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三月抗争和四月平反
作者 黄泽文
面对街头恐怖和专政抓捕，成都的造反派似乎并未屈服。这一次镇压“反革命”，被镇压者显然有一种“精神加持”，不但不服，反而与实施镇压的专政机构对着吼叫。特别是学生，当时不知从何处寻得一则最高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1] 当年没有互联网，很难查证，但大家就信了，并用此来对抗军人和公安机关，似乎还有些效果。
经历过“土改” 、“镇反” 、“三反五反” 、“反右” 、“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专政人员，这次有点发懵。过去的经验是：一旦“坏人”被揪出来，戴上“反革命”帽子，当事者顿时束手就擒，低头认罪，甚至痛哭流涕，检举揭发，争取宽大处理。但这一次抓反革命，效果不佳。被抓者，态度猖狂；未被抓者，天天在对着干，气焰嚣张。其实，公安局的人当时没有搞明白，抓一小撮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一小撮后面有一大群，二者之间紧密相连。而历次运动中的抓捕镇压，一小撮和一大群之间，没有这种紧密相连。
与专政机构对着干的名目花样颇多。把当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所用过的手段几乎全都用上了。
其一是秘密集会。公开的活动被压制，于是转入地下或半地下。我就曾经参加过八二六和井冈山野战军头目在成都十九中学举行的秘密会议。十九中位于锦江东岸，与川大校园隔江相望，这里是八二六的一个校外据点。会议在楼房里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室内窗户紧闭，校外岗哨放风。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与会者面容严肃，讲话者声音低沉，分析形势，布置任务，调整策略，安排接头方法，任命二线领导。一旦第一线人员被捕，二线人员顶上去，俨然一副在白色恐怖下搞秘密活动的范式。这一切，平时都只在电影中看到，这时候却亲身经历了，不免令人既激动又紧张，有点承担重任的使命感觉。
其二是巧立名目开展各种半地下活动。1958年3月7日，毛主席利用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召开“成都会议”的机会，抽空参观了杜甫草堂。毛泽东本身就是诗人，得暇来拜访另外一位诗人，实属平生快事。他还站在“草堂“字壁前留下了一个伫立欣赏的背影。这个日子，居然变成了被镇反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川大学生进行抗争的机会。1967年3月7日，若干川大八二六的人，预先筹划，摆脱监视，分散出校，齐聚杜甫草堂，纪念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参观杜甫草堂九周年。大学生们分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形势，坚定决心。最后，大家还分别在毛主席照过像的“草堂“字壁前留影，不过，是面朝大众，用严肃的脸庞表示斗争的决心。
（照片来自网络，谨此致谢）
其三是夜晚活动，到处刷贴大标语。大学生一般不屑于干这等活儿，主要由不知疲倦的中学生来干。成都人善长用谐音来蔑视甚至侮辱对方，把造反兵团写成“撬杆（小偷）兵团”，八二六写成“扒耳驴”，红卫兵成都部队写成“红卫兵蠢猪部队”，产业军则写成“慘业军”。二月镇反期间，遍街都是打到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的标语。小子们就专门在这些标语上搞覆盖，或者在旁边写标语，写上：“镇压革命群众决无好下场”，“青松不老，八二六不倒”，“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十来岁的少年们，眼神灵活，行动迅速，来往飘忽，极有效率，半个夜晚，可以搞得满城都是。当年文化大革命，文化不彰，书报出版凋零，纸张大都如此用去，裱糊了墙壁。
其四是公开示威。或集会，或游行，行动的由头很多，随时都有。2月26日，正好是去年8月26日造反建团6个月。川大八二六的战士约一千多人，在大礼堂召开“热烈庆祝八二六战团成立半周年”纪念会。大学生们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八．二六战士想念毛泽东”等歌曲以释放情绪。既然是公开示威，常有剧烈的冲突。复活的保守派同学，在驻校军人的策划下，组织了几百人赶来阻止，于是发生公开冲突。双方斗嘴皮，拥挤推搡，抢话筒，抓帽子，只是没有大打出手，还算斯文有度。
次日，2月27日，川大八二六的大学生干脆冲出学校，到闹市区游行。游行的名义是庆祝毛选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示威。队伍有意去到市公安局、西南局、军区等热点地区，高呼：“不准老保翻天!”，“不准迫害革命小将!”等口号。游行引起全城轰动，市民惊讶地发现：“啊，八二六还在战斗！”
3月17日，首都红代会赴蓉造反团返京，又是一个上街宣泄的机会。此时，川大八二六的头目们基本上都被抓光，川大学生们碰头串联，自动集合了一千余人, 走到当时的西南局（首都红代会驻地）欢送首都红代会战友。该日久阴初晴，阳光灿烂。阳光下，飘荡着造反兵团、八二六、井冈山野战军、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造反派组织的旗帜，气氛昂奋。我们五中革命造反战团也闻讯赶去参加，在人群中，我见到了不少战友熟悉的面孔，大家握手问好，不胜唏嘘。
