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j证(材料之一)》，其中印发了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亲笔信的影印件，此信用钢笔在5页白纸上写成：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1975年)夏天，大约8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
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
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
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
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仲超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含之。1976年4月25日
江青看了章含之的信后，在她的信上做了如下批示：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上述《罪证材料》，对章含之的信有如下说明：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1976年4月25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这封写给毛泽东的“告密信”，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章含之为什么要写这封“告密信”呢？这在后面分析。
（64）
章含之的这封信，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过时新闻”，不值钱了。章含之写这封信有一个大背景：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墙倒众人推，邓小平被撤职后，很多人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揭发邓小平。章含之在1976年4月25日写的这封信，就是在这股“推墙风”中的一封。而且，章含之的这封“告密信”并不高明，不但没有让毛泽东相信她的忠诚，反而让毛泽东怀疑她的忠诚度。
章含之揭发的问题，是半年前1975年8月发生的事。章含之在半年前为什么不揭发这件事呢？显然当时她是害怕邓小平，不愿意得罪人；现在邓小平打倒了，不用怕得罪邓小平了，所以这时才出来揭发。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章含之这封信只是一种投机性质的东西，不值得重视。
但在另一方面，公开出来的章含之这封信，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是难得的历史研究史料。章含之信中提到的第一件事，是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和张春桥历史都是叛徒。一般认为，康生和江青等人是一伙的，而且康生与江青还是同乡，两人的关系一直良好，为什么康生在突然要告发江青呢？在分析这件事之前，先看一下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行动。
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74年12月，周恩来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之前。据《百年潮》(中共党史学会期刊)2006年登载《康生为什么突然揭发江青张春桥》一文记述：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
面对这种形势，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做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恩来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恩来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问题。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反而留下了他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65）
另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记述：在周恩来到长沙之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1974年12月26日毛、周单独会谈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张春桥的严重历史问题。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讲过。”
1975年8月，康生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
接着，康生又说：“江青也是叛徒。1930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
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康生第二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在1975年8月，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章含之的信中专门提到。康生第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在1975年底，再次向周恩来告发。康生在1975年12月16日去世，这次告发是康生死前两、三周的事。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写道：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康生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
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后来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有一次，康生的一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
“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要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在发火时，表现出坐卧不安的样子。
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向周恩来如实报告，由周总理判断裁夺。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
（66）
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生办公室的电话：“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入膏肓，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可是，值班同志没有权利犹豫，只好立即向周恩来如实报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数九寒天，更深夜静，刺骨的西北风正刮得呼呼地响，室外气温很低，窗玻璃上的水蒸气凝结成几条弯弯曲曲、往下慢慢悠悠流淌的细水流。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我们按事先的安排，将病房西侧的车廊大门打开，让康生的汽车开进房子里，便于保温，避免着凉。
那天夜里，康生是乘救护车来的。当车开进车廊，工作人员即关闭大门后才打开车门。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看见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他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平车推到客厅的中心位置，康生仍然躺在担架上，护士帮助康生将头侧向右边，他看到了由护士搀扶着站在那里的周恩来。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
