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孩子们的黄金时代 刘海鸥
四合院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苏联东欧文学编辑部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舒芜先生说：“这个部集中了国内俄文翻译方面的五个一流人才——金人、刘辽逸、许磊然、蒋路、伍孟昌。”舒芜先生称他们为“五大明星”。
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社意识到了不能就这么白白地浪费了翻译家资源，设立了外文编译所，翻译家们可以在编辑工作之外自己搞翻译了。
编译所部分同事。右至左：爸爸、何守礼、文洁若、许磊然、赵蔚青、
伍孟昌、蒋路、陆风、孙绳武
爸爸到了编译所，终于有时间翻译长篇著作了。他甚至可以在家工作，不需坐班。
有了在家翻译的自由，还需要在家翻译的条件。我们住在东城区的碾儿胡同。院子里共有九户人家，在外做事的少，在家操持的多，还有十七八个孩子窜来窜去。院子里多数时候闹闹嚷嚷。邻里时常发生纠纷，还都愿意找我爸爸妈妈去主持公道，他们算是院里最有学问的人。父母和各家处得都很好，但是并不有利于爸爸的工作，他决定买自己的房子。
那些年妈妈也在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她的俄语已经达到可以独立翻译的水平了，当然最后的校对工作还是爸爸的。一九五二年，妈妈一天下班坐三轮车，不慎翻车，右臂从肘关节断裂。协和医院在断裂处钉铆了两颗大钢钉。在休养的这段时间，妈妈用左手写字，翻译了两本苏联儿童教育的书籍：舍罗瓦洛夫等人的《三岁前儿童的集体教养》、马卡连科的《家庭与学校的儿童教育》。这些书都与她的儿童工作有关。
一九四九年后实行了一阵供给制（爸爸的供给是“二百斤小米”），又开始对知识分子实行高稿酬制，再加上苏联文学正风靡中国大地，翻译稿酬最高。父母两人的收入颇为丰厚。
一九五五年爸爸在市中心的一条叫崔府夹道的小胡同里用稿费买了一个四合院，花费五千九百元。胡同外是传统庙会街隆福寺，出了街往南走不远就是有名的王府井。四合院虽然地处闹市，却是曲径通幽闹中取静。
院子不算大，但是具备了四合院的基本格局，规整四至。房间也不算太大，但高敞明亮。三间正北房，由半米多高的石基抬起，一水青砖，高脊飞檐。房内两明一暗，明暗间由雕花木板墙隔开。北房两侧各有跨院，东跨院有间厨房。西跨院有两间耳房，内有过道与正北房相通。耳房的后面是卫生间。妈妈住在北屋的耳房。我们姐妹四人住在正北房。爸爸住西屋三间，一间办公，一间睡觉，一间待客。保姆阿巧（何宝珠）住东房两间。搬家前爸爸又花了五千元作了大规模的装修。房间的青砖地都换成了花砖地。各屋都装上了暖气片。厨房装置了烧暖气的锅炉和一个两眼大灶。卫生间里安装了当时极为少见的白瓷洗脸池、大浴缸、花洒和抽水马桶。院子里还有一张崭新的乒乓球台。在五十年代，比起一般人家来，这样的家庭真是奢侈得很了。我的一个同学来玩儿，抽了一口气说：“你们家怎么像资本家一样阔气啊！”
四合院里的南屋还住着一家人，原来的女房主，她的丈夫是个国民党军官，关在监狱里。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儿女和老母亲生活，过不下去了，就卖了房子。爸爸本来是买的整个四合院，我们搬进去时原房主说先缓一缓，等找到地方就搬。
没过一两年，原房主家连死了三个人，先是丈夫死在监狱，然后是老太太去世，再后来是儿子老四得怪病死去。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打算搬家了，在大门以南打了一段墙，他们自己开了一个小门自成一院。四合院变成“三合院”。
爸爸的书房
四合院也罢，三合院也罢，我们都很喜爱，因为那是我们自家的独门独院，一家人够住了，并且因为它的小巧严紧让住在不同房间的家人有一种亲密的联系。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四合院。
