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
反恐怖主义的世界文学
⊙ “革命”与恐怖主义
现代历史上的激进的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很难摆脱与恐怖主义的干系。乌
托邦描绘得越美妙，就越可能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这种幻想。在十月革命前，俄国
著名恐怖分子列夫·哈特曼（Ｌｅｖ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曾企图炸毁沙皇乘坐的
列车，失败后逃亡伦敦，得到当时寓居伦敦的马克思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哈特曼行
刺未遂的“革命行动”后来由列宁完成了：他亲自下令杀害了沙皇一家大大小小，
由此揭开了俄国历史上最为恐怖的一幕。
俄国革命孕育了恐怖主义，同时也催生了反恐怖主义的世界文学。帕斯捷尔那
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均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反恐怖
主义的特点。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诺奖演说中，更为旗帜鲜明谴责恐怖主义：“暴行
愈来愈不受历代沿袭的规范所制约，它肆无忌惮，以胜利者的姿态横行于世界，根
本无视暴力必将导致灭亡这一历史真理。甚至它所鼓吹的强权思想也得到普遍承认
。整个世界都发疯了。在这疯狂的世界中，正义无法生存，暴力才是正道。陀斯托
耶夫斯基笔下的‘着魔者’，在上个世纪还是寥寥可数，如今竟成为整个世界的共
同梦魇。最近接二连三的劫机、绑架、爆炸等事件无一不显示出它们决心动摇和毁
灭人类文明。”这番演说三十多年后，美国果然又遭到恐怖主义分子的疯狂攻击。
当年，萨特、加缪等西方左翼作家，虽然同情和支持革命，却也察觉了革命与
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并提出了忠告。萨特的戏剧《肮脏的手》（１９４８）就是
这方面的代表作。该剧情节将共产党内部的政治谋杀与情杀纠缠在一起，虚构在德
寇占领下的一个东欧国家，剧中的一位共产党领导干部认为，共产党要想夺取政权
，就得不择手段，他甚至毫不讳言自己有一双伸进血污中的肮脏的手。这种政治路
线，与莫斯科苏共的指示不谋而合。加缪的剧作《正义的谋杀者》（１９４９），
剧情发生在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期间，剧中革命组织的恐怖分子决定暗杀一位大公
爵，到了行动那天，负责扔炸弹的卡里叶夫发现公爵的马车内还有两个孩子，恻隐
之心使他未能按计划进行。这次失败导致革命者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或认为恐怖
主义没有限制，为了俄国的明天可以牺牲一切，或认为谋杀暴君时应当有所节制，
最后达成协议：革命无权杀害无辜的儿童。在第二次暗杀中，卡里叶夫得手杀了大
公爵，他自己也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作为死难者的家属的大公爵夫人却是一个虔诚
的基督徒，亲自出面要求赦免凶手，但卡里叶夫仍然选择死亡以承当责任。加缪在
他的政论《反叛的个人》（１９５１）中，更鲜明地从人文主义立场，抨击斯大林
恐怖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恐怖主义，从而把谋杀正统化合法化了。
⊙ 达里欧·福嘲讽“红色旅”
斯大林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毛泽东主义，传播和培育了恐怖主义，在今天已经是
共识。１９６８年在美国的伯克利、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等地兴起的左翼学生运动，
就是一场沾染了恐怖色彩的运动。以意大利为例，共产党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
开始发动并利用学生运动，狂热的学生占领了重点大学，结成战斗组织，意大利诗
人蒙泰莱（１９７５年诺奖得主）的作品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批评家马特奥里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Ｍａｔｔｅｏｌｉ）在《蒙泰莱的生平和作品》一文中写道：
“那些抗拒贴上反动分子标签的教授，被扣压作为人质并且被戴枷示众（像在中国
一样）……任何想以特殊有效的方式来教学的人，都会遭到意识形态的陶醉者的一
顿棍棒痛打。无论精英观念还是选举观念都被斥为法西斯主义。愚蠢的粗俗赢得胜
利：这与愚蠢的制度是相一致的。１９７３年在里米尼大会上，学生运动分裂了：
一部分选择走秘密道路继续‘革命’，这一点清楚地表现于他们反对现存制度的武
装斗争的企图中。这些事件的发展为随之而来的可怕的恐怖主义年代开了先河……
。”
七十年代意大利左派的“红色旅”的恐怖活动日益威胁社会，在意大利戏剧家
达里欧·福的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他的喜剧《喇叭和草莓》（１９８１），
涉及基督教民主党的前首相阿尔多·马罗在１９７８年被“红色旅”绑架一案。意
