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君与我指上听》(一)

童年 / 蘅青中学

我最早的记忆是四岁的时候(1951年)。头脑里有一个印象:在一个荒僻的地方,有一个板壁房,经常从里面传出猪的尖叫声。我贴近板壁,从缝隙往里面看,只看得到白刃晃动,猪的嚎叫声盖过了一切。随后,会有血水冲出来,流向壕沟,逐起沟底的绿蝇。

我问这是哪?妈妈不大说。不是不能说、不愿说,是没时间说、没心情说。她有一句话倒是不问就经常说:“每天忙得像打仗一样!”为了生活,又顾不上生活!一直到很久以后,从爸爸晚年的《八十自述》(以下简称“自述“)才知道。

51年初夏,武汉市开办中小学教师讲习所,妈妈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走出家庭去学习,三个月结业,却没分配到工作。下半年才由人介绍在江岸区铁路小学代课。爸爸参加土改去了,大姐在二女中,哥哥在蘅青中学,妈妈把妹妹送到小姨家喂养,把五岁的我和两岁的弟弟带到铁小附近的农家寄住并搭伙,每月每人9元。那个杀猪的板壁屋就是在这里。有一天,大姐和哥哥二人过江来看我们。一走近寄宿人家的门口,就看到我们两个并坐在门槛上,向外观望。在一见面的刹那,爸爸在自述中说:哥哥哭了,要把我们带走。他写到这里,也是热泪盈眶。

再往后的记忆,背景是私立蘅青中学。蘅青是石瑛先生的字(1879-1943年)。他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享有 “民国第一清官”的美誉,曾任国立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校长、国民党一大中央委员、南京市市长等要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蘅青中学》,是他的故旧纪念他、借重他的清誉而开办的。现在我在网络上搜索不到该校开办之初的史料,有待查找资料填补这段空白。从以下现有资料来看,解放后是国民党时期的湖北省参议会(1946-1949年)的部分议员在做校董并办学。在父亲的自述中,记叙了相关线索,摘录于下。

那是1950年。“武汉解放后,(我)乃去见周杰先生,请安排我在蘅青中学教书(我是该校校董),周同意了。不久校董会给我一个聘书,聘我任蘅青中学副校长代理校长(校长是周杰,他当时任武汉市文教局副局长)。我即到校上班,并把家迁到学校(12月初六)……。虽对办教育是外行,好在周校长每周回家一次(他家也住在学校)在他的引导下,学校的成绩是比较好的。有一天蘅中开校董会,刘劲先生会后谈到刘叔模先生“云云。

由以上陈述可见,周杰先生、刘劲先生、刘叔模先生和家父,都是校董,他们又都是省参议员。此外,上面没有提到的郑南宣先生、谈瀛先生,我知道也兼具这两个身份。这就证明了蘅中与这一群参议员的关系。当年这一群参议员在参议会中是一派,称“翔社”,其中周杰等先生与地下党有联系,解放后公开了身份并成为党的干部,蘅中因石瑛先生的功德(抗战时期帮助陶铸在汤池办训练班等)得以暂时保存。

蘅青中学先后聘用了许多值得纪念的先生。有被称为武汉数学四大金刚的蔡鼎成先生;师出北师大风度翩翩的语文教师樊绪芬先生;国民党起义中将方传进先生,他教英语;有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左祖玉先生,任教历史;还有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的杜尔云先生,教英语。我父亲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毕业(硕士)教语文;柯蕙荣先生,石瑛先生的儿媳妇,教数学;我母亲也任教数学。有观点认为,教师应该是一流的人物担当,这个学校可以说是罗织了旧时代的一群精英,但也是他们在新时代最后的暂栖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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