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周恩来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病房值班室的电铃响了，大家知道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医生护士推门进去，搀扶周总理站起来同康生告辞。这是康生与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谈话。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
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可说是光明磊落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阴险狡诈之徒。无论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67）
康生在一年之中，前后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两次向周恩来亲自告发，一次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告发。看这个架势，康生似乎是非把江青和张春桥扳倒不可，临死前也不放过他们。在分析康生的告发动机之前，先分析一下江青和张春桥到底有没有历史问题。
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6日发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专门提到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该文件称：根据大量确凿的证据，现已查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这三个反党集团，证明任何伪装的反革命要搞垮我们这个党都是痴心妄想，证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无比正确，证明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不可战胜的。
张春桥的历史，的确有一点复杂。据该材料说：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1932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
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1937年9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8月混进党内。
张春桥在中学读书期间，的确进行过一些“拥蒋反共”活动，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是蒋介石统治时代，当时遵纪守法的本分中学生，就是要追随蒋介石“拥蒋反共”，绝大部分中学生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张春桥做的那些事并不应该算“特务活动”。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张春桥参加国民党领导下的组织“华蒂社”，也是很正常的事。
后来张春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的复兴社活动，可以说是年青人初闯社会，什么组织都要参加一下试试看，在分析对比中，发现哪个组织适合于自己。这就像我们今天找工作的一样，年青人多找几个公司尝试一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上海期间，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国民党办的报纸上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当时张春桥还没有加入中共，所以加入国民党组织也不应算“叛党”。至于攻击鲁迅，进行反共活动，也是遵照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办事，不能说是什么大问题。1937年，张春桥对国民党失望，来到延安投奔中共。当时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在国民党那边干了一段时间，都国民党失望了，转而投奔延安，应该说也不少。
（68）
至于江青，该材料说：1926年江青到天津，在其姐夫奉系军阀部队军官王克铭家，仍过着剥削阶级生活。1929年春，在济南加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深得该院院长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赵太侔的赏识。1931年春，由赵太侔资助进青岛大学当旁听生。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七月俞启威被捕，她跑到上海，失去了党的关系。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0月，江青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自首叛变，12月出狱。不久与国民党特务崔万秋来往，关系密切，并在影剧界积极从事拥蒋活动，为国民党效劳。1937年7月，江青到西安，与叛徒徐明清订立攻守同盟后混入延安。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江青的历史比张春桥简单得多，她在上海与中共党员俞启威同居时，由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共，后来因为从事左翼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过。不过江青当时是很小的人物，国民党抓她这样的人，只是吓唬一下，试图把她吓倒不敢再干左翼活动。江青在出狱发表过声明，说过一些“拥蒋反共”的套话，这不过是敷衍了事，不应该作为什么大问题。
据当时与江青在一起的“叛徒”徐明清交代说：1935年4月我在上海被捕，1936年叛变出狱后去西安。1937年7月下旬，江青从上海到西安，住在我的宿舍，她说：“我不愿在上海住下去了，各方面的关系处得不好，生活很不愉快，这次来，不告而别，也没有带什么关系，反正有你在这里，好办。”并问：“要到延安去学习，能找关系进去吗？”
我说：“我带你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找熟人。”
一天晚上，江青向我说：“你被捕出来的情况，我在上海听说过了。”
我说：“真倒霉！我有两个叛徒对质，在杭州又有两个叛徒老乡，知道我一些情况。要出来，只好履行自首手续。”
江青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当时在狱中也写了个声明，说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也决不参加共产党，但这还不行，还得填写自首登记表，才叫保释。”
8月初，江青由我介绍，经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去了延安。
按现在的标准看，因张春桥过去曾经为国民党效劳过，把他打成“国民党特务”;因江青在出狱时发表过“拥蒋反共”的声明，把她打成“叛徒”，似乎是小题大做了。
但按当时的标准看，曾经为国民党效劳过，曾经发表过拥蒋反共的声明，就是历史上有污点，就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因此，康生按照当时的标准告发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69）
前面提到，按照文革时的标准，即使不把张春桥打成“特务”，把他划为具有重大历史问题，不能重用的人，也是毫无问题的。再加上张春桥妻子文静曾经投降过日伪，这更成为揪张春桥的绝好材料。因此，历史问题一直是张春桥的短处，要不是毛泽东力保，张春桥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康生跟随毛泽东多年，早看出来毛泽东要重用张春桥的心思。如果毛泽东要拿掉张春桥，康生揭发张春桥，那是给毛泽东帮忙；而毛泽东要重用张春桥，康生来揭发张春桥，那就是给毛泽东帮倒忙了，会惹怒毛泽东，至少会让毛泽东十分不快。那么康生为什么明知故犯呢？这个问题要从康生的历史谈起。
康生1898年生，与周恩来同年。康生原名张宗可，出生于山东的名门望族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擅长书法绘画，有相当的艺术造诣。1924年康生进入上海大学学习，这是康生人生的契机。上海大学是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开办，实际由共产党掌握的学校。康生在上海大学就读社会科学系，该系的系主任是瞿秋白。
上海大学是早年中共培养人才的大本营，有多位上海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共高官。比较著名的有康生、陈伯达、杨尚昆、饶漱石、秦邦宪、王稼祥等人，还有一人李硕勋值得一提。