爸爸在院子里栽种了许多果树，有葡萄、桃树、梨树、柿子树、石榴树、核桃树、枣树。春天繁花压枝，秋天鲜果累累。阿巧养了一群小鸡，鸡们追逐嬉戏，逐渐啼鸣下蛋，孵化幼雏，把个院子吵得热热闹闹。阿巧原来的主人一直欠着她工钱，拿了一口明代茶叶末釉青色大缸抵账。阿巧搬来放在院子当中，里面养了十几条小鱼。游鱼戏水草，碧水映蓝天。我们的院子正应了北京人说的：“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不过得把狗换成鸡。
爸爸的西屋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对我们来说那里有无数的宝藏，每次去都可以发现新鲜的东西。一进门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堂，是于右任送给我三爷爷的手书真迹：“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旁边是书柜，一柜子中文书，一柜子俄文书。外文书店定期寄来爸爸订购的俄文书——苏联大百科全书、最新版苏俄文学作品、苏俄名画家画册——都是装帧极其精美的。
西屋北间是书房，有一张又宽又大的书桌，是菲律宾木的，边沿有雕花装饰，两头沉，雕花门，有很多抽屉（这张桌子是爸爸的三叔刘逸南在三十年代购买的。一套，还有一个大衣柜、一个酒柜，刘逸南离开后东西留在后泥漥的家里，有专人看管，买了四合院后爸爸搬了回来）。桌上东西堆得满满的，中间是稿纸、原著和词典，两边堆放着书报杂志。我们都喜欢不时到书房“巡视”一番，和爸爸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尤其是在冬天，屋子里暖烘烘的，微微散发着香烟的味道，这味道极为亲切，总是难忘。
如果爸爸不在家，我们就有了溜进去翻箱倒柜的机会。一个个抽屉打开，永远不会失望，永远会发现新奇的东西。多用美国小刀、老式烟斗、粗糙的玉佩、不修边幅的石质砚台、木雕的俄国黑熊、数不清的苏联画报、杂志报纸……翻够了，就拿起一本杂志窝在沙发里阅读。我最爱看的是《民间文学》，与我的理解能力相符。
爸爸还有一个老式手摇留声机，一大摞唱片。唱片为两类，河南梆子和苏俄歌曲，一土一洋，两个极端，都是他最喜爱的。爸爸听河南梆子的时候更多，常香玉的“穆桂英挂帅”、“拷红”，崔兰田的“秦香莲”、“三上轿”……他从小就在庙会上听河南梆子，对这一剧种特别有感情。那时我们都在看苏联小说，交苏联朋友，听苏联歌曲，实在接受不了梆子戏那带有泥土味道的唱腔，却不料这唱腔已经潜移默化到我的骨子里。多少年后，我唯一沉醉其中的戏曲便是豫剧。高中时有一年的新年联欢会上我甚至给大家演唱了一段“拷红”。
当我开始迷恋上苏俄歌曲后，惊喜地发现家里原来有个苏俄唱片的宝库。全是从国际书店买来的苏联原版唱片。《茫茫大草原》、《从前是这样》、《遥远，遥远》……听得我如醉如痴。海燕更是经常带一帮同学来，坐在爸爸屋里欣赏苏联唱片。她的同学惊奇地说：“哎呀，你们家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后来的几十年我不知多少次地梦见爸爸的西屋。梦中我在爸爸的书桌上翻找，总想把积压的报纸杂志看完，却总是整理不出头绪。
有了自己的书房，爸爸好像更忙。除了上班，他在书房里难得出来。在这个期间他翻译了不少东西，可是对自己翻译过的东西没有记录。爸爸去世后，我想写写他的工作，竟然不知道他都翻译过一些什么著作。跑到出版社人事处要了他的履历表，在自传那一栏中，他列出的这一辈子翻译的著作只有十二本。也许他对这十二本最满意？也许他觉得，除了这十二本，其它的都谈不上译作，都是属于“誓死不译”的那些东西，不值一提？都不是，他没有记录，只记得这几本。经过多年的网上搜集，我才发现那一段时间，他的译作真不少。有普希金的《杜布洛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果戈理的《外套》、高尔基的《童年》、安东诺夫的《安东诺夫短篇小说集》（合译）、《春》、阿扎耶夫的《难分难舍的会见》、西蒙诺夫的《生活的真理》、高尔基的《福马·高尔杰耶夫》（译了一部分，后交给别人译）、《安全检查员》、《俄罗斯森林》（译了十多万字后，交给别人）、与蒋路先生合译的《俄国文学史》三卷本、与别人合译的谢列布里雅科娃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还有一些杂碎，如留里科夫的报告、《文学语言中的几个问题》、《第二次全苏青年作家代表会议报告及发言集》。列夫·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也在反复多次的修改中问世了。爸爸说在他所有译作中他对《杜布罗夫斯基》和《哈吉·穆拉特》这两部的翻译最满意。
