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能折腾的小姑娘
五十年代初我家搬进了景山后街碾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我的儿童时代最愉快的记忆全部藏在这个院子里。
大门洞的右手有一间小房，住着秀兰一家。
左手四间南房，住着王大娘一家。北房五间，住着房东一家。东屋刘老太和她的儿子住了两间，还有单独一小间住着我的堂哥玉海。西屋是小牛一家。北屋的后面还有一个小屋子还住着墨嘉一家人。
院子的西边还有一个西院，南屋住的是曹老先生和太太，西屋住着林先生一家人，北屋就是我们家了。
我从小就爱折腾，不过这种折腾往往是和好奇心、求知欲相伴随的。
院子里就我家有收音机，北京人叫“话匣子”，是爸爸到派出所开了证明才买来的。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西院的邻居都可以听见。我很奇怪，一个小小的匣子为什么能说能唱？南院的大娘说话匣子里有小人，这更让我好奇，一天我捅开收音机后面的遮挡，只看见一堆落满灰尘的零件和电线。
家里的书特别多，多是外文书，是爸爸几十年来收集的。书架是白茬木包装箱搭成的。我们就在木箱的包围中睡觉。妈妈特重视我们的文化教育，她在全国妇联保卫儿童委员会工作，可以收到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儿童书籍，每隔一两天她就借回一批书给我们看。还给我们订了《小朋友》、《儿童时代》好几种杂志。
爸爸的办公桌上永远摆放着一叠写满译文的稿纸，有一次我爬上桌子拿起蘸水钢笔，想学他的样子写字，一下子扳倒了墨水瓶，稿纸顿时被染得墨蓝，还洇透了好几张。我知道闯了大祸，立即逃出房屋，到院里大娘家避难。这些被墨水洇蓝的稿纸，是爸爸正在翻译的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爸爸有两套苏联出版的画册，十分珍爱，不许我们碰。一次我趁大人不在家偷偷打开画册。翻过几张怡人的画片，一幅恐怖的画面赫然跳入我的眼帘——一个老头两眼惊恐绝望，抱着一个满头是血的人跪在地上（掉地上那张）。我吓得尖叫一声，窜出房间，跑到大娘家躲起来。我长大一些才知道那幅画是列宾的名作《伊凡雷帝弑子》（也叫《1581年11月16日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儿子》）。
一天妈妈从单位借来几套少数民族的儿童服装，给我们打扮起来照相。海燕是彝族，克阳是朝鲜族，元元是蒙古族（实际上元元还小，放在托儿所没接回来，穿蒙族衣服的是别人家的小孩）。我穿得最漂亮，但是谁也说不出是哪一族的服装。至少我们知道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
我经常不听大人“拍花子拐小孩”的告诫，独自到景山东街的小人书摊租本书看。一天正看得入迷，一个穿着肮脏长袍的老头向我走来。和大人所描述的拍花子形象一模一样。他一步一步走近我，我想完了，要跟拍花子走了。
老头跟我说：“小朋友，不要怕，你知道毛主席吗？”我点点头。老头说：“我是毛主席的老师。”我不相信，如果他是毛主席的老师，为什么破衣烂衫？我匆匆还了书，落荒而逃。
后来学了课文《我的老师徐特立》，想，也许他真的就是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呢？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市民吃的用的是井水，家家进门摆着一个大水缸。我们胡同每隔一两天有个驼背的老头推着一辆木头水车送水。水车停在门口，取掉水箱上的木塞让水流进水桶里，然后驼背老头挑着水桶给各家的水缸灌满。我觉得，老头背上的大鼓包，一定是挑水压出来的。
