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成了造反派红卫兵
作者 黄泽文
在成为成都五中“革联指”的一个成员后，我们决定给自己也加封为“红卫兵”。全队二十多位战士，不论家庭背景如何，每人都颁发了红卫兵证，胳膊上都戴上了红卫兵袖套。时移事异，我们这些前几个月的狗崽子，现在也终于扬眉吐气，理直气壮地自己批准自己，成了红卫兵。这样一来，就很有一点“不准革命，而终于革命起来”的得意感觉。
在文革史上，我们这种红卫兵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以区别于文革初期那些血统纯正的“老红卫兵”。当时，我们则直接称呼他们为“老保”，因为他们此时的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保爹，保妈，保当权派。
当我在校园中走动时，那些保派红卫兵看见时，眼神都是怪怪的，似乎不能适应我等的新身份。但我却毫无不适应的感觉，反而在心中有一种自豪感，从此以后，我们将以“造反派红卫兵”的新身份与“保派红卫兵”对抗，我们将成为五中文革的主角。
几十年后的人们，当谈起当年文革红卫兵的诸种恶行，常常一概而论。一概斥之为：“一大帮被煽动起来的暴民”，或“失去理智的红色暴徒”，这实在有混淆是非，张冠李戴之嫌。
我等后来自发成立的红卫兵与运动初期的保派红卫兵，虽然都自称红卫兵，但名同而实异。其异有三：其一，造反派红卫兵诞生于1966年底或67年初的造反之际，以出身非红五类家庭者居多；而保守派红卫兵诞生于1966年的红八月，多是血统纯正的革干、革军子弟。因此，我们既无在校内打老师和同学之恶行，亦无在社会上抄家，抓人，破坏文物之劣迹。其二，造反派红卫兵搞五湖四海，不搞种姓歧视，不以血统出身来论人之优劣，实现了身份的平等。其三，我们均是当初在校挨打受压之辈，受够了保派红卫兵的人身侮辱，现在顺势而起，自己解放自己，起来革命造反，斗争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先期革命附体，飞扬跋扈，伤害无辜；而后期从一己私利出发，保爹，保妈，保当权派。
当然，我们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也有相通之处。二者均在文革前接受了同样的“立场”、“斗争”和“仇恨”教育。思想上均形成了红黑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惯。信奉斗争哲学，凡事皆斗，不懂妥协，也不懂换位思考。一样有着对红太阳的个人崇拜；一样有着“誓死捍卫”的稚子忠诚；一样满嘴革命辞藻，引用“毛著语录”来批判对手；一样有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狂勇气概；还一样有着唯我独革，唯我独尊，自以为是，容不得别人的“山大王”气息。
最后，这两种红卫兵殊途同归。在文革折腾了两年多后，以“老三届”中学生的同一身份，得获“知识青年”的同样头冠，奉命“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很有必要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此离开了学校，抛弃了课本，其中绝大多数人一生之中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教室，其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定格于文革开始的1966年初夏。
不再赘述，还是回到文革造反时的成都五中校园。
面对造反派大联合后的气势，五中的保派红卫兵开始反击。但说来也可怜，我的这些根正苗红的同学们，平时大都学业荒疏，缺乏写作能力，写不出像样的文章。他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校园里用歪扭的大字写出“砸烂联合纸灰铺”，“指挥部是牛鬼蛇神”之类的大标语，还背地里搞些下作的勾当，趁人不注意，出动人手撕毁我们的大字报。一次，当几个家伙正在撕我们刚贴出的大字报时，被我们逮个正着。我们二话不说，把他们拉到西南局的街面上，在大庭广众下和他们辩论，弄得几个家伙灰头土脸，直到他们认错，方才罢休。
当年的保守派红卫兵虽然在文革初期着实风光了一阵，以天生的革命接班人自居，整老师，整同学，一副要再来一次“反右”运动的架势。但他们的确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真的要和他们过不去，矛头对准了他们当官的父母。
毛泽东这次搞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往的运动居然不一样，斗争矛头似乎对“传统的阶级敌人”并不怎么感兴趣。矛头对准的是当年和他一起革命的战友，此时的名称是“党内的走资派”、“黑帮”、“修正主义分子”。这些老红卫兵的父母大都名列此榜，此时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而我们造反派红卫兵，这次则交了“跟斗运”，有伟大领袖给我们站在我们这一边，因此顺风而起，成了毛泽东用来实现他的文革战略部署的主力军。
1967年初，五中的保守派自感大势已去，没有经过几个回合，他们就作鸟兽散了。曾经被他们盘踞的校园西侧的教研楼也人去楼空，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更上一层楼”，从地下室搬到了楼上，搬到曾经天天向我们倾倒垃圾的那个房间，搬进去时，我们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1967年1月，寒风中的大地虽然冰封雪飘，中国各地却是战鼓轰鸣，狂飙骤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似乎都突然开了天眼，顿悟到权力的关键，纷纷起来，冲进了原来的高楼深院，夺取各级党政机关的权力。
上海市的造反派首开先河，于1月4日、5日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权。10日，黑龙江造反派组成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夺了省、市党政机关的大权。17日，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18日，聂元梓带领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等处夺权。[5] 21日，广东造反派夺了省、市的党政大权。
（图片取自网络， 谨此致谢）
这场全国性的“夺权”浪潮被称为“一月风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 这是公开号召全国向上海学习，进行夺权，而且是自下而上地夺权。
后之览者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这是允许老百姓自下而上地夺共产党的权。当年的造反派中，其实有的人就有点儿误会。夺权后，他们把新成立的权力机构称为“某某公社”，如“上海人民公社”，试图模仿1871年巴黎革命民众选举产生的群众权力机构“巴黎公社”。他们天真地以为，下层老百姓把当官的赶下去了，今后，可以让老百姓自己来管理自己。
但毛泽东立即纠正了这个错误，他发话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2] 权力由一种“三结合”的形式来掌控，其中包括革命干部，军队领导和左派造反者。这里很显然，造反派在这种临时权力机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月风暴刮起来后，立即吹遍全国。全中国都在夺权，到处都在上街游行，敲锣打鼓，红旗招展，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建立“革命委员会”。那时候，无论省、市、县、区、公社；无论机关、学校、厂矿、街道；也无论部、厅、局、处；各级政府，各级机构，各级组织原来的党政领导的名称统统消失，没有什么省长，市长，或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之类的名号了。夺权后，都称革命委员会，没有资格称的，也得叫革命委员会（筹）。四川由于造反派内斗厉害，1967年的春天，成立的就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简称“省革筹”。
风暴自然也刮到了我们五中校园，五中的造反派也决定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夺权。但是，一群中学生并不清楚该如何夺权。还算冷静的是，此时的五中“革联指”作了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是：面对当时社会上，造反派彼此矛盾已经日趋尖锐的局面，五中“革联指”在征求大家一致同意后，决定不介入。我们团结起来，权威就更大，为夺权奠定了基础。
第二项决定是：按照当时所谓的“三结合“模式，把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孙怡谋解放出来，他1965年才调来学校任职，校内结怨不多，老师们都同意他的复出。于是，由革命干部，造反派教师代表（当时称红教工）和造反派学生代表，即“革联指”，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三结合夺权机构：“成都五中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
“夺权委员会”成立后，俨然以学校的权力机构自居，立即发布了第一号“通令”。通令宣布，学校的一切大权归“夺权委员会”，校长，主任，教职员工都必须来此报到，坚守工作岗位。
至此，五中的校文革寿终正寝，学校由一群老师、学生，外加一个革命干部掌控起来。
参考文献
[1]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1967-01-16。
[2] 革命委员会,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