高朋满座
爸爸妈妈都喜欢交友。爸爸平和宽容，虽然不善言谈，照样宾客如云。妈妈热情好客，人又开朗率直，客人来了谈笑风生。家里总是高朋满座（说高朋并非高贵的名流，只不过是朗读上的顺口，如果说朋友满座，从语气上总觉得弱了点）。最常来往的有王家骧、陈原、陈占元、陈山、袁恩恒……都是患难与共几十年的朋友。周末或者我们一家浩浩荡荡去做客，或者他们一家大小，有时几家联合来我家聚会。每到这时候是我们小孩子快乐的节日。
王家骧叔叔也是出版社俄文翻译，他是爸爸的大学同学，以前我说过他们从西安到城固的路上王家骧曾在一棵竹子上刻字“朋友，战斗！”王叔叔身材颀长，总是眯眯笑着。对我们小孩说话态度和蔼甚至谦恭，和对大人说话一样，更赢得我们对他的尊敬。他的太太郭良琛阿姨是最受小孩子欢迎的人，她是小学特级教师，非常会和孩子打交道，每次来访孩子们就把她团团围住，听她绘声绘色地讲《美丽的华西里沙》、《青蛙公主》、《伊凡王子》之类的童话故事。一九六五年爸爸妈妈都去搞四清，一个在河南安阳一个在湖北武汉，姐姐去了新疆，家里只剩下三个十几岁的女孩子。王家骧叔叔主动搬到我家来住。爸爸知道了十分感动，他在日记里写道：
“接家骧来信，很受感动，他为了使我三个孩子晚上平安，临时搬到西屋住几天。不知为什么，在京社内，朋友的来信至多看两遍，在这儿接到朋友的信，感到特别亲切，再三再四地看。……老想着这儿能有家骧或其他的好友一起工作就好了，有时能说说知心话。老了，要珍视友谊，像家骧、士铭等，就是亲骨肉了。其他友人，如磊然，甚至连金人等也是最可贵的，千万要重视这一点！”
信中所说的士铭是爸爸的大学同学及好朋友，姓余。当年爸爸被捕后由他接替了大学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后来余士铭叔叔调到贵州工作，两个人几十年信件来往，谈理想、社会、哲学……可以出另一类型的“两地书”。
袁恩恒伯伯和爸爸当年同在重庆汤家坨做翻译时就是好友。袁伯伯十分有绅士派头，他的长相就很西方化，有点像好莱坞的演员。文革前常骑一辆摩托车，到东单体育馆打网球。夫人张致美长得也很洋气，令我们孩子有点不敢亲近。他们和爸爸妈妈谈得十分融洽，我们则和他的独生儿子（那个年代只生一个，也有点洋派）老虎玩作一堆。关于袁伯伯，我有一件事记得太清楚了。那是大饥荒时期，有一天他单独来我家和爸爸谈话，皱着眉头低声细语。午饭时间到了，那时候人人粮食定量有限，谁也不会在别人家吃饭。我喜欢袁伯伯，衷心希望他在我家吃一顿饭。家里有一个鸡蛋，一点面粉，正好够他们两个人吃。我刚刚学着自己做饭，用鸡蛋和好面，擀成片，叠起来，切成条。一不留神，菜刀切掉了食指半个指甲，血染在案板上。爸爸和袁伯伯闻声跑到厨房。袁伯伯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痛楚，只是重复着：“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我从中听出了一种省略了主语的质问。煮出来的面条，袁伯伯一口也没有吃。
陈原余迪（即前面提到的余彩秀）夫妇和陈占元郑学诗夫妇更是我家的常客。三家人最喜欢一起在北京大学陈占元伯伯的寓所聚会。在燕园一个长着竹林的四合院里，三家人十几个孩子玩得兴高采烈。大人们用广东话大声说笑。陈原叔叔谈吐最为机智幽默，他的长相就很逗笑，笑起来两眼和嘴几乎形成了一个圆圈。余迪阿姨描述陈原叔叔欣赏外国古典音乐的情景，要躺在地上听，听到感动处，竟在地上打滚。至情至性。他的孩子和我们上同一个小学和中学，一个个超常的聪明。饭后陈占元伯伯带着我们散步未名湖畔，在一些小桥竹林边照相。
如果在我家聚会，重头戏是那顿饭。我家的阿巧视为重大节日，大显身手。她会从厨房与北屋相通的小窗口里变戏法一样传出满满一桌子佳肴，广东风味。客人们大快朵颐，赞不绝口。
互访的次数随着时局的严峻越来越稀少。记得一九五八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聚会了，只有大人们个别地走动，嘁嘁喳喳地低声谈话。