大利政府与“红色旅”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交涉，但恐怖分子仍然私设公堂审判马
罗，然后残酷地枪杀了他，把尸体扔在罗马市中心。意共最后不得不宣布“红色旅
”不再是他们的“同志”。达里欧·福于１９７０年创作的两部喜剧《敲门，敲门
——谁在这儿？警察》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题材均为恐怖分子在米兰
闹市区扔放炸弹，造成数十人伤亡，对意大利警匪一家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但是福
氏遗憾地发现：“我当时简直是在对聋子说话，原因很简单：我的观众既忽视了这
个案件本身，也忽视了发生在五年前、十年前的暴力和恐怖活动……这不仅仅是意
大利的问题，同样的事件到处发生。”法西斯分子曾威胁福氏夫妻，１９７３年春
天福的妻子拉米被法西斯匪徒从家里绑架出去，被残酷殴打，无权无势的福氏求告
无门，几天后匪徒驾车到市中心将拉米从车子里扔出来时，她还在流血不止，经抢
救才得以脱险，这次绑架竟然从来没有得到法律追究。
⊙ 伊斯兰反恐怖主义作家
１９９７年达里欧·福荣获诺奖，他在瑞典文学院又一次谈到，他们夫妻曾经
访问若干大学校园，总是惊异地发现，青年学生很容易被大众媒体的消费文化所吸
引，对恐怖活动一无所知；他们还告诉听众：土耳其的三十七位杰出的库尔德民主
派知识分子，在安纳托利亚镇集会纪念中世纪的一位喜剧家时，竟然在旅馆内全部
被诱捕、活埋，凶手是一群受到政府保护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随着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日益发展的现代恐怖组织，以阿拉伯世界最为庞大
、严密。在海湾战争之后的所谓“泛阿拉伯时代”，多国恐怖分子成立的“反美反
犹国际阵线”，以及由次派生的“伊斯兰圣战解放军”、“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
，以及隐匿在阿富汗的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奉行的大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然而，伊斯兰文明也孕育了一位杰出的反恐怖主义作家，阿拉伯世界唯一的诺
奖得主（１９８８年）、埃及作家马尔福兹。早在小说《胡同里的孩子们》（１９
５９）中，马尔福兹就开始提倡多元文化、宗教宽容。这部被伊斯兰激进分子视为
“亵渎”真主的小说，曾经长期遭到查禁。
马尔福兹认为，不少阿拉伯人或至少是埃及人，对外国人一概抱有敌意是没有
道理的，埃及的“真正的历史的敌人，是贫困、无知、疾病和专制”。伊斯兰实际
上并非铁板一块，有左、中、右三翼，中庸的伊斯兰教对一切文化均采取兼容并包
的态度。马尔福兹所信奉的就是中庸的伊斯兰，并且在此基础上继承埃及法老文明
的精华，吸取基督教文明的博爱精神。马尔福兹经常通过文学讽喻来曲折表达对恐
怖主义的谴责。在小说《尼罗河上的聒噪》（１９６６）中，恐怖的阴影笼罩在一
群知识分子的受创伤的心灵里，他们怕死，怕被暗杀，怕关进集中营，马尔福兹以
非理性的荒诞手法描绘出他们的消极心态。
马尔福兹的小说刺痛了原教旨主义，１９８９年发生印度裔英籍作家卢什迪《
魔鬼诗篇》事件后，一名恐怖分子扬言说，“假如我们早就杀了马尔福兹，卢什迪
就不会出现了。”埃及的伊斯兰教主拉曼（ Ｏｍａｒ 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
），曾缺席“审判”判处马尔福兹死刑。拉曼还在纽约到处煽动恐怖主义，结果是
他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至今还在美国堪萨斯州一所监狱服刑。１９９４年恐怖分
子终于决定执行拉曼对马尔福兹的判决，向八十三岁高龄的马尔福兹下手，结果重
创这位伟大作家执笔的右手。由于以色列的出版家有意与马尔福兹签约，将他的作
品译为希伯莱文，以致九十高龄的马尔福兹仍然受到埃及作家协会的恐怖威胁。与
此同时，埃及另一位戏剧家萨勒姆（Ａｌｉ Ｓａｌｅｍ）的作品也受到原教旨主
义的查禁，马尔福兹为此提出了强烈抗议。
⊙ 以美拯救世界
一首诗或一部小说从来没有阻止过一次劫机或一次绑架。但是，俄罗斯伟大作
家陀斯托耶夫斯基却语出惊人：“世界将由美拯救”。
在题为《为人类而艺术》的诺奖演说中，索尔仁尼琴谈到，他曾充满怀疑地苦
苦思索陀氏这句话的含义而不得其解。后来，索氏终于若有所悟：“真正的艺术品
均含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有说服力的真理，它能使最顽固的心灵折服。……显然，
文学艺术是能够拯救世界的。”在文学领域，具有人文精神的作家，早就把反恐怖
主义作为捍卫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神圣使命，以文学形式谴责伤害无辜的恐怖暴力，
呼吁政治和解和宗教宽容。今天，文学中的这种反恐怖主义的传统，并没有淹没在
消费文化之中，而是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光亮温暖世人，烛照世人。人类要想找到安
居的家园和心灵的宁静，需要一场文化全球化运动，既要倡导国际范围内的公平竞
争，也要共同承当反恐怖主义的道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