老尹推着一辆车卖冰盏。冬天，他的车上装着一瓶瓶的红果酪、蜜渍榅桲、海棠蜜饯，红的粉的橘黄的，色彩诱人，一千元一碗，孩子们买不起。老尹为孩子们带来了“糊涂糕”，那是煮红果剩下的渣滓，二百元（二分）一勺，清凉甜酸。每次他来，我一定要买一份。
有一个吹糖人的，用空心麦秸挑起一拖糖稀，边吹边捏，几下子就捏出一只猪、老鼠、公鸡，这些糖稀杰作对我们来说都是极端的奢侈品。吹糖人的也有为小孩子准备的经济食品——用麦秆挑起一点糖稀，鼓起腮帮子一吹，吹出一个糖气球，两百元一个。妈妈禁止我买，说脏，但是只要吹糖人的来，总能从我这里赚上两百元。
胡同里经常穿梭来往的还有各种工匠磨剪子磨刀的，锔缸锔碗的，焊洋铁壶的，修理雨旱伞的……有一次磨刀人来了，我拿了一把小刀去磨，磨好后磨刀人嘱咐我千万不要碰刀刃。凡是大人叮嘱的事，我总是不相信，我用手指一抹刀口，立时一个大口子，鲜血冒出来。
王大娘住在南院，早年守寡，还要独自侍养公公婆婆和四个孩子。妈妈请她帮我家做些家务和照看我。大娘永远带着慈祥宽厚的微笑，她的笑容就成了我撒娇耍赖的通行证。星期一早上大娘给我穿衣服鞋袜，因为要上托儿所，我心气不顺，蹬着腿嚷嚷：“袜子穿反了。”大娘查查：“没有反啊。”我说：“左右反了。”大娘笑了：“嗬，袜子还分左右呢。”便给我脱下来重新穿过。
虽然我任性调皮，但是已经把大娘当成了妈妈以外最亲近的人，我把她的家当作我的另一个家。看她和面做窝头，等到窝头下屉，满屋是玉米香味的蒸汽。大娘必定掰给我一块，加上几根酱疙瘩丝或者雪里蕻，别提多香了，可这是大娘家日复一日的饭食。
大娘的婆婆我叫老奶奶。一个晚上父母出去看电影，把我放在大娘家，我看见了老奶小脚的秘密。她揭开一层层的裹脚布，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脚面鼓起一个大包，没有一个脚趾看得出形状，没有一个脚趾头在应有的位置上，你挤我挨凑成一个尖状物。老奶咧着嘴剪趾甲，她“咝”一声，我跟着抽一口气，问：“疼吗？”老奶说：“造孽呀。”
东屋住着刘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刘老师。刘老太脾气相当古怪，每次我到她家，她就挥舞着菜刀或笤帚把我赶走。我“冒死”闯入她家是为了她的儿子刘老师。刘老师大约二十来岁，面孔白俊，和小孩子说话时认真地注视着对方，流露着慈蔼和善解人意的目光。这种目光时常让我怦然心动（才六岁左右啊，谁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那就错了）。我渴望多受他一次注目。
院子东南角住着我的堂哥玉海，我叫他二哥。他参加了朝鲜战争，1952年因为受伤从朝鲜战场回来。二哥经常讲朝鲜战场上的事情，见人就撩起裤腿亮出枪伤。他还说亲眼看见美国鬼子抓了志愿军或朝鲜人竟然活活剥皮。我听了吓得浑身打颤，那时社会上盛传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而且是原子战，担心战争爆发成为幼小心灵中唯一的一片阴云。
二哥经常带我出去玩，逛前门大栅栏、天桥。我们在天桥一逛就是一天，看耍猴儿的，打把式的，卖狗皮膏药的，还有变戏法的，披着长袍一打滚就捧出一碗面条、一缸金鱼甚至一只大缸。然后逛戏园子，嗑着瓜子看《柜中缘》。跟着二哥我首次接触了真正的老北京文化。
西屋林家的小女孩叫小乖，比我小一两岁。有一次我欺负了小乖，小乖妈上门告状来了。我迅速钻到八仙桌底下，像狗一样蹲着，虽无遮拦，却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罪责。小乖妈两手谦恭地放在胸前，说话非常客气，声音也好听父母道了歉，答应要好好地管教我，她很感激地离开了。
还有一件事我得说说，印象太深了。一天街坊大婶到大娘家串门，说胡同里有一家小两口被煤气熏死了。大婶绘声绘色地说，人死了男的……还在女的……里面，分都分不开。我吓坏了，问大娘他们是坏蛋吗？大娘含糊其辞地说是。第一次听到的男女之事就以坏蛋的概念留在脑子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