黄金时代
这一段生活，是我们几个孩子最幸福和难忘的时光。妈妈总是捧着我们的脸说：“黄金时代，黄金时代。” 当然，她指的是我们的年龄阶段。
四姐妹快乐的春节
我们住在正北屋， 四张小床并列（那时屋里的摆设也真不讲究，一进正厅门就是四张床）。东边靠窗有一张特大书桌，是“两头沉”，前后两面共有四摞抽屉，我们姐妹四个一人使用半边，每人拥有四个抽屉。这张桌子承载了我们全部的文化生活。
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学习甚少过问，但是关心我们的知识增长。家里订阅了几十种书报杂志，属于我们的有《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少年儿童画报》、《新少年报》、《中国少年报》、《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等。我们也爱看大人的杂志《民间文学》、《人民文学》、《新观察》、《收获》、《译文》（《世界文学》）……
星期六的晚上爸爸妈妈去看话剧，留下两毛钱，我们去猪市大街十字路口的小人书铺租书。租书铺的老板、老板娘和他们的儿子女儿长得都一个样，个个一脸横肉，凶神恶煞，但挡不住我们租书的热情。在铺子里看，一分钱一本，租回家二分。我们租十本回家，在昏天黑地的阅读中度过夜晚。星期日我们会得到一元的买书钱，欢天喜地地到王府井的儿童书店去挑选最新出版的书籍。有一次书都挑好了，结账时发现钱丢了。海燕一路大哭着回家，几个妹妹沮丧地尾随其后。看到这幅狼狈相，妈妈又给了我们一元钱。
逐渐地，我们的小人书有了上千本，“字书”几百本。妈妈下班后还常常给我们带回来一摞儿童读物，是从她的保卫儿童委员会借的。这个全国唯一的儿童机构，收集了所有新出版的儿童读物。那时的儿童读物还很贫乏，但是汇集到一起，为数也不少。《我和小荣》、《雪花飘飘》、《小矿工》、《小加的经历》、《长长的流水》这些书伴随着我们成长。
爸爸妈妈希望我们个个成才，但是并不规定应该读这本书或不该读那本书，只是由着我们在书本的浩瀚海洋中游泳。他们也从来不要求我们这么做或者那么做，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但是他们的生活、为人、甚至看来不经意的小事有时竟会象细雨润物一般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一九五八年妈妈去党校学习一年。每天晚上，爸爸到我们四个女儿的卧室，给我们讲故事。他订了一份苏联杂志叫《星火》，里面有长篇反间谍小说《一颗铜钮扣》的连载。每天再忙他也要抽出时间阅读一段，看一段给我们讲一段。那杂志是俄文的，阅读起来必是占据了他很多时间。故事内容早已记不得了。记得的是，我们就盼望着早早上床，躺在被窝里，爸爸坐在某个孩子的床边，绘声绘色地讲着，我们睁大眼睛听得瞌睡全无。那是我们和爸爸相处的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一个暑假，爸爸见我们得闲无事，拿出一大摞画报和杂志说：“这些东西没用了，你们挑一些好看的画片剪下来保存起来吧。”都是些高品位的杂志，《星火》、《苏联画报》，还有法国共产党办的《苏联研究》。里面有许多精美高雅的风景图片、生活照和名画介绍，体现着苏联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相比之下，现在西方杂志或伪西方杂志里充塞眼目的图片煽情，商业化，科技化，脱离生活，缺乏人性味道或缺少深刻寓意。那个暑假把我们忙坏了。我们精挑细“剪”把这些图片分门别类贴了几大本，有世界名画、各国风景、人物造型，还有一本电影明星。爸爸用他漂亮的书法在封面上题字命名。那本电影明星的剪辑爸爸题“影星荟萃”。这些画册让我们的同学和朋友爱不释手，传来借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二零零二年，姐姐的一个同学从国外回来，还特地来问我们，那些画册还在吗？可惜的是，有一些画册不知道传到谁那里，再也没有回来；另一些经过文化大浩劫，早已不知落入何方。虽然如此，收集画片的活动本身已经提高了我们的审美能力，也陶冶了我们的情操。
全家福。（1957年初）
