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裔难成为美国各行业的领袖人物？（附豪宅照片）

作为恐怕是美国华裔里最早一批反平权的人士，我从10年前就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我曾经写的反SCA5的檄文被放在文学城的城头专集里好久。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对这议题有些tired了，感觉这次遇见黑命攸关运动更难办了。虽然仍然坚信反平权的劲还是应该鼓，这正是锻练华裔在加州组织能力的时候，也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反思。

我现在要问大家的问题是：为什么从伯克利和UCLA 毕业那么多亚裔，真正成为美国领袖人物的很少？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读了耶鲁和哈佛的华裔，这两所名校可是培养奥巴马，Clarence Thomas，Stephen Schwarzman或Ben Carson这些各行业领军人物的地方。

如果长期这样，还不如把名额让给我的导师美国院士阿肯森教授这样的穷白人，他们开始的分数不行，但是他们后来的创造力惊人。所以亚裔学生和家长都应该自问我的这个问题，出自一个比较早就写文章公开反对平权法案，也通过演讲向社区普及平权法案知识的人。我说这话是有文章为证的，我写过几十篇反对平权的文章，仔细阅读过关于平权的三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案，还是有相当发言权的。

为什么在加州209法案实施的漫长岁月中，自1996年被批准已有24年之久，加州华裔几乎沒有出现全国性的领袖人物？如果时间太短，那么我们看出产生这些精英的势头吗？这是一个问题。

我的上述问题激起不少讨论。这是在我们同济海外校友群，关于华裔在美国为什么难以成为国家级领袖人物的对话：

同济美国资深临床医生：“反正我是玩不了政治，吃饱喝足就满足了！”；“1.5%比重，不要有什么政治上的奢求，好好安居乐业，享受生活，培养子孙后辈们！”

我的回答：“你说的这番话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中国人缺了一些纯真或献身精神，没有什么想追求的地方。就拿你和牛人来说，很早就放弃了职业的终端追求，现在以骂娘出气为主，浪费了上帝给的相当优秀的天份。

我是指的中国人在所有行业成为美国国家级的领袖人物，都很少，不仅仅指政界人物。在美国医学界有多少系主任或院长是华裔？美国国家医学院院长是华裔，Tulane病理系主任是我前室友，大家可以再举举，并不多。特别是考虑超一流圣路易斯华大医学院的医学生中的25%为亚裔的情况下，这种级别的医学院如果尽是培养小诊所的华裔医生，都是沒有野心的人。他们就会改变招生政策，降低标准招阿肯森这种分数低但是有野心的穷白人，他们的潜力相当高。有次华大医学院请他做大报告，总住院医把他的GPA挖出来了，放在幻灯上播放，他自己恐怕都有些难堪。在美国的大制药公司，Andy Chan这Genentech 的SVP，对华裔来说恐怕就到头了。

这里的问题是，要想爬到这些领袖的职位，你必须是physician scientist或PhD做过一流的博士后，中国人不做。杜克本科和圣路易斯华大MD毕业的华裔第二代，他们过早地选择去当皮肤科医生赚钱，可能是满身的才华。

印度人可以在做完临床fellow 二年后，在阿肯森实验室再做七年的Research fellow加上Instructor, 现在才看到做独立Assistant Professor 的一线曙光。他跟我说在实验室每年损失二十几万美元，还是拖着二个孩子和一个做博士后的太太。还有印度人在美国的第二代，做完住院医之后再入华大读六年的PhD, 也在阿肯森实验室。所以沒有必要与印度人过不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更具献身精神，应该佩服别人才对。你们不仅自己不会这样做，还会耻笑别人这样做。你们这样做，太太可能会骂你们，或者会与你们离婚。你们甚至不会鼓励自己学医的孩子这样做，因为在一流实验室朝physician scientist这条路走的华裔第二代都不多。

我现在咨询在美国超一流大学的GPA学到3.9的学生，很有天份的本科生，学术之路摆在面前。但是他们都是指望着去华尔街，在一个小房间里当个统计数据分析员，自己算出的数据让犹太人、白人、印度人或黑人的CEO们在Board meeting上，去胡说一通挣几百万美元。

在华大我还见到一个极端的例子，Andy Chan的博士生，复旦的极具天赋的学生。他在实验室日夜干，克隆出BLNK这个重要的B细胞信号传导分子，文章发在Immunity上。如果是美国人，明摆着是做教授的料，Andy也帮助他找到哈佛的Fred Alt实验室做博士后，那lab大概20%的博士后将会成为Assistant Professor，走向科学探索之路。他很有科学天份，当然没有保证的教授之路，对任何人都很难。但是他连试的勇气都沒有就放弃了，恐怕气死Andy。他不做博士后，而是选择去加州一个很小的生物公司赚点小钱。我们当时就可惜，开玩笑说他被上海籍的太太浪费了，太爱钱。后来的结果可以想象，生物公司辞了去读法学院。

因为趋小利，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放弃更大的追求，为我看见的华裔不能在美国成为各界的国家级领袖的原因之一。希望不要伤了你的心，论世俗方面我们都已经很成功了，大家糊口都不错[Chuckle][Chuckle][Grin]”