李硕勋就读上海大学之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后来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之一。1931年李硕勋被国民党逮捕，然后被处决。李硕勋在处决前给妻子赵君陶写了一份遗书，这份遗书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该遗书写道：陶：余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李硕勋遗书中提到的“吾儿”，是生于1928年的儿子李鹏，李鹏后成为周恩来的养子，并于1988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总理。
1931年4月，原来负责的“中央特科”顾顺章叛变，使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所谓“特科”，就是从事秘密情报的组织，类似于苏联的“契卡”，是具有极大实权的组织。顾顺章叛变后，中共重新组成新特科，康生负责特科工作，这使成为康生掌握中央核心实权的人物。
1933年，在上海租界的中共总部迁到江西苏区，康生则被派去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而当时的团长则是大名鼎鼎的王明。康生在苏联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就是康生。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康生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虽在王明的领导下工作，但康生并没有加入王明集团，不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37年康生和王明一起回到延安，之后康生开始追随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成为毛泽东最早的支持者之一。
（70）
康生在延安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即过去的“特科”)部长，负责党内的情报工作。康生因为负责党内情报工作，可以自由查看每位高官的个人档案，对每位高官的“底细”比较清楚，这为他后来“整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942年，康生帮助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整了不少人，积怨甚多。因此，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康生失势，虽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免去中央社会部部长，失去了实权，开始坐冷板凳。1956年中共“八大”上，康生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比起他在“七大”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了。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康生大批彭德怀：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为什么？不就是想一人得有中华吗？说你是野心家，一点都不冤枉！你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此后，康生重新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担任《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为主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开始负责中共的理论工作。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康生主持起草“九评苏共”。
1966年文革开始后，康生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因为曾负责过中央“特科”，对每个老干部的“底细”很清楚，这成为他在文革中“整人”的优势。毛泽东曾说：“有人对康生不满，他们怕康生。康生是我们党的活档案。”
1968年，康生接管中央调查部(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名“中央调查部”)，再次负责情报工作。1969年“九大”上，康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康生政治生涯的顶峰。林彪事件后，康生开始称病休养，基本上不再过问中央政治事务。
1972年，康生也的确发现患有膀胱癌，所以康生称病也不是假的。但康生的病情，绝不是到了不能过问政事的地步，这是他自己主动病退。1973年中共“十大”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之后，但康生此时已不问政事，他的中央副主席只是名挂而已。
毛泽东发起文革，除了他个人的威信之外，还依靠几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以林彪为首的林彪集团，以陈伯达为首的“北京帮”，以江青为首的“上海帮”，还有两个未结帮的个人：康生和公安部长谢富治。随着文革的展开，“北京帮”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首先在1967年倒台；陈伯达也在1970年倒台；林彪集团于1971年倒台；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到1974年，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力量，仅剩“上海帮”和康生。
纵观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他并不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而很有“骑墙派”的味道。康生的这种态度，也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在延安整风时，康生为毛泽东出了大力，但最后康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奖赏”，反而因为得罪人很多，被排挤到冷板凳上。对于康生来说，这是干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71）
因此在文革中，康生特别注意不得罪重要人物所以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基本上是“痛打落水狗”，卖力批判已经“落水”的刘少奇集团，兼顾一些不重要的人物，以此来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和拥护。而对于林彪、周恩来等重要人物，康生则抱以“不得罪”的态度。康生在文革中没有向林彪和周恩来“发难”的表现，有人因此说康生“老奸巨猾”，但这也是康生“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
到1974年底的时候，康生看到毛泽东与老干部们和解，也看出将来江青集团绝无好下场。而康生在文革初期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被认为是江青集团的同伙。因此，康生要赶紧撇清与江青集团的关系，以便将来江青集团倒霉的时候，自己不会跟着遭殃。康生深知自己阳寿无多，到了替妻子儿女着想的时候。文革中大量高官的妻儿受牵连的下场，让他要为妻儿的未来做一点“挽救”。
康生怎样才能撇清他与江青集团的关系呢？最简单的就是告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这样人们就不会认为康生与江青集团是一伙的了。为此，康生三次告发江青和张春桥，他明明知道毛泽东不会理会他的告发，但他告发的效果已经达到了。不过，康生的行动还是太晚了一些。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当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
对于毛泽东来说，康生告发江青和张春桥，等于就是对自己的“背叛”。当然毛泽东早也看出康生的“骑墙派”态度，所以对康生的此举，并不感到特别意外。
康生在文革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作为江青集团的军师。在康生称病不出之前，江青得到康生的指点，犯错误较少；而康生称病不出后，江青集团失去这位军师，就屡屡犯重大错误，多次被毛泽东批评，这也从侧面看出康生的重要性。
江青集团中的张春桥等人，阻止不了江青犯错误。一来他们是江青的同辈，怕江青，不敢给江青提意见，怕惹怒江青；而康生是江青的长辈，在身份上容易给江青提意见；二来，江青自我感觉很好，很自信，认为张春桥的阅历和经验自己差不多，并不比自己强多少；而康生的阅历和经验，使江青比较信服。
