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地下室里的抗争
作者 黄泽文
自大串联后，成都五中就进入到一个“无政府状态”。原学校领导早已被打倒，属于“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之列；工作组因“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1] 已经撤销；校文革也无人理睬，毫无权威，形同虚设。
夏秋以来，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格局已被彻底冲破。原来同窗受教朝夕相处的同学已作鸟兽散，许多人不再来校，在家中“逍遥”起来。而来校者，则分为“造反”和“保守”两大派，在校园中各占地盘，势同水火，从此开启了近两年的“校园派斗”。新中国的这六年间（1947-1952）出生的第一代青少年，年龄从14岁到19岁不等，以整体而言，永远离开了课堂。其人生境遇，知识深度，眼界视角，从此被决定。
串联一回来，我就想参加造反派组织，和折辱过我的保守派红卫兵对着干。这是一个中学生的文革造反的最初心态。
我到学校去，此时的校园早已没有夏秋之季的那种火热和激奋。空旷的操场上，人迹寥寥，残留的大字报在十二月的寒风中寂寞地飘荡着。校园里有各种名目的战斗“团”、“队”，占据着往昔的教研室、教室、实验室。其中有名号为“红卫兵4528部队”、“红卫兵七中队”，“八一敢闯队”之类的组织，均是先前在校文革组织下，斗老师，打学生，搞血统论，在社会上抄家毁物的红卫兵团伙。我与他们势不两立。还有一些造反组织，我搞不清楚他们的来历，亦不详其面目，不敢贸然进入。
就在我举棋不定之时，同为班上“黑七人”，且和我一同去串联的赖城坚找我来了，他说：“段建军回来了，他主张咱们自己成立一个组织。”我初听此语，觉得匪夷所思，实属意外。我站在成平街口对着成坚说：“这能行么？咱们出身不好，又势单力薄？”成坚却说：“我看可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在他的鼓励下，加上串联时感受到的外面如火如荼的造反气势，胸中的一腔热血就激荡起来，我点头同意了三个人“自己干”的大胆主张。
这一决定，使我在文革初期的那两年再无机会去当优哉游哉的“逍遥派”，而成为了所谓的“造反派”。造反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和那些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们，校文革以及他们的组织对着干。这是我在少年时代，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自主选择。
这种“造反”属于“揭竿而起”。在文革初期，老百姓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可以自由地去成立各种名号的“造反组织”，想成立什么就成立什么。当然，这种造反也属于“奉旨造反”。造反有明确的指向，那就是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里面所提出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 造反在当时受到伟大领袖的直接鼓励。当时，毛泽东最著名的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他鼓动老百姓，发扬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去突破已有的政治格局，来帮助他打倒党内的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成立一个自己的造反组织，这个主意拿定了，但到底要搞个什么名堂，我们心中并没有底。三人商量，一致认为，要与大学生的造反组织挂钩，以便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但找谁呢？我们一下子想起了曾经大闹过西南局，炮轰过四川日报的四川大学的“井冈山野战军”，这是一个很有闯劲的队伍。于是，我们三人跑到川大，在一座名为“望江馆”的平房中和这一群大学生挂上了钩。一回来，我们就把三个人的队伍取名为“井冈山野战军成都五中支队”。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这时候的学校，唯一还在开门办事的是校文革办公室，一个叫屈经明的青年老师，曾经的校革委副主任。还在里面坐班，管着学校的公章。谁要成立组织，就到他那里去登记。我们登记回来，又在总务处领了笔墨纸张，还争取到一部简易油印机。
起码的家当有了，就缺一间房子来安放我们的队部。此时，主要的楼房均已被先期成立的各色各样的保守派红卫兵所占据，一些破房子也挤满了其他的造反组织。我们找来找去，只在金鱼池边的教研楼底下找到一间地下室。
五中当年的这栋教研楼坐西向东，是一座两层的西式砖石建筑，是语文、外语、史地教研室的驻地。楼上一层有大小各异的房子数间，配以宽敞的回廊。房间高敞，玻窗明净，红漆地板铺地，门和窗框皆为绿色。楼的东、西、南三方均有石梯可供人上下出入(见照片，此处是向南的侧面楼梯)。向东是正面，有宽阔甬道，一头连接楼梯，一头连接一圆形金鱼池。鱼池周围有砖柱和葡萄架，两边遍植花草树木。楼的下层即是所谓的地下室。其实，该层大部仍在地面之上，只是窗少而小，采光极差，里面阴暗潮湿。按其建筑特色和规制，我揣测此楼乃是民国年间的一富家宅邸，且极可能修造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年间或日寇侵华年间，因此有很好的底层设置，用于躲避轰炸或者枪弹。至于什么时候并入五中校园，已不可考。
我们别无选择，就决定在此处开始我们的抗争。好在地下室的门朝南开（正好在照片上南向楼梯的后面，被楼梯挡住），冬日的阳光能照进来，且有一扇小窗可透入光线。我们把地下室清扫干净，安上电灯，搬来几个课桌和椅子。成坚找来一张纸，用毛笔写上“井冈山野战军五中支队”的大字，贴在小门上，表示此处又一个造反组织成立了。在低头可进的小门门框两边，我们贴上了一副对联。对联为：“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对仗工稳，铿锵有力，横批是“革命到底”。这副对联，摘录于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由当年渣滓洞集中营中的革命志士拟就，我们拿来，用以表示我们三个十七岁少年立志抗争的决心。
