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三面红旗下

我的家——三面红旗之下                                                 刘海鸥

 

据上面说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实际上,所谓的“大跃进”是来自上面的强力推动。一九五八年二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钢产量要翻一番,达到一零七零万吨。霎时间土法上马的小炼钢炉遍布中华大地,黑天白日地腾烧。老百姓把家中所有的钢铁用具捐献出来,以钢铁“炼”钢铁。农业产量也要大跃进,计划年产七千亿斤。“鼓舞人心”的消息不断从《人民日报》散发全国——水稻小麦亩产达到一万斤五万斤十万斤……。

大街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漫天飞舞。收音机大喇叭反复播送的歌曲激荡人心:“跃进跃大跃进,大家都来比先进赶先进。十五年内要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嗨吼嗨吼嗨吼,十五年十五年嘿嘿十五年!”人们真的相信,就像街上的宣传画一样,不久的将来戴着高帽子的大鼻子英国佬就要爬在中国人民的屁股后面哭泣。还有许诺说,赶上了英美,中国就会跨进共产主义的天堂。在充分发挥了想象力之后,人们对天堂的描述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那一年真是全中国人民的盛大节日

孩子们也卷入了这股狂风,我们把家里与钢铁沾边的东西贡献给学校,从炒菜锅铲到削铅笔的小刀。姐妹几个为了抢家里的那点铁家伙差点打出人命。阿巧则因为没有炊具急得跳脚。走在路上我勾着头看着脚底下,这回不是找铜钱了,是找埋在地下的铁钉铁丝。

不知道上听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引导着全国上下陷入了一种伴随着空话假话吹牛浮夸的任意状态。后来无数文章描述过那个疯狂的时代,不需多费笔墨。

我家为大跃进做的最大贡献是房子。在高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赞歌中,人民公社遍地开花,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街道。我们家的四合院是私有财产,不符合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本质特点。街道动员我们家献出房子。他们提出了几个方案供选择,或者办街道工厂,或办公共食堂,或办幼儿园。形势逼人,到处都在“拔资产阶级的白旗”,私房就是最大的白旗。父母不敢把着资产阶级的阵地紧紧不放,尤其妈妈还是个共产党员。

他们决定贡献东屋的几间房子。一想起这个静谧的小院将大门洞开,机器声隆隆震耳,或者打饭的人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再或者一院子小孩哭闹声不绝于耳,我们几个孩子首先就举手反对。不知父母怎么和街道商量的,街道十分通情达理(这要得益于平时爸爸妈妈在胡同里的人缘好),没有在我们院建立工厂食堂幼儿园,只是安插了一家人住进来。

搬进来的住户人口简单,夫妻两人。两个人的名声都不好,据说过去女的是妓女(我这里用了“名声不好”一词,是按当时大众的道德标准来说的,当过妓女的人从来都倍受歧视),男的过去是地痞流氓。就那个年代而言,两个人很“开放”,女的在屋里只穿乳罩内裤,蜂腰巨臀很吓人,整天莺声燕语喊“亲爱的”。男的高大黑粗,连毛胡子,一下班就抱起女人在屋里亲吻转圈,不避讳我们小孩看见。妈妈还真有些担心,不允许我们去他们家。

好在他们与我家相安无事。女房客就在隆福寺街点心店卖糕点。“困难时期”店里有时卖高级点心,她会预先通知我们。高级点心五块钱一斤,十倍于普通点心。就这样铺子里还是挤满了人,要排大长队一两个小时才能买到。轮到我们时,女房客就把秤杆打得高高的,我们觉得占了莫大的便宜,高兴得不得了。

只有阿巧不高兴。东屋本来是她一个人享用的,房客来了以后,她不得不搬到只有七八平米大小的厨房居住。厨房里一口大灶,一个水池之外,再加上一张床,一张桌子,已经满得打不开转身。阿巧心里非常不平衡,更是看不上两口子的作派,又痛恨这样“下贱”的人竟然占了她的屋子,每经过东屋窗下,都要“呸呸”啐两口吐沫以驱邪气。

这家人一住进来就要交房租,妈妈不敢收。共产党员收租,这不真成了剥削阶级?可是房客坚持说,如果不收,他们就不住。妈妈只好收下了,心里暗自乞求,还是你们住在这儿吧。因为收房租,文革中父母在各自的单位没有少挨批判少做检讨。

文革一开始房客就搬走了。据说男的是逃亡地主,被遣返回乡。女的也不知去了哪里。阿巧仍然没能住回东屋,因为街道马上又安插进来一个六口之家。

大跃进中我们家还有另一杆“白旗”要拔掉,就是“雇用保姆”。妈妈的机关都知道共产党员汪容之雇用保姆的“剥削阶级”行为,因为妈妈太好客,在歌舞升平的年代,经常把一个科室的人都招来,享受阿巧的精美厨艺。曾几何时,吃得美美的阿姨们和他们的丈夫孩子的赞誉声充满庭院,如今这些都变成了剥削的证据。妈妈不得不辞退了阿巧,还写了检讨书,做了检查。阿巧被分配到街道食堂做饭,干了几天心里充满怨气,厨艺不能发挥,不过是当个和面炒菜的机器。更可气的是从早到晚都有人来打饭,人人的胃口变成了吃不够的无底洞。阿巧跑来指责妈妈:“我一心一意待你们家,你们怎么能说不要我就不要我啦!”妈妈叹气,和她解释不清。

阿巧

其实阿巧根本不愁找不到东家。她在当时的保姆圈也算是“名保姆”呢,她的工资“级别”是保姆中最高的,月薪四十五元。有人不怕那一套,敢用保姆。辞了食堂的工作阿巧马上就找到了新的主人——在焦菊隐家当保姆,后来又到一个文化部副部长家,再后来又到杜聿明家……总之都是大人物,但是她没有一个满意的,回到我家就抱怨。不管在她哪里当保姆,我们家都是她的根据地,她住着我们提供的房子,永远可以自由进出我们家。碰上菜市场卖俏货,一定替我们买上一份绕道捎来。如果休假,她自愿给我们做一顿饭。文革中家里就剩了我一个人,阿巧也失业了,那时真没有人敢于雇佣保姆。那些年我们两个相依为命(阿巧的故事《自梳女阿巧》在我的博客里,有兴趣者欢迎光临)。

 

“大跃进”合乎逻辑地带来了大饥荒。下面应该是关于大饥荒的章节《有几个饥儿饿殍》几个月前已经在博客里发表,有兴趣的可以到“铿锵猪”的博客中阅读,文章分类是《半壁家园》。这里只贴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中穿格子衣服的女孩娜莎是我的堂姐,她父母,即我的姑姑姑父在大饥荒中因饥饿惨死(《有几个饥儿饿殍》中有详述)娜莎幸好早已过继给了她大伯,逃过一劫。这张照片照于1956年初,谁能想到三年之后灾难会降临到谁头上呢。 

      

       节自《半壁家园》

 

林向田 发表评论于
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把家里做饭的锅都拿出来炼钢!
格利 发表评论于
造孽啊
xiaoge 发表评论于
我家也是文革开始保姆被说成是乡下的逃亡地主婆,被逼离开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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