康生避免了江青集团犯错误，也就间接地避免了毛泽东犯错误，因为人们把很多江青集团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的账上。所以毛泽东失去康生，也是一个重大损失。此后，毛泽东的文革队伍，就只剩江青集团一支孤军了。
（72）
上述章含之写给毛泽东的揭发信中，提到第二件重要事情，是王海容和唐闻生的立场转变。前面提到过，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的父亲王季范是毛泽东表兄，比毛泽东年长8岁，在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王季范在该校任教，因此与毛泽东又有师生之谊。
新中国成立后，王季范以无党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到北京任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等职，王海容随父来京。由于王海容的年龄与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相仿，她不久就与李讷成为好朋友，经常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玩，有时还在丰泽园小住一段时间，所以毛泽东从小就对王海容比较熟悉。
1957年，19岁的王海容中学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两年学徒工。1960年至1964年，王海容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196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自从文革开始后，王海容的地位开始攀升，1970年升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11月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时年仅36岁。
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少年时代随父母移居美国旧金山，1927年父母将唐明照送回国，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学习。1931年唐明照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1933年赴美留学，在美国转入美国共产党，曾任美国共产党加州大学支部书记，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唐明照回国，任中联部副秘书长，后来又担任新中国的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1943年，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出生在美国纽约。唐闻生童年在美国长大，能说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1952年9岁的唐闻生随母亲回国，1962年进入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1965年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工作，与王海容关系密切。从文革开始，唐闻生的地位也开始攀升，1974年任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
从文革开始后不久，王海容和唐闻生就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可以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转达毛泽东的指示。王海容和唐闻生最有名的一次政治活动，就是在1973年底政治局会议上转达毛泽东批评周恩来的指示，在会上批评周恩来，这件事前面曾专门提过。
1974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和解”之后，周恩来每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都请王海容和唐闻生列席，然后托她们两人向毛泽东汇报。这样一来，周恩来与王海容和唐闻生的关系逐渐密切起了，两人也越来越帮周恩来说话了，有人因此说王海容和唐闻生被周恩来“招安”了。
（73）
前面曾提到，在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的时候，江青托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话，但两人先把江青的话向周恩来汇报了。
到1975年，王海容和唐闻生与周恩来的关系就更近了，周恩来也经常找两人谈话。1975年8月康生请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转话。据章含之的揭发信，这件事有以下几个步骤：
一、邓小平带话给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康生想见她们；
二、康生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约时间。她们请示毛泽东，在毛泽东同意后，她们与康生会面；
三、康生说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毛泽东，也就是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
四、章含之和乔冠华“劝”王海容和唐闻生，不要替康生转这种话。章含之还说：尤其关于江青是叛徒的话更不应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
五、唐闻生说：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的事扩大，并建议江青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去养老。
章含之写这些材料时，毛泽东还在世，所以她肯定不敢乱说，因为王海容和唐闻生是可以与她当面对质的。章含之劝王海容和唐闻生不要把康生的话传给毛泽东，难道是教唆王海容和唐闻生对毛泽东隐瞒实情吗？这也不是。
其实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早就心知肚明，根本不算什么新闻。如果王海容和唐闻生不向毛泽东汇报康生的意思，就是认为康生提供的材料不值一提，这就站在了毛泽东的立场上，因为毛泽东认为这些材料没必要调查研究。但是，如果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康生的意思，就肯定了康生话的重要，这就站在了康生的立场上，或者说是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上。特别是唐闻生还建议江青退出政界养老，这更是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上说话了。
果然，王海容和唐闻生不听章含之和乔冠华的“劝告”，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了，于是王海容和唐闻生也就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发现，王海容和唐闻生已经被“招安”了，王海容和唐闻生传来的话，已经是“报喜不报忧”，重要的事情均被过滤掉了。
此后，毛泽东作了一个重大决断，从1975年9月开始启用毛远新当他的联络员，不再用王海容和唐闻生当联络员了。毛远新当联络员后，给毛泽东传来的消息，与以前大不一样。
（74）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述：
1975年9月下旬，侄子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毛远新那年36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9月27日和11月2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毛远新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另外，1980年公审“四人帮”时，姚文元对毛远新进行了揭发，这里摘录如下。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
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扶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
审判员：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哪些？
姚文元：江青讲毛远新是孩子一类的话，是在政治局会上说的。另外我听王秀珍说过，毛远新的妻子是王洪文介绍的，原来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工人，我觉得这都不是很正常的现象。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
