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30年

一般人吃鸡的时候用手不用刀叉。美国的南方喜欢吃炸鸡，配甜茶。刚来的时候我忙着练刀叉，并没有注意到别人怎么吃。我老板Jim发现了，就让太太过来悄声告诉我。说这是个finger food，不用太讲究。我抬眼望去，确实如此。但也绝不是两手捧块鸡肉，捂在脸上直接啃。而是一手执鸡一手操作，一小块一小块地撕着吃。之间喝口甜茶，擦擦嘴，和邻座说几句话，再接着下一轮儿吃。

老板是个系主任，二战老兵。当年服役于海军，在军舰上做厨子。战后念书直到博士。老板在飞机场手里举着我的名字接到我时，第一句话竟然是，你要不要上厕所，而不是我准备好的“How do you do”之类的。这个将近两米高的人，两手各提一个我的沉得要死的箱子穿过机场停车坪，大步走到一个红色的卡车边上，安慰我说，咱有卡车，不怕东西多。三十年前的箱子没有轮子也不限重量，我因为是义无反顾，尽可能地往里塞，连花椒大料都带上了，估计那箱子能有80磅。一路上对于老板对学校和专业的各种介绍我基本听不懂，但是当路过一片墓地时，我看到花花草草很漂亮，就说，这是一个野餐的好地方阿！

放下行李洗漱完毕，他就来接我去了系里一个教授的party。记得是风和日丽的五月份，在教授家开满鲜花的后院。介绍我的时候关于墓地野餐就成了我的一个梗。三年后他退休时我又回来参加他的聚会，彼时我的梗就增加了好几个。

一个是关于我搭顺风车的事儿。 刚到没几天他派我去开会，大概替我报名时没想到我的英语那么烂。去时搭了谁的车记不得了，回来时我在会上找到一个记者路经我们村就搭了他的车。他还绕路带我去了吉米卡特总统的故居，但是没见到卡特本人，见了他的开杂货铺的兄弟，长得特别像他。回到系里老板已经在很着急地等我了，说系里的车回来没见我在车上，都以为我丢了呢。

还有一个是打乒乓球的事儿。系里有个乒乓球台我有时候去打球，赢了所有人。老板就带着我附近到处找人打球，到处吹牛掐架，出差了还交代别人带我去，回来啥也不问先问谁赢了。他说他就喜欢看我几板子把对方抽得满地找球，特别过瘾。我当年打过少年队，后来打过州冠军，当时对付那些业余的实在是不在话下。

老板因为是系主任经常出差，如果是附近开车就会带着我见世面，跑遍了州里的各个部分。他和人讨论时我通常是一脸懵圈地左看看右看看不知所云。等问到我了我突然说，麻烦能否别说法语说英语。他们的南方英语我当时是一句都没听懂。

老板是做病毒的，手下一众人在实验室忙。他每天下午两点钟必带着咖啡和甜点过来喊大家休息。下面的半小时他就说话特别慢，很耐心地问我各方面的进展。这之间我好朋友在中国被谋杀了，临死之前寄给我一封信，信封是开着的。也就是说我在知道她死后收到了她的信。可想当时我的心情。老板交待我身边的每一个人要对我nice。

老板有两个女儿，一个大我两岁一个小我两岁。带我回家吃饭无数次之后我和她们也很熟悉了。然后是她们带我出去玩。这样我的英语突飞猛进地进步，但是学了一口南方腔，以至于后来到了中西部经常表扬人家英语说得标准，像是收音机里的英语。她们俩最喜欢听我读书，有时候抓起一本圣经要我念一段，然后笑得前仰后合，我在一边也跟着傻乐。那年头儿出国的人比较少，可能看着一张东方脸说着一口南方腔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组合。

老板很早就开始投资股票，退休后经营一个圣诞树农场。太太是个小学老师，他们生活应该不错。惭愧的是离开以后二十几年再没有回去看望过他们。开始的几年互寄一张圣诞卡，汇报一年的变化。几次搬家换工作之后就失去了联络。两年前终于成行，老人家刚刚去世几个月。

他八十三岁的时候因心脏过缓生活不能自理住进了养老院。太太和孩子们轮流每天去看他。他拒绝见任何人除了家人。在认真思考了六个月之后，他决定停药。以为心脏病的药一停很快就没命了，但是又过了三个月。然后他就拒绝进食，一周后辞世。交待不要任何仪式，把骨灰埋在他的圣诞树农场。

我去后唯一能做的就是，请了他们全家人以及后代去当地最好的饭店吃了顿饭。他太太已经有点认知困难，但是绝对一眼认出来我，她一直坐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so good to see you girl， so good to see you girl. 我隔着桌子告诉他女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能做的最多的就是：改变这个人的命运。他，就是改变我命运的人！

回到他们家我要求单独和老板呆一会儿。手摸着老人家的骨灰盒，我哭得稀里哗啦，回想起他弯下腰拥抱我的感觉，心里非常感激这个像父亲一样关怀呵护过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