不满，她对毛泽东的指示就不那么忠实地执行了，不是加入自己的私货，就是干扰毛泽东的决策。这样一来，江青就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了，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在中央公开批评江青，阻止江青打着自己的旗号，插手和干扰自己的事情。
1973年11月25日，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连续批评周恩来的那段时间，江青没有请示毛泽东，就擅自把批评周恩来的性质上升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当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正好，这时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其中批评江青的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不执行“双百”方针等。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把批评江青的信印发到政治局，这就打击了江青的威信，降低了江青讲话的份量。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仍不死心，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