送行就是示威。成千上万人的队伍，不顾禁令，从西南局出发，经太升路到文化宫，再浩浩荡荡涌向人民南路广场，再北上经人民北路直到火车北站，沿途正好有成都军区，市公安局等敏感机构。整个成都都惊动了。游行的人们手挽着手，挺着胸，踏着有力的步子前进，边走边高声唱歌。唱着：“保皇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誰敢來阻拦？…。”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所到之处，人们惊奇地看着，有的欢呼，有的微笑，有的拍掌，有的咒骂。万马齐喑的成都街头突然又有了生气。军区和公安局的宣传车紧随队伍，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声音：“镇压反革命”，“打倒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取缔反动组织”，但收效甚微。
仲春三月，万物复苏，政治气候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大学生们，是敏感的群体，他们侦听着来自中央的只言片语，寻觅着两报一刊社论和重头文章的措辞，注意着首都造反派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情况正在起变化”。
的确，情况正在起变化，变化发生在最高层。
当最高统帅得知中南海怀仁堂的抗争事件后，他意识到，“三老四帅”的矛头是指向他的，是指向他一手掀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是他的底线。维护国家稳定，没有问题；维护军队稳定，没有问题；但触碰这个底线，就是大问题了。于是，他连夜召开会议，严厉批评老帅老干部们“对文化大革命发难”，“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责令他们检讨。秉承他的指示，从二月下旬到3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了多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并将其定为“二月逆流”。[2]
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首都的红卫兵很快就嗅到了高层的动向。3月8日，首都红代会的北师大井冈山率先召开“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矛头指向了谭震林。3月9日，陈伯达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3月14日，首都红代会举行十万余人的示威游行，喊出了：“坚决打退从上到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反攻倒算的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
逃亡北京的成都造反派头目们，听闻这些传言，看见诸多动作，顿时就有久冻逢春暖的感觉。消息传送到成都，鼓舞起被压抑的人群，于是就有了前面所描述的那些公开上街的示威对抗。
待等到三月底，情况变得明朗。3月27日，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3] 决定明确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严防坏人利用军管镇压群众。坚决支持各左派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对因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4月1日的成都极为热闹。成都遭受镇压的八二六派学生，冲破了重重阻力，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川大，举行《纪念毛主席接见半周年，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未遭受镇压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也在市体育场举行了名称类似的大会，表示了要与产业军等保守组织坚决斗争的决心。我们随五中革命造反战团，参加了体育场的集会。
文革是群众运动，经常举行各种名目的集会和游行。特别是1967年伊始，从一月夺权，二月镇反，三月抗争，到四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一路走来，全中国的老百姓都在街头狂欢。隔三岔五，人们随时都会丢下工作，走出大门，到广场去集会，到街头去游行。通衢大道上，人头攒动，红旗林立，锣鼓喧天，歌声震天，口号声此起彼伏。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们，穿着蓝灰黑的单色调衣服，但都戴着红彤彤的袖套，举着成千上万的领袖画像，举着组织和单位的横幅，举着红旗和各种彩旗，跟随着领头者的高亢声音，举臂高呼各种各样的口号。街道两旁，观者如堵，妇孺太婆，老人小孩，皆拥挤着看热闹。