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是我的一种感受，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审判员：好，今天就交待到这里吧。
（75）
毛泽东改用毛远新当联络员后，了解到一些以前被王海容和唐闻生，以及各级官员“层层过滤”掉的情况，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人因此说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与毛远新有直接的关系。
毛远新当联络员后，开始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毛远新整理了毛泽东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的指示，后来作为1976年中共中央4号文件《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传达到基层。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发出的长篇指示。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指示摘要如下：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了吗？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不是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76）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
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
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77）
1976年3月3日《中央4号文件》发出的毛泽东指示，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他要说明四个问题：
一、关于搞文革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以下几点：
1、解放后我们建设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工资分等级，按劳分配，这些跟旧社会差不多。这是中国很容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
2、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农民想继续革命，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一部分党员因为做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不想继续革命了，甚至反对革命了；
3、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是针对那些不想继续革命、只想保护自己利益的党员们的革命。搞阶级斗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关于搞文革的原因，毛泽东已经重复说过多次，这次他再次重申：文革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他又指出“走资派还在走”。
文革的目的是打倒“走资派”，而“走资派还在走”，这说明文革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走资派”并没有打倒，他们还在“走”。这是毛泽东间接地承认文革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他寄希望于他的接班人，把继续革命坚持下去。
二、关于文革的成绩与错误，毛泽东做出以下几点分析：
1、对文革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2、文革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3、文革可以总结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4、因为文革革到一部分党员头上了，所以他们就要反对。他们对文革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革的账，也就是要对文革翻案。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承认：文革有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而是有“三分错误”。三分错误是相当严重的错误了，毛泽东本人也一直在试图纠正这个错误。纪登奎后来说：“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已经九年了。毛主席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
毛泽东看到，党内高官们对文革是十分不满的，要对文革“算账”的翻案势头很强烈。所谓翻案，就是彻底否认文革，或者是“倒三七开”。因此，毛泽东试图在承认文革有错的基础上，给文革下一个“三七开”的结论。不过，毛泽东自己下这个结论并没有意义，这个结论要由他的接班人来做，这样才是给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盖棺定论”。因此，毛泽东曾试图让邓小平来给文革做这样的结论，但被邓小平拒绝。
（78）
三、关于教育体制问题。文革中建立起来的工农兵大学生等新教育体制，遭到以教育部长周荣鑫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指责和批评。他们说文革搞的教育体制改革“改糟了”，要回到文革前的状态。为此毛泽东反驳了这些人对新教育体制的批评，他指出如下几点：
1、不要迷信大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毛泽东举例孔子、刘邦、朱元璋，还有高尔基、恩格斯、列宁等人，用来证明“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
2、一些人上大学的目的，是不想和工人划等号，想要作工人贵族。所以要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防止一些人试图通过上大学来“当工人贵族”；
3、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不改造有些人要变坏；
四、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以下几个方面：
1、批评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2、批评邓小平不管路线思想的实用主义“白猫、黑猫”论；
3、批评邓小平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并称邓小平说的“永不翻案”靠不住；
4、批评邓小平的工作作风，说邓小平不和别人谈心，人家不敢和他讲话，这种领导作风是大问题；
5、指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自从重新启用邓小平以来，这是第一次用严厉的口吻批评他。促成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小平，不仅是来自毛远新的汇报，还有其他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邓小平试图策反江青集团在上海的大将马天水，结果策反败露。马天水把邓小平策反他的事汇报给“四人帮”，江青立即让王洪文把马天水提供的材料抄送毛泽东，让毛泽东觉察到邓小平在水下面做手脚，这是要挖的他“墙角”;
第二件事是邓小平鼓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告状毛泽东的“梁效”写作班子的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这又使毛泽东感到邓小平要拆他的“台”。这里先说邓小平策反马天水之事。关于此事，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有较详细的回忆，摘录如下：
马天水是1931年入党的老干部。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1950年代以后，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圆圆的秃头使他的年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五十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于是大家也跟着叫他“马老”。
