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餐时，我说：“爷爷奶奶可能再也来不了美国了”，太太说：“为什么？”，我说：“川普可能会禁党员入境！”，太太说：“这真是荒唐的事”。
我很早就跑到美国来了，说句实话，我真不知道父母是什么时候入的党。我总是位在政治上十分落后的人，虽然仍然保持着对世界格局的浓厚兴趣，
当我读到《纽约时报》新闻的标题时，我在朋友圈写到：“事情比较麻烦了，美国考虑禁所有中共党员。这《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确实存在，实施可能性恐怕很低。我看川普是个无知的家伙，根本不知道禁ZG及其家属是个什么概念。ZG党员9100万，乘以4的亲属就是3.6亿人，比整个美国的人口还多。如果还要追查资产，我父母都是党员，我的古董房是否也要上交？[偷笑][偷笑][呲牙]”。
我在同济读书时，从来沒有写过入党志愿书，但是却与党有过几次亲密的接触。一次是在入医学院不久，有位自称是“井冈山下的红小兵”的男同学，晚上约我在同济的操场散步，他的主题是如何要求进步。与其说是交心谈心，到不如说是，他在说教我未来的人生路该如何走。我们夜里在那操场走了好久，如果是现在，人们八成会把我们当成是同性恋人。这同学确实去北京部委当官了，我现在后知后觉，意思到他当时把我当成绿叶以衬托他这朵红花了。
最为尴尬的一次，为我和政治上比较落后的一位室友，被党组织找去谈话。那次谈话的地点，就在我们宿舍不远处的一间空宿舍里。原因是党组织希望从我们嘴里了解另一位进步室友的情况，因为党组织正在考虑他的入党申请，需要听取群众意见。你说这让我们俩落后份子情何以堪？大家都是同学，同样凭本事考进去的，马上就要将我们区别开来。并且是在朋友在场时评价另一位同学，去谈他的优点与缺点，而做记录的正是一位党员同学。最后的结果证明我们都说了好话，因为那位同学入党成功。
到美国后中国著名作家的儿子，华大比较文学博士候选人告诉我：党员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们好奇当年寻求利用政治避难留美国的同胞，很多人在国内是党员。
当我最近看到照片展现前几年的华中科大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们，在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进行党组织活动时，我写到：“他们不懂得美国的基本知识与法律，只为自己回国后受奖提升。我们当时申请美国签证时，说明表格背面都有一条，问及你是否参加过纳粹或GCD组织。如果回答是，所有人禁止进入美国。那个年代进入美国的所有党员都在此问题上扯过谎，为了成就美国人生，这也无可厚非，因为美国不知道GCD员如此之多”。
年轻的朋友对我的这则消息和观点不以为然，他这样说：“这个信息应该是不准确的，我认识很多在GCD这个问题上老实回答的朋友顺利入境的，如果GCD不能入境，那么所有中国官员包括大大都不能到美国访问，这显然不是事实。艾森豪威尔在50年代推动制定过communist control act，但是被判违宪没有执行过”。这是我们几天前的对话，我当时以为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可是这川普企图禁所有党员的消息，似乎向我说的方向更进了一步。
我们曾经和年轻的美国同事在深圳旅行，亲歳开车时告诉这位美国乡里白人：“I am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but a good one!”, 将那老美吓了一跳。美国总是意识形态的急先锋，只为主义真的那种，从小这样教育他们的后代，现在仍然是。问题是国内当官的明知道这些，还鼓励自己的年轻人犯法，太不应该了。
在2017年看见新闻说在美国过党支部生活可能是违法的，我这样写道：“我只知道朋友老爸办绿卡时，老实说是党员后被暂拒，没有想到这支部还是违法的。有一点十分肯定，你如果填党员肯定拿不到美国绿卡，GCD在美国与纳粹同类待遇，你不能两头通吃。我最高党派是名共青团员，还是考上大学后加入的，这种落后状况一直保留到同济。同济五年，五次三好学生机会，加上五次系部嘉奖的机会，共十次我只得过一次系部嘉奖，那次还是全部献血的人都必须系部嘉奖才轮得上我。幸亏华大教授没有按中国标准录用我来做研究，只凭论文和科研背景，不然我也不会那么早跑到美国来”。
美国禁中共党员恐怕很难实施，除非川普运气好连任，然后铁了心，与中国完全脱钩。美国还需要花时间与经历，对所有在签证问题上扯谎不是党员的人深究。
让我引出我今天与同济美国牛人的对话，以结束这篇短文：
同济海外牛人：禁微信、川普别想得牛人选票；打中国、川普是把世界拖入泥潭！
我的回答：我脑袋变成拜登那样的Alzheimer了，也不会选川普。也不喜欢拜登，选票上会填聪明的Teddy (Roosevelt)??[偷笑][呲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