当年的我们，在中学接受了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心中一直有一个成为坚定革命者的理想。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按部就班的学习秩序，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个理想的机遇。因此，在挣脱了“不准革命”的枷锁后，我们三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年，心中有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崇敬，有着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的仇恨，立志要扫荡旧世界的污泥浊水，要砸烂帝修反的狗头，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
人少，办一张小报正好。我们取其名为《千锤百炼》，意为我们要在革命的熔炉中千锤百炼，成为好钢。在第一期上，我们安排了发刊词，井冈山野战军五中支队成立宣言，以及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学生的文章。我们的成立宣言控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学生的迫害，并用当时的豪言壮语宣称：“从今以后，我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头可断，血可流，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语句铿锵，意气绝决，表现出站起来造反的豪气，一改前几个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模样。
自我奋争，精力旺盛，我们忘我地战斗着。每天很早就开启了门上的铁皮鎖，黄昏时分才又把鎖关上，从不缺席。三个人齐心得像一个人，三个人忙得像六个人。要写稿，刻蜡纸，油印，发行，还要收集别人的文章和讨论社会上的动态。白天，我们三人在地下室点一盏40瓦的电灯，在明暗之间忙碌着，边干还边唱歌，我们最爱唱的歌是：“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这首歌选自《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
从我们地下室门口路过的人都很惊奇，这里面还有人么？怎么里面那么热闹？有的人甚至要低头侧身瞄一眼，面带疑惑，眼露惊奇。
我们经常忙得忘记了吃饭。错过食堂的开饭时间，我们就去一街相连的榮华寺街上的一家小饭馆吃。学生清贫，花销节省。标准的吃法是，一人一个“冒碗头”的半斤米饭，一碟三分钱的小菜，一碗免费的骨头汤，一共花银子一角三分。当年的成都，物价就是这样便宜。我们吃得风卷残云，津津有味。有时，我们也敲腰包稍微宽裕的段建军的竹杠，要他掏三角钱买一份回锅肉请客。成都的回锅肉是川菜中的招牌菜，用半肥瘦的猪肉，最好取自猪腿上二刀处或者坐磴儿（臀部）处，煮七分熟，撈出半冷后，快刀切片，下锅炒炙，至肉片开始翻卷时，成都人俗称“起灯盏窝”时，下本地产的郫县豆瓣酱和蒜苗，翻炒均匀，起锅即成。其色、香、味、形俱备，妙处难以细述。至今记得十七岁时的那种美味，那种欢笑。
正统的红卫兵们没有放过我们。随着《千锤百炼》小报的一期、二期、三期，… 的不断发行，我们鲜明的观点，锋利的言辞，以及对学生斗学生行为的痛批惹恼了他们。他们仗着人多，仍然想在我们面前耍威风。或围着我们当面高叫，或背后散布流言，说什么“狗崽子也要造反了！”“你们到底要造谁的反？”并公开称我们为“黑队”，是“非法组织”。
地下室的上面就是“红卫兵4528部队”的队部。4528是成都五中的电话号码，当年全校就这一部电话，摆放在校园庭院第二进的电话室中。中国军队番号均以四位数码命名，带有保密的意味。最初的正统红卫兵仿效之，以学校的电话号码来称谓自己，此乃文革时髦，以显示其血统纯正的根底。
楼上的地板正对我们的地下室刚好有一个洞，这些红卫兵们，就有意把炭灰、果皮、甘蔗渣、废纸扫下来，每天清晨我们打开地下室，地上就是一大堆垃圾。有时，白天我们正在工作时，垃圾就纷纷扬扬地洒了下来，弄得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冲上去找他们论理，他们不是躲开，就是蛮不讲理地横扯。原我班班文革的一个姓王的矮个子家伙甚至当面对着我们说：“对你们就是要这样”，其笃定欺负之心，蛮横之态，毫不遮掩。
现在的览者可能会觉得奇怪，同是满脸稚气的少年，且是同窗受教的同学，怎么会有这样的仇恨和对立？其实，只要熟悉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风风火火的阶级斗争教育，就能明白个中原委。这是斗争教育，仇恨教育，立场教育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在我的这些红五类同学眼中，我等的家庭身份带有“原罪”，我等“狗崽子”自然就是“革命的对象”。
面对这种压力和欺负，我们并不屈服，而是与这些曾经侮辱和压制过我们的“血统红卫兵”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我们不断发表文章，驳斥他们。
我们已经不再是几个月前的我们，形势也不再是前几个月的形势。虽然，我等尚不能从根子上认清“血统论”的源头，只是从文革《十六条》和陈伯达的《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中，寻取支撑语句，来和那帮红色子弟论争。如：“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坚决抵制“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干扰文革大方向”。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08-05。
[2]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红旗杂志1966年十三期社论，1966-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