同济美国资深临床医生：“人生需要“顺势而为，趋利避害”，这是大的智慧！我们当初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中国那块是非之地，己是“趋利避害”，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是“顺势而为”. 一个人能够把握大智慧，结局都????会差！反之，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的回答：“希望你不要把这中庸思想传到你有才华的儿子，让他在芝大的学术殿堂里遨游，你能送儿子去这么死扣学术的大学，佩服你[ThumbsUp][Shake]。”

（备注：这位在美国做过超过一万台手术的资深临床医生校友，曾经在群里表达过这样的遗憾：自己现在的临床知识和技能在二十年前就达到了饱和的高度，再提高的空间有限。当年应该当自己从西方国家的博士毕业和美国住院医生训练完成后，进入一流教授实验室做博士后，从此走上科学探索之路)。

同济海外校友B对我的留言: “谢谢你说的，刚看了昨晚两位优秀校友最后的讨论，也正想说两句，你说了我想说的很多话，谢谢????他们也是我们很多优秀华裔在美国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也许特定指政界。但这里有多少人能左右自己的子女？????[Chuckle] Andrew Yang就跳出了父母定的路。在学术界和科技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华裔面孔，也期盼政界更多有天赋的华裔参与。只要还是那个美国，华裔就有希望。这是一个给人机会和希望的国家。”; “终于看到你讽刺华尔街了。那就是一个吞噬人才的黑洞。以前看你老得意地提到最优秀的人都去了华尔街而不是从医从政从学术，看了着急????”

我的回答：“我没有鼓励人去华尔街，只是指出这个现象，因为哈佛曾经有大约一半的本科毕业生去华尔街投行和咨询业。我指出这现象的原因是同济有位在美国的医生，自鸣得意称美国最聪明的人学医，他说的与我看到的事实相差太远了。”

这则转自我年轻时的朋友，他现在仍在国内：“中国人历来缺乏殉道者的精神。以宗教为例，历5000年之久，中国都没有完成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型。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人太过现实，极其缺乏像基督那样的殉道者。现实！现实！再现实！无论华人在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方，都是如此！”

以前我们讨论取消平权法案后的前景，华裔在人数上受益最大不用说，但是牺牲最大的群体是美国白人。他们自60年代的民权法案以来，一直在试图赔偿祖辈欠下的奴隶债，十分了不起，但是有些做过头了。这次如果加州公投取消了209法案，我预测穷白人的学生人数会增加得最明显，非洲裔和拉丁裔也会相应增加，伯克利加州大学将不再会是亚裔聚集的小山丘。如果完全凭成绩录取，耶鲁甚至会出现80%为亚裔的极端状态，那耶鲁就完蛋了。我当时反平权最激烈的时候，也给自己定了一个50%的分界线。耶鲁亚裔如果超过50%就需要重新调整，不然会在多种族的社会诱发动荡的。

现在疫情经常有时间在家上班、读书或写东西，也忙碌。但是仍然在一个奇大的房子里，面对着窗外的美景，听得见鸟鸣，大片的绿地，再就是小区各家雇的除草工人所操作的机器声。这种生活过久了，人是会发疯的。这就是为什么阿肯森永远不退休的原因，最近NIH又给了他一个大的RO1。他在圣路易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都往实验室跑，现在早就是全日制上班了。美国硬汉，开始也不愿戴口罩，现在华大规定任何人踏入校园必须戴，他才将那个N95象征性戴上。前段时间华大砍退休金一年，他说自己早不需要这些钱了，现在是怎么把钱分下去的问题。

谢谢我在文中所述的同济美国牛人，授权分享这些他设计和装饰的乡村豪宅游泳池的照片。这些照片只透露了豪宅之局部，到底有多豪华那就考验你的想象力了。据说这是“独自一人完成这个危险艰巨的搭梁任务”，他决心在此留下历史遗产。下面是他对修建这个游泳池的历史的描述，以他的诺贝尔奖得主般的智力，总能捣鼓些东西出来：

“这个游泳池（组合）的修建可是经历了不少的“磨难“。开始是按室内游泳池做（长远）设计的，一个钢结构的大棚与房子后面有机结合，棚顶是个朝南的弧面，而顶到地是两层楼高的玻璃墙。设计好并由设计师画好图纸后交给建筑商算价格，结果竟高过本地一般单独房子的价格。所以计划被LD枪毙。后来改成没有那么多高大上钢梁的结构、屋顶用透光的太阳能板，但算起来造价也不低。所以最后这套游泳池（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加上一个spa)就是“全裸“的了。好在我自己动手给中间的spa加了一个遮阳的棚子，现在再在大池子外面和上面加些“多姿多彩“的结构，这样就可让游泳池变得欢乐起来。[Laugh]????。Spa 对的那个大池转角处的框架前面是大屏幕（还没挂上），后面是小屏幕。这个框架的顶还没做（材料已买回堆在旁边)。其实我应该学建筑设计，说不定会给世界留下不少值得称赞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