在我的记忆中，文革期间成都街头有三次游行，景况特别，气氛异于一般的游行。其中一次是重庆反倒底派在1967年8月的武装游行，赤膊壮汉，刀光剑影，蛮勇张狂，此处不述。另外一次，就是川大八二六在1967年4月1日的翻身游行，此处详述。还有一次，则是监狱释放造反派“反革命”时，囚徒们从监狱走出来时的游行，下面稍后叙述。
川大八二六的队伍从文武路一直排到成平街。没有红旗的海洋，没有震耳的广播喇叭，没有华丽的乐队，也没有喜庆的锣鼓，但肃然的游行队伍显示着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那是一种心中有信仰，身体有正气，集体有追求的精神。
走在最前面的是川大八二六的战旗。战旗并不像往常那样高举招摇，而是由四人平牵着，缓缓前行。发旧的红绸上是“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的字样，上面有岁月征战留下的斑斑点点，展示着前两个月来的艰难历程。
紧接着的队伍，举着各式各样毛主席的绣像和红心图案，皆为手绣。当年的造反派，无不自诩为毛泽东的忠诚战士，尊奉伟大领袖为自己的红司令，要用一针一线的默默坚持，来表达自己的坚贞不屈，来献上自己的赤胆忠心，并以此来表明自己奉旨造反的正统地位。
后面跟上的是“自力更生东方红广播站”。方队中，人人手中拿着用硬纸筒做就的广播喇叭，正步行进，井然有序。一声令下，齐举嘴前，由一人引领，大声颂读毛主席反复辟的最新指示。虽为人力，且在宽街，但形式独特，气量充沛，声势颇大，引来道旁的阵阵掌声。
再后面则是长长的大队伍，手中的红旗皆用红纸糊就，或大或小，放眼看去，颇觉寒酸。其中寓意极为明显，由于被镇压，宣传车早已被砸烂；红旗、彩旗被撕烂，折断；游行的一应行头均被收缴。但镇压阻挡不了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决心。队伍中唱起“远飞的大雁，捎个信儿到北京”的思念毛主席的歌曲，神情坚定，斗志昂扬，面色严肃。没有街头狂欢的华丽，倒有劫后再战，坚决抗争的自信。
集会游行之后，成都的热点在关押造反派的宁夏街监狱和大慈寺监狱。宁夏街监狱是成都的一所正规监狱，建于满清末年的1911年，为当时四川藩、臬两司仿湖广模范监狱而修造的日式监狱。此所监狱分内监（收押已决犯）、外监（收押未决犯）、女监、病监，故被成都人俗称为“四大监”。大慈寺监狱是个临时关押点，这里本是成都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全名叫“古大圣慈寺”。公元七世纪时，后来到印度取经的高僧玄奘曾在此处剃度出家。
人们在毗邻市大监的成都九中校园，安装上大喇叭，成天对着监狱广播《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对青海问题的六点指示》。人们在大慈寺外面静坐示威，摇旗呐喊，要求尽快放人。
4月3日，成都军区终于明白了中央的决心，发出电令：放人，平反，销毁黑材料，向被拘留的人赔礼道歉。在北京，韦杰也当面向造反派鞠躬道歉。4月8日，川大八二六勤务组被捕成员全部释放。4月12日，关押在成都大慈寺的人员被释放。4月18日，关押在成都市大监的人员集体出狱。
释放关押人员的场面极为特别，举世罕见。在这两处监狱的外面，人山人海，拥挤喧闹，似如节日。我和几个战友去到宁夏街市大监，目睹了这一场景。
大门开启后，“反革命”们排着整齐的行列走出来，为首者举着一面用红色被面做成的红旗，上面绣着不太工整的大字“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红囚徒）”。后面跟着的人，蓬头垢面，面容憔悴，却都精神十足。人人手上捧着自己手工制作的毛主席像，保存的毛主席语录，或者其他标志革命的图腾，以显示自己在革命中的忠诚。
亲人们，战友们拥抱着，抬举着。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又哭又笑；有人不哭不笑，只是长久对视，脸部在急剧地抽动着。欢乐、悲痛、坚强、疲惫，种种情感，此时尽情表现出来。我被深深感动，虽然我没有要迎接的亲人和战友，但泪水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胸中似有一股热气，直冲喉头，忍不住同大家一起，大笑，大叫，大跳。
几分钟后，人们在最初的狂热中醒了过来，一人突然举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于是应者如潮，声震屋宇。激情高呼之后，释放人员终于恢复了正常，于是列队，开始了全市游行。
此时，已不再是二月冷风中的“带镣长街行”，而是阳光四月的“示威长街行”。队伍所到之处，皆唱“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的歌曲。皆呼“永远忠于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口号。沿途全是欢呼的人群，历来倾向造反派的成都市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
一时间，大家都觉得，蓉城的春天真的来了。
参考文献
[1] 秘书高勇回忆耀邦二三事, 中国新闻网，2010-04-15。
[2] 二月逆流”,中国网, 2011-04-13。
[3]《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2号文件，1967-0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