（79）
马天水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上穿着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每天要跑不只一个工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企业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和干部、工人谈话，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前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张春桥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张春桥是行政八级，马天水是行政七级。文革开始，张春桥凭借江青的推荐和毛泽东的提携，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文革有所不满，别人叫“马老”，唯独张春桥叫他“老马”，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张春桥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出来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和批判原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马天水此举获得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赞赏和造反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持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1969年“九大”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张春桥和姚文元突然想到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中央委员。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中央委员会，当选以后，马天水连夜被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喜从天降，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手里。
马天水的种种表现，都足以证明：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四人帮”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当然，马天水的这些心理活动，邓小平并不知道。邓小平对马天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是估计不足的，他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也算是一种“挖墙脚”，想要把马天水从“四人帮”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十分麻烦的后果。
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陪同菲律宾客人从北京到上海访问。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邓小平就叫秘书打电话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去一次。
在客厅里，灯火通明，宾主就座，服务员端来了茶水，就退了出去，沙发上只剩下邓和马两个人。马天水先寒暄了几句，问候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接着，邓小平开了腔：“马老哪，你们最近在抓什么？”
马天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我们重点在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树了几个典型……”
（80）
可是邓小平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不耐烦地打断马天水的话：“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马天水说：“我知道……”
邓小平问：“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
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这个……，是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到北京去开会传回来的。”
邓小平两眼盯住马天水的脸，拖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中央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邓小平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马天水听邓小平越讲越露骨，只好故意装傻：“这个……，我倒不知道……”
邓小平侧身看看马天水，向他进一步交底：“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了。他们搞批林批孔‘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批林批孔的方向噢！”
马天水心跳不止，他想：这又是讲的江青呀！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江青在批林批孔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邓小平不但直指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且把江青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绝不表态。
邓小平说：“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站得着脚吗？对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
马天水不便正面反对，只是在喉咙里咕哝了一句：“上海批了‘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
邓小平朝旁边茶几上的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转了一个话题，故意问马天水：“你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啊？”
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说：“熟人很多……”
邓小平继续问：“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你熟吧？”
马天水还是猜不透邓小平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说：“我跟他们可熟了……”
邓小平终于把最关键的话说了出来：“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81）
马天水毕竟是有长期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原来他是要我直接去找他，不要我去找春桥、文元和洪文，我能这样做吗？”
马天水采取含含糊糊、“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了过去。他说：“唔……，我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
邓小平和马天水的个别谈话，到此结束。
马天水告辞邓小平出来，天色已经昏黑。他脸色苍白，出了一身冷汗，连头上帽子的边沿，都是湿漉漉的。马天水乘上轿车返回康平路市委大院，独自一人在小礼堂的地毯上来回转圈子，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他不断琢磨着这次谈话的含意，又不断思量着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思忖了许久，他终于找了我和王秀珍两个人，把邓小平和他个别谈话的情况和盘托出。他把过程详细地谈了谈，情绪显得非常激动，声音都有些发抖：“邓的讲话可成问题啦！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跟刘少奇一起的那一套。他还攻击江靑同志，什么‘批林批孔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我一听就知道他指的是江青同志。”
马天水越说越气愤，连唾沫星子都飞了出来：“我没有顺着他的意思讲，他就对我不满意。这么晚了，连晚饭都没有留我吃，我只好饿着肚子回来。”
王秀珍关切地说：“哟，马老，当心你的糖尿病发作。”
马天水说：“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他不找你们，就找我这样的老干部。谁晓得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拉不过去，‘挖墙脚’没有挖成！他没有想到我这样的老干部，居然不跟着他走。他还要我直接去找他，想得倒美，我才不去呢。”马天水说到这里，又得意起来，用他的习惯动作，摇起了经常带着的黑折扇。
我当面替他鼓劲，说：“马老，邓小平对你估计错误了。”
马天水急着想写报告，说：“我要报告中央！告他拉拢人，搞非组织活动，要挖上海的墙脚。”
7月下旬，王洪文来到上海，马天水又赶了去。王洪文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但仍要马天水详细复述一遍，听完以后，王洪文赞扬说：“马老顶住了，顶得好！有人说什么毛主席批评了我们几个，全是造谣。这些谣言，是冲着文化大革命来的！”
马天水接受王洪文的布置，把邓小平跟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回忆。马天水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和秘书一起整理了一份原始纪录，然后一字一句地读给我和王秀珍听，让我们补充修订，最后形成了一份完整的邓小平与马天水谈话记录，直送王洪文。
（82）
王洪文拿到这份纪录，立即报送毛泽东，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王洪文兴奋地告诉马天水：“马老，你及时送来了‘重磅炮弹’！我在会上当着邓的面读了一下，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和我连续向他开火，批得邓没话可说。”
1976年2月，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召到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议由华国峰主持，上海去参加会议的是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人。会议刚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张春桥就专门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鼓励打气。
经过张春桥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在当天晚上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邓小平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邓小平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发言登上了会议简报。马天水的发言确实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邓小平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张春桥感到很满意。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三个人找到钓鱼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密谈。张春桥那天的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们吹过风了，中央考虑把老马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
大家都很清楚，凡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职，都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兼的。所以，这次马天水要是当上国家计委主任，以后当国务院副总理，是不言而喻的。马天水听了张春桥的这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张春桥在烟灰缸里用力掐灭了烟头，干脆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中，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邓小平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6月毛泽东病重，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1977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宣布为“四人帮”死党。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疯了。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在治病期间，他叨念着上海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重型机器厂……，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一再要求回到工业战线，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上海颛桥精神病医院，终年76岁。
（83）
引起毛泽东“批邓”第二件事情，是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邓小平和毛泽东写信，告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刘冰等人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做过严肃认真地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
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请示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做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常委 吕方正
1975年8月13日
（84）
刘冰等人的信，还附有一份材料《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该《材料》摘要如下：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十大”和“四届人大”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
迟群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
迟群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帘，把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种的蔬菜统统拔下来扔掉，发泄不满。骂这个是“混蛋”，那个要“滚蛋”。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
迟群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多次吵闹不休地要搬出清华，说什么“我在这里你就别在，你在这里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同志的门，发泄不满，几次叫嚷“你们给我召集党委扩大会，我要讲话，把所有问题都端出来，我不当党委书记了。”
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二、毫无党的观念
迟群不接受市委领导，不请示汇报工作……，教育部成立后，他极为不满……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迟群身为党委书记经常不参加党委会议……，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讨论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只有迟群一个人说了算数……
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半年前，迟群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2人，司机1人，秘书1人，现在略有减少。由1名23级转业干部长年伺候他，给打饭，洗衣服